1913年的二次革命开创了中国的第一例以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从此中国就陷入了内战的深渊。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收获颇丰，首先扩大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的统治区域：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正式被北洋政府统辖，北洋的统治区域首次达到长江流域；其次，打击了政敌。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的主要对手国民党已经流亡日本了，他现在就开始谋划剩下的两个敌人：陆振华和黎元洪。最后，北洋获得东南财富之地，充足的赋税可以使袁世凯继续扩充他赖以生存的北洋军了，到年底北洋军已经扩充到15个师和大约10个混成旅。袁书凯开始嫌弃议会和内阁碍手碍脚了，在大量的军队和充足的赋税令袁世凯开始谋划自己的独裁之路，他要集中权利。
袁世凯开始筹划权力集中。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将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
根据《临时约法》，先由国会制定正式宪法，然后根据宪法选举正式总统。其时，国会里国民党还占着多数，为了取得国民党的支持，袁世凯的做法是威逼利诱。在袁世凯的策动下，大批国民党员纷纷发表声明脱党，有的还转而投靠进步党。
为了迎合袁世凯的心意，议员们告诉老袁，可以先选正式大总统后制定宪法，当年民主国家美国就是这么干的。既然议员们提出了“倒装把戏”，国会就匆匆起草了一个《总统选举法》，10月4日公布，10月6日正式选举。为了陪衬总统，国会把“共和元勋”黎元洪拉出来，作为竞选对手。
10月6日上午，到会议员759人，按规定得票必须超过四分之三，即570票才能当选。但由于是无记名投票，仍有不少议员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票471张，第二轮投票得票497张，均未能达到法定的多数。
按照《总统选举法》，两轮投票未能选出，应延至第二天再选。袁世凯的手下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意外”，提前“动员”了3000多人的“公民团”。据《北洋史话》描述，这些人由便衣警察、宪兵组成，他们围堵在国会门口，大喊：“选不出总统不许出场”、“我们要袁大总统当选”等口号。这可苦了议员们，一天未曾进食不说，有的大烟瘾发作，涕泪交流。无奈之下，主席只好宣布，接着再选。按照规定，第三轮只要过半数即可当选。议员们强打精神，忍饥挨饿，匆匆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507张，终于当选。
选举“闹剧”结束后，场外“公民团”高喊“袁大总统万岁”，然后领赏去了。可怜那些饥寒交迫的议员一直到晚上10点才恢复自由。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时，参议院全票通过，相当风光。现在选正式大总统，三轮投票才勉强当选，袁世凯有点恼羞成怒，决定解散国民党。没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前，袁世凯还需要借助国民党籍议员为他办理法律手续，现在袁世凯已经是正式大总统了，这些国民党籍议员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按照袁世凯的想法，国会中的国民党员早就是一盘散沙，不会有任何阻力。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反对解散国民党的恰恰是国民党的对手进步党。这样一来，所谓国会就无法满足法定人数。虽然进步党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好感，但他们有个底线，就是要维护共和体制，哪怕这个共和只是个空壳子。如果国民党是非法的，国会肯定因人数不足而垮台，进步党生存的政治空间也就不存在了。袁世凯以“乱党首魁与乱党议员潜相构煽”为由解散国民党，所有机关和支部也被勒令解散，有438名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资格，收缴证件。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坛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瞬间土崩瓦解。
这样一来，所谓国会就无法满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会。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虽然愤慨，但也无可奈何。2月12日，“名流内阁”倒台。
1914年3月18日为了装点门面，袁世凯搞了一个由社会名流和政客组成的“约法会议”，负责起草《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这部《中华民国约法》公布。
关于这部《中华民国约法》，各学界评价相当低，一言以蔽之：已经几乎体现不出共和含义，而充满了独裁味道。
袁世凯在谋划政治事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地方实力派的的打压，首先袁世凯就任命陆振华为北疆巡阅使，将山西都督的职务给了新近投靠的阎锡山，接着又任命冯玉祥为赤峰镇守使，结果是陆振华既不反对也不承认，阎锡山和冯玉祥二人都跑到天津居下不去赴任。陆振华同样将派人将张强击毙在大总统府门口，这也使袁世凯暂时放弃了对付陆振华的打算。
但是黎元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13年12月，袁派段祺瑞到湖北。段祺瑞在汉口下火车后渡江见黎元洪，商量整顿军队之事。公务了结，黎元洪送段祺瑞过江上火车。不料两人上车之后段祺瑞反而下车，把副总统留在车上。与此同时任命段祺瑞代湖北都督的总统令也就下来了。原来段祺瑞将黎元洪扣在火车里了，直接押送到北京去了。但两个月后袁世凯又令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段祺瑞回陆军总长任上，他这个湖北都督，纯属过渡。
从1914年5月起，袁世凯按照新约法，更准确地说是随心所欲地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组。5月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政事堂的权限略仿照前清军机处，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袁世凯实行独裁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制造派系，利用矛盾，使其互相牵制。政事堂除设国务卿外，还有左右丞二人，其地位略低于国务卿，也直接对袁世凯负责，用来防止出现国务卿专擅的局面。袁世凯以秘书厅原班底成立了一个内史监，专门负责办理关于大总统切身政务机密者。
1914年5月8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而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了进一步直接控制军权，不久，袁世凯就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决定在统率办事处下另行编练模范师。6月30日，袁世凯又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仅为统率办事处派出代管当地驻军的指挥官。
5月23日正式公布。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裁撤各省内务、实业、教育各司，于巡按使署政务厅之下设置总务、实业、教育各科。规定巡按使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命，不许保荐。
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有力的打击了地方势力，改善了了中央财政，但是也出动了北洋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在袁世凯还能有权威的时候没有什么显现，一旦显现就会彻底的瓦解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就在袁世凯大规模的进行中央集权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对手孙文也开始了他的毁党再造党的集权运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非由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党人自由散漫，不肯听党魁的话，特别埋怨黄兴自以为是、独断独行，以致坐失良机，受制于人。他打算毁党造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然后致力于“三次革命”。对于“三次革命”，他认为日本为中国紧邻，应当主动争取日本的援助，“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并非真正的失败，不过是金钱暴力暂时战胜公理正义而已。他承认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虚骄成风，为国人所不谅，今后只要端正党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队伍，最后就一定能够战胜袁世凯，没有毁党造党的必要。对于孙中山的严厉指责，则列举一系列的事实为自己辩白。
孙中山一到日本，即开始筹划重建新政党，至1914年春天，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孙中山亲自制定了党的章程。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扫除**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党章规定：在将来革命政府成立到宪法颁布前的整个革命时期，全部国家权力都归中华革命党党员所有，一切非党员都没有公民资格。党员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分为三等，在革命时期内各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前入党的，称“首义党员”，在革命时期入党的，称“元勋公民”，均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的，称“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内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在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称“普通党员”，在革命时期内称“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党章还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下“愿牺牲——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要按上指模，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孙中山拟出党章草稿时，曾分送一份给黄兴参看。黄兴认为，将党员分成等级，许以不同的利益，是“以权利相号召”，与袁世凯以金钱、地位诱人的做法相差无几，已失去革命本旨。至于立誓约、按指模，更是培养个人**、侮辱党员人格。黄兴建议孙中山修改党章，不要因噎废食，使党分化。他对孙中山始终表示忠诚，认为无论维持旧党或组织新政党，均应推孙为领袖，但又反对采取种种足以引人误会的形式，大搞个人崇拜，影响民主、自由。
孙黄二人的意见分歧，迅速扩大到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由兴中、华兴两大革命组织合并而成同盟会原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合并组成，但成立不久，光复会即分离出去……其中以同乡、私交或工作关系，孙黄二人各有一批信徒。过去孙黄二人合作无间，这种同志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影响党的团结。此次孙黄有了裂痕，过去的亲疏关系就成了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温床。
中华革命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支部的改组工作，进展得均不顺利，筹款工作也收效不大。后来虽然黄派的覃振离开“欧事研究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原先因反对立誓约、按指模而拒绝入党的朱执信也改变态度宣誓入党，但中华革命党仍无多大起色。
袁世凯和孙中山的集权运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陆振华也在对地方行政进行梳理。陆振华直接组建了有小内阁之称幕僚处，下辖秘书、内务、财政、外交、司法、军事、情报、交通、卫生、教育、劳工、商务、农林等十三个办事处，将北疆巡阅使的幕僚班底组建完成。同时还在地方实行军政分离，军人不得担任民政职务和干涉地方事务，地方担任民政职务不能指挥军队。在议会上降低选民要求和扩大选民人数，逐步推行县市两级的直接选举和省级议会的政党选举。同时还开始大力兴办教育，建立起奖学金制度。大力推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素质。陆振华的举措直接将北方六省的经济军事将强行整合，为今后的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之从二次革命结束之后，中国这个自由民主泛滥的国度开始了被大批文人称之为集体向右转的大倒退运动。
袁世凯开始筹划权力集中。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将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
根据《临时约法》，先由国会制定正式宪法，然后根据宪法选举正式总统。其时，国会里国民党还占着多数，为了取得国民党的支持，袁世凯的做法是威逼利诱。在袁世凯的策动下，大批国民党员纷纷发表声明脱党，有的还转而投靠进步党。
为了迎合袁世凯的心意，议员们告诉老袁，可以先选正式大总统后制定宪法，当年民主国家美国就是这么干的。既然议员们提出了“倒装把戏”，国会就匆匆起草了一个《总统选举法》，10月4日公布，10月6日正式选举。为了陪衬总统，国会把“共和元勋”黎元洪拉出来，作为竞选对手。
10月6日上午，到会议员759人，按规定得票必须超过四分之三，即570票才能当选。但由于是无记名投票，仍有不少议员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票471张，第二轮投票得票497张，均未能达到法定的多数。
按照《总统选举法》，两轮投票未能选出，应延至第二天再选。袁世凯的手下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意外”，提前“动员”了3000多人的“公民团”。据《北洋史话》描述，这些人由便衣警察、宪兵组成，他们围堵在国会门口，大喊：“选不出总统不许出场”、“我们要袁大总统当选”等口号。这可苦了议员们，一天未曾进食不说，有的大烟瘾发作，涕泪交流。无奈之下，主席只好宣布，接着再选。按照规定，第三轮只要过半数即可当选。议员们强打精神，忍饥挨饿，匆匆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507张，终于当选。
选举“闹剧”结束后，场外“公民团”高喊“袁大总统万岁”，然后领赏去了。可怜那些饥寒交迫的议员一直到晚上10点才恢复自由。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时，参议院全票通过，相当风光。现在选正式大总统，三轮投票才勉强当选，袁世凯有点恼羞成怒，决定解散国民党。没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前，袁世凯还需要借助国民党籍议员为他办理法律手续，现在袁世凯已经是正式大总统了，这些国民党籍议员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按照袁世凯的想法，国会中的国民党员早就是一盘散沙，不会有任何阻力。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反对解散国民党的恰恰是国民党的对手进步党。这样一来，所谓国会就无法满足法定人数。虽然进步党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好感，但他们有个底线，就是要维护共和体制，哪怕这个共和只是个空壳子。如果国民党是非法的，国会肯定因人数不足而垮台，进步党生存的政治空间也就不存在了。袁世凯以“乱党首魁与乱党议员潜相构煽”为由解散国民党，所有机关和支部也被勒令解散，有438名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资格，收缴证件。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坛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瞬间土崩瓦解。
这样一来，所谓国会就无法满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会。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虽然愤慨，但也无可奈何。2月12日，“名流内阁”倒台。
1914年3月18日为了装点门面，袁世凯搞了一个由社会名流和政客组成的“约法会议”，负责起草《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这部《中华民国约法》公布。
关于这部《中华民国约法》，各学界评价相当低，一言以蔽之：已经几乎体现不出共和含义，而充满了独裁味道。
袁世凯在谋划政治事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地方实力派的的打压，首先袁世凯就任命陆振华为北疆巡阅使，将山西都督的职务给了新近投靠的阎锡山，接着又任命冯玉祥为赤峰镇守使，结果是陆振华既不反对也不承认，阎锡山和冯玉祥二人都跑到天津居下不去赴任。陆振华同样将派人将张强击毙在大总统府门口，这也使袁世凯暂时放弃了对付陆振华的打算。
但是黎元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13年12月，袁派段祺瑞到湖北。段祺瑞在汉口下火车后渡江见黎元洪，商量整顿军队之事。公务了结，黎元洪送段祺瑞过江上火车。不料两人上车之后段祺瑞反而下车，把副总统留在车上。与此同时任命段祺瑞代湖北都督的总统令也就下来了。原来段祺瑞将黎元洪扣在火车里了，直接押送到北京去了。但两个月后袁世凯又令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段祺瑞回陆军总长任上，他这个湖北都督，纯属过渡。
从1914年5月起，袁世凯按照新约法，更准确地说是随心所欲地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组。5月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政事堂的权限略仿照前清军机处，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袁世凯实行独裁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制造派系，利用矛盾，使其互相牵制。政事堂除设国务卿外，还有左右丞二人，其地位略低于国务卿，也直接对袁世凯负责，用来防止出现国务卿专擅的局面。袁世凯以秘书厅原班底成立了一个内史监，专门负责办理关于大总统切身政务机密者。
1914年5月8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而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了进一步直接控制军权，不久，袁世凯就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决定在统率办事处下另行编练模范师。6月30日，袁世凯又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仅为统率办事处派出代管当地驻军的指挥官。
5月23日正式公布。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裁撤各省内务、实业、教育各司，于巡按使署政务厅之下设置总务、实业、教育各科。规定巡按使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命，不许保荐。
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有力的打击了地方势力，改善了了中央财政，但是也出动了北洋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在袁世凯还能有权威的时候没有什么显现，一旦显现就会彻底的瓦解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就在袁世凯大规模的进行中央集权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对手孙文也开始了他的毁党再造党的集权运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非由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党人自由散漫，不肯听党魁的话，特别埋怨黄兴自以为是、独断独行，以致坐失良机，受制于人。他打算毁党造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然后致力于“三次革命”。对于“三次革命”，他认为日本为中国紧邻，应当主动争取日本的援助，“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并非真正的失败，不过是金钱暴力暂时战胜公理正义而已。他承认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虚骄成风，为国人所不谅，今后只要端正党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队伍，最后就一定能够战胜袁世凯，没有毁党造党的必要。对于孙中山的严厉指责，则列举一系列的事实为自己辩白。
孙中山一到日本，即开始筹划重建新政党，至1914年春天，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孙中山亲自制定了党的章程。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扫除**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党章规定：在将来革命政府成立到宪法颁布前的整个革命时期，全部国家权力都归中华革命党党员所有，一切非党员都没有公民资格。党员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分为三等，在革命时期内各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前入党的，称“首义党员”，在革命时期入党的，称“元勋公民”，均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的，称“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内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在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称“普通党员”，在革命时期内称“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党章还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下“愿牺牲——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要按上指模，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孙中山拟出党章草稿时，曾分送一份给黄兴参看。黄兴认为，将党员分成等级，许以不同的利益，是“以权利相号召”，与袁世凯以金钱、地位诱人的做法相差无几，已失去革命本旨。至于立誓约、按指模，更是培养个人**、侮辱党员人格。黄兴建议孙中山修改党章，不要因噎废食，使党分化。他对孙中山始终表示忠诚，认为无论维持旧党或组织新政党，均应推孙为领袖，但又反对采取种种足以引人误会的形式，大搞个人崇拜，影响民主、自由。
孙黄二人的意见分歧，迅速扩大到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由兴中、华兴两大革命组织合并而成同盟会原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合并组成，但成立不久，光复会即分离出去……其中以同乡、私交或工作关系，孙黄二人各有一批信徒。过去孙黄二人合作无间，这种同志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影响党的团结。此次孙黄有了裂痕，过去的亲疏关系就成了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温床。
中华革命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支部的改组工作，进展得均不顺利，筹款工作也收效不大。后来虽然黄派的覃振离开“欧事研究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原先因反对立誓约、按指模而拒绝入党的朱执信也改变态度宣誓入党，但中华革命党仍无多大起色。
袁世凯和孙中山的集权运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陆振华也在对地方行政进行梳理。陆振华直接组建了有小内阁之称幕僚处，下辖秘书、内务、财政、外交、司法、军事、情报、交通、卫生、教育、劳工、商务、农林等十三个办事处，将北疆巡阅使的幕僚班底组建完成。同时还在地方实行军政分离，军人不得担任民政职务和干涉地方事务，地方担任民政职务不能指挥军队。在议会上降低选民要求和扩大选民人数，逐步推行县市两级的直接选举和省级议会的政党选举。同时还开始大力兴办教育，建立起奖学金制度。大力推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素质。陆振华的举措直接将北方六省的经济军事将强行整合，为今后的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之从二次革命结束之后，中国这个自由民主泛滥的国度开始了被大批文人称之为集体向右转的大倒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