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是虚的，钱粮最重要！
黄汉手里本来就有几百万人口，又会影响山西几百万人口。
有枪、有人、有钱粮、有地盘、有港口、有出海口、有跨时代的水师还怕啥？
五天前八大皇商和几十家卖国晋商的家小已经由宋鹏飞率领四营人马押着前往虎穴城准备船运皮岛、身弥岛。
跟回师大军一起上路的还有山西战争难民两万户十万余人口。
山西商人被连根拔起，“红旗军”自营商号和体系的商贾共同接管山西的生意，以后做生意相当于是集体商店和私人商号公平竞争。
这种做法是借鉴了国朝前三十年失败的治国模式，什么都是集体、国营，导致为集体、国家卖货物的营业员都成了爷、一个个作威作福根本没有服务意识。
还导致在没有竞争机制的情况下，商品单一市场没有活力。
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在合法的前提下、在依法纳税情况下自由竞争，“红旗军”的商号经营不善可以倒闭，不可以动用武力对付竞争对手。
随着市场机制逐渐完善，可以在适当时候推行股份制，改集体所有为股民共有。
因为集体所有制的生命力弱，在初始之时具备竞争力，过不了多少年就会人浮于事，走市场化才是必由之路。
山西、宣大已经被打破了旧制，黄汉必须长期控制这里才能够使得改革成果不会化为乌有。
相信有一两年时间，几百万山西、宣大老百姓在“红旗军”管理下不饿肚子、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他们就会成为忠于黄汉的良民。
以后鞑子、建奴再想从山西、宣大得到铁和粮食难于上青天。
大明时期鞑子为什么战斗力急转直下最后发展到连建奴都干不过？
那是因为大明长期控制贸易，使得鞑子的马匹、牛羊卖不上价钱，连得到一口铁锅都是天价，太多蒙古部落的控弦人使用的羽箭连铁质箭头都做不到，而是以骨头磨制而成。
努尔哈赤得益于认了李成梁为主子，得到了扶持，故而才能够在统一女真后征服蒙古诸部。
建奴尤其重视贸易，早期从辽东抢来的海量金银财宝都通过晋商转换成了盔甲、武器，因此打得鞑子大败亏输，打得大明丧师失地。
如今山西的商贸被黄汉牢牢控制，以建奴糟糕的生产力要获得大量铁料用于铸炮谈何容易？
“红旗军”控制边贸后会继续压价收购鞑子的牛羊、马匹、皮货、羊毛，允许自由出关的商品不包括铁器、粮食、火药。
茶叶、瓷器、丝绸、座钟、棉布、毛衣、毛毯、烈酒、化妆品、奢侈品等等鼓励出口。
不仅仅对鞑子继续经济封锁，驻防的“红旗军”还要不间断发动局部战争把蒙古人往北、往西驱赶，最好的结果是把他们赶去欧洲劫掠沙俄。
历史上之所以使得沙俄越过西伯利亚来到远东圈走了辽阔的土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明弱不禁风，鞑子、建奴占了汉人的花花世界。
汉人拥有的领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鞑子、建奴得到了沃土纷纷往南迁徙，导致更远的北方人口锐减，沙俄染指西伯利亚之时，那里的土著少之甚少。
有了黄汉，有了“红旗军”，岂肯让诸多异族来抢汉人的生存空间，把鞑子再往北驱赶两三千里一直赶去西伯利亚是五年平辽后的十年计划。
如果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数百万鞑子和建奴，就不是沙俄来占领远东，而是老毛子们时时刻刻提防四百年前的黄祸卷土重来。
眨眼间就是春节，虽然战乱过后一片凋零，但是由于身边有饿死也不抢掠老百姓的“红旗军”，山西军民心中安定。
为了共渡难关，宣传队一直在广泛宣传，节约粮食已经深入人心，被接济的难民平均只能维持两顿六七成饱，即便如此也少有说怪话者。
天寒地冻无法施工，只能选择针对性的备料，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都是在矿区，开采石料粉碎为烧制水泥做装备需要大量壮劳力，采煤、开采铁矿石需要的人手也不少。
原晋商的作坊都在满负荷开工，炼铁、炼钢、炼焦、缫丝、纺纱、织布等等也能够解决不少工作岗位。
没有人怕苦，因为干重体力活儿能够吃三餐有两顿干的，还能够根据出力大小、活儿的难度拿到五钱至一两五钱不等的工钱使得家中妻儿能够温饱。
黄汉从来不认为人口是负担，此时出手以工代赈加上救济，使得三四百万老百姓在猫冬之时不会冻饿致死，还使得青壮年能够吃得饱。
开了春，立刻出钱粮发动上百万人修建沟渠、打灌井，再大量种植耐寒且容易伺候的高产农作物马铃薯。
不遭逢三十年一遇的特大灾情，当年就会使得山西屯户生产的粮食在能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能够有一部分余粮出售。
只要能够解决饥饿，就会稳住形势，山西、宣大被“红旗军”实际控制已是必然。
就在大明应对清军大举入侵内地兵力空虚之时，流寇迎来了发展高潮。
高迎祥、李自成、老回回等等流寇大头目故意释放出攻击西安意图自立为王的消息，引得曹变蛟、左光先等等将领疲于奔命。
腊月下旬，流寇主力再次经过商洛山杀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他们连下几座县城抢到了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粮食，再次裹挟了二十几万人口。
高迎祥得到细作探报得知襄阳城中有明军囤积的大量军需、武器和粮食，得知由于襄阳一带地肥水美襄王一脉巨富，府邸里金银财宝无数，库房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吃不饱的流寇太想宰肥羊，得知襄阳很肥兵力空虚后，都开始流口水了。
他们又得知卢阎王的天雄军和沿江一带的“红魔”人马都越过黄河追击清军离襄阳足两千里，意识到大好机会就在眼前。
黄汉手里本来就有几百万人口，又会影响山西几百万人口。
有枪、有人、有钱粮、有地盘、有港口、有出海口、有跨时代的水师还怕啥？
五天前八大皇商和几十家卖国晋商的家小已经由宋鹏飞率领四营人马押着前往虎穴城准备船运皮岛、身弥岛。
跟回师大军一起上路的还有山西战争难民两万户十万余人口。
山西商人被连根拔起，“红旗军”自营商号和体系的商贾共同接管山西的生意，以后做生意相当于是集体商店和私人商号公平竞争。
这种做法是借鉴了国朝前三十年失败的治国模式，什么都是集体、国营，导致为集体、国家卖货物的营业员都成了爷、一个个作威作福根本没有服务意识。
还导致在没有竞争机制的情况下，商品单一市场没有活力。
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在合法的前提下、在依法纳税情况下自由竞争，“红旗军”的商号经营不善可以倒闭，不可以动用武力对付竞争对手。
随着市场机制逐渐完善，可以在适当时候推行股份制，改集体所有为股民共有。
因为集体所有制的生命力弱，在初始之时具备竞争力，过不了多少年就会人浮于事，走市场化才是必由之路。
山西、宣大已经被打破了旧制，黄汉必须长期控制这里才能够使得改革成果不会化为乌有。
相信有一两年时间，几百万山西、宣大老百姓在“红旗军”管理下不饿肚子、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他们就会成为忠于黄汉的良民。
以后鞑子、建奴再想从山西、宣大得到铁和粮食难于上青天。
大明时期鞑子为什么战斗力急转直下最后发展到连建奴都干不过？
那是因为大明长期控制贸易，使得鞑子的马匹、牛羊卖不上价钱，连得到一口铁锅都是天价，太多蒙古部落的控弦人使用的羽箭连铁质箭头都做不到，而是以骨头磨制而成。
努尔哈赤得益于认了李成梁为主子，得到了扶持，故而才能够在统一女真后征服蒙古诸部。
建奴尤其重视贸易，早期从辽东抢来的海量金银财宝都通过晋商转换成了盔甲、武器，因此打得鞑子大败亏输，打得大明丧师失地。
如今山西的商贸被黄汉牢牢控制，以建奴糟糕的生产力要获得大量铁料用于铸炮谈何容易？
“红旗军”控制边贸后会继续压价收购鞑子的牛羊、马匹、皮货、羊毛，允许自由出关的商品不包括铁器、粮食、火药。
茶叶、瓷器、丝绸、座钟、棉布、毛衣、毛毯、烈酒、化妆品、奢侈品等等鼓励出口。
不仅仅对鞑子继续经济封锁，驻防的“红旗军”还要不间断发动局部战争把蒙古人往北、往西驱赶，最好的结果是把他们赶去欧洲劫掠沙俄。
历史上之所以使得沙俄越过西伯利亚来到远东圈走了辽阔的土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明弱不禁风，鞑子、建奴占了汉人的花花世界。
汉人拥有的领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鞑子、建奴得到了沃土纷纷往南迁徙，导致更远的北方人口锐减，沙俄染指西伯利亚之时，那里的土著少之甚少。
有了黄汉，有了“红旗军”，岂肯让诸多异族来抢汉人的生存空间，把鞑子再往北驱赶两三千里一直赶去西伯利亚是五年平辽后的十年计划。
如果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数百万鞑子和建奴，就不是沙俄来占领远东，而是老毛子们时时刻刻提防四百年前的黄祸卷土重来。
眨眼间就是春节，虽然战乱过后一片凋零，但是由于身边有饿死也不抢掠老百姓的“红旗军”，山西军民心中安定。
为了共渡难关，宣传队一直在广泛宣传，节约粮食已经深入人心，被接济的难民平均只能维持两顿六七成饱，即便如此也少有说怪话者。
天寒地冻无法施工，只能选择针对性的备料，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都是在矿区，开采石料粉碎为烧制水泥做装备需要大量壮劳力，采煤、开采铁矿石需要的人手也不少。
原晋商的作坊都在满负荷开工，炼铁、炼钢、炼焦、缫丝、纺纱、织布等等也能够解决不少工作岗位。
没有人怕苦，因为干重体力活儿能够吃三餐有两顿干的，还能够根据出力大小、活儿的难度拿到五钱至一两五钱不等的工钱使得家中妻儿能够温饱。
黄汉从来不认为人口是负担，此时出手以工代赈加上救济，使得三四百万老百姓在猫冬之时不会冻饿致死，还使得青壮年能够吃得饱。
开了春，立刻出钱粮发动上百万人修建沟渠、打灌井，再大量种植耐寒且容易伺候的高产农作物马铃薯。
不遭逢三十年一遇的特大灾情，当年就会使得山西屯户生产的粮食在能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能够有一部分余粮出售。
只要能够解决饥饿，就会稳住形势，山西、宣大被“红旗军”实际控制已是必然。
就在大明应对清军大举入侵内地兵力空虚之时，流寇迎来了发展高潮。
高迎祥、李自成、老回回等等流寇大头目故意释放出攻击西安意图自立为王的消息，引得曹变蛟、左光先等等将领疲于奔命。
腊月下旬，流寇主力再次经过商洛山杀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他们连下几座县城抢到了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粮食，再次裹挟了二十几万人口。
高迎祥得到细作探报得知襄阳城中有明军囤积的大量军需、武器和粮食，得知由于襄阳一带地肥水美襄王一脉巨富，府邸里金银财宝无数，库房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吃不饱的流寇太想宰肥羊，得知襄阳很肥兵力空虚后，都开始流口水了。
他们又得知卢阎王的天雄军和沿江一带的“红魔”人马都越过黄河追击清军离襄阳足两千里，意识到大好机会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