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亮和冯世宝王大用和毛文龙的密报送达北京的时候，天启又一次为辽东经略的事情挠头了。
张鹤鸣顶着太子太保的头衔带着天启皇帝赐予的尚方剑，从北京出发踏上了前往山海关的短程旅途。
说是旅游是有原因道理的，从北京到山海关，全程六百里，中间驿站官道完备，驿马一日就可到达，大军行进也不过最多需要十日，但就是这段短程旅途，却被张鹤鸣硬生生的走成了十七天的“漫漫长路”。
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张鹤鸣揽下这辽东经略，根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得已，所以他是抱着混日子，能拖就拖的心态上任的。
张鹤鸣到了山海关后，天天收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个比一个坏，上午说后金准备下午进攻山海关，下午说后金准备明天进攻山海关，第二天说后金准备次日进攻山海关，张鹤鸣每天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他知道自己错了：待在庙堂不一定会死，但待在辽东一定会死。要么城破被砍死，要么被吓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他为自己当初只是想不被王化贞拖累而想的这个主意后悔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小命在自然也不怕没官做。
于是张鹤鸣的身体健康突然出现了问题，起码在给天启的奏章里是这样说的，万一耽误了国家大事，真是百死难赎其罪，所以请求告老还乡。
天启为刚刚任命了张鹤鸣为辽东经略，这块心病放下高兴松泛着呢，因此最近很是打了几个满意的家什，出了几个满意的作品，结果前后不到二十天，张鹤鸣就病了，而且还病入膏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天启第一个就想到，这一定是张鹤鸣又在搞鬼，这是准备称病躲灾啊。
于是天启立刻派出十名御医，十名厂卫，亲自跑到山海关去看病，还是本着装病不行的原则。
结果这次张鹤鸣是真的病了，御医在厂卫监督下不敢撒谎，张鹤鸣惊吓过度，神智都不清了。
一个神智不清的人是不能再当军国事的，于是，张鹤鸣被放回家养病去了。
张鹤鸣走了，辽东经略又空出来了，这是不行的，于是天启也不想扯皮了，接下来这位做事很干净利落：下旨宣府巡抚解经邦，你去。
对于朝廷让他去做辽东经略的大大提升的任命，解经帮回复就俩字：不去。
朝廷回复：得去。
解经邦回复：不去。
就这样，朝廷说了三次，解经邦顶回去三次，说什么不去辽东，这分明是违抗圣旨嘛，既然不去辽东，那你的宣府巡抚也别做了，不止是宣府巡抚，以后不要想做官了，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据说，被解雇的解经邦是兴高采烈回家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家谁也不去做辽东经略，可问题是辽东经略终究是要有人担任的，一来二去，这个可能是当世当时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时任兵部侍郎王在晋的头上。
王在晋没有说什么，踏上了前往山海关的道路，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职责。
在别人都往后跑、都推三阻四的危难关头，王在晋勇敢的担负起了身为臣子理论上应尽但实际压根没有或者说很多时候可以变通的责任，没有身患重病，没有请求告老还乡，尽管可能是被逼无奈，但从结果来讲他的被逼无奈和挺身而出并没有区别。
人有些时候需要务实一些，嘴上怎么说也要看看手上怎么做。起码王在晋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聪明人，最起码他不会是个傻子。
王在晋抵达山海关后，通宵达旦整日工作，一面和蓟辽总督王象乾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商议辽东形势，制定战略；另一面收拢溃败将士，重新编制，加强对山海关的防守；还要与蒙古各部联系，引为外援，双方互相谈条件，时而压价时而吵架，累的王在晋早饭当午饭吃，午饭当晚饭吃，晚饭当第二天的早饭吃，还经常忙起来忘记有吃饭这样一回事。
本来王在晋兢兢业业的干着，但是，往往是干着的，要被不干着的监督挑刺，有人就告了王再晋一状，说他是个蠢才。
这事情当时天启认为是不干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故意的找事，也没往心里去，但接过不干的人上来的状子之后，天启也认为，可能王再晋的确是个蠢才。
原来，王在晋一到山海关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在山海关外修城堡，以加强山海关的防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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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修城堡徐徐推进的办法，虽然还是老套路，但不管怎么说，明军善于防守不善于野战，躲在城堡里，还是多少能有点作用的。
这个办法当然好，但天启看了王再晋的办法之后，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哪里有些别扭。
原因是，王在晋要修的城堡不是关键的锦州，也不是大凌河左右卫堵住辽河，堵住广宁，而是修建在——山海关前的八里堡。
天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对军事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他有一个明末唯一的军事家老师孙承宗，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天启还是略懂军事的，于是就将辽东地图拿出来，寻找这个叫八里堡的地方，从辽河以西向山海关一路寻来，最终找到了这个地方——山海关前八里路的地方。
这让天启非常的迷糊，在山海关前，一个一个人只要跑起来，最多半个时辰的地方修建一个堡寨，有这必要吗？
但王在晋却信誓旦旦的说，这是兵法上说的犄角之势。
就因为这个，一群闲的没事的大臣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论，反对的，赞同的不一而足。其中一个人弹劾王在晋最积极，此人便是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
袁崇焕认为，在山海关前八里的地方修筑新城，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一旦前面的新城陷落，山海关转眼就面对敌峰，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还要五百万两，你抢钱啊。
反对的声音一直都有，但谁也没有袁崇焕反对的有理有据，最主要的是有办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别人反对，那就是一个反对，你问他不这样，那该怎么样？那个反对就是很理直气壮的告诉你：“我只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至于什么是对的，我不知道。”
袁崇焕就不这样，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修筑堡垒徐徐而进，这个办法当初我就说过，所以我建议，将这个堡垒修在宁远，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缓冲的作用。
天启和叶向高都算是半吊子军事人员，连人才都不算，当然就拿不定主意。
好在，这时候孙承宗风尘仆仆的回来了。这时候，天启想起了毛文龙对孙承宗的推崇，说这天下唯一算是军事家的，也就是自己的老师了，当时天启在听完孙承宗的课之后，将这件事情说给了老师听：“老师傅，您说这堡该不该修？”
孙承宗拿过了王在晋的奏折，再对比了一下地图之后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万岁，请允许老臣去趟山海关，我去问问王在晋在说。”
“老师说的对，还是当面看看才能做评价，那就辛苦老师啦。”于是，孙承宗就再次风尘仆仆的赶本了山海关，说了在后世很有影响的一段对话。
张鹤鸣顶着太子太保的头衔带着天启皇帝赐予的尚方剑，从北京出发踏上了前往山海关的短程旅途。
说是旅游是有原因道理的，从北京到山海关，全程六百里，中间驿站官道完备，驿马一日就可到达，大军行进也不过最多需要十日，但就是这段短程旅途，却被张鹤鸣硬生生的走成了十七天的“漫漫长路”。
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张鹤鸣揽下这辽东经略，根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得已，所以他是抱着混日子，能拖就拖的心态上任的。
张鹤鸣到了山海关后，天天收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个比一个坏，上午说后金准备下午进攻山海关，下午说后金准备明天进攻山海关，第二天说后金准备次日进攻山海关，张鹤鸣每天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他知道自己错了：待在庙堂不一定会死，但待在辽东一定会死。要么城破被砍死，要么被吓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他为自己当初只是想不被王化贞拖累而想的这个主意后悔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小命在自然也不怕没官做。
于是张鹤鸣的身体健康突然出现了问题，起码在给天启的奏章里是这样说的，万一耽误了国家大事，真是百死难赎其罪，所以请求告老还乡。
天启为刚刚任命了张鹤鸣为辽东经略，这块心病放下高兴松泛着呢，因此最近很是打了几个满意的家什，出了几个满意的作品，结果前后不到二十天，张鹤鸣就病了，而且还病入膏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天启第一个就想到，这一定是张鹤鸣又在搞鬼，这是准备称病躲灾啊。
于是天启立刻派出十名御医，十名厂卫，亲自跑到山海关去看病，还是本着装病不行的原则。
结果这次张鹤鸣是真的病了，御医在厂卫监督下不敢撒谎，张鹤鸣惊吓过度，神智都不清了。
一个神智不清的人是不能再当军国事的，于是，张鹤鸣被放回家养病去了。
张鹤鸣走了，辽东经略又空出来了，这是不行的，于是天启也不想扯皮了，接下来这位做事很干净利落：下旨宣府巡抚解经邦，你去。
对于朝廷让他去做辽东经略的大大提升的任命，解经帮回复就俩字：不去。
朝廷回复：得去。
解经邦回复：不去。
就这样，朝廷说了三次，解经邦顶回去三次，说什么不去辽东，这分明是违抗圣旨嘛，既然不去辽东，那你的宣府巡抚也别做了，不止是宣府巡抚，以后不要想做官了，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据说，被解雇的解经邦是兴高采烈回家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家谁也不去做辽东经略，可问题是辽东经略终究是要有人担任的，一来二去，这个可能是当世当时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时任兵部侍郎王在晋的头上。
王在晋没有说什么，踏上了前往山海关的道路，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职责。
在别人都往后跑、都推三阻四的危难关头，王在晋勇敢的担负起了身为臣子理论上应尽但实际压根没有或者说很多时候可以变通的责任，没有身患重病，没有请求告老还乡，尽管可能是被逼无奈，但从结果来讲他的被逼无奈和挺身而出并没有区别。
人有些时候需要务实一些，嘴上怎么说也要看看手上怎么做。起码王在晋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聪明人，最起码他不会是个傻子。
王在晋抵达山海关后，通宵达旦整日工作，一面和蓟辽总督王象乾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商议辽东形势，制定战略；另一面收拢溃败将士，重新编制，加强对山海关的防守；还要与蒙古各部联系，引为外援，双方互相谈条件，时而压价时而吵架，累的王在晋早饭当午饭吃，午饭当晚饭吃，晚饭当第二天的早饭吃，还经常忙起来忘记有吃饭这样一回事。
本来王在晋兢兢业业的干着，但是，往往是干着的，要被不干着的监督挑刺，有人就告了王再晋一状，说他是个蠢才。
这事情当时天启认为是不干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故意的找事，也没往心里去，但接过不干的人上来的状子之后，天启也认为，可能王再晋的确是个蠢才。
原来，王在晋一到山海关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在山海关外修城堡，以加强山海关的防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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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王在晋要修的城堡不是关键的锦州，也不是大凌河左右卫堵住辽河，堵住广宁，而是修建在——山海关前的八里堡。
天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对军事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他有一个明末唯一的军事家老师孙承宗，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天启还是略懂军事的，于是就将辽东地图拿出来，寻找这个叫八里堡的地方，从辽河以西向山海关一路寻来，最终找到了这个地方——山海关前八里路的地方。
这让天启非常的迷糊，在山海关前，一个一个人只要跑起来，最多半个时辰的地方修建一个堡寨，有这必要吗？
但王在晋却信誓旦旦的说，这是兵法上说的犄角之势。
就因为这个，一群闲的没事的大臣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论，反对的，赞同的不一而足。其中一个人弹劾王在晋最积极，此人便是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
袁崇焕认为，在山海关前八里的地方修筑新城，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一旦前面的新城陷落，山海关转眼就面对敌峰，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还要五百万两，你抢钱啊。
反对的声音一直都有，但谁也没有袁崇焕反对的有理有据，最主要的是有办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别人反对，那就是一个反对，你问他不这样，那该怎么样？那个反对就是很理直气壮的告诉你：“我只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至于什么是对的，我不知道。”
袁崇焕就不这样，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修筑堡垒徐徐而进，这个办法当初我就说过，所以我建议，将这个堡垒修在宁远，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缓冲的作用。
天启和叶向高都算是半吊子军事人员，连人才都不算，当然就拿不定主意。
好在，这时候孙承宗风尘仆仆的回来了。这时候，天启想起了毛文龙对孙承宗的推崇，说这天下唯一算是军事家的，也就是自己的老师了，当时天启在听完孙承宗的课之后，将这件事情说给了老师听：“老师傅，您说这堡该不该修？”
孙承宗拿过了王在晋的奏折，再对比了一下地图之后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万岁，请允许老臣去趟山海关，我去问问王在晋在说。”
“老师说的对，还是当面看看才能做评价，那就辛苦老师啦。”于是，孙承宗就再次风尘仆仆的赶本了山海关，说了在后世很有影响的一段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