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老城，群益坊。
专门为附近府衙中小吏提供饭食的一间老字号店家里。
饭饱酒足的周伯符，也在慢慢的打着嗝儿，一边竖起耳朵聆听着左右的动静，一边看着面前带有特殊标识的记录。
“兵部侍郎崔武怡醉酒落水而死了”
“卫尉少卿孙岩之突发急症病重不治”
“提举海兵总署章邑之，因病重告老请退”
“京大首座孔德义身体不虞卸任而去”
“最近横死和病退的官人，似乎有些多了起来啊。”
而在伯符面前的记录上则用密文符号，标示着畿内官场最近一些公开的动向。
“武德司大清洗完毕，正使、副使，知事皆出缺”
“五城防军检点周正辰被外放为安远路经略”
“殿前军都指挥使，统军将军云易安，辍升为参事府副总纲”
“拱卫军的右领军卫、右骁卫、左武卫、右武卫的将军、中郎，各有不同程度的人事变迁”
经过来自江宁方面的一番锦上添花式加官进爵之后，可谓是人心如潮而士气涌动，这也给了我一个上好的机会。
如今眼下这个局面，挟大胜之势而主强客弱之便，不对这些裹挟来的友军，加紧手段做些什么，“关爱”和“救助”他们于水火困厄之中，简直就是浪费资源和时机。
等到江宁方面掌握更多的情汛，而作出具体处断的决定后，就是典型的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了。
比如刘延庆的模范后军，需要整训和重建自然是不在话下了；王贵的前军本来就是出自淮东体系内，自然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整编和扩充，进一步加强掌控力度；
然后籍着整训再编的理由，将那些怀疑对象和潜在不安定分子，给慢慢的剔除出去，或是集中在一起便于视和观察。
至少在名分和实质上，作为上官的我和淮东镇都有相应便利和权宜，正好可以以看似公允无二的态度和立场，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并处置了
然后，另一路编制的河南别遣军旗下就有些麻烦了；
其中两个原本属于淮南行营旧部的军序，以战地军法之名临危处断，将其残余部伍吞了也就吞了；毕竟他们要么弃主官与不顾而临阵脱走，要么是卷入“证据确凿”的营变和反乱事件当中。
因此如此行径实属武人之耻，还被抓了个正着，只要稍加运作就算苟全下来，也未必能够保住相应的军序和番号。
而魏晨的殿前军，就没有这么简单和容易了，这是理论上的天子侧卫，禁中兵马。除了战时可以要求他们协力和听命之外，放到平日里就实在没有什么明目张胆进行吞并和合编的理由。
不过所幸的是他这一部幸存下来的人马也不算多，前后收拢的大约合计有一千四百多人，勉强重新编做三个不满员的营头，然后顺便把一些眼线也给安插进去，又籍着不给补给的机会发展了些许潜在合作个体了。
此外，还有另一只被解除了武装而全体转为苦役的拱卫左卫，以我如今的风势，大可以派人到江宁行在去打这个殿前官司，把时间拖得越长越好才是。
而且我还有一个大杀器，就是淮东体制内的士兵委员会，而且天南地北的各种籍贯和出身的都有，口舌伶俐而思想清晰，对淮东体制内有组足够的认识和归属感；
因此，他们往往会以同乡为名将这些友军的底层士卒召集起来，进行一些类似后世“诉苦三查”之类的内部活动。
比如鼓励这些老乡们相互倾诉在军中不合理遭遇和苦大仇深的类似事迹，然后在通过日常接触当中，自发对照以淮东治下的种种好处和优待；
虽然没有后世**的解放战士一般，投降过来就可以迅速转换成战斗力那么立竿见影，但正所谓如今天下的军队都是在不同程度的比烂，只有谁比谁更烂的问题，所以也很容易就体现出淮东管领军队的先进性和优越感了；
这样，除了少数愚顽不灵或是经年日久的老兵油子之外，几乎是无往不利的一点点将人心的墙角给挖过来，
就算是日后朝廷让他们归建，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到原来的体制和氛围中去了。
话说来，这一次淮军前后出阵的大军将近四万七千名，来的时候通过吞并友军和收拢散兵，不但补足有余还大大增长许多；再加上数量众多的俘虏和裹挟来的青壮人口，具体的数量和规模却已经是翻了数番还多；
而在淮东境内直接扩充或是间接动员起来，为之提供战地服务和后勤输送的地方部队和人役，实际比这个数量还多得多。
因此，除了这些过些来的人口和战俘需要安置和编管之外，这些扩充和动员起来的二三线部队和人役，也不能轻易的解散或是打发掉，而是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在沿途充实和加强到新占地方开拓和屯垦的力量中去。
带来的大部队也需要进一步的休整和犒赏，使用过去的器械和装备，也需要进行补充和维护，才有下一步后续的作战能力。
于是，原本因为相对的丰收和增产之后，看起来有些宽裕的淮东财政体系和物资储备，随着大队人马的又将变得紧巴巴起来。
虽然这次出战可以称得上是所获颇丰，但是那些数量众多的战利品，在一时半会却是没有办法变成直接使用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的。
而带来的各色人等却是迫在眉睫的一大宗负担和拖累。
所以，这些人员能够尽早安置下来，在严格编管下转化成现成的生产力，无疑能够尽量减小损耗和靡费，这也是未雨绸缪进行西进扩张的动力和原因之一。
于是，等我的队伍慢慢吞吞的一边行进和补给，一边沿途部署和就近安置，直到走到徐州境内，身边已经剩下不足万人了。
专门为附近府衙中小吏提供饭食的一间老字号店家里。
饭饱酒足的周伯符，也在慢慢的打着嗝儿，一边竖起耳朵聆听着左右的动静，一边看着面前带有特殊标识的记录。
“兵部侍郎崔武怡醉酒落水而死了”
“卫尉少卿孙岩之突发急症病重不治”
“提举海兵总署章邑之，因病重告老请退”
“京大首座孔德义身体不虞卸任而去”
“最近横死和病退的官人，似乎有些多了起来啊。”
而在伯符面前的记录上则用密文符号，标示着畿内官场最近一些公开的动向。
“武德司大清洗完毕，正使、副使，知事皆出缺”
“五城防军检点周正辰被外放为安远路经略”
“殿前军都指挥使，统军将军云易安，辍升为参事府副总纲”
“拱卫军的右领军卫、右骁卫、左武卫、右武卫的将军、中郎，各有不同程度的人事变迁”
经过来自江宁方面的一番锦上添花式加官进爵之后，可谓是人心如潮而士气涌动，这也给了我一个上好的机会。
如今眼下这个局面，挟大胜之势而主强客弱之便，不对这些裹挟来的友军，加紧手段做些什么，“关爱”和“救助”他们于水火困厄之中，简直就是浪费资源和时机。
等到江宁方面掌握更多的情汛，而作出具体处断的决定后，就是典型的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了。
比如刘延庆的模范后军，需要整训和重建自然是不在话下了；王贵的前军本来就是出自淮东体系内，自然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整编和扩充，进一步加强掌控力度；
然后籍着整训再编的理由，将那些怀疑对象和潜在不安定分子，给慢慢的剔除出去，或是集中在一起便于视和观察。
至少在名分和实质上，作为上官的我和淮东镇都有相应便利和权宜，正好可以以看似公允无二的态度和立场，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并处置了
然后，另一路编制的河南别遣军旗下就有些麻烦了；
其中两个原本属于淮南行营旧部的军序，以战地军法之名临危处断，将其残余部伍吞了也就吞了；毕竟他们要么弃主官与不顾而临阵脱走，要么是卷入“证据确凿”的营变和反乱事件当中。
因此如此行径实属武人之耻，还被抓了个正着，只要稍加运作就算苟全下来，也未必能够保住相应的军序和番号。
而魏晨的殿前军，就没有这么简单和容易了，这是理论上的天子侧卫，禁中兵马。除了战时可以要求他们协力和听命之外，放到平日里就实在没有什么明目张胆进行吞并和合编的理由。
不过所幸的是他这一部幸存下来的人马也不算多，前后收拢的大约合计有一千四百多人，勉强重新编做三个不满员的营头，然后顺便把一些眼线也给安插进去，又籍着不给补给的机会发展了些许潜在合作个体了。
此外，还有另一只被解除了武装而全体转为苦役的拱卫左卫，以我如今的风势，大可以派人到江宁行在去打这个殿前官司，把时间拖得越长越好才是。
而且我还有一个大杀器，就是淮东体制内的士兵委员会，而且天南地北的各种籍贯和出身的都有，口舌伶俐而思想清晰，对淮东体制内有组足够的认识和归属感；
因此，他们往往会以同乡为名将这些友军的底层士卒召集起来，进行一些类似后世“诉苦三查”之类的内部活动。
比如鼓励这些老乡们相互倾诉在军中不合理遭遇和苦大仇深的类似事迹，然后在通过日常接触当中，自发对照以淮东治下的种种好处和优待；
虽然没有后世**的解放战士一般，投降过来就可以迅速转换成战斗力那么立竿见影，但正所谓如今天下的军队都是在不同程度的比烂，只有谁比谁更烂的问题，所以也很容易就体现出淮东管领军队的先进性和优越感了；
这样，除了少数愚顽不灵或是经年日久的老兵油子之外，几乎是无往不利的一点点将人心的墙角给挖过来，
就算是日后朝廷让他们归建，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到原来的体制和氛围中去了。
话说来，这一次淮军前后出阵的大军将近四万七千名，来的时候通过吞并友军和收拢散兵，不但补足有余还大大增长许多；再加上数量众多的俘虏和裹挟来的青壮人口，具体的数量和规模却已经是翻了数番还多；
而在淮东境内直接扩充或是间接动员起来，为之提供战地服务和后勤输送的地方部队和人役，实际比这个数量还多得多。
因此，除了这些过些来的人口和战俘需要安置和编管之外，这些扩充和动员起来的二三线部队和人役，也不能轻易的解散或是打发掉，而是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在沿途充实和加强到新占地方开拓和屯垦的力量中去。
带来的大部队也需要进一步的休整和犒赏，使用过去的器械和装备，也需要进行补充和维护，才有下一步后续的作战能力。
于是，原本因为相对的丰收和增产之后，看起来有些宽裕的淮东财政体系和物资储备，随着大队人马的又将变得紧巴巴起来。
虽然这次出战可以称得上是所获颇丰，但是那些数量众多的战利品，在一时半会却是没有办法变成直接使用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的。
而带来的各色人等却是迫在眉睫的一大宗负担和拖累。
所以，这些人员能够尽早安置下来，在严格编管下转化成现成的生产力，无疑能够尽量减小损耗和靡费，这也是未雨绸缪进行西进扩张的动力和原因之一。
于是，等我的队伍慢慢吞吞的一边行进和补给，一边沿途部署和就近安置，直到走到徐州境内，身边已经剩下不足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