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来到北大，打听沈丛文，因为稿纸上并没有沈丛文的住址。
他没有去找北大的老师，而是直接找学生打听。
这种做法在后世是很难想象的，后世的北大至少有数万名学生，细分为几十个科系，就算是找到科系也不一定就能找到一名没有在学校里注册的旁听生。
但此时的北大只有大概一千名学生，教职工不过百人。
学生可以直接到校长办公室谈事情，基本上做到了平等交流，风气开放。
北京大学设为院，理学院和法学院三个学院，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较为自由，课堂上的惯例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换句话说就是爱听就听，不听就走。
教授都很有性格，学校也没有硬性的考核任务，他们不怎么关心下面听课的都是什么人。
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来去都没人在意与过问，更不会有人盘查。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在一起，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来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种做法看似随意散漫，却体现了包容的精神，这才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是高等学府，那就真的高等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北大的旁听生中出现了很多出名的人物，他们是北大值得骄傲的资本。
林子轩来到了院。也就是北大有名的红楼。
红楼因为建筑的主体用红砖建成。红瓦铺顶而得名，始建于1916年，是北京大学的校部、院及图书馆的所在地。
红楼为砖木结构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楼高四层，有半地下室。
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新刊物就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
这里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
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 第三、四层为教室。
林子轩看到北大图书馆，不由得想起了后世一个北大拖欠图书管理员工资的事情。
这件事其实是个误会，北大没有拖欠图书管理员工资，拖欠工资的事情发生在上海。
1924年，那位曾经的北大图书管理员在上海担任秘书，负责一些文书工作，月薪是120块大洋，当时一起工作的邵力字和向警宇的月薪则为80块大洋。
可能因为活动经费紧张。这笔工资就没有落实。
林子轩刚上楼便碰到了在北大教书的周作仁，红楼的第二层正是教师的休息室。
他昨天在北大的演讲虽然还没有刊登在报纸上，却早已在北大传开，特别是最后的那首词更是广为流传，不少人甚至到大礼堂去参观林子轩的笔迹。
那首《沁园春》算是出名了。
林子轩和周作仁闲聊几句，表明来意。要找一位在这里的旁听生。
周作仁就找了一位自己的学生带着林子轩到楼上的教室里看看。他们这些教授不会去记学生的名字，除非是特别有才华的学生。
此时的沈丛文基础差，还没展现出自己的写作才华，自然不会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关注。
沈丛文在北大旁听了大半年的时间，有不少人知道这么个人，便指给了林子轩。
林子轩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原本以为旁听生不住校，或许不会被人熟知。
而且，沈丛文怕是还要挣生活费，不一定每日都在北大听课。想要找到需要费一番周折。
想不到沈丛文正在听北大教授马优渔讲授的音韵学，马优渔是古文大家章泰炎的弟子，古文功底深厚，在北大国学大师中颇有声望。
他有个女儿叫做马决，1910年出生。
马决在三十年代被公认为北大的校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花和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那么她有多漂亮呢？
马优渔一位学外语的朋友曾这样赞美：“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
据说马决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收到十几封情书，甚至有装订成本的。
重点是鲁讯和马优渔是同事，而鲁讯和马优鱼的女儿马决有七年多时间的书信来往，在鲁讯的日记中提到马决共有五十三次之多。
后来，马决结婚了，鲁讯知道后就把原本打算赠送给马决的一本书让朋处理掉了。
自此以后，两人就不再联络。
林子轩没有喊沈丛文出来，而是站在外边听着，他的古文不怎么好，听听课也有益处。
大概半个小时，课程结束，学生们离开，他才喊住沈丛文。
沈丛文没想到林子轩会来找他，有点不知所措，他昨日听了林子轩的演讲，觉得应该学习一点传统文化，就跑来听国学大师的课程。
在这个时期的北大，国学并不热门，新才算是热门。
沈丛文以往听得都是新和外国的课程。
林子轩不想被人围观，便带着沈丛文离开了北大，毕竟有不少学生听过他昨日的演讲。
他虽然走了，却留下了一桩逸闻趣事。
那就是站在教室外边半个小时，没有贸然打搅里面的讲课，这是对讲堂和里面讲课老师的尊重，以林子轩如今的声望这么做难得可贵。
这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尊重都是相互的。
北京大学附近有不少档次不高的馆子，适合学生用餐和聚会。
林子轩随便选了一家，找了一间包厢，叫了饭菜，询问了沈丛文如今的处境。
和他记忆中的差不多，沈丛文虽然还没有窘迫到需要救济的地步，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经济上颇为拮据，经常到同乡那里蹭饭。
两人在馆子里吃了饭，林子轩拿出那叠稿子，给沈丛文讲了起来。
他在上海大学讲过如何写作的课程，指导此时的沈丛文没什么问题，他给沈丛文指出稿子里的问题，那些需要修改，应该怎么修改。
这一谈，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之所以和你讲这些，是因为我看得出你是真心写作的，而且很有天分。”林子轩最后鼓励道，“你如今还在模仿的阶段，但想要成功，就要有自己的风格，当别人看到一篇文章，就能分辨出这不是鲁讯写的，也不是郁达浮写的，而是你沈丛文写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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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去找北大的老师，而是直接找学生打听。
这种做法在后世是很难想象的，后世的北大至少有数万名学生，细分为几十个科系，就算是找到科系也不一定就能找到一名没有在学校里注册的旁听生。
但此时的北大只有大概一千名学生，教职工不过百人。
学生可以直接到校长办公室谈事情，基本上做到了平等交流，风气开放。
北京大学设为院，理学院和法学院三个学院，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较为自由，课堂上的惯例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换句话说就是爱听就听，不听就走。
教授都很有性格，学校也没有硬性的考核任务，他们不怎么关心下面听课的都是什么人。
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来去都没人在意与过问，更不会有人盘查。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在一起，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来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种做法看似随意散漫，却体现了包容的精神，这才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是高等学府，那就真的高等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北大的旁听生中出现了很多出名的人物，他们是北大值得骄傲的资本。
林子轩来到了院。也就是北大有名的红楼。
红楼因为建筑的主体用红砖建成。红瓦铺顶而得名，始建于1916年，是北京大学的校部、院及图书馆的所在地。
红楼为砖木结构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楼高四层，有半地下室。
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新刊物就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
这里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
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 第三、四层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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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其实是个误会，北大没有拖欠图书管理员工资，拖欠工资的事情发生在上海。
1924年，那位曾经的北大图书管理员在上海担任秘书，负责一些文书工作，月薪是120块大洋，当时一起工作的邵力字和向警宇的月薪则为80块大洋。
可能因为活动经费紧张。这笔工资就没有落实。
林子轩刚上楼便碰到了在北大教书的周作仁，红楼的第二层正是教师的休息室。
他昨天在北大的演讲虽然还没有刊登在报纸上，却早已在北大传开，特别是最后的那首词更是广为流传，不少人甚至到大礼堂去参观林子轩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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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沈丛文基础差，还没展现出自己的写作才华，自然不会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关注。
沈丛文在北大旁听了大半年的时间，有不少人知道这么个人，便指给了林子轩。
林子轩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原本以为旁听生不住校，或许不会被人熟知。
而且，沈丛文怕是还要挣生活费，不一定每日都在北大听课。想要找到需要费一番周折。
想不到沈丛文正在听北大教授马优渔讲授的音韵学，马优渔是古文大家章泰炎的弟子，古文功底深厚，在北大国学大师中颇有声望。
他有个女儿叫做马决，1910年出生。
马决在三十年代被公认为北大的校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花和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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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站在教室外边半个小时，没有贸然打搅里面的讲课，这是对讲堂和里面讲课老师的尊重，以林子轩如今的声望这么做难得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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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附近有不少档次不高的馆子，适合学生用餐和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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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记忆中的差不多，沈丛文虽然还没有窘迫到需要救济的地步，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经济上颇为拮据，经常到同乡那里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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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大学讲过如何写作的课程，指导此时的沈丛文没什么问题，他给沈丛文指出稿子里的问题，那些需要修改，应该怎么修改。
这一谈，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之所以和你讲这些，是因为我看得出你是真心写作的，而且很有天分。”林子轩最后鼓励道，“你如今还在模仿的阶段，但想要成功，就要有自己的风格，当别人看到一篇文章，就能分辨出这不是鲁讯写的，也不是郁达浮写的，而是你沈丛文写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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