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难度的确不小,可是回报也大啊,正所谓机遇与风险并存,因为如果燕和掷出一个“五纯”,便可以赢得燕青贩卖的一部分鱼。



    要是能掷出“六纯”的话,那可就赚大发了,能将他全部的鱼都拿走。



    但燕和如果掷不出“五纯”或“六纯”,则就要白付钱给燕青。



    而据《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在燕青生活的北宋末,开封府的鱼价大概是:“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也就是一斤鱼按市价要100文钱左右,但如果关扑的话,掏数文钱便可以扑一次。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靠关扑来试试手气,毕竟搏一搏,没准就单车变摩托了呢。



    而且这种抱着侥幸心理搏一搏的风气是愈演愈烈,本来最开始关扑的都是一些小商品,价值不算太大,可到后来,逐渐的,人们赌博的兴趣越来越大,赌性也越来越大,一般的小商品根本无法满足了。



    因此到后来,商品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后来甚至出现了及其高档的商品,类似珍玉、奇玩、匹帛、乃至于车马、地宅、歌姬、舞女,都可以作价而扑之。



    也就是说,后来已经发展到把人也当成了可以进行约赌的商品了。



    这不是开玩笑,宋人的《云麓漫抄》也说,“正元、寒食、冬至,开封府出榜放(关扑)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



    所以想想也好笑,就等于在今天把赌博的小摊子公然摆进中南海,国家领导人不但同意,还亲自参赌,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场景呢!



    例如宋仁宗赵祯虽然是个好皇帝,可也沉迷关扑不能自拔,经常同宫人在宫里玩关扑,不过他的技艺不高,常常将身边的钱输个干净。



    可他依旧欲罢不忍,输了便向宫人商量把他输出去的再借回来继续博,可是宫人却不依,撒娇不愿意说:您贵为天子还在乎千钱,再去取些来玩嘛亲。



    赵祯却一本正经给自己的赖皮找理由说:俺输的钱都是国家百姓的钱,一次就输了千钱,这是不对滴,你帮帮忙借俺点翻本呗。



    可太监们还是不愿意,毕竟吃到嘴里的肉还有吐出来的道理吗?于是不借给他,赵祯无奈可奈何的同时,也没有办法。



    这段叙述很有意思,一说明宋这位大名鼎鼎的仁宗真是够“仁”,不会强迫别人,另外也说明当时这种游戏真的已经相当的普及了。



    包括后来的宋神宗也一样,《紫薇杂记》中有记载。



    “神宗与二王禁中打子,止,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只告罢了新法。”。



    这段话说的是神宗皇帝居然毫不隐晦地向大臣提出赌博,以赌博的输赢决定是否实施新法。



    可见到此时皇帝赌博乃是常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国家的法令政策也被用作了赌博,十分的荒唐可笑。



    好在宋神宗还没有真的糊涂到家,不会真的以一场赌局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可倘若遇到了真正昏庸的君主和大臣的话,那可就惨了。



    像是南宋时,艳羡民间生活的理宗,除了宫中招妓玩外,也喜欢关扑为戏。



    每年春天,理宗喜欢让小太监们在内苑效仿市井关扑之戏,在御座前互扑为乐。



    “小珰”们使用着特制的“内供纯镘骰钱”即全铸成背面的骰钱关扑,在博得皇帝“一笑”之余,借机从内帑支出中小赚一笔。



    理宗还让“小珰内司列肆关扑,珠翠冠朵,篦环绣段,画领花扇,官窑定器,孩儿戏具,闹竿龙船等物,及有买卖果木、酒食、饼饵、蔬茹之类,莫不备具,悉效西湖景物。”



    在内廷中仿效再现西湖春游时候的市井生活,以满足自己不能亲历的帝王遗憾。



    此举甚至有内侍官员仿效,在世人春游时开放自家园圃,“悉以所有书画、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罗列满前,戏效关扑。”以博一乐。



    更甚者到了后期时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此人中了进士之后,凭借自身的能力被理宗赏识,一路升官,最终成为了右丞相。



    虽然此人在朝政之事上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嗜赌如命”。



    在《宋史·贾似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



    即使在其登上了丞相之位后,也依旧无法戒了对了斗蟋蟀的爱好。



    所以当元兵南下,南宋王朝已经处于风云飘摇之中的时候,贾似道依旧毫不在意,反而“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可见,这个宰相并不合格,在他的辅佐之下,南宋灭亡是迟早的事。



    因此,既然皇帝都不反对歌伎舞女定价作赌注,民间市井的赌场里可就热闹了。



    身家富有的公子哥儿一般都带着侍妾陪赌,一掷千金而不惜,甚至连赌具都懒得摸,而用姬妾代劳,这既是摆阔气,又是企图利用姬妾“色诱”对手,一旦赌红了眼,陪赌、代赌的妾想不做赌注也难。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丫鬟侍女被主人押上赌桌的有之,小妾外室沦为赌桌筹码的亦有之,甚至还有人不惜抵押妻子以求翻本的,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所谓“小赌怡情”,本来是娱乐的事儿,至此完全的丧失了理智,完全的变味儿了。



    这就给一些居心不良的赌徒们,制造了设局行骗的借口:先小输一下,然后说,钱输光了,没法子了,就剩下小老婆了,你赌不赌?赌我就押注,不赌拉倒。



    于是,美女亮相,抛个媚眼,送把“秋天的菠菜”,对赌的浪荡子弟们还不赶紧答应再潇洒赌一回?



    这一赌不打紧,不但前面赢的要输掉,荷包里的钱统统得输个底朝天。



    那么,这些美女都是些什么人呢?



    摆明了就是托儿,有的是雇来的妓女,有的是流落异乡的女子假扮的身份,反正清一色都是妻妾,出场的目的只一个,就是“色诱”,分散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专心赌局,以便赌棍们耍老千,从赌台上捞好处。



    像是洪迈的《夷坚志·补志》卷八的《李将仕》条,就生动记载了一个赌博诈骗团伙的活动。



    这个团伙先派人引诱李将仕就赌,再用妓女假扮的小妾以色相进行勾引,然后诈骗头目假装妾的丈夫捉奸敲诈。



    这条笔记,后被明人改编为拟话本《赵县君乔送黄柑子》,并加进了许多明代才有的情节,非常生动丰满。



    所以慢慢的,随着关扑越来越红火,已经不单单是单纯的娱乐活动了,许多商家都把它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可以借此引诱消费者们去尝试赢得他原本买不起、不会购买的商品。



    因为有些商品过于昂贵,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预算,穷人甚至压根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但是假如能以一笔小钱换来一次开洋荤的机会,即便概率不大,可能也会被认为值得一试。



    所以这个时候的很多商品的赔付率达到了一赔三十,要想中奖显然是在撞大运。



    可人们以及对此了乐此不疲,毕竟许多单身狗们随手一搏,要是运气好的话,赢来一个歌姬舞女,那可就赚大发了,既满足了现实需求,又解决了个人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关扑从这方面来看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由于关扑的存在,对于商家来说,可以争取到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消费群体,极大的刺激消费。



    而对于穷人,就是由众人出资,帮助其中一个幸运儿实现奢侈梦或富贵梦的方式。



    包括由于关扑的存在,这还成了某一种特殊的节假日,因为到了元日(春节)夜幕降临,贵族妇女可以借此纷纷走出深宅大院,纵情游走于市井之间。



    其中更不乏观看或参与关扑的,进入勾栏观看演出的,或走进酒店饮酒作乐的,真真是不亦乐乎。



    民间妇女也都放下手中针线,《岁时杂记》记载说:“京人元旦皆忌针线之工。故谚有:‘懒妇思正月,馋妇思寒食’之语。”



    也就是平日里的勤劳主妇,终于有充分的借口,放下手中的活计,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任性节日。



    包括对于许多青楼女子来说,陪客博戏更是常事,不会博戏甚至都不配干这一行。



    至于那些流氓地痞,则更是与关扑有着不解之缘,宋人笔记中多称他们为“闲人”或“游手”,相当于产生了一个新职业,那就专门帮人从事以赌博赚取或骗取他人的钱财。



    乃至于到后来关扑实在是太火爆了,风行天下,士农工商,无不以此为乐,连宫廷之中也流行这种博戏,皇帝都非常沉溺,所以巨额的赌资让朝廷是愈发的眼热。



    可作为禁赌政府又不能开个国家赌馆广收赌利,于是为了一边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一边又想从赌利中分一杯羹,挨千刀的政府便故意于三月放赌之时散发青苗钱,于给散之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引诱领取青苗钱的农民上前关扑、饮酒、游戏,结果使得一干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



    而朝廷却通过官营酒庄皆赌坊乘着农民手中有钱大赚了一笔。



    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行为,自然是十分缺德的,而且也很容易出问题。



    毕竟由于关扑赌博诱发的贪欲,很容易引发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如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二月,有京城巡卒【职责类似巡警】二人,在寒食节拿自己的军装当赌注关扑,结果输了衣服。



    两人心怕责罚,于是合计在凌晨袭杀早起的过路者,杀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结果被人发现受到责处。



    也许就是因为担心此类犯罪被诱发,所以北宋一直对关扑等赌博现象进行立法打击,未敢一味放纵。



    可惜都没用,毕竟你要打击就彻底打击,要开放就彻底开放那个,这一边打击又一边又放纵是什么鬼?



    不就相当于变相的鼓励老百姓们多多存钱,到了特定的日子好来搏一搏吗?



    所以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之后,关扑已不受法律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合法和随时的进行,故而扑赌风气越演越烈,到了此时关扑已经成为了街头商贩非常常见的一种商业营销手段,不会这个都不配做买卖。



    百姓以此为业者甚众,沿街叫卖之时都随身带有签筒、铜钱、骰子等赌具,有愿关扑者随时与之,像是这卖桔子的小孩这样,就是受此风气的影响。



    一直到宋朝灭亡之后,这种全民皆赌的社会风气,才稍稍制止,不过并没有完全灭绝,在元明清等朝仍时有出现,但逐渐蜕身为娱乐、商业的一种形式。



    这是因为正是由于从宋朝的灭亡上看到了赌博的贻害,所以历代都对这一活动的“赌博”性质予以打击。



    比如元时,曾有立法禁止“关扑”赌博的法令传世,明朝也一样,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严令禁止赌博,违者处以重刑。



    一直到更之后的清代,太平日久,关扑才又有重新复燃的苗头,如“各省俱有抽签得物者。”



    像是北京城里最多的是以“糖胡卢、薰鸡、果子抽签。”



    比如传统相声《五毒论》里,就有关于抽签吃油条的段子,这其实就是宋时关扑的一种玩法。



    到了今天也有,如现在遍布全国庙会广场的套环游戏,当时亦有出现,文载:“其最著者。庙会中用品若胰子、牙粉之类。置于地上。人给数钱以圈套中者全得之。”



    由此,如果细细盘点的话可以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依旧有许多千年不衰的“关扑”遗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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