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这个事情听厂公这么一讲，不止是民间愿不愿意贷款的事儿，还存在有人阻扰的问题，那就难怪了，如今各省分行都存在贷款不出去的情况。
既然要讲规矩办事，那这事又该如何办呢？他们知道皇上一会肯定要问他们，可是，就这么短时间内，似乎也想不出办法来。
果然，崇祯皇帝就又问他们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好？
他们一听，就有点急了，要是皇上得不到解决的方法，会不会又重新准了王承恩的请求，赋予厂卫横行无忌的权力？
崇祯皇帝眼睛扫视过他们，见他们都在苦思冥想，神色间似乎还有点担忧的样子，便知道事情全都按自己预估的发展。
这些官员，再怎么样，也不敢让厂卫有破坏规则的权力，要不然，厂卫本身就有监察百官的责任，又能破坏规则行事的话，那后果对于他们这些被监察者，那绝对是灾难性的。
当然了，崇祯皇帝其实也明白，真要那么做的话，说明皇权已经不足于威慑天下了。事实上，不管是文官的权力，还是厂卫的权力，都不能失控，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大明的稳定都是灾难性的。
天启年间的前期，文官权力过大；而到了中后期，为了对付文官，给予厂卫的权力过大，全都引起了朝政的动荡。
崇祯皇帝估摸着差不多了，便露出似乎是刚想到一个办法的样子，对群臣说道：“朕倒是想起来了，或者可以把银行的钱贷出去，用于民间，让百姓能从中受惠！”
一听这话，不少人松了口气，真要有办法了，那皇上就肯定不会让厂卫乱来，那就最好了。
于是，首辅薛国观首先奏对道：“陛下英明神武，肯定是有好主意的，还请陛下明言，臣等洗耳恭听！”
“是啊，听陛下的，一定没错！”
“……”
其他臣子，也纷纷跟着附和起来，顺带着拍了下皇帝的马屁。
崇祯皇帝听了，便开口说道：“朕的想法是，既然民间贷款困难，那就按皇家纺织厂一般，由皇家或者地方官府出面贷款，根据各地的情况开厂，雇佣当地的百姓创造财富，让百姓在种田之余都能有另外一份收入，让他们能更快地富裕起来！”
一听这话，薛国观等人听了，不由得稍微有些难为起来。
这个事情，要是一开始就这么说的，绝对会被文官认为，这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不妥，不妥！
可是，崇祯皇帝已经让他们先想过招了，他们想不出来。东厂提督说了是有人捣乱，想要杀鸡骇猴，可别人毕竟是在规则内做一些影响民间贷款的事情，要是厂卫由此动手的话，规矩一乱，厂卫这头猛虎肆无忌惮，回头也可以这么整文官，重新天启年间的恐怖，这更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的事情。
过了一会之后，首辅薛国观代表文官这边问出了他们的疑惑：“陛下，如果这样的话，那银行可收抵押物，还不上钱怎么办，开厂亏本了又怎么办……”
崇祯皇帝一听，当即毫不犹豫地说道：“当然要按照银行的贷款规则来，就算是皇家和地方官府，也不能例外。也是如此，开什么厂就要慎重，办多大规模的厂子，也要慎重，这些事情，可再细细商量便是！”
其实，他所说得这个，还是国企的模式。在权力大集中的背景之下，要想让大明的经济腾飞，国企就是最好的发动机。
没错，国企也是有缺点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只要国企在这个阶段能帮助大明的经济腾飞，那就足够了。
既然民间不管什么原因，没有贷款的，那就由国企来做这个事情，开厂雇佣百姓做起来便是。
这个时候的农夫，农事一忙完，基本上就没事可做，这个劳动力，纯粹就是浪费掉的。如果他们还有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相信他们肯定也乐意去做。百姓因此会富裕起来，大明的商品也会因此多起来。那些西夷不是很想要大明的商品么，没问题，想要多少给多少便是！
在崇祯皇帝稍微一解释，两个事情一比较之后，这些官员当然就选择了对他们影响最小的事情。这也就是做事的技巧了，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臣子去支持这个事情。
毕竟崇祯皇帝不是神人，精力充沛到任何事情都能亲力亲为。大明这么大的疆域，每天发生的事情无数，必须要有官员协助他去把事情处理好的。而底下办事的官员，是否用心，尽责，这些都是影响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好的关键。
崇祯皇帝深知这点，也因此，明明他自己已经想到了办法，可还是要和这些臣子去商量，让他们觉得这么做不错，这样事情才能顺利地安排下去。
具体的细节，崇祯皇帝又和他们谈论了好久，最终才有了一个框架。这个事情，先从南方各省开始做起来，做一个示范作用。
地方官府这边做这事的话，就以每年留存地方的税银为抵押，从茶叶、丝绸、生丝、陶瓷等方面下手，创办地方国企；而如果由皇家这边出面的话，那就以每年地方收取的金花银为抵押，贷款从事茶叶、丝绸、生丝、陶瓷等生意。
这么一来，地方官府要是不认真经营而亏本，还不出钱给银行，那留存地方的税银就没了，必然会影响到地方官府自己，也就由不得他们不用心。皇家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金花银是宫里的一大经济来源，一旦没了，也是损失。
当然了，就只是这么做，还不足够。这种国企，在大明朝也还只是皇后这边主导的皇家纺织厂一家而已。至少地方上，还没有类似的经验，如果各地的国企为了利润，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欺压工人，恶性竞争同行，那也是不信的。
既然是国企，这国企的领导就可以有官府派官进行管理，同时受到地方都察院和厂卫的监督，以此来控制，国企成立的初衷，不会偏离方向。
这个事情，在崇祯皇帝的主导下，最终就这么定下了。
因为忠烈祠的事情，崇祯皇帝就先关注了经济上的事情。此时，一旦有了结果，他就又立刻关注起各省的防灾救灾情况。至少在他的印象中，明末小冰河时期的天灾，是要一直持续到满清康熙年间才慢慢地结束的。
果然，他只是一看，就发现有新到的奏章，有关江南那边大旱蝗灾的消息。
因为崇祯皇帝的重视，地方官府在一发现有大旱的迹象时，就立刻上报了。南京那边，主事的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立刻会商，按照崇祯皇帝定下的策略开始防灾救灾。
第一，集中民力，调遣卫所军队进行抗旱；第二，粮食管制，按口粮进行发放；第三，从其他各地立刻调集粮食之类物资支援苏州府等受灾地区。这个时候，崇祯皇帝第一次看到了，救灾物资中，就有从浙江、福建运过去的大量番薯。
番薯这个东西，在大明这边，最早就是在福建种植，并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当时的福建巡抚为之大喜，立刻全力推广，不过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却没有如愿。
而在这几年来，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亲自出面，大力推广，特别是把这番薯等经济作物的产出，作为地方官员评定政绩的指标之一，这推广的难度就大大地降低了。自然而然的，福建、浙江这些原本就早已开始种植番薯的省份，产量要比别的省份，当然是要多多了。
看到番薯都开始出现在这救援物资的清单中，崇祯皇帝终于笑了，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番薯等物资会比原本历史要更早推广，为百姓所熟知，救更多百姓的性命，帮助他们渡过饥荒。
这一次的灾荒，在原本的历史上记载说，十五年春，太仓州大旱，斗米钱一百一十文，民有食子者。遗惠祠及隆福寺集饥民千余，日死无萁，税粮急，漕米许三分之一，改麦折价，每石一两五钱。冬米每石四两，饿死载道，河中浮尸滚滚。城门巷口抛弃小儿百十为群，或有人引去，或视其僵死者，尽弃之丛冢，或聚而焚之，或掘坑埋之，盖不胜数。幸不死者，剥榆树皮为饼，糠皮为粥，一望村落，树皮剥尽，是数十年没有过的饥荒。
有大旱，就往往有蝗灾的出现，
历史同样记载了，湖州府归安大旱，飞蝗蔽天而下，所集之处，禾苗与芦苇立尽，民削树皮木屑杂糠秕食之，或掘山中白泥为食，名曰观音粉。含山左侧地名良村，强徒数百啸聚作乱，幸亏不日被扑灭，可是，瘟疫继至，但官府不但不蠲免钱粮，反而严刑催科。而苏州府吴县米价贵至每石银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二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傍，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
这样的人间惨剧，在这个位面上，在崇祯皇帝大力地抗灾防灾国策之下，地方官府群策群力，在出现迹象的第一时间就行动了起来。等到灾情爆发的时候，百姓有救济粮度日，并没有引起大范围饿死等恶性事件，这让经历过以前灾荒的百姓，对官府、对朝廷、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可以说，每一次战胜天灾，就让官府、朝廷和崇祯皇帝在百姓中的威望就更高了一分。那些地方官绅想要和以前一样，去影响百姓，去左右百姓，想要做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那是愈加地困难起来了。
从这次的灾情经过也可以知道，天灾不可怕，只要官府百姓齐心协力，共渡灾荒的话，必定能人定胜天！原本的明末，之所以天灾闹到无法收拾的局面，还是官府已经没有能力救灾的结果。
这次苏州地区的灾情救治，让崇祯皇帝很是满意，便下旨表彰相关人等。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也都有升迁。其中封孙传庭东阁大学士，也就是成为内阁辅臣，不过继续在南京担任他的吏部尚书这个本职。而卢九德，也封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样继续履行他的南京镇守太监的本职。
对于还在江南办差的张溥，崇祯皇帝也给他的奏章回复了，表彰了他知错能改，敢于断指明誓的勇气，并在邸报中公开，号召各地官员都要向张溥学习，用于认错，做一个奉公廉洁的名臣，流芳百世！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篇文章，用于批评官场上的人情往来风气要不得。并责任都察院就官员之间的往来做出评估，拿出具体的章程，杜绝腐败温床。
这些事情，对于大明百姓的关系不大。但是，对于大明官场却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特别是都察院那边给出了具体的措施，报于崇祯皇帝批准颁布天下，比如官员不得请客吃饭，不得逛青楼，召风尘女子陪酒，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取价值十两以上纹银的任何东西等等。这些事情全都对官员的日常影响甚大，由此一来，青楼酒楼这些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地方，生意那是一落千丈。
这个事情，如果是以前的话，就算能颁布全国，估计也就是一纸空文而已。
但是，如今崇祯皇帝的威望，已经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连战连捷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救灾防灾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洞察人心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甚至是有些神话的推断能力，都极大地震慑了官场。而且他亲自掌兵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铁血和强势，让大明官员都不敢做那等阳奉阴违的事情。
由张溥的事情，引发了对大明官场的整顿，如火如荼地在进行；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对厂卫的整顿，也再次进行。一边严旨东厂提督王承恩和锦衣卫指挥使李若琏对各自部下进行自查，有功的提拔，有过的处罚，允许举报。其中在张溥身边的档头姜冬，随着这次张溥的事件也出了名。崇祯皇帝特旨提拔他为东厂管事，随驾身边，负责东厂内部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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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崇祯皇帝就又问他们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好？
他们一听，就有点急了，要是皇上得不到解决的方法，会不会又重新准了王承恩的请求，赋予厂卫横行无忌的权力？
崇祯皇帝眼睛扫视过他们，见他们都在苦思冥想，神色间似乎还有点担忧的样子，便知道事情全都按自己预估的发展。
这些官员，再怎么样，也不敢让厂卫有破坏规则的权力，要不然，厂卫本身就有监察百官的责任，又能破坏规则行事的话，那后果对于他们这些被监察者，那绝对是灾难性的。
当然了，崇祯皇帝其实也明白，真要那么做的话，说明皇权已经不足于威慑天下了。事实上，不管是文官的权力，还是厂卫的权力，都不能失控，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大明的稳定都是灾难性的。
天启年间的前期，文官权力过大；而到了中后期，为了对付文官，给予厂卫的权力过大，全都引起了朝政的动荡。
崇祯皇帝估摸着差不多了，便露出似乎是刚想到一个办法的样子，对群臣说道：“朕倒是想起来了，或者可以把银行的钱贷出去，用于民间，让百姓能从中受惠！”
一听这话，不少人松了口气，真要有办法了，那皇上就肯定不会让厂卫乱来，那就最好了。
于是，首辅薛国观首先奏对道：“陛下英明神武，肯定是有好主意的，还请陛下明言，臣等洗耳恭听！”
“是啊，听陛下的，一定没错！”
“……”
其他臣子，也纷纷跟着附和起来，顺带着拍了下皇帝的马屁。
崇祯皇帝听了，便开口说道：“朕的想法是，既然民间贷款困难，那就按皇家纺织厂一般，由皇家或者地方官府出面贷款，根据各地的情况开厂，雇佣当地的百姓创造财富，让百姓在种田之余都能有另外一份收入，让他们能更快地富裕起来！”
一听这话，薛国观等人听了，不由得稍微有些难为起来。
这个事情，要是一开始就这么说的，绝对会被文官认为，这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不妥，不妥！
可是，崇祯皇帝已经让他们先想过招了，他们想不出来。东厂提督说了是有人捣乱，想要杀鸡骇猴，可别人毕竟是在规则内做一些影响民间贷款的事情，要是厂卫由此动手的话，规矩一乱，厂卫这头猛虎肆无忌惮，回头也可以这么整文官，重新天启年间的恐怖，这更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的事情。
过了一会之后，首辅薛国观代表文官这边问出了他们的疑惑：“陛下，如果这样的话，那银行可收抵押物，还不上钱怎么办，开厂亏本了又怎么办……”
崇祯皇帝一听，当即毫不犹豫地说道：“当然要按照银行的贷款规则来，就算是皇家和地方官府，也不能例外。也是如此，开什么厂就要慎重，办多大规模的厂子，也要慎重，这些事情，可再细细商量便是！”
其实，他所说得这个，还是国企的模式。在权力大集中的背景之下，要想让大明的经济腾飞，国企就是最好的发动机。
没错，国企也是有缺点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只要国企在这个阶段能帮助大明的经济腾飞，那就足够了。
既然民间不管什么原因，没有贷款的，那就由国企来做这个事情，开厂雇佣百姓做起来便是。
这个时候的农夫，农事一忙完，基本上就没事可做，这个劳动力，纯粹就是浪费掉的。如果他们还有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相信他们肯定也乐意去做。百姓因此会富裕起来，大明的商品也会因此多起来。那些西夷不是很想要大明的商品么，没问题，想要多少给多少便是！
在崇祯皇帝稍微一解释，两个事情一比较之后，这些官员当然就选择了对他们影响最小的事情。这也就是做事的技巧了，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臣子去支持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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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深知这点，也因此，明明他自己已经想到了办法，可还是要和这些臣子去商量，让他们觉得这么做不错，这样事情才能顺利地安排下去。
具体的细节，崇祯皇帝又和他们谈论了好久，最终才有了一个框架。这个事情，先从南方各省开始做起来，做一个示范作用。
地方官府这边做这事的话，就以每年留存地方的税银为抵押，从茶叶、丝绸、生丝、陶瓷等方面下手，创办地方国企；而如果由皇家这边出面的话，那就以每年地方收取的金花银为抵押，贷款从事茶叶、丝绸、生丝、陶瓷等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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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国企，这国企的领导就可以有官府派官进行管理，同时受到地方都察院和厂卫的监督，以此来控制，国企成立的初衷，不会偏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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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他只是一看，就发现有新到的奏章，有关江南那边大旱蝗灾的消息。
因为崇祯皇帝的重视，地方官府在一发现有大旱的迹象时，就立刻上报了。南京那边，主事的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立刻会商，按照崇祯皇帝定下的策略开始防灾救灾。
第一，集中民力，调遣卫所军队进行抗旱；第二，粮食管制，按口粮进行发放；第三，从其他各地立刻调集粮食之类物资支援苏州府等受灾地区。这个时候，崇祯皇帝第一次看到了，救灾物资中，就有从浙江、福建运过去的大量番薯。
番薯这个东西，在大明这边，最早就是在福建种植，并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当时的福建巡抚为之大喜，立刻全力推广，不过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却没有如愿。
而在这几年来，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亲自出面，大力推广，特别是把这番薯等经济作物的产出，作为地方官员评定政绩的指标之一，这推广的难度就大大地降低了。自然而然的，福建、浙江这些原本就早已开始种植番薯的省份，产量要比别的省份，当然是要多多了。
看到番薯都开始出现在这救援物资的清单中，崇祯皇帝终于笑了，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番薯等物资会比原本历史要更早推广，为百姓所熟知，救更多百姓的性命，帮助他们渡过饥荒。
这一次的灾荒，在原本的历史上记载说，十五年春，太仓州大旱，斗米钱一百一十文，民有食子者。遗惠祠及隆福寺集饥民千余，日死无萁，税粮急，漕米许三分之一，改麦折价，每石一两五钱。冬米每石四两，饿死载道，河中浮尸滚滚。城门巷口抛弃小儿百十为群，或有人引去，或视其僵死者，尽弃之丛冢，或聚而焚之，或掘坑埋之，盖不胜数。幸不死者，剥榆树皮为饼，糠皮为粥，一望村落，树皮剥尽，是数十年没有过的饥荒。
有大旱，就往往有蝗灾的出现，
历史同样记载了，湖州府归安大旱，飞蝗蔽天而下，所集之处，禾苗与芦苇立尽，民削树皮木屑杂糠秕食之，或掘山中白泥为食，名曰观音粉。含山左侧地名良村，强徒数百啸聚作乱，幸亏不日被扑灭，可是，瘟疫继至，但官府不但不蠲免钱粮，反而严刑催科。而苏州府吴县米价贵至每石银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二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傍，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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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每一次战胜天灾，就让官府、朝廷和崇祯皇帝在百姓中的威望就更高了一分。那些地方官绅想要和以前一样，去影响百姓，去左右百姓，想要做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那是愈加地困难起来了。
从这次的灾情经过也可以知道，天灾不可怕，只要官府百姓齐心协力，共渡灾荒的话，必定能人定胜天！原本的明末，之所以天灾闹到无法收拾的局面，还是官府已经没有能力救灾的结果。
这次苏州地区的灾情救治，让崇祯皇帝很是满意，便下旨表彰相关人等。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也都有升迁。其中封孙传庭东阁大学士，也就是成为内阁辅臣，不过继续在南京担任他的吏部尚书这个本职。而卢九德，也封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样继续履行他的南京镇守太监的本职。
对于还在江南办差的张溥，崇祯皇帝也给他的奏章回复了，表彰了他知错能改，敢于断指明誓的勇气，并在邸报中公开，号召各地官员都要向张溥学习，用于认错，做一个奉公廉洁的名臣，流芳百世！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篇文章，用于批评官场上的人情往来风气要不得。并责任都察院就官员之间的往来做出评估，拿出具体的章程，杜绝腐败温床。
这些事情，对于大明百姓的关系不大。但是，对于大明官场却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特别是都察院那边给出了具体的措施，报于崇祯皇帝批准颁布天下，比如官员不得请客吃饭，不得逛青楼，召风尘女子陪酒，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取价值十两以上纹银的任何东西等等。这些事情全都对官员的日常影响甚大，由此一来，青楼酒楼这些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地方，生意那是一落千丈。
这个事情，如果是以前的话，就算能颁布全国，估计也就是一纸空文而已。
但是，如今崇祯皇帝的威望，已经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连战连捷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救灾防灾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洞察人心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甚至是有些神话的推断能力，都极大地震慑了官场。而且他亲自掌兵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铁血和强势，让大明官员都不敢做那等阳奉阴违的事情。
由张溥的事情，引发了对大明官场的整顿，如火如荼地在进行；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对厂卫的整顿，也再次进行。一边严旨东厂提督王承恩和锦衣卫指挥使李若琏对各自部下进行自查，有功的提拔，有过的处罚，允许举报。其中在张溥身边的档头姜冬，随着这次张溥的事件也出了名。崇祯皇帝特旨提拔他为东厂管事，随驾身边，负责东厂内部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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