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四章各怀心思

    赵曙如今怎么看苏油怎么开心:“明润只管道来。”

    苏油说道:“接下来,川峡四路都转运使的差遣,将非常重要,非熟知蜀务夷情的干臣不可。臣想先问问,何人可任?”

    赵曙问韩琦:“相公,你觉得呢?”

    与台谏达成妥协,韩琦也轻松了许多:“张安道,赵乐道,宋子京,治蜀皆有清声,臣以为三人皆足胜任,这个由陛下自决即可。”

    赵曙想了想:“明润,你是蜀人,三位皆与你有过交集,你认为,何人最好?”

    苏油望向张方平,却见张方平微微摆手,于是躬身道:“陛下,蜀人公议,张公善理财,赵公善治吏,宋公善抚民,三人治蜀,各有长能。”

    “然今日诸夷归流,实我大宋百年新举,择吏当是首要。”

    “为吏宽宏清简,夷汉一视同仁,则边民自安。但理春税秋赋,余皆减免,则民用自足。是取一公之能,而收三公之效。”

    “听闻赵公如今正任河北都转运使,去年欲按视大名府库,前宰相贾公知大名,遣其属告之:‘此前监司,从来没有按视贾公库藏的,难道转运使还信不过相爷吗?’赵公说:‘不查大名,则列郡不服。’”

    “于是贾公不悦。其后值中枢下文,纠察河北补义勇不足之事,查实官吏当坐徒二年者,多达八百余人。”

    “赵公又奏报中枢:‘前已查实,初受诏时,官已多罢,吏多死徙。今官吏多为新至,若皆治,则新至者被罪。请以年底为限,不足再行惩处。’朝廷许之,河北诸吏因此得免。贾公知道后,也自愧服。”

    “蜀地边蛮新附,正需要赵公这样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处置的能吏。因此,臣从蜀人和夷人的角度考虑,认为赵公转任川峡四路都转运使更加合适。”

    赵曙和韩琦富弼都点头。

    苏油却又转身对司马光说道:“司马大谏,请问还有问题吗?”

    司马光一时也想不出来不妥:“暂时没有了。”

    苏油说道:“嗯,那我有一个问题。”

    司马光说道:“是何问题?”

    苏油说道:“之前大谏说,去年建议官家备兵选将,而朝廷并无举措。我想问的是,如果有人能够整顿军制,行举将之法,大谏不会反对吧?”

    司马光说道:“那是自然。”

    苏油又说道:“要是此法得当,可以推行,但那人却是大谏厌弃之人,大谏如何处之?”

    司马光不悦道:“明润是轻视于我吗?”

    苏油说道:“不敢,那苏油换一个说法。如果此人诸举失当,独有一法可取,那这可取之一法,能保留得下来吗?”

    司马光义正言辞地说道:“如若老夫当政,自当保留。如若老夫不当政,也要向宰执建议留之!”

    “好!”苏油转头,停了一下,看了看周围诸人:“苏油初次参与朝议,之前见台谏一力反对宰执,还以为我大宋朝堂不和。如今知道台谏的本意,就不再担忧了。”

    “陛下,我朝官员迁转过速,人去政息,乃是大弊。张公在三司,则国用充足,张公去三司,则国用匮乏。是何缘故?”

    “国策施行,想要见效,或十年,或百年,前政未彰,而后任即废而行新举。一废再废,永无振作之时。”

    “眉山四通商号,行新式会计法,效率甚高,于今已十二年,簿册规范,会计制度,也已升级两次。而计司至今仍行老账簿,文案积压,有至七八年不得判议者,这要放在四通商号,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国财政所系,都是如此,何况诸有司?张公于蜀中,转运司行新帐法,极有便利,其法本欲在计司施行,结果未举而去,竟然就能迁延至今。”

    “陛下,蜀中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如今是什么样子?都说大宋急需振作,以臣之见,先挑几件能做的小事情做起来,慢慢展布,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成效。而不是如庆历年中那般,全面更张,全面废弃,搅扰纷纭,终无一获。”

    “事不轻举,举则不移。这就好比拿大车拖运重物,起初起步艰难,进展缓慢;然后渐渐加速,越见轻松;最后不费大力,而奔逸绝尘。”

    “如因起步艰难,便换马换车,不行再换,这般换来换去,徒废时日,却劳而无功。”

    “俗语有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一旦定下西南夷改土归流之策,臣请皇宋,三代奉行,百年不易!”

    富弼首先赞同:“陛下,朝令暮改,失信于民,的确是施政大忌,明润此言有理。”

    韩琦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庆历间事……唉,当真无一善策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明润之言,可取。”

    司马光也道:“陛下,苏油前句,比后句更重要,先挑几件能做的小事情做起来,慢慢展布,坚持下去,胜于全面更张,此为至理。”

    说自己好话的,不一定是真心为自己好,这个苏油心中清楚得很。

    比如韩琦,其实已经不是庆历新政时的韩琦了,甚至就是在庆历新政之时,他与改革核心范仲淹和富弼,也是若即若离。

    庆历三年九月,新政开始推行不久,朝廷接到陕西四路军主帅郑戬的奏报,申请在水洛城地区修筑城寨。

    范仲淹同意,申报宋仁宗,宋仁宗也同意。

    但是,范仲淹和宋仁宗都没有想到,改革三巨头之一的韩琦,在陕西坚决抵制,修建水洛城这件事,成为庆历改革核心分裂的起点。

    朝野都有传言,前些年,为了照顾宋仁宗的心情,曹皇后与富弼并不主张强立赵宗实为皇子。

    但是为防万一,曹皇后已经准备好了传位诏书,并加盖玉玺,日日揣在怀中。

    可是,富弼不久之后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守丧,韩琦趁机鼓动百官,逼迫宋仁宗诏告天下,立赵宗实为皇子。

    宋仁宗无奈,只得立诏,回宫之后痛哭不已。

    而宋英宗即位之后,议定拥立的大功臣韩琦,立刻位列首席。

    富弼守丧复出后,按照惯例,宰相丧满应该继续出任宰相,可韩琦却提出:“如此做法,对朝廷来说并非美事。”改判枢密使。

    富弼心中憋屈,几次对朋友发牢骚:“朝野上下多把我二人视同姚崇、宋,不料我虽有意,彼却无情!”

    因此宋仁宗去世之后,富弼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而韩琦却捏着“相三朝,立二帝”的名头,几番戏弄曹太后,可谓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富弼是枢密使,陕西刺勇之事,按理说是军事,该富弼正管,然而却是韩琦最先提出,跳得最凶。

    结果遭遇司马光的顽强阻击。

    司马光呢?从仁宗去世后,便不停的刷自己的存在感,利用自己的道德名声和礼制专家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手画脚,在知谏院的地位影响如日中天。

    富弼,也不是省油的灯。

    之前对韩琦的陕西政策表示支持,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一旦别有选择,立刻改弦易辙,转而支持苏油,哪怕他仅仅是一个入门级的朝升官。

    在这种情形下,韩琦也只好转变态度。

    如今他是首相,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陕西只是他对富弼的一次打压,司马光反弹如此激烈,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此苏油的建议,对他来说也算是脱身良方,他的重点,还是在控制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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