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年，人们，真的疯了。(小说文学网)
1967年8月28日，康生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致伤残133人。
“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康某人大言不惭地说。
在江青、康生一伙策动下，由于解放军或者解放军的枪弹，包括机枪等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参与到了派别冲突，中国大地上怀着对立情绪的群众之间，发生荷枪实弹的武斗，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流血的惨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是当前主要任务。”对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物资，以及援越物资的现象，作了严厉的批评。
“如果我是战士，夺我的枪我就开枪！”
同一天，江青却说。
迫于形势，江青一伙必须出来讲话的，反对武斗。同时，他们又在强调“文攻武卫”。
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便是他们一伙玩弄这一伎俩的最好表现。
“我们也斗得挺厉害，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
谁都知道，被江青一伙挑逗起来的不同派别的群众之间，本来说不上是什么“阶级对立”，正像周思来说的：“两派打架把对方叫做俘虏，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了。”
但是，当时的人们却都莫名其妙地将它涂上了阶级的色彩。各自以“革命阶级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责对方代表是“反动阶级”。
如果以江青“文攻武卫”的逻辑来看，武斗当然就是派别斗争的合法形式。各种派别在武斗的时候，几乎都这样叫喊：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我们的方针就是‘文攻武卫’。我们打的是政治仗，要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倒敌人，摧毁敌人。但是，当敌人胆敢武装侵犯我们的时候，当敌人杀戮我们的革命战友时，我们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予以迎头痛击。”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的武斗，包括使用枪弹的武斗，在“阶段斗争”的幌子下，在“文攻武卫”的掩饰之下，愈演愈烈，也越斗越广。
在这光怪陆离的武斗烟火中，中国人的思想也都迷惑徬徨。
1967年底，一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公社”，这种思潮为当时中国的派性混乱增添了一种色彩。
在全国武斗最烈之际，北京的群众组织同样分裂为各种派别。
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四四”派；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的“天派”、“地派”；第七机械工业部的“915”、“916“；……
已为当时的北京市民所熟知。
1967年8月，发生在西单商场的财贸系统的武斗，虽然当时也曾闻名全国。然而，它与外地的有枪炮参加的，有大量伤亡的武斗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因而也算不上“首都特产”。
当时北京的特产是，各派团体之间利用自办的小报进行唇枪舌战，各自述说各派的观点，同时言语激昂地批驳对方。
不过，随着舌战温度的上升，武斗也开始蔓延。
某大学的“团派”与“414”派舌战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也开始了动武。
这个某大学利用理工科大学的条件，自己制造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在“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口号这下，武斗双方异常凶残，互有伤亡。
他们还挖地道、修工事，有许多房屋严重破坏。
武斗中，将科学馆的楼顶烧掉了，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
为了刹住北京北京学生间的武斗，1968年7月27日，在的指示下，首先向这个某大学派进了首都工人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
接着，工宣队不仅进驻各类学校，也进驻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控制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局势。
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至1970年，驰名全国的保定地区大规模武斗则时间更晚，造成的损失相当的可观。
1967年，广西省“联指”—“422”—“老多”三派之间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区发生的武斗，因沿铁路线架起了机枪，致使两广、湖南一带交通阻塞，国际铁路运输失灵，造成的损失更无法估量。
江青等人挑起的武斗，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混乱，对立派别之间视如仇敌。在武斗中，献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别追认为“烈士”，并在自办的小报上大加宣扬，而对立派却又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
最无人道的可能要算山东郯城事件上：在一次武斗中，一方打死对方十八人，他们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子。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那样的一段时间里，费凡感觉自己就是那笸箩里的一枚小小的汤圆，随着笸箩的来回折腾，滚来滚去的，好像目标明确，却又是晕头转向，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个伟人的手里。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由那个伟人手里的那枚小小的“色子”来决定的，好与坏，幸与不幸，成与败，就看自己的点数了。
终于，在滚来滚去的过程中，费凡被那个笸箩给甩了出来，他被那时代的浪花拍在了沙滩上。
更可怕的是，他还猜错了点，站错了队！
那么，好吧，这个站错了队的小小的汤圆，你就等着粉身碎骨吧！
无路可走，只好逃回家！
回到家，哪里有家，只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之网正在张网以待，在等着他，自投罗网！
对于那段经历，费目了解得不多，但可以想像！
“哎哟，你可不知道呀，要是没有你姥爷，你爸早就没命了，所以你们老费家是欠我们老胡家的。因为这件事儿，我险些没让你姥爷给摔死呀！”
即使是那一年的那个除夕之夜，费目还是从四姨那里听说的，不用想像，那是真实的。
那一天，胡芳听说公社革委会要抓那个“姓费的”时，感觉天要塌了一般，她也顾不上什么“黙写不了一整本‘红宝书’就不让回家过年”之类的训示了，撒开腿就往家跑去。
还是“革命经验”不足哟，这样的一跑，肯定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费凡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
胡芳跑回四十八顷村，没有回家，直接跑向了村子的第二条街西数第五家，那里就是老费家。
静悄悄的，腊月二十九了，老费家的小院子里没有一点儿年味，甚至比平时还要安静，安静得有一些凄惨。
几个纸糊的窗棂格早已在头几天的一次抄家时撕破了，胡乱地用几块发灰的破棉絮和破布堵住。
走进小屋，就是走进了冰窑，北墙上是一层白白的霜，盛水的水缸不知是被冻坏了还是在抄家时被砸坏了，只剩下半截儿，里面还有一坨白白的冰。
“有人吗？”
胡芳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小屋子里转了一圈儿，没有人，就喊了一嗓子。
还是没有人应答！
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意从胡芳的后脊梁泛上了头顶。
“有人吗？”
“姐呀，我在这儿呀！”
胡芳又喊了一嗓子，有点儿声撕力竭了，总算是有一个声音传来了，弱弱的，就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一样。
此时的天已经有些发暗了，屋子里更暗，胡芳没有害怕，她听出来了，那个声音是费凡的小妹妹的。
“费荣，你在哪儿呀，我怎么没看到你呀！”
“姐，我在这儿！”
这一下，可把胡芳吓着了。
从灶门的灰堆里，突然有一团灰灰的东西动了一下，站了起来。
“呀！”
“姐，你不用怕，是我！”
“哎呀，你怎么睡到那灶门的灰堆里了。”
“我冷，我饿，那里暖和点儿。”
站在胡芳面前的正是费凡最小的妹妹，费荣，十岁，弱不经风的黄毛小丫头，看上去又瘦又小，此时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小要饭花子。
胡芳的心里一酸，眼圈儿红了，费家的现状连个要饭花子都不如！
费家怎么可能跟要饭花子相比哟，要饭花子可是贫下中农！
“你们家我大爷和大娘呢？”
“还在河北关着呀，他们不让回来，我大姐和二姐去给他们送饭了。”
“你吃了吗？”
“嗯！”
顺着费荣的手指方向，胡芳看到炕台上有一只破碗，里面还冻着半块棒子面干粮。
胡芳的鼻子又是一酸，眼圈儿更红了。
“你哥回来了吗？”
“没，没有！”
费荣这么一说，胡芳的心更凉了。
1967年8月28日，康生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致伤残133人。
“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康某人大言不惭地说。
在江青、康生一伙策动下，由于解放军或者解放军的枪弹，包括机枪等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参与到了派别冲突，中国大地上怀着对立情绪的群众之间，发生荷枪实弹的武斗，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流血的惨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是当前主要任务。”对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物资，以及援越物资的现象，作了严厉的批评。
“如果我是战士，夺我的枪我就开枪！”
同一天，江青却说。
迫于形势，江青一伙必须出来讲话的，反对武斗。同时，他们又在强调“文攻武卫”。
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便是他们一伙玩弄这一伎俩的最好表现。
“我们也斗得挺厉害，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
谁都知道，被江青一伙挑逗起来的不同派别的群众之间，本来说不上是什么“阶级对立”，正像周思来说的：“两派打架把对方叫做俘虏，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了。”
但是，当时的人们却都莫名其妙地将它涂上了阶级的色彩。各自以“革命阶级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责对方代表是“反动阶级”。
如果以江青“文攻武卫”的逻辑来看，武斗当然就是派别斗争的合法形式。各种派别在武斗的时候，几乎都这样叫喊：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我们的方针就是‘文攻武卫’。我们打的是政治仗，要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倒敌人，摧毁敌人。但是，当敌人胆敢武装侵犯我们的时候，当敌人杀戮我们的革命战友时，我们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予以迎头痛击。”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的武斗，包括使用枪弹的武斗，在“阶段斗争”的幌子下，在“文攻武卫”的掩饰之下，愈演愈烈，也越斗越广。
在这光怪陆离的武斗烟火中，中国人的思想也都迷惑徬徨。
1967年底，一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公社”，这种思潮为当时中国的派性混乱增添了一种色彩。
在全国武斗最烈之际，北京的群众组织同样分裂为各种派别。
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四四”派；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的“天派”、“地派”；第七机械工业部的“915”、“916“；……
已为当时的北京市民所熟知。
1967年8月，发生在西单商场的财贸系统的武斗，虽然当时也曾闻名全国。然而，它与外地的有枪炮参加的，有大量伤亡的武斗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因而也算不上“首都特产”。
当时北京的特产是，各派团体之间利用自办的小报进行唇枪舌战，各自述说各派的观点，同时言语激昂地批驳对方。
不过，随着舌战温度的上升，武斗也开始蔓延。
某大学的“团派”与“414”派舌战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也开始了动武。
这个某大学利用理工科大学的条件，自己制造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在“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口号这下，武斗双方异常凶残，互有伤亡。
他们还挖地道、修工事，有许多房屋严重破坏。
武斗中，将科学馆的楼顶烧掉了，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
为了刹住北京北京学生间的武斗，1968年7月27日，在的指示下，首先向这个某大学派进了首都工人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
接着，工宣队不仅进驻各类学校，也进驻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控制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局势。
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至1970年，驰名全国的保定地区大规模武斗则时间更晚，造成的损失相当的可观。
1967年，广西省“联指”—“422”—“老多”三派之间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区发生的武斗，因沿铁路线架起了机枪，致使两广、湖南一带交通阻塞，国际铁路运输失灵，造成的损失更无法估量。
江青等人挑起的武斗，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混乱，对立派别之间视如仇敌。在武斗中，献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别追认为“烈士”，并在自办的小报上大加宣扬，而对立派却又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
最无人道的可能要算山东郯城事件上：在一次武斗中，一方打死对方十八人，他们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子。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那样的一段时间里，费凡感觉自己就是那笸箩里的一枚小小的汤圆，随着笸箩的来回折腾，滚来滚去的，好像目标明确，却又是晕头转向，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个伟人的手里。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由那个伟人手里的那枚小小的“色子”来决定的，好与坏，幸与不幸，成与败，就看自己的点数了。
终于，在滚来滚去的过程中，费凡被那个笸箩给甩了出来，他被那时代的浪花拍在了沙滩上。
更可怕的是，他还猜错了点，站错了队！
那么，好吧，这个站错了队的小小的汤圆，你就等着粉身碎骨吧！
无路可走，只好逃回家！
回到家，哪里有家，只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之网正在张网以待，在等着他，自投罗网！
对于那段经历，费目了解得不多，但可以想像！
“哎哟，你可不知道呀，要是没有你姥爷，你爸早就没命了，所以你们老费家是欠我们老胡家的。因为这件事儿，我险些没让你姥爷给摔死呀！”
即使是那一年的那个除夕之夜，费目还是从四姨那里听说的，不用想像，那是真实的。
那一天，胡芳听说公社革委会要抓那个“姓费的”时，感觉天要塌了一般，她也顾不上什么“黙写不了一整本‘红宝书’就不让回家过年”之类的训示了，撒开腿就往家跑去。
还是“革命经验”不足哟，这样的一跑，肯定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费凡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
胡芳跑回四十八顷村，没有回家，直接跑向了村子的第二条街西数第五家，那里就是老费家。
静悄悄的，腊月二十九了，老费家的小院子里没有一点儿年味，甚至比平时还要安静，安静得有一些凄惨。
几个纸糊的窗棂格早已在头几天的一次抄家时撕破了，胡乱地用几块发灰的破棉絮和破布堵住。
走进小屋，就是走进了冰窑，北墙上是一层白白的霜，盛水的水缸不知是被冻坏了还是在抄家时被砸坏了，只剩下半截儿，里面还有一坨白白的冰。
“有人吗？”
胡芳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小屋子里转了一圈儿，没有人，就喊了一嗓子。
还是没有人应答！
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意从胡芳的后脊梁泛上了头顶。
“有人吗？”
“姐呀，我在这儿呀！”
胡芳又喊了一嗓子，有点儿声撕力竭了，总算是有一个声音传来了，弱弱的，就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一样。
此时的天已经有些发暗了，屋子里更暗，胡芳没有害怕，她听出来了，那个声音是费凡的小妹妹的。
“费荣，你在哪儿呀，我怎么没看到你呀！”
“姐，我在这儿！”
这一下，可把胡芳吓着了。
从灶门的灰堆里，突然有一团灰灰的东西动了一下，站了起来。
“呀！”
“姐，你不用怕，是我！”
“哎呀，你怎么睡到那灶门的灰堆里了。”
“我冷，我饿，那里暖和点儿。”
站在胡芳面前的正是费凡最小的妹妹，费荣，十岁，弱不经风的黄毛小丫头，看上去又瘦又小，此时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小要饭花子。
胡芳的心里一酸，眼圈儿红了，费家的现状连个要饭花子都不如！
费家怎么可能跟要饭花子相比哟，要饭花子可是贫下中农！
“你们家我大爷和大娘呢？”
“还在河北关着呀，他们不让回来，我大姐和二姐去给他们送饭了。”
“你吃了吗？”
“嗯！”
顺着费荣的手指方向，胡芳看到炕台上有一只破碗，里面还冻着半块棒子面干粮。
胡芳的鼻子又是一酸，眼圈儿更红了。
“你哥回来了吗？”
“没，没有！”
费荣这么一说，胡芳的心更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