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过天晴，一辆崭新的黑色骏马牌皮卡，在一条新建的小公路上疾驰。
这款车是薄寮工业村越南宏盛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福特进口动机，自行研的底盘，外形与福特f系列皮卡完全不同，前面有两排座位，而不是一排，既能坐人，也能拉货，是宏盛公司旗下最为畅销的车型。
以免车厢里的东西被雨淋湿，盖着厚厚一层油布，且用尼龙绳捆得严严实实。
司机对路似乎不是很熟悉，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刻意慢下来看指示牌。副驾驶上坐着一个二十多岁、面容姣好的女人，手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小男孩。后排座上堆得满满的，全是一些诸如开水瓶、搪瓷盘之类的生活用品。
孩子看什么都新鲜，既不哭也不闹，妈妈目光则有些呆滞，紧紧搂着孩子一声不吭。
这些天杜氏梅像做梦一样，直到现在仍精神恍惚。
2o多天前的一个晚上，吃完晚饭把孩子哄睡着，正准备去六伯开会，一帮“伪军”摸进村子，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仓促应战，游击队根本顶不住，队长和指导员刚交火就牺牲了。
身上没枪，家里没可疑的东西，又有乡亲们和儿子做掩护，可以跟以前一样在搜捕中混过去，没想到身份早暴露了，把她们几个县委干部全抓到永绍邑。
申请入党时宣过誓，早做好为革命事业奉献生命的思想准备。上过战场，打过好几次伏击，她不怕死，只是舍不得孩子。
就在她以为会被酷刑折磨、会被****甚至被枪毙之时，一个伪军女军官出现在面前，不但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还把孩子带过来了。
杜氏梅彻底绝望了，生怕她以孩子相威胁。没想到女军官什么都没问，而是把她带出牢房洗澡、吃饭、换衣服、检查身体。然后同几个伪军一起开车把她们母子送到堤岸。
在堤岸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又见到几个莫名其妙的人。
让你们受苦了，你们母子俩受惊了，现在安全了。不用怕，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送钱、送衣服、送水果、送零食、送玩具，一个个热情的令人难以置信。
孩子在身边，行动不方便。想跑不敢跑。
忐忑不安的在堤岸呆了三四天，直到他一脸愧疚的出现在面前，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事。
他不是叛徒，而是一个伪装成进步青年混进组织搞破坏的特务，解放区那么多男人，那么多干部，怎么就偏偏嫁给了他？一起生活四五年，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到？
孩子这么大了，并且并且他对自己确实是真心的。
解放区条件艰苦、物资匮乏，有好吃的都先紧着她。后来有了孩子就先紧孩子。只要他在家，所有活儿全他干，不用她动手，不像其他男同志那么大男子主义。
一日夫妻百日恩，过去的种种总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浮现，对他是又爱又恨，想跟他恩断义绝、划清界限，却迟迟下了不这个决心。
任务完成，身份暴露，方乐先不用再执行潜伏任务。由于妻子的关系。同样不能像阮春道一样继续干老本行。
鉴于为潜伏期间所作出的贡献，除了补这么多年薪水之外，总部额外奖励一笔5o万皮阿斯特的奖金和一辆汽车。
至于今后怎么办，总部给了几个选择。
可以帮他们一家移民香港或新加坡。且安排一份薪水不低的工作。可以出学费让他去富国岛工业大学或工业村社区学院深造，学点东西、拿个学位，将来创业或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香港和新加坡人生地不熟，连语言都不通，妻子和孩子不会习惯。
上大学更不用想，一是潜伏这么多年。中学学的那些东西全还给老师了，直接念大学肯定跟不上。二来不仅妻子思想工作没做通，需要时间来陪。而且还有一件事她依然蒙在鼓里，需要想办法让她慢慢接受。
她一直接以为自己是越南人，其实不是，连之前用的名字都假的。
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扶着方向盘故作轻松地说：“氏萍，肚子饿不饿，快到家了，再坚持一下。”
“爸爸，我饿！”
妻子一声不吭，儿子倒来了劲，方乐先放缓车，伸手从后排摸出一袋饼干，慢声细语地笑道：“小安乖，慢慢吃，别噎着。”
孩子绝对是维系关系的纽带，杜氏梅一连深吸了几口气，俯身拿出一瓶汽水：“这儿有水，吃一片喝一口。”
执行潜伏任务，整天担惊受怕。
方乐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所以主动要求总部把他安置到风景优美，宛如世外桃源的芒山村。
这是一个天主教村庄，村民大多是1954年从北越迁过来的，全村2ooo多人，以种水稻和搞养殖为生。像这么不起眼的小村庄，之所以能够通公路，与邻近的侬人安置村有很大关系。
周围治安很好，从迪石到这儿只看见两辆军车巡逻。
快到村口时，远远就能看见有两个背步枪的天主教民兵，方乐先松开油门，缓缓滑行到二人面前，刚摇下车窗，一个民兵就咧嘴笑问道：“高校长是吧，村长、神父和张医生等您半天了。”
白玉高是潜伏时用的名字，估计还要继续用一段时间。
芒山村小学第一任校长是他的新工作，省里拨款兴建的校舍刚刚落成。在此之前，村里孩子一直是神父在教，上课地方一直是教堂。
诊所是去年刚设立的，来前蒯先生介绍过，民兵口中的张医生是会安华人，岘港工业村社区学院医务培训班六期生，在堤岸崇正医院实习过一年。像张医生这样只能看看小病的“二把刀”有很多，而且全在农村工作，富国岛工业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一般进大医院，不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
跟所有地方一样。人们对老师很尊敬。
正准备掏证件让民兵检查一下，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纷纷扔下农具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等候已久的孩子们更是嬉笑着朝这边飞奔，转眼间就把皮卡围得水泄不通。
“高校长。没吃饭吧，我这有粽子。”
“吃鸡蛋，我这儿有煮鸡蛋！”
“高校长，这是您儿子，城里孩子就是不一样。穿得真好看。”
“乡亲们好，同学们好。”
方乐先推开车门，一边给热情无比的众人点头打招呼，一边微笑着介绍道：“我妻子阮氏梅，直接叫阿梅。我儿子玉安，小名安安，你们太客气了，搞得我都不好意思。”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看出阮氏梅似乎有些萎靡不振，忍不住问：“高校长，阿梅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要是不舒服，去诊所让张医生看看。”
“晕车，她有点晕车，休息一下就好。”
校长和村长、神父、医生一样是全村最受尊敬的人，站岗的民兵岂能让他们把校长堵在村口，拍了拍手道：“让一让，把路让开。还有粽子，拿一边去，饭菜早准备好了，村长和神父就等着给高校长接风。”
跟随在前面小跑着带路的民兵把车开进村内。迎接的人更多。
村长矮矮瘦瘦，5o多岁，光着脚丫子，腰间扎着一条武装带。别着一把美式手枪。神父4o多岁，没穿黑色袍子，只在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对于校长一家的到来，二位德高望重人士表示出极大欢迎。拉着正跟一梳着大辫子村姑打情骂俏的张医生，热情无比地把他们一家请进村部吃饭。
米酒不知道喝了多少碗。车上行李和生活日用品怎么搬进学校宿舍的都不知道。
一觉醒来太阳已快落山，妻子坐在桌前呆，儿子好像在外面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嬉笑打闹，好不热闹。
“他们真能喝，一碗接着一碗，哎呀，这么多年没喝醉过，头疼，难受。”
杜氏梅转过身，冷冷地说：“没喝醉过，在解放区你敢喝吗？”
喝醉了就会说糊话，一旦说漏点什么，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潜伏期间真不敢喝，那些年几乎滴酒不沾。
方乐先挠了挠头，一脸尴尬地说：“阿梅，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不要再提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
“阿寿死了，阿清死了，四伯死了，六伯死了喝过我们喜酒的人全死了。天天梦见他们，你让我怎么重新开始？”
杜氏梅情绪激动，说着说着泪流满面。
你死我活，干这一行就是这样，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紧握着妻子手道：“阿梅，战争就是这么残酷，站在他们立场上，他们没错。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一样没错。”
“你有什么立场，你特务，你是叛徒！”
又来了，被外人听见多不好。
方乐先关上房门，紧盯着她双眼问：“奉哥怎么死的，被自己人活埋的，死那么惨，就因为他爷爷、他父亲省吃俭用给他留下四十几亩地。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看着长大的，直到我俩认识他还在不断接济你们家。
他是坏人吗，他是敌人吗，不是！他不但什么坏事都没做过，而且不止一次给越盟提供过帮助，甚至救过区委记陈文江的命。该交的公粮一斤不少，要钱的时候你们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可结果呢？”
表哥死得冤，解放区搞土改像表哥一样被杀的人成千上百。杜氏梅心如刀绞，坐在凳子上一个劲流泪。
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接着道：“你问我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就是让所有人像外面那些村民一样能够过上太平日子。不用担心说错话被抓，更不用担心凭辛勤劳动赚到点钱却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杜氏梅毫无底气地哽咽道：“那是那是下面人执行时出现偏差，纠正之后就没生过。”
“偏差，人命关天，一句偏差就完了？”
派遣到南解内部执行潜伏任务的人，大多与越盟有着血海深仇。方乐先同样如此，他紧搂着妻子，吟着眼泪道：“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其实在认识你之前，我的家人全死在越盟手上。”
杜氏梅一愣。鬼使神差地问：“为什么？”
“我家原来是在河内开餐馆的，父亲掌勺，母亲负责招呼客人，虽然地方很小。只放得下四张桌子，客人一多只能坐外面，但我家饭菜味道好，生意一直都不错，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能供我念。
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客人，他们坐在门边的桌子上吃饭。我家餐馆位置不算好，去吃饭的大多是常客。我母亲话比较多，总喜欢跟客人攀谈，那天没什么事，他们吃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我母亲又跟他们拉家常，我爸看她聊得正起劲，干脆自己上菜。我母亲没注意背后有人。一不小心碰到我父亲，菜洒了，洒了一个客人一身，帮他们擦油渍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现他们身上有枪。”
“后来呢？”
“又过来几天，我从外面来，居然现他俩全倒在店里，全是血，凶手用的是刀，身上好多伤口后来。后来才知道，现他们身上有枪那天下午，我父亲因为我工作的事，去找一个街坊帮过忙。而那位街坊的儿子就在警察局上班。
恰恰在那天晚上，去店里吃饭的人中有两个被警察抓了，证实他们是越盟，没过几天就被法国人枪毙了。跑掉的那个认为是我父母告的密，于是于是就痛下杀手。”
原来公公婆婆是这么死的，杜氏梅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用蚊子般地声音问：“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凶手后来也被抓了，他主动交代的，说动手的不止他一个，是他们的组织实施的报复。”
“对对不起。”
方乐先一边帮她擦拭着泪水，一边凝重地说：“不关你的事，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或许没错，但总得来说他们确实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革命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
芒山村的乡亲们过得怎么样你也看到了，家家有地，个个能吃饱饭，养鸡养鸭养猪搞副业有不错的收入，孩子有念，生病有地方看，没那么多苛捐杂税，不用交什么公粮，不用提心吊胆，生活比解放区农民好多了，而这样的村子在下六省很普遍。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折腾？”
“这里没苛捐杂税，西宁有。这里不抓壮丁，西宁抓。”
“那你有没有想过，西宁55、56、57那几年为什么没太多苛捐杂税，为什么不抓壮丁，老百姓为什么能安居乐业？”
方乐先反问了一句，拉着她循循善诱地继续道：“原因很简单，北越要推翻西贡政府，所以派人过去展组织拉队伍、搞土改、伏击国军。一个为了虚无缥缈的主义，一个为了维持其统治，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
再说苛捐杂税，南解收得比国军少吗？至于抓壮丁，南解一样抓，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动员蛊惑，连十来岁大的孩子都不放过，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是正义谁是不正义的。”
“我们是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妻子“中毒”太深，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耐心劝说道：“阿梅，国家统不统一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南北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喜欢苏俄那种生活方式的去北边，喜欢自由的来南边，像1954年那样按照各自意愿来多好，为什么非要凑到一块去？
至于民族独立，法国人早走了，美国人也看不上这地方，之所以过来完全是为了抵御苏俄阵营扩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有本事比经济，比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去北越学习过，那边农民过得比南方好吗，没有了，别说没法跟芒山村比，连解放区农民都不如，前几年甚至还饿死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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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没枪，家里没可疑的东西，又有乡亲们和儿子做掩护，可以跟以前一样在搜捕中混过去，没想到身份早暴露了，把她们几个县委干部全抓到永绍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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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她以为会被酷刑折磨、会被****甚至被枪毙之时，一个伪军女军官出现在面前，不但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还把孩子带过来了。
杜氏梅彻底绝望了，生怕她以孩子相威胁。没想到女军官什么都没问，而是把她带出牢房洗澡、吃饭、换衣服、检查身体。然后同几个伪军一起开车把她们母子送到堤岸。
在堤岸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又见到几个莫名其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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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身边，行动不方便。想跑不敢跑。
忐忑不安的在堤岸呆了三四天，直到他一脸愧疚的出现在面前，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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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更不用想，一是潜伏这么多年。中学学的那些东西全还给老师了，直接念大学肯定跟不上。二来不仅妻子思想工作没做通，需要时间来陪。而且还有一件事她依然蒙在鼓里，需要想办法让她慢慢接受。
她一直接以为自己是越南人，其实不是，连之前用的名字都假的。
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扶着方向盘故作轻松地说：“氏萍，肚子饿不饿，快到家了，再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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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一声不吭，儿子倒来了劲，方乐先放缓车，伸手从后排摸出一袋饼干，慢声细语地笑道：“小安乖，慢慢吃，别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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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高是潜伏时用的名字，估计还要继续用一段时间。
芒山村小学第一任校长是他的新工作，省里拨款兴建的校舍刚刚落成。在此之前，村里孩子一直是神父在教，上课地方一直是教堂。
诊所是去年刚设立的，来前蒯先生介绍过，民兵口中的张医生是会安华人，岘港工业村社区学院医务培训班六期生，在堤岸崇正医院实习过一年。像张医生这样只能看看小病的“二把刀”有很多，而且全在农村工作，富国岛工业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一般进大医院，不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
跟所有地方一样。人们对老师很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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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长。没吃饭吧，我这有粽子。”
“吃鸡蛋，我这儿有煮鸡蛋！”
“高校长，这是您儿子，城里孩子就是不一样。穿得真好看。”
“乡亲们好，同学们好。”
方乐先推开车门，一边给热情无比的众人点头打招呼，一边微笑着介绍道：“我妻子阮氏梅，直接叫阿梅。我儿子玉安，小名安安，你们太客气了，搞得我都不好意思。”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看出阮氏梅似乎有些萎靡不振，忍不住问：“高校长，阿梅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要是不舒服，去诊所让张医生看看。”
“晕车，她有点晕车，休息一下就好。”
校长和村长、神父、医生一样是全村最受尊敬的人，站岗的民兵岂能让他们把校长堵在村口，拍了拍手道：“让一让，把路让开。还有粽子，拿一边去，饭菜早准备好了，村长和神父就等着给高校长接风。”
跟随在前面小跑着带路的民兵把车开进村内。迎接的人更多。
村长矮矮瘦瘦，5o多岁，光着脚丫子，腰间扎着一条武装带。别着一把美式手枪。神父4o多岁，没穿黑色袍子，只在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对于校长一家的到来，二位德高望重人士表示出极大欢迎。拉着正跟一梳着大辫子村姑打情骂俏的张医生，热情无比地把他们一家请进村部吃饭。
米酒不知道喝了多少碗。车上行李和生活日用品怎么搬进学校宿舍的都不知道。
一觉醒来太阳已快落山，妻子坐在桌前呆，儿子好像在外面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嬉笑打闹，好不热闹。
“他们真能喝，一碗接着一碗，哎呀，这么多年没喝醉过，头疼，难受。”
杜氏梅转过身，冷冷地说：“没喝醉过，在解放区你敢喝吗？”
喝醉了就会说糊话，一旦说漏点什么，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潜伏期间真不敢喝，那些年几乎滴酒不沾。
方乐先挠了挠头，一脸尴尬地说：“阿梅，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不要再提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
“阿寿死了，阿清死了，四伯死了，六伯死了喝过我们喜酒的人全死了。天天梦见他们，你让我怎么重新开始？”
杜氏梅情绪激动，说着说着泪流满面。
你死我活，干这一行就是这样，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紧握着妻子手道：“阿梅，战争就是这么残酷，站在他们立场上，他们没错。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一样没错。”
“你有什么立场，你特务，你是叛徒！”
又来了，被外人听见多不好。
方乐先关上房门，紧盯着她双眼问：“奉哥怎么死的，被自己人活埋的，死那么惨，就因为他爷爷、他父亲省吃俭用给他留下四十几亩地。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看着长大的，直到我俩认识他还在不断接济你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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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死得冤，解放区搞土改像表哥一样被杀的人成千上百。杜氏梅心如刀绞，坐在凳子上一个劲流泪。
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接着道：“你问我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就是让所有人像外面那些村民一样能够过上太平日子。不用担心说错话被抓，更不用担心凭辛勤劳动赚到点钱却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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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梅一愣。鬼使神差地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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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我母亲又跟他们拉家常，我爸看她聊得正起劲，干脆自己上菜。我母亲没注意背后有人。一不小心碰到我父亲，菜洒了，洒了一个客人一身，帮他们擦油渍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现他们身上有枪。”
“后来呢？”
“又过来几天，我从外面来，居然现他俩全倒在店里，全是血，凶手用的是刀，身上好多伤口后来。后来才知道，现他们身上有枪那天下午，我父亲因为我工作的事，去找一个街坊帮过忙。而那位街坊的儿子就在警察局上班。
恰恰在那天晚上，去店里吃饭的人中有两个被警察抓了，证实他们是越盟，没过几天就被法国人枪毙了。跑掉的那个认为是我父母告的密，于是于是就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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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凶手后来也被抓了，他主动交代的，说动手的不止他一个，是他们的组织实施的报复。”
“对对不起。”
方乐先一边帮她擦拭着泪水，一边凝重地说：“不关你的事，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或许没错，但总得来说他们确实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革命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
芒山村的乡亲们过得怎么样你也看到了，家家有地，个个能吃饱饭，养鸡养鸭养猪搞副业有不错的收入，孩子有念，生病有地方看，没那么多苛捐杂税，不用交什么公粮，不用提心吊胆，生活比解放区农民好多了，而这样的村子在下六省很普遍。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折腾？”
“这里没苛捐杂税，西宁有。这里不抓壮丁，西宁抓。”
“那你有没有想过，西宁55、56、57那几年为什么没太多苛捐杂税，为什么不抓壮丁，老百姓为什么能安居乐业？”
方乐先反问了一句，拉着她循循善诱地继续道：“原因很简单，北越要推翻西贡政府，所以派人过去展组织拉队伍、搞土改、伏击国军。一个为了虚无缥缈的主义，一个为了维持其统治，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
再说苛捐杂税，南解收得比国军少吗？至于抓壮丁，南解一样抓，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动员蛊惑，连十来岁大的孩子都不放过，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是正义谁是不正义的。”
“我们是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妻子“中毒”太深，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耐心劝说道：“阿梅，国家统不统一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南北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喜欢苏俄那种生活方式的去北边，喜欢自由的来南边，像1954年那样按照各自意愿来多好，为什么非要凑到一块去？
至于民族独立，法国人早走了，美国人也看不上这地方，之所以过来完全是为了抵御苏俄阵营扩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有本事比经济，比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去北越学习过，那边农民过得比南方好吗，没有了，别说没法跟芒山村比，连解放区农民都不如，前几年甚至还饿死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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