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宋朝皇帝虽然在治国方面有些无能,但是,在体恤百姓方面,还是挺值得称道的,并没有什么十足的恶政,不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挣钱,而是靠经商致富。
这也是为什么说宋朝的百姓生活的要比其他朝代都要好的原因之一。
就比如,虽然坐拥了巨额财富的,是古代封建王朝里最富有的,经济总量几乎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六成,可大宋朝的宫室却是历朝历代中格局最小,最“简陋”的。
既不如汉唐时长安宫城的恢弘,也不及明清时紫禁城规模之宏大,小到甚至站在城中“丰乐楼”上,就能俯瞰整个皇宫内院,而且就连宫外酒肆作乐,皇宫内都能听得到,可见小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之所以皇宫这么小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汴梁城的皇宫是以唐朝节度使的府邸改建而成的,是后梁皇帝朱温称帝后,将自己的节度使府改成的皇宫,并没有专门修建。
包括以后的后晋、后汉、后周,都沿用后梁的皇宫,到北宋建立后,太祖皇帝赵匡胤依然是使用这座宫殿,也没有另行修建,只不过是稍微进行了一些扩建。
例如在“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
虽然说“壮丽”,但皇城的有周长也不过五里,而要知道北京故宫的周长可是足有18里,那才是真正的繁华。
到了雍熙二年,楚王赵元佐(赵光义长子)纵火焚宫,太宗皇帝赵光义这才下定决定扩建皇宫。
赵光义是派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全权负责这件事。
可是当时汴梁城并没有经过细致的规划,因此在皇宫周围有不少茶肆酒楼,以及大量普通百姓的民居,想要扩建皇宫必须要拆掉这些房子。
于是赵光义派官员征询这些百姓的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也就是不愿意搬迁。
这要是放到现在的话,是很容易搞定的,但赵光义却就此下诏停止了扩建计划。
对于这件事,赵光义下诏解释道:“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
赵光义的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整个北宋王朝,所以即使那个昏君宋徽宗在位期间,也不敢随意拆迁民居,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修建府邸也不敢占用民居,“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即使靖康之变后,南宋建立,临安成为了临时国都,也是如此。
要知道临安城的皇宫比汴梁城的更为狭小,以至于皇帝走的陛阶都只有区区一级,别说简陋了,堪称寒酸。
到了1131年,大臣提议扩修皇城,可是不凑巧,刚好有几座寺庙在皇城边上,于是宋高宗只能制止。
要知道在皇权至上的封建年代,赵宋官家尚能如此,的确是很不容易的,真的算是十分仁慈了
当然,也不光是仁慈,也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巨大关系。
其一就是,宋朝承认财产私有,所以即使是皇城周边的房屋也是属于百姓个人所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前行掠夺,不存在什么强制拆迁。
二是因为拆百姓房屋,并不是下一道圣旨就行,而是需要给补偿,并且补偿款还很高的,花费甚巨。
举个例子,到了1083年,汴梁城为修整街道,需要将城墙三十步范围内的民房全部拆除。
而当时参考市价给出的补偿款是每户170贯,约等于130900钱,以等价购买力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10多万元,这笔钱足以在汴梁城下辖的州县内买一套大宅了。
这还仅仅是偏僻地方的补偿价格,如果是皇城周围这样的繁华地段,补偿款会更高。
不仅如此,即使是没有产权的租住户也需要给补偿,而补偿标准是每户5贯(约等于3850钱)。
所以,即便皇帝想要强行扩修宫室,仅支付给周围百姓的补偿款这一项就是十分巨大的一笔开支,不得不有所节制。
这也是导致了宋王朝的皇宫成为了历朝历代中最为简陋的。
好了,闲话休提,说到皇宫,李小鱼他们还真的想去看看,于是继续往前走去,而再往前走,就是御街了。
在《水浒》第七十二回写宋江上东京看灯时,就提到过汴梁城的御街。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观玩,转过东华门外,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
而后宋江四人,“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便来到其中的李师师家。
由于宋徽宗经常大驾光临,从御街到李师师家的那段岔路,竟也唤做“小御街”,小说继续写道。
“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
《水浒》对于汴梁城御街的描写点到为止,真的是有点吊人胃口,所以,作者菌在这里有必要略加补充。
顾名思义,御街就是皇城里专供皇帝出巡用的主干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这种御街。
据《水经注》里说,那位才高八斗的曹植,就因擅“行御道”而“见薄”于曹操,在与曹丕的争宠中大失其分的。
由此可见,那时的御街决不是一般人所能随意行走的。
另据《建康实录》记载说,侯景之乱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时,都城御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
于是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梁武帝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而此时北宋东京也就是汴梁城的御街,李小鱼他们是看到,也就是出宫城(即大内)正南的宣德门笔直向南,经州桥(即天汉桥),过里城正南的朱雀门,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门为止的那段主干道。
当时的学者刘敞有诗赠友人说:“君居御街东,我居御街西,如何百步间,十日不相从。”
似乎御街只有百来步宽,但实际上,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街阔约二百余步,所以刘敞所说只是写诗时的约数,当不得真。
继续向前走去,出宣德门向南,直到州桥,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衔两边都是景灵东西宫、大晟府、太常寺和相国寺等重要建筑。
仅有的几幢第宅,不是大臣,就是贵族所有。
而早在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为大将郭进在御街之东建造甲第,作为对他捍御契丹十余年的酬报。
而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每天一大清早,这一路段的御街上,趁着早市卖饮食与汤药的小贩,“吟叫百端”,交织成一片叫卖声。
他们大感新奇之下,继续往前走,过了州桥向南,两边就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与住家,例如街东的车家炭铺、张家酒店,其次则有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的肉饼铺和李四分茶。
又过里城从朱雀门到外城南薰门,是御街的南段。
南薰门里的话,他们又看到,御街的西侧有一座颇为雄伟的五岳观,因为南薰门正对大内,所以规定一般士民的殡葬车辆不得从这一城门出入。
不过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前文已经说过了,汴梁城里每天要屠宰的上万头猪却都又必须由此入城。
据孟元老回忆,每天向晚,万余头的猪群,浩浩荡荡通过南薰门,倒也规行矩步,“无有乱行者”,成为御街上别具一格的风景。
而御街两边都是御廊,原来是允许市民商贩在其中做买卖的,王安石变法时,市易司也利用特权,抢先占据上好市口,在御街东廊下用杈子拦出数十间铺位,“差官监卖果实,分取牙利”。
不过自政和以后,开封府便派人在廊下安放黑漆杈子,御街中心又放上两排朱漆杈子,不让人马在御街中心来往,行人只能在廊下杈子外行走。
杈子里用砖石砌出两道御沟,宣和年间,其中尽植莲花,两侧种上桃李杏梨,春夏之际,杂花相间,望去宛如锦绣。
不过此时,还是允许百姓商贩做生意的,包括到了后来,御街还是偶尔开放的,特别是新年期间,即便是政和以后,御街还是向民众开放的。
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冬至以后到元宵节结束,宣德门前御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面镶嵌着大观、宣和之类硕大的金字年号,年号之后便是“与民同乐万寿彩山”八个大字。
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个露天演艺场,以控制游人的进入,故而叫做棘盆。
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也不中断,这一期间,御街两侧的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就是宋徽宗也会趁兴出宣德门,真的来个“与民同乐”。
有两首词写出了元宵御街上这种狂欢的景象: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除了新年前后的个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动也在御街上进行。据《宋史·礼志》记载,举行赐酺之典时,开封府各县与在京诸军的乐人,都在朱雀门到宣德门的御街上列队张乐,还“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
这时“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御道两侧的廊下,则“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
而每逢大礼之年,七头大象加入进车马仪仗队,在宣德门至南薰门之间的御街上走个来回。
走到宣德门楼前时,七头大象还要团转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贺。
每到这时,御街上“游人嬉集,观者如织”。
特别是到了以后皇帝的生日,亲王宗室与宰执百官到大内上寿完毕后,参加仪式的女童队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还会争先恐后地送上果品饮食,然后带着心仪的姑娘,让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装束,骑上骏马,“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那感觉可真叫爽!
当然,在这风光旖旎的御街上,也会发生些香艳的情事。
据《玉芝堂谈荟》记载,宋祁有一次在御街上行走时,恰好遇上大内宫嫔的车子经过,帘后有人惊喜地脱口道:“咦,这不是小宋吗?”
宋祁回去感慨地作了一首《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词不久就传入宫廷,仁宗打听清楚谁叫的小宋,就特地召来了宋祁,笑着对他说:“蓬山不远。”,然后就把那个宫女赐给了他,不亏仁德之名。
到了宣和年间,东京御街的豪奢繁华也到达了烈火烹油的顶峰。
因为《水浒》里的宋江也是在宣和元年左右上东京御街闹元宵的。
然而可惜的啊,仅七八年后,因金军南下,御街陡然从繁荣巅峰跌落入了悲凉的谷底,正如王庭珪诗云:
“旄头彗天天狗堕,一日中原作奇祸。金竿突绕都城光,铁马横嘶御街过。”
到了更之后的靖康二年正月初十,宋钦宗赴金营乞和,遭到扣押,按往常惯例,这正是皇帝在御街上与民同乐的日子。
于是,从宣德门到南薰门的御街上,僧道做起了“迎圣”道场,父老百姓捧着香炉,冒着大雪,在南薰门前御街上跪拜哭泣了十余日,希望能感动金帅,放钦宗回来。
据载当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说,御街近南一带,士大夫妻子失踪的,也不可胜计。
不久,金兵强行撤毁了御街上的道场,另立张邦昌做傀儡皇帝,部分册立仪式也在御街上举行。
张邦昌步至宣德门外御街,在预设的褥位上北向金国拜舞,跪受册宝。
有卫士讽刺说:“平时在这里看伶人演杂剧扮假官人,想不到今天张太宰却装假官家。”
讽刺至极啊~~~
……
……
……
这也是为什么说宋朝的百姓生活的要比其他朝代都要好的原因之一。
就比如,虽然坐拥了巨额财富的,是古代封建王朝里最富有的,经济总量几乎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六成,可大宋朝的宫室却是历朝历代中格局最小,最“简陋”的。
既不如汉唐时长安宫城的恢弘,也不及明清时紫禁城规模之宏大,小到甚至站在城中“丰乐楼”上,就能俯瞰整个皇宫内院,而且就连宫外酒肆作乐,皇宫内都能听得到,可见小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之所以皇宫这么小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汴梁城的皇宫是以唐朝节度使的府邸改建而成的,是后梁皇帝朱温称帝后,将自己的节度使府改成的皇宫,并没有专门修建。
包括以后的后晋、后汉、后周,都沿用后梁的皇宫,到北宋建立后,太祖皇帝赵匡胤依然是使用这座宫殿,也没有另行修建,只不过是稍微进行了一些扩建。
例如在“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
虽然说“壮丽”,但皇城的有周长也不过五里,而要知道北京故宫的周长可是足有18里,那才是真正的繁华。
到了雍熙二年,楚王赵元佐(赵光义长子)纵火焚宫,太宗皇帝赵光义这才下定决定扩建皇宫。
赵光义是派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全权负责这件事。
可是当时汴梁城并没有经过细致的规划,因此在皇宫周围有不少茶肆酒楼,以及大量普通百姓的民居,想要扩建皇宫必须要拆掉这些房子。
于是赵光义派官员征询这些百姓的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也就是不愿意搬迁。
这要是放到现在的话,是很容易搞定的,但赵光义却就此下诏停止了扩建计划。
对于这件事,赵光义下诏解释道:“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
赵光义的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整个北宋王朝,所以即使那个昏君宋徽宗在位期间,也不敢随意拆迁民居,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修建府邸也不敢占用民居,“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即使靖康之变后,南宋建立,临安成为了临时国都,也是如此。
要知道临安城的皇宫比汴梁城的更为狭小,以至于皇帝走的陛阶都只有区区一级,别说简陋了,堪称寒酸。
到了1131年,大臣提议扩修皇城,可是不凑巧,刚好有几座寺庙在皇城边上,于是宋高宗只能制止。
要知道在皇权至上的封建年代,赵宋官家尚能如此,的确是很不容易的,真的算是十分仁慈了
当然,也不光是仁慈,也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巨大关系。
其一就是,宋朝承认财产私有,所以即使是皇城周边的房屋也是属于百姓个人所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前行掠夺,不存在什么强制拆迁。
二是因为拆百姓房屋,并不是下一道圣旨就行,而是需要给补偿,并且补偿款还很高的,花费甚巨。
举个例子,到了1083年,汴梁城为修整街道,需要将城墙三十步范围内的民房全部拆除。
而当时参考市价给出的补偿款是每户170贯,约等于130900钱,以等价购买力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10多万元,这笔钱足以在汴梁城下辖的州县内买一套大宅了。
这还仅仅是偏僻地方的补偿价格,如果是皇城周围这样的繁华地段,补偿款会更高。
不仅如此,即使是没有产权的租住户也需要给补偿,而补偿标准是每户5贯(约等于3850钱)。
所以,即便皇帝想要强行扩修宫室,仅支付给周围百姓的补偿款这一项就是十分巨大的一笔开支,不得不有所节制。
这也是导致了宋王朝的皇宫成为了历朝历代中最为简陋的。
好了,闲话休提,说到皇宫,李小鱼他们还真的想去看看,于是继续往前走去,而再往前走,就是御街了。
在《水浒》第七十二回写宋江上东京看灯时,就提到过汴梁城的御街。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观玩,转过东华门外,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
而后宋江四人,“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便来到其中的李师师家。
由于宋徽宗经常大驾光临,从御街到李师师家的那段岔路,竟也唤做“小御街”,小说继续写道。
“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
《水浒》对于汴梁城御街的描写点到为止,真的是有点吊人胃口,所以,作者菌在这里有必要略加补充。
顾名思义,御街就是皇城里专供皇帝出巡用的主干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这种御街。
据《水经注》里说,那位才高八斗的曹植,就因擅“行御道”而“见薄”于曹操,在与曹丕的争宠中大失其分的。
由此可见,那时的御街决不是一般人所能随意行走的。
另据《建康实录》记载说,侯景之乱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时,都城御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
于是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梁武帝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而此时北宋东京也就是汴梁城的御街,李小鱼他们是看到,也就是出宫城(即大内)正南的宣德门笔直向南,经州桥(即天汉桥),过里城正南的朱雀门,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门为止的那段主干道。
当时的学者刘敞有诗赠友人说:“君居御街东,我居御街西,如何百步间,十日不相从。”
似乎御街只有百来步宽,但实际上,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街阔约二百余步,所以刘敞所说只是写诗时的约数,当不得真。
继续向前走去,出宣德门向南,直到州桥,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衔两边都是景灵东西宫、大晟府、太常寺和相国寺等重要建筑。
仅有的几幢第宅,不是大臣,就是贵族所有。
而早在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为大将郭进在御街之东建造甲第,作为对他捍御契丹十余年的酬报。
而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每天一大清早,这一路段的御街上,趁着早市卖饮食与汤药的小贩,“吟叫百端”,交织成一片叫卖声。
他们大感新奇之下,继续往前走,过了州桥向南,两边就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与住家,例如街东的车家炭铺、张家酒店,其次则有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的肉饼铺和李四分茶。
又过里城从朱雀门到外城南薰门,是御街的南段。
南薰门里的话,他们又看到,御街的西侧有一座颇为雄伟的五岳观,因为南薰门正对大内,所以规定一般士民的殡葬车辆不得从这一城门出入。
不过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前文已经说过了,汴梁城里每天要屠宰的上万头猪却都又必须由此入城。
据孟元老回忆,每天向晚,万余头的猪群,浩浩荡荡通过南薰门,倒也规行矩步,“无有乱行者”,成为御街上别具一格的风景。
而御街两边都是御廊,原来是允许市民商贩在其中做买卖的,王安石变法时,市易司也利用特权,抢先占据上好市口,在御街东廊下用杈子拦出数十间铺位,“差官监卖果实,分取牙利”。
不过自政和以后,开封府便派人在廊下安放黑漆杈子,御街中心又放上两排朱漆杈子,不让人马在御街中心来往,行人只能在廊下杈子外行走。
杈子里用砖石砌出两道御沟,宣和年间,其中尽植莲花,两侧种上桃李杏梨,春夏之际,杂花相间,望去宛如锦绣。
不过此时,还是允许百姓商贩做生意的,包括到了后来,御街还是偶尔开放的,特别是新年期间,即便是政和以后,御街还是向民众开放的。
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冬至以后到元宵节结束,宣德门前御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面镶嵌着大观、宣和之类硕大的金字年号,年号之后便是“与民同乐万寿彩山”八个大字。
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个露天演艺场,以控制游人的进入,故而叫做棘盆。
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也不中断,这一期间,御街两侧的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就是宋徽宗也会趁兴出宣德门,真的来个“与民同乐”。
有两首词写出了元宵御街上这种狂欢的景象: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除了新年前后的个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动也在御街上进行。据《宋史·礼志》记载,举行赐酺之典时,开封府各县与在京诸军的乐人,都在朱雀门到宣德门的御街上列队张乐,还“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
这时“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御道两侧的廊下,则“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
而每逢大礼之年,七头大象加入进车马仪仗队,在宣德门至南薰门之间的御街上走个来回。
走到宣德门楼前时,七头大象还要团转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贺。
每到这时,御街上“游人嬉集,观者如织”。
特别是到了以后皇帝的生日,亲王宗室与宰执百官到大内上寿完毕后,参加仪式的女童队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还会争先恐后地送上果品饮食,然后带着心仪的姑娘,让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装束,骑上骏马,“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那感觉可真叫爽!
当然,在这风光旖旎的御街上,也会发生些香艳的情事。
据《玉芝堂谈荟》记载,宋祁有一次在御街上行走时,恰好遇上大内宫嫔的车子经过,帘后有人惊喜地脱口道:“咦,这不是小宋吗?”
宋祁回去感慨地作了一首《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词不久就传入宫廷,仁宗打听清楚谁叫的小宋,就特地召来了宋祁,笑着对他说:“蓬山不远。”,然后就把那个宫女赐给了他,不亏仁德之名。
到了宣和年间,东京御街的豪奢繁华也到达了烈火烹油的顶峰。
因为《水浒》里的宋江也是在宣和元年左右上东京御街闹元宵的。
然而可惜的啊,仅七八年后,因金军南下,御街陡然从繁荣巅峰跌落入了悲凉的谷底,正如王庭珪诗云:
“旄头彗天天狗堕,一日中原作奇祸。金竿突绕都城光,铁马横嘶御街过。”
到了更之后的靖康二年正月初十,宋钦宗赴金营乞和,遭到扣押,按往常惯例,这正是皇帝在御街上与民同乐的日子。
于是,从宣德门到南薰门的御街上,僧道做起了“迎圣”道场,父老百姓捧着香炉,冒着大雪,在南薰门前御街上跪拜哭泣了十余日,希望能感动金帅,放钦宗回来。
据载当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说,御街近南一带,士大夫妻子失踪的,也不可胜计。
不久,金兵强行撤毁了御街上的道场,另立张邦昌做傀儡皇帝,部分册立仪式也在御街上举行。
张邦昌步至宣德门外御街,在预设的褥位上北向金国拜舞,跪受册宝。
有卫士讽刺说:“平时在这里看伶人演杂剧扮假官人,想不到今天张太宰却装假官家。”
讽刺至极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