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

    对于这样的一种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感觉,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受了,尤其是对于一些养尊处优的孩子们来说,那甚至就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生僻词。(小说文学网)

    由此,也就有了下面这个应当是真实存在的笑话:说是在饭桌上,小刚的爷爷指着新买来的“曲麻菜”(一种野菜)说,他那时候总吃这个了。

    小刚说,爷爷你又吹牛皮了,你那时候吃得起吗?

    小刚知道,刚刚上市的曲麻菜是二十块钱一公斤,是一种稀罕物。

    小刚不知道,爷爷说的那个“那时候”,吃野菜是“家常便饭”。

    有材料这样写道:“……大饥荒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我们北方特别是赤峰地区纯属饿死的却没听说有几个。为此,我曾想,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相对来说还是地广人稀,树木多,可吃的野菜多,野菜救了许多人的命。”

    一位亲历者发出了上面的这段感叹。

    饥饿,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呀——在当时,实行的是极端的计划经济,“商品”是一个可怕的词藻,“流通”就意味着“反动”,比癌症更可怕!

    在当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成了无形的枷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了那一点点儿可怜的、贫瘠的土地上。

    于是,就连逃荒也成了死路一条,那可是“氓流”啊!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段历史已成就了共和国的一块伤疤——揭了会痛,不去揭会更痛,后患无穷!

    因为那是这个古老民族的一滴眼泪,即使因岁月而蒸发,也会留下几段咸涩的痕迹……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费目写的一篇新闻调查报告,题目叫《大饥荒》,写的是几个赤城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挨饿记忆,亲身的经历。

    三年大饥荒,被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

    官方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亦称“三年困难时期”。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完全能够应对。而恰在当时中国的公权力缺少来自各方的监督,无法及时修正错误政策,人祸大于天灾,这才是悲剧!

    费目在做这次调查时,还发现了一幅那个年代的宣传画,名曰《丰产图——坐着花生过黄河》。

    一颗花生开壳去瓤,做成一条小船。

    “花生船”上坐着一个成年人,划船过黄河。

    画面寓意为一颗花生做船能载上百斤的成年人,可见花生之大,那个年代“浮夸风”之悬。

    那样的一个年代,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

    人定胜天,人真的能胜天吗?费目认为,根本不可有!

    调查中,费目还曾听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高中生,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学校组织学生作文演讲比赛,在他的作文中竟然出现了“一棵高梁打八石”的“豪言壮语”——一石粮大约500斤左右,八石粮相当于4000多斤。

    “按此推论,亩产过万还真不是问题,亩产上千万斤也是绝对有可能的。”

    费目只能报之以苦笑了。

    荒谬至极!

    下面的内容,是费凡的亲历。

    下面的内空,来自费目对费凡的采访,儿子采访了老子。

    费凡跟在母亲的身后,将家里所有的小米、棒子米,还有腌渍的辣椒、芥菜缨子等咸菜,一袋袋一锅锅地送到生产队。

    费凡当时感觉更多的是兴奋,很好玩,吃饭的时候去食堂,只要端两个洋瓷盆子就行了,一只装饭,另一只装咸菜。

    自家的锅灶闲起来了,只要在每天烧炕的时候,往锅里加上几瓢水,再往炕里填几把柴,就妥了。费凡很爱吃那些“百家门”牌的咸菜,有酸口的,有咸口的,有辣口的,还有清香口的,往嘴里夹上一筷子咸菜,再和着棒子米饭、小米饭抑或是高粱米饭,津津有味地咽下,真是幸福。

    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因为费凡的幸福感觉而维持太长的时间。

    当“百家门”牌的咸菜吃净了,当各家各户交到生产队的粮食也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生产队长开始坐不住了,因为大食堂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不得不想尽办法地东挪西借。

    胡家有点儿特殊——集中粮食办食堂之前,胡荣河留了点儿“后手儿”,藏起了一些粮食。

    食堂里吃不饱了,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在家里做点儿“小灶”。

    心眼实在的人家可就遭了殃,成年人每天只有一斤粮的饭票,小孩子就更少了,只有半斤或七两,根本吃不饱。

    王大娘摸着黑儿用茶盘子给费家送去点儿爆米花,费家的女主人感激涕零,跟人家说了半天的好话。

    1959年的暑假,村长胡荣河带着费凡这样的小孩子到打瓜地里去踩打瓜,就是把那些烂了的打瓜踩碎成泥,再用清水将瓜子冲洗出来。

    一上午的劳动结束时,胡村长找来一堆还没有烂掉的打瓜皮,用刀削成条子,推进锅里,无油无盐地用清水一煮。

    “吃吧,这比红军长征时吃草根和皮带可强多了。”

    胡村长咧咧嘴说。

    吃罢这样的午餐,从村子到打瓜地也就是十几里的路,可费凡回家时却歇了两歇。

    实在走不动啊,饿的。

    1960年,费家因为费凡的一点儿“小聪明”,得到一些额外的添补。

    从1958年的“大跃进”时说起吧。

    1958年,四十八顷村在庄稼地里开了很宽的一条大渠,那可是上百个劳动力干了一个夏天才修成的。

    这条大渠就是前面提到了那个马红学的伤心地——南大壕。

    南大壕提不上水来,成了“样板戏”。

    魏民书记来了,带来了一台由他亲自主持设计的水车,一个像风车一样的水车。

    风翅一样的部件没有架在空中,而是架在离地面不足一米的位置上,风翅上还装上了一个挨一个的小水斗。

    四十八顷村的人们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和兴奋。

    “这个风翅样的部件是装着轴承的,只要它转动起来,就会带动水车链子不断地将水从井里提起来,再灌进水斗里,然后水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干涸的庄稼地里。这样的设备不要说在全国,即使是在全世界也是头一份儿,只要开始时找几个年轻的棒小伙儿打几桶水浇在风翅上的水斗里,这水车就会自动转起来,除非找几个人把风翅用木头杠子别住,否则它就会一直转下去。到时候,你们管不住设备,发起水来,可别怪我哟。”

    魏民书记的话滔滔不绝,感觉那清清的河水也要滔滔不绝了。

    四十八顷村的人们感觉到的不止是一种新奇和兴奋了。

    “世界都领先”的水车安装妥当了。

    最壮实的汉子们轮番向那些水斗里灌了小半天的水,可那风翅般的抽水机只能浇一浇,转一转,顶多转两三圈儿。

    “我觉着都对呀,是哪块儿尺寸不对了呢?我回公社里再查查吧。”

    设计者有些难堪了,挠了挠头,走了,再也没回来。

    不到一年,那台“自动化”的水车也被人拆走了。

    直到几年后,费凡上了中学,学了物理,学了摩擦力,学了“能量守恒定律”,特别是知道了“永动机”的不可能性时,这才明白,村里的那架不干活的风车样的抽水机械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它和什么深翻地、大炼钢铁一样,无知与愚蠢其实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后来呢?你不是说还因为你的一点儿小聪明而使家里得到一些额外的添补吗?”

    儿子对老子的采访还在继续。

    “自动水车”没搞成,二三里长的大渠也就成了摆设,晾在了那里好几年了。

    灵机一动,如果能在一些略微平缓的水渠坝堰上种上几棵棒子(玉米)多好呀!

    费凡就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播下了两挎包的玉米种子,隔三差五地还要去看看。

    长出绿绿的秧苗时,费凡又学着大人的样子给每棵玉米都培了土。

    九月的一天。

    费凡踉踉跄跄把一面袋子的青玉米棒子放到母亲的脚下时,母亲的脸立时就吓白了。

    “你饿疯了吧,生产队的棒子你也敢偷呀。”

    母亲惊恐万状了。

    抄起一根烧火棍子就要打儿子。

    费凡一边用手挡住母亲的“武器”一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母亲稍稍放下心来。

    收回了整整三布口袋的粮食啊。

    “没想到,这点儿粮食却惹了祸。但不管怎么说,好几年以后,你奶奶还时常会跟我叨叨两句,说是那年我种的那点儿棒子还真救了一家人的命。只是,我那时就不明白了,一个小孩子犯了错误挨了批,可那个大干部呢?他为什么就没事儿呢?”

    说着,费凡喝了一口茶。

    听说,费目喝了一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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