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赵抗的试验和研究，他发现注意营养卫生在短时间内固然有利于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但长期这样的话，反而会降低人体的适应能力，甚至会导致身体机能的“退化”。所以赵抗一方面做好普通居民的营养卫生工作，另一方面则在主力部队中增加了适应能力的训练。这种训练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不定期地让将士们吃生食、忍受污秽的环境、甚至忍受难捱的饥饿，如果承受不住病倒或是忍受不了的话，则将被从主力部队中除名。这项工作才开始没多久，等到完成之后，北伐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这两年来赵国的变化很大，一方面为了扩军备战，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领地的实际情况，赵抗于半年前开展了赵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虽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但是根据已收集来的资料分析，现在赵国的人口如果连奴隶和外国过来的流动人口也算上的话，恐怕已经突破一千万了，即使只论经济实力，在东方各国之中也仅次于宋金两大巨头。
在这一千万人口中，汉族约六百万人，而说以汉语来进行判定的汉人则超过了八百万，其中获得国民资格的要稍少一些，但至少也有七百五十万人，这个初步的结论很清晰地显示出了赵国目前的民族构成。作为新兴的多民族国家，不解决好内部的民族矛盾是肯定不行的，除了一直在进行的汉语汉字推广工作以外，赵抗还三管齐下，总算解决了这一历史上的大难题。赵抗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尽力维持汉族作为赵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并不断强化，因为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主体民族人口不足总人口一半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民族和睦的，而主体民族的力量越强，多民族国家内部才越不容易爆发民族间的冲突，五胡乱华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反例。为了保证这一点，赵国当初并没有急于扩张，而是在不断引进大陆汉人移民的同时稳步蚕食，始终保持汉族的人口优势，这才没有出现类似当初秦灭六国后因消化不良而迅速解体的情况。
相较第一步举措而言，第二步举措则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宣传等多种手段，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赵抗一直在尽力淡化以血缘作为判断依据的汉族概念，而不断突出强调以文化作为判断依据的汉人概念，使之取代汉族成为新的主体民族判定，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其他民族的向心力。因为血缘是改不了的，而文化则可以学习，他们便有了融入大家庭的可能。尽管如此，赵抗却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某位大臣提出的优待“蛮夷”的提案，这又是为什么呢？
“给少数民族以优待，其实等于在变相地说他们不如汉人，这种歧视性的优待，和嗟来之食有什么区别？”，赵抗驳斥道，“当然，他们由于本身的经济文化比汉人落后不少，适当地扶持是必要的，但却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方法。”
赵抗提出了按地区来进行政策倾斜的方针，这样一来既支持了那些生活困窘、文化落后的那部分非汉人族群，又避免令其产生受歧视的屈辱感。而且这样一来，就无需对那些居住在台湾等发达地区的异族人进行没有必要的补贴，而赵抗同时将其中的佼佼者作为榜样大肆宣传，没过几年，赵国的少数民族就纷纷以取消优待和政策倾斜为荣，而赵国的民族矛盾也得到了进一步地缓解。
有几个大臣（有汉人也有其他民族）还提出，鉴于赵国境内语言众多，其中有些民族语言的语法与汉语差别极大，学起汉字来很不方便，不如为其设计一套适用的文字，以利于发展他们的文化教育事业。
赵抗听到后立刻气不打一处来，这文字语言是产生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人家没有文字不是正好方便汉人同化吗？你却还要不断提醒他“你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你不是汉人！”，这不是愚蠢是什么？没过多久，赵抗就寻了些由头将那几个蠢货调到整理资料的岗位去，这个位置对那些书呆子算是比较适合吧。已经去过多个国家的赵抗心里很明白，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主体民族人口越多、实力越强，民族数量越少，国家政权就越稳定，民族矛盾就越小。
除此之外，赵抗当初在玄武宫时就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族聚居可以有效地对抗同化。于是，赵抗在要求汉人移民外国必须扎堆居住的同时，却严禁境内的其他民族以超过村级的规模聚居，在城市里更是连某族一条街都不允许出现。这一政策虽然有些不近人情，却从根本上遏制了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可能，因为汉人是天下最能包容的民族，除非是五胡乱华时那种被逼急了的情况，是绝不会主动挑衅的。而且这个政策也有利于民族同化，二十年后赵国的汉人比例甚至超过了本土，其效果可见一斑。
要执行这样严格的政策规定，原来那种各地充分自治的松散管理模式肯定是不适用了，所以赵抗不得不压下个人的厌恶，推出了赵国的第一份户籍制度。尽管地方自治仍被保留，居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是一样，但是现在每个国民家庭都必须领一份户籍证明，不然搬到异地就将被作为逃奴处理。虽然这一制度部分妨碍了居民的个人自由，但却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府的管理效率，并从根本上增加了商人（农民往往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这种情况很少见。）逃税（以前他们只要搬家就行了，特别是那些有钱的，反正各地都有住宅，逃起税来忒方便）的难度，使得赵国财政收入大增。
说起来，赵国当初确定财政收入主要取自于商业，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现在赵抗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政策的妙处，当财政压力增大不得不盘剥商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商人必然会想办法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看上去似乎和通常的政策并无差别。可事实上，这样全}文一来，工农的怨恨便从真正的罪魁祸首官府转移到了商人身上，他们只会骂“奸商”而不会骂“苛政”。商人本身力量有限，只要没有工农的支持是翻不了天的，而只要不出现民变将已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再大的难关国家也能撑过去，千年帝国自然也不再是梦想z
这两年来赵国的变化很大，一方面为了扩军备战，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领地的实际情况，赵抗于半年前开展了赵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虽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但是根据已收集来的资料分析，现在赵国的人口如果连奴隶和外国过来的流动人口也算上的话，恐怕已经突破一千万了，即使只论经济实力，在东方各国之中也仅次于宋金两大巨头。
在这一千万人口中，汉族约六百万人，而说以汉语来进行判定的汉人则超过了八百万，其中获得国民资格的要稍少一些，但至少也有七百五十万人，这个初步的结论很清晰地显示出了赵国目前的民族构成。作为新兴的多民族国家，不解决好内部的民族矛盾是肯定不行的，除了一直在进行的汉语汉字推广工作以外，赵抗还三管齐下，总算解决了这一历史上的大难题。赵抗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尽力维持汉族作为赵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并不断强化，因为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主体民族人口不足总人口一半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民族和睦的，而主体民族的力量越强，多民族国家内部才越不容易爆发民族间的冲突，五胡乱华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反例。为了保证这一点，赵国当初并没有急于扩张，而是在不断引进大陆汉人移民的同时稳步蚕食，始终保持汉族的人口优势，这才没有出现类似当初秦灭六国后因消化不良而迅速解体的情况。
相较第一步举措而言，第二步举措则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宣传等多种手段，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赵抗一直在尽力淡化以血缘作为判断依据的汉族概念，而不断突出强调以文化作为判断依据的汉人概念，使之取代汉族成为新的主体民族判定，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其他民族的向心力。因为血缘是改不了的，而文化则可以学习，他们便有了融入大家庭的可能。尽管如此，赵抗却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某位大臣提出的优待“蛮夷”的提案，这又是为什么呢？
“给少数民族以优待，其实等于在变相地说他们不如汉人，这种歧视性的优待，和嗟来之食有什么区别？”，赵抗驳斥道，“当然，他们由于本身的经济文化比汉人落后不少，适当地扶持是必要的，但却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方法。”
赵抗提出了按地区来进行政策倾斜的方针，这样一来既支持了那些生活困窘、文化落后的那部分非汉人族群，又避免令其产生受歧视的屈辱感。而且这样一来，就无需对那些居住在台湾等发达地区的异族人进行没有必要的补贴，而赵抗同时将其中的佼佼者作为榜样大肆宣传，没过几年，赵国的少数民族就纷纷以取消优待和政策倾斜为荣，而赵国的民族矛盾也得到了进一步地缓解。
有几个大臣（有汉人也有其他民族）还提出，鉴于赵国境内语言众多，其中有些民族语言的语法与汉语差别极大，学起汉字来很不方便，不如为其设计一套适用的文字，以利于发展他们的文化教育事业。
赵抗听到后立刻气不打一处来，这文字语言是产生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人家没有文字不是正好方便汉人同化吗？你却还要不断提醒他“你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你不是汉人！”，这不是愚蠢是什么？没过多久，赵抗就寻了些由头将那几个蠢货调到整理资料的岗位去，这个位置对那些书呆子算是比较适合吧。已经去过多个国家的赵抗心里很明白，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主体民族人口越多、实力越强，民族数量越少，国家政权就越稳定，民族矛盾就越小。
除此之外，赵抗当初在玄武宫时就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族聚居可以有效地对抗同化。于是，赵抗在要求汉人移民外国必须扎堆居住的同时，却严禁境内的其他民族以超过村级的规模聚居，在城市里更是连某族一条街都不允许出现。这一政策虽然有些不近人情，却从根本上遏制了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可能，因为汉人是天下最能包容的民族，除非是五胡乱华时那种被逼急了的情况，是绝不会主动挑衅的。而且这个政策也有利于民族同化，二十年后赵国的汉人比例甚至超过了本土，其效果可见一斑。
要执行这样严格的政策规定，原来那种各地充分自治的松散管理模式肯定是不适用了，所以赵抗不得不压下个人的厌恶，推出了赵国的第一份户籍制度。尽管地方自治仍被保留，居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是一样，但是现在每个国民家庭都必须领一份户籍证明，不然搬到异地就将被作为逃奴处理。虽然这一制度部分妨碍了居民的个人自由，但却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府的管理效率，并从根本上增加了商人（农民往往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这种情况很少见。）逃税（以前他们只要搬家就行了，特别是那些有钱的，反正各地都有住宅，逃起税来忒方便）的难度，使得赵国财政收入大增。
说起来，赵国当初确定财政收入主要取自于商业，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现在赵抗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政策的妙处，当财政压力增大不得不盘剥商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商人必然会想办法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看上去似乎和通常的政策并无差别。可事实上，这样全}文一来，工农的怨恨便从真正的罪魁祸首官府转移到了商人身上，他们只会骂“奸商”而不会骂“苛政”。商人本身力量有限，只要没有工农的支持是翻不了天的，而只要不出现民变将已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再大的难关国家也能撑过去，千年帝国自然也不再是梦想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