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后，长沙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让其越发的繁荣，之前。几个月对于长沙城的扩建，此时证明，也是卓有成效的。
当然，长沙府的物资钱粮，也因此用了差不多。
为了更好的储存秋粮，朝廷迫于无奈，在长沙县附近，又修建了上百座粮仓，能够储存近三百万石粮食。
从这就可以看出收钱的好处，哪怕一千万贯铜钱，也不过是几十条船就能运送了，而粮食不仅笨重，需要大量的脚夫搬运，其路途耗费的时间，损耗，更是极多。
这也是为啥隋朝时期修建那么多的粮仓了，实在是长安到洛阳这几百里的损耗，让人心疼。
以钱代粮，对于朝廷而言，减少了大量的成本，损耗也降低，可谓是极好的。
但对于百姓而言，用粮食去换银钱，不仅接受朝廷的剥削，还会被商人再次剥削，生活更加的困苦。
为了稳固统治，李嘉自然不能这般行事，他宁愿花数十万贯到转运使司衙门身上，也不愿意使得百姓更加困苦。
甚至，为了简化收税程序，不搞上中下等田亩的划分，而是一刀切，每亩地直接缴纳一斗粮。
因为那些家世雄厚的，会把自己的上等田，登记为下等，逃避赋税，然后将空缺的钱粮，转接给普通百姓。
不可否认，如今唐国的赋税，虽然比宋国轻许多，但仍旧比前唐重太多。
一亩地收成两三石（一石一百零六斤）还是有的，尤其是南方一年两收，每亩斗粮，也不过是二十税一，看起来很轻徭薄赋的样子。
但实际上，古代没有化肥，顶多用用石灰或者堆粪，基本上都是轮耕，也就是耕一半，让另一半田休养一年半载。
也就是说用一半的田，来缴纳全部的田税，朝廷可不会管你跟没耕种，反正是按田来交税的，百姓只能缴纳。
所以，如今唐国的田税基本上是十税一，为了扩充人口，李嘉还免除了口算钱，也就是丁税，当个人也要交税。
而产生溺婴也不足为奇，因为生养太多，每年口算钱都能压死全家，所以只能牺牲小儿了。
另外，还有户税和地税，顾名思义，户税就是让你缴的家庭税，王公贵族外，都要缴纳，也分三六九等，缴纳钱财；地税，就是义仓为名课征的税，义仓主要储存粟米，以备凶年之用，本为好事，但却成了补缺财政的税种。
另外就是商税了，这与普通百姓无关，基本上是商人们打交道。
唐末以来，各国数百种杂税，随着大唐几乎统一整个南方，许多不合情理的赋税直接被砍掉，然后粗略的合成了四种税。
夏秋粮税，户税，地税，商税，四种。
可是在李嘉看来，依旧太复杂了。
不是他对百姓们进行菲薄，实在是，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百姓，太过于复杂的东西，对他们而言，反而是种祸害。
只有简单粗暴，才对朝廷和百姓有利。
比如灯塔国，州税、县税，联邦税等等，数以万计，万税之国，对于普通人太不友好，所以只能请律师帮忙缴税，由此促进律师行业发展，其几乎占据四分之一的鸡滴屁，可谓是畸形到了极点。
所以，此次秋收后，他准备再次进行赋税改革，将户税和地税，删减合并，让全国只有两个税，农税和商税。
坐在椅子上，与其他的宰相们一起，听着转运使司的汇报，李嘉开始一心两用，思虑起别的了。
“启禀陛下，列位相公，神武四年下半载，并无大的灾祸，各府州一片太平，也无兵灾，转运粮食，以至于今年秋粮，获得了大丰收！”
由于在江西、江宁清缴了大量的免税户，让胡宾王顺理成章，一跃成为正三品的转运使司总运使，经过体制改革后，其已然与各部尚书平级，再跃一步，就是政事堂的宰相了。
大唐的宰相制继承前唐，宰相并没有自己的品级，是由其他官职加上同平章事，从而有参政的权力。
实际上，若是皇帝想，胡宾王立马就能进入政事堂，成为宰相，不过其年龄才三十来岁，从政不过五年，太年轻了，至少在六部转个七八年才合适。
所以几位在宰相们，从来没有把他当做政敌，只是当作接班人看待。
胡宾王压抑住激动的心情，抑扬顿挫地言语道：
“赖陛下恩德，今年江宁一府，七州一军，今年共收夏粮，四百五十万石，比夏税的四百一十六万石，多收三十四万石，其中地方三，朝廷七，运送至长沙府粮食，约三百一十五万石！”
“江西府九州之地，则收下粮六百八十万石，增三十万石，朝廷可得四百七十六万石，两府之地，朝廷共得夏粮七百九十一万石——”
由于有了今年夏粮的冲击，如今得知秋粮后，大家已经做好了准备，对于江南两府，已经没那么惊讶了，但这笔数字，依旧令人咋舌。
近八百万石粮食，转运使司运转了一个多月，九月初秋粮就好了，一直忙活到了今日，参与运转商船，超过三千次。
安史后，依靠江南，大唐才能复血重生，的确是天下少有的富庶之地。
政事堂的宰相们甚至迫切地想迁都江南，牢牢掌控这块肥美的土地，但迫于宋国的威胁，守江必守淮，没了淮南，一切都无从谈起。
李嘉则更清楚，除了江南本来就富庶外，自己减免了大量的欠税，以及规划了转运使司，澄清了吏治，更是占据了主要原因。
夏粮其他各府，长沙府一百五十万石，湘西十六万石，加上之前的岭南三府的四百二十万石，和闽南府一百二十万石。
加上蜀地和荆南府的四百万石。
朝廷神武四年的秋税，规模达到空前的一千九百万石，只缺三万石，比夏税多了近两百万石。
如果换算成铜钱，也能有近五百万贯。
神武四年的两税，总计约三千六百万石，合算铜钱一千两百万贯。
当然，长沙府的物资钱粮，也因此用了差不多。
为了更好的储存秋粮，朝廷迫于无奈，在长沙县附近，又修建了上百座粮仓，能够储存近三百万石粮食。
从这就可以看出收钱的好处，哪怕一千万贯铜钱，也不过是几十条船就能运送了，而粮食不仅笨重，需要大量的脚夫搬运，其路途耗费的时间，损耗，更是极多。
这也是为啥隋朝时期修建那么多的粮仓了，实在是长安到洛阳这几百里的损耗，让人心疼。
以钱代粮，对于朝廷而言，减少了大量的成本，损耗也降低，可谓是极好的。
但对于百姓而言，用粮食去换银钱，不仅接受朝廷的剥削，还会被商人再次剥削，生活更加的困苦。
为了稳固统治，李嘉自然不能这般行事，他宁愿花数十万贯到转运使司衙门身上，也不愿意使得百姓更加困苦。
甚至，为了简化收税程序，不搞上中下等田亩的划分，而是一刀切，每亩地直接缴纳一斗粮。
因为那些家世雄厚的，会把自己的上等田，登记为下等，逃避赋税，然后将空缺的钱粮，转接给普通百姓。
不可否认，如今唐国的赋税，虽然比宋国轻许多，但仍旧比前唐重太多。
一亩地收成两三石（一石一百零六斤）还是有的，尤其是南方一年两收，每亩斗粮，也不过是二十税一，看起来很轻徭薄赋的样子。
但实际上，古代没有化肥，顶多用用石灰或者堆粪，基本上都是轮耕，也就是耕一半，让另一半田休养一年半载。
也就是说用一半的田，来缴纳全部的田税，朝廷可不会管你跟没耕种，反正是按田来交税的，百姓只能缴纳。
所以，如今唐国的田税基本上是十税一，为了扩充人口，李嘉还免除了口算钱，也就是丁税，当个人也要交税。
而产生溺婴也不足为奇，因为生养太多，每年口算钱都能压死全家，所以只能牺牲小儿了。
另外，还有户税和地税，顾名思义，户税就是让你缴的家庭税，王公贵族外，都要缴纳，也分三六九等，缴纳钱财；地税，就是义仓为名课征的税，义仓主要储存粟米，以备凶年之用，本为好事，但却成了补缺财政的税种。
另外就是商税了，这与普通百姓无关，基本上是商人们打交道。
唐末以来，各国数百种杂税，随着大唐几乎统一整个南方，许多不合情理的赋税直接被砍掉，然后粗略的合成了四种税。
夏秋粮税，户税，地税，商税，四种。
可是在李嘉看来，依旧太复杂了。
不是他对百姓们进行菲薄，实在是，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百姓，太过于复杂的东西，对他们而言，反而是种祸害。
只有简单粗暴，才对朝廷和百姓有利。
比如灯塔国，州税、县税，联邦税等等，数以万计，万税之国，对于普通人太不友好，所以只能请律师帮忙缴税，由此促进律师行业发展，其几乎占据四分之一的鸡滴屁，可谓是畸形到了极点。
所以，此次秋收后，他准备再次进行赋税改革，将户税和地税，删减合并，让全国只有两个税，农税和商税。
坐在椅子上，与其他的宰相们一起，听着转运使司的汇报，李嘉开始一心两用，思虑起别的了。
“启禀陛下，列位相公，神武四年下半载，并无大的灾祸，各府州一片太平，也无兵灾，转运粮食，以至于今年秋粮，获得了大丰收！”
由于在江西、江宁清缴了大量的免税户，让胡宾王顺理成章，一跃成为正三品的转运使司总运使，经过体制改革后，其已然与各部尚书平级，再跃一步，就是政事堂的宰相了。
大唐的宰相制继承前唐，宰相并没有自己的品级，是由其他官职加上同平章事，从而有参政的权力。
实际上，若是皇帝想，胡宾王立马就能进入政事堂，成为宰相，不过其年龄才三十来岁，从政不过五年，太年轻了，至少在六部转个七八年才合适。
所以几位在宰相们，从来没有把他当做政敌，只是当作接班人看待。
胡宾王压抑住激动的心情，抑扬顿挫地言语道：
“赖陛下恩德，今年江宁一府，七州一军，今年共收夏粮，四百五十万石，比夏税的四百一十六万石，多收三十四万石，其中地方三，朝廷七，运送至长沙府粮食，约三百一十五万石！”
“江西府九州之地，则收下粮六百八十万石，增三十万石，朝廷可得四百七十六万石，两府之地，朝廷共得夏粮七百九十一万石——”
由于有了今年夏粮的冲击，如今得知秋粮后，大家已经做好了准备，对于江南两府，已经没那么惊讶了，但这笔数字，依旧令人咋舌。
近八百万石粮食，转运使司运转了一个多月，九月初秋粮就好了，一直忙活到了今日，参与运转商船，超过三千次。
安史后，依靠江南，大唐才能复血重生，的确是天下少有的富庶之地。
政事堂的宰相们甚至迫切地想迁都江南，牢牢掌控这块肥美的土地，但迫于宋国的威胁，守江必守淮，没了淮南，一切都无从谈起。
李嘉则更清楚，除了江南本来就富庶外，自己减免了大量的欠税，以及规划了转运使司，澄清了吏治，更是占据了主要原因。
夏粮其他各府，长沙府一百五十万石，湘西十六万石，加上之前的岭南三府的四百二十万石，和闽南府一百二十万石。
加上蜀地和荆南府的四百万石。
朝廷神武四年的秋税，规模达到空前的一千九百万石，只缺三万石，比夏税多了近两百万石。
如果换算成铜钱，也能有近五百万贯。
神武四年的两税，总计约三千六百万石，合算铜钱一千两百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