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看众人，徐平沉声道：“说到底，兵制不得不改，最少也要征募结合，有进有出！”
只要有对外用兵的雄心，实际上谁都知道要改兵制，但怎么改，却是个大问题。说起宋朝就要讲三冗，而三冗的核心是冗兵。历史上的宋仁宗最被人诟病的，是在他当政的时候所有问题都露出了苗头，他却没有痛下决心去改，最终病入膏肓。
然而真是那么容易改的？以历史上来说，让大宋弊病积重难返的正是对元昊之战，一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财政无法支撑，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再一个，便是西北开战大规模增兵，禁军员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只能进不能出，如果以新增的禁军平均年龄二十多岁来算，则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有三四十年。实际上禁军的员额一增，后续就很难减下来，这种影响时间还要长得多，一直沿续到神宗时期。
王安石变法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后世讲的最多的是将兵法，解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实际上历史上的那次变法，在军事方面，将兵法只是枝节，并不是真正的核心。重点讲将兵法，是为了跟对宋朝对外战事分析不力的结论，即兵将不相知是战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配合。为了凑这个结论，故意略过了其他一系列重要举措。
最少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朝君臣显然不认为兵将不相知是最大的问题，而军制才是最大的问题。历史上王安石对未来军制的设计，是用征兵代替募兵，保甲制度正是为将来的征兵制做准备的。他和宋神宗认识到，这个年代政权统治的极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制下的大规模战争。要对外开战，募兵制就不能坚持，不然不等胜利自己就先垮了。
从逻辑上讲，熙宁变法在军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从禁军封桩阙额开始的。封桩阙额是裁减禁军的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即禁军因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现了阙额，不再增补，用自然减员的方法把禁军的员额降下来。每出现这样的一个缺额，枢密院便就把名额封存，称为封桩。封桩了多少员额，按照每名禁军的花费，把这笔钱扣下来，用到保甲制的推行上去。禁军减少了的军队，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来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越来越少，征兵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征兵对募兵的替代。将兵制，就是与这种征兵制相适应的，把组织与指挥体系固定下来，而实现兵员的流动。
很显然，在这种征兵代替募兵的过程之中，禁军的战斗力会迅速地减弱。因为缺额封桩，禁军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后面越是如此。当然历史的现实是这个进程被打断了，由于党争，旧党当政之后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让保甲向征兵军队转变。这就是宋朝人经常说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当政，甚至把缺额封桩的钱用来享受和摆排场，而不再用于保甲的组织和训练。靖康之变，金军兵临城下，京城禁军实际人数只剩三四万人，而且全为老弱。这种情形本来就是阙额封桩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历史，不得不感叹人类总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旧党争，每一党上台的时候都说要革除前弊，实际的情况是弊端没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如此做，怎么能让人知道对立党派的不足呢？想做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事，偏偏没有那个本事，那只能摆出坏处来，让围观的人知道下台的为什么是坏人。
徐平的历史知识一般，而且他学的课本上，也并没有详细讲解王安石变法针对军制改革的内容。仅仅讲一个将兵法，在他现在看来，连治标不治本都算不上。但徐平却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军制之下，是打不了大仗的。防守都嫌吃力，想打出去是想也不要想。
一句兵制不得不改，一句征募结合，让殿里突然平静了下来。
这不是徐平第一次提现在兵制存在的问题了，而且每提一次，就更加尖锐，说到的问题和措施也更加具体。然而天下和平已经数十年了，改兵制，谁有那个勇气？
沉默许久，赵祯才道：“兵制关系到国家之本，急切间哪里容得随便去改？而且，征募结合，则现在的近百万禁军和厢军，就必然要退掉许多人。这些退掉的人，如何保证他们的衣食？他们一生在军中，别无长技，没了衣食——”
说到这里，赵祯看了看殿中的众位大臣，无奈地摇头苦笑：“这不是驱兵为匪吗？”
徐平上前，捧笏高声道：“陛下，臣现在提出此事，正是想到了这些人的去路！如果不是有退路给从军里裁汰下来的人，臣如何敢提此事？”
李迪沉声道：“哪里去？徐平，现在说的可不是三五百人，也不是三五千人！一旦禁军和厢军要改成征募两用，则不裁汰三十五万人是不行的。三五十万兵员，再加上他的妻儿老小，就有百万之众啊！百万之众，大宋虽然大，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
徐平道：“相公，若是前几年，确实是无处安排这些人。但现在，却是不一样了。下官当年在邕州，兴办蔗糖务，数年时间，前前后后从福建路招募了二三十万人。现在三司之下有蔗糖务，还有营田务，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司。下官算过，这些新建的衙门每年要招募的人，一年少则数万，多则二三十万。现在正是它们大发展，广招人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几年，员额都满了，就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一个萝卜一个坑，到那个时候再想填人进去，就要先把地里的萝卜拔起来，一样有人没了饭碗，就麻烦了。”
陈尧佐道：“此事说起来是容易，但人在一个地方过得习惯了，谁会想换到另一个地方去？把兵员裁汰下来，让他们到三司下面讨饭吃，只怕人心不稳，先激起兵变！”
徐平道：“正是此次修《会计录》，才让我发现，原来现在三司下的各公司，里面雇的人过得与禁军不相上下。若是那几个特别赚钱的，还比禁军里要好一点。所以要让士卒乐意从军里退下，也并不是不可能。下官以为当从下面三点做起。第一，禁军严加训练，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军中辛苦才是应该的。第二是让要军中的人知道，还有许多地方比在军中要好，更加适合他们。第三，便是三司属下的很多公司，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按照旧的场务习惯去管。而是要参照军中的制度，在公司里，是专门干活不是兵的军队。”
前两项实际上容易，工人的待遇向普通的兵员看齐没有什么，实际上本该就如此。军中训练辛苦更是应该的，懒懒散散哪里还需要专门养军，打仗随便征几个人就好了。关键的在第三点，如此做，才能把人控制起来，不要从军中一出来，就聚到民间作乱。
只要有对外用兵的雄心，实际上谁都知道要改兵制，但怎么改，却是个大问题。说起宋朝就要讲三冗，而三冗的核心是冗兵。历史上的宋仁宗最被人诟病的，是在他当政的时候所有问题都露出了苗头，他却没有痛下决心去改，最终病入膏肓。
然而真是那么容易改的？以历史上来说，让大宋弊病积重难返的正是对元昊之战，一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财政无法支撑，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再一个，便是西北开战大规模增兵，禁军员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只能进不能出，如果以新增的禁军平均年龄二十多岁来算，则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有三四十年。实际上禁军的员额一增，后续就很难减下来，这种影响时间还要长得多，一直沿续到神宗时期。
王安石变法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后世讲的最多的是将兵法，解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实际上历史上的那次变法，在军事方面，将兵法只是枝节，并不是真正的核心。重点讲将兵法，是为了跟对宋朝对外战事分析不力的结论，即兵将不相知是战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配合。为了凑这个结论，故意略过了其他一系列重要举措。
最少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朝君臣显然不认为兵将不相知是最大的问题，而军制才是最大的问题。历史上王安石对未来军制的设计，是用征兵代替募兵，保甲制度正是为将来的征兵制做准备的。他和宋神宗认识到，这个年代政权统治的极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制下的大规模战争。要对外开战，募兵制就不能坚持，不然不等胜利自己就先垮了。
从逻辑上讲，熙宁变法在军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从禁军封桩阙额开始的。封桩阙额是裁减禁军的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即禁军因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现了阙额，不再增补，用自然减员的方法把禁军的员额降下来。每出现这样的一个缺额，枢密院便就把名额封存，称为封桩。封桩了多少员额，按照每名禁军的花费，把这笔钱扣下来，用到保甲制的推行上去。禁军减少了的军队，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来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越来越少，征兵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征兵对募兵的替代。将兵制，就是与这种征兵制相适应的，把组织与指挥体系固定下来，而实现兵员的流动。
很显然，在这种征兵代替募兵的过程之中，禁军的战斗力会迅速地减弱。因为缺额封桩，禁军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后面越是如此。当然历史的现实是这个进程被打断了，由于党争，旧党当政之后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让保甲向征兵军队转变。这就是宋朝人经常说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当政，甚至把缺额封桩的钱用来享受和摆排场，而不再用于保甲的组织和训练。靖康之变，金军兵临城下，京城禁军实际人数只剩三四万人，而且全为老弱。这种情形本来就是阙额封桩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历史，不得不感叹人类总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旧党争，每一党上台的时候都说要革除前弊，实际的情况是弊端没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如此做，怎么能让人知道对立党派的不足呢？想做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事，偏偏没有那个本事，那只能摆出坏处来，让围观的人知道下台的为什么是坏人。
徐平的历史知识一般，而且他学的课本上，也并没有详细讲解王安石变法针对军制改革的内容。仅仅讲一个将兵法，在他现在看来，连治标不治本都算不上。但徐平却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军制之下，是打不了大仗的。防守都嫌吃力，想打出去是想也不要想。
一句兵制不得不改，一句征募结合，让殿里突然平静了下来。
这不是徐平第一次提现在兵制存在的问题了，而且每提一次，就更加尖锐，说到的问题和措施也更加具体。然而天下和平已经数十年了，改兵制，谁有那个勇气？
沉默许久，赵祯才道：“兵制关系到国家之本，急切间哪里容得随便去改？而且，征募结合，则现在的近百万禁军和厢军，就必然要退掉许多人。这些退掉的人，如何保证他们的衣食？他们一生在军中，别无长技，没了衣食——”
说到这里，赵祯看了看殿中的众位大臣，无奈地摇头苦笑：“这不是驱兵为匪吗？”
徐平上前，捧笏高声道：“陛下，臣现在提出此事，正是想到了这些人的去路！如果不是有退路给从军里裁汰下来的人，臣如何敢提此事？”
李迪沉声道：“哪里去？徐平，现在说的可不是三五百人，也不是三五千人！一旦禁军和厢军要改成征募两用，则不裁汰三十五万人是不行的。三五十万兵员，再加上他的妻儿老小，就有百万之众啊！百万之众，大宋虽然大，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
徐平道：“相公，若是前几年，确实是无处安排这些人。但现在，却是不一样了。下官当年在邕州，兴办蔗糖务，数年时间，前前后后从福建路招募了二三十万人。现在三司之下有蔗糖务，还有营田务，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司。下官算过，这些新建的衙门每年要招募的人，一年少则数万，多则二三十万。现在正是它们大发展，广招人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几年，员额都满了，就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一个萝卜一个坑，到那个时候再想填人进去，就要先把地里的萝卜拔起来，一样有人没了饭碗，就麻烦了。”
陈尧佐道：“此事说起来是容易，但人在一个地方过得习惯了，谁会想换到另一个地方去？把兵员裁汰下来，让他们到三司下面讨饭吃，只怕人心不稳，先激起兵变！”
徐平道：“正是此次修《会计录》，才让我发现，原来现在三司下的各公司，里面雇的人过得与禁军不相上下。若是那几个特别赚钱的，还比禁军里要好一点。所以要让士卒乐意从军里退下，也并不是不可能。下官以为当从下面三点做起。第一，禁军严加训练，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军中辛苦才是应该的。第二是让要军中的人知道，还有许多地方比在军中要好，更加适合他们。第三，便是三司属下的很多公司，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按照旧的场务习惯去管。而是要参照军中的制度，在公司里，是专门干活不是兵的军队。”
前两项实际上容易，工人的待遇向普通的兵员看齐没有什么，实际上本该就如此。军中训练辛苦更是应该的，懒懒散散哪里还需要专门养军，打仗随便征几个人就好了。关键的在第三点，如此做，才能把人控制起来，不要从军中一出来，就聚到民间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