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陌生电话正是刘三桂的前妻翟树珍打来的，是村委会办公室的人通知她说，你丈夫不知从哪里拨来电话问起你们捡来的孩子刘宝生的情况，她才拨电话来的。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座机显屏中找到的，但她不知这是国内哪个地区的电话号码，她记住这个电话到镇上找电信部门咨询，才知道这是上海地区的电话号码。这些年翟树珍独自养育孩子刘宝生非常艰难，她多次找到刘三桂原工作过的城关福利纸箱厂，问刘三桂的去向，都不知道其下落，但问出了她特别不愿意听到的内情，她不相信那是真的，但又不得不相信，厂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说。怎么说呢？说刘三桂和厂里一个20多岁的姑娘同居，导致姑娘怀孕，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厂里因担心计生部门核查人口，作出处分，就事先将刘三桂和与他未婚同居的姑娘一齐开除了。
听到这里，翟树珍欲哭无泪，她一切都已明白，她现在养育的孩子刘宝生八成就是刘三桂与那个姑娘同居所生的孽种，但孩子是无罪的哟！这件事一直噎在心里，没有对年幼的刘宝生讲，她联想到丈夫在城关福利纸箱厂上班期间对她冷漠原来是外面有人了，她顿时产生嗔恨，恨不能将刘三桂和那个姑娘的私生子弃之不管。这个念头才产生，立马又被抑制，因为孩子是懵懂的，并不知道这些。这些年，养育着他的翟树珍已和孩子产生了不可割舍的母子情，虽然是养母关系，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份养育之恩对他弃之不管的生父生母是不具备的。在刘宝生幼小的心里，这个抚养他照顾他的女人就是最亲的人，也就是他的亲妈。当他望着翟树珍奶声奶气地叫妈妈的时候，翟树珍就特别欢愉，甚至感觉为刘宝生付出了再多都值！
让翟树珍犯愁的是刘宝生越大越不听话，读书也不行，经常逃学，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每人游手好闲。叫他给人家放牛弄些工钱，他钱没赚一个，倒添麻烦。他把黄牛缰绳就着一对牛角挽成结，之后，就把牛往山上一赶，自己就到镇上溜达去了。末后一回，那牛下山吃光了人家菜园里才长出的青菜，找放牛的刘宝生扯皮，他傻了眼，没有钱弥补人家的损失，人家就怪罪请他放牛的雇主，雇主找刘宝生训了一顿，辞了他的工，没给一分钱的报酬，作为对他的惩罚。
翟树珍拿他没办法，就叫他去找远在上海地区做工的爸爸，并卖了几只鸡，凑了些钱，给他作盘缠。这年刘宝生已经16岁，长得虎头虎脑，就是品行不端。到了火车站，他把翟树珍给的盘缠钱不拿出来买车票，却扒货车上路，从西边的小城市到东边的大城市，货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便悄悄地跳下来，到人家单位弄一张废旧报纸，然后找到附近学校，请一位老师给他写一段话方便乞讨，这些话都是他编造的，可以激发人的同情心，然后获取施舍。他编造的话是这样的：本人是来自西南地区的贫困生，因赴上海找亲人，坐车途中被盗，身上没有分文，吃饭、住宿和路费都成紧要问题，请过路的大伯大叔，大哥大嫂以及所有的好心人给我资助一点，哪怕是一分一文，我都感恩不尽。愿好人一生平安！求助的贫困生：刘宝生。
刘宝生把写了这段话的报纸揣在身上，在人群熙熙攘攘的街角拿出来摊在地上，自己双膝跪着，脑袋低垂，一旦有人丢钱在报纸上，他便略微抬一下头，小声说谢谢！当然施舍的人并不在乎他的谢意。这样一天下来，可以弄个四、五元钱，晚上他舍不得掏钱住旅社，即使便宜的也不愿掏。他在露天食摊上吃了些面食什么的，就钻进火车站候车室打盹儿凑合着到天亮。接着又到大街上重复乞讨的事儿，这样几天下来，刘宝生讨得近5百元，再加翟树珍给他的盘缠，身上共有800多元钱，这是最富有的一回，他从小到大身上从来没有装这多钱的。有了钱，胆子也就大了，他破例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只数个小时，就到了上海火车站。
他一下火车，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到上海郊区找一些厂家问有没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刘宝生不会说上海话，别着国语腔问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人是哪个厂的，中年人觑着他没有回答，刘宝生连忙说明意图，中年人告诉他，我们厂人多，没听说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当然每月都招了一些人，我也不一定认识，你自个儿去打听。刘三桂说，你还没有说，你所在的是哪个厂。
是上海城北建筑公司。中年人言毕调头就走。刘宝生把手一招，慢，你带我到你们建筑公司去问一问。
中年人本想甩开他，一看他是个孩子，便回过头问他的情况，刘宝生没说话，从身上掏出皱巴巴的一张废旧报纸展开来，中年人看了之后问道，刘三桂是你的什么人？刘宝生说，是我的爸爸。
中年人不再说什么，带着他上了一辆巴士，开出火车站一条街道，约半个小时，出了上海城，到了北郊，依然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其间偶尔有一块块种上水稻的青葱的田野。天气闷热，太阳烘烤的地面仿佛冒着一股青烟。
这时，车上的中年人，叫巴士司机停车说内急，便下车去了，他看周遭没人，就挪到一丘之字形稻田的土坎边，洒了一泡尿。然后回到巴士后座对身边的刘宝生说，前面不远就是我们的建筑公司，这条路有三个岔口，往东面走10来公里，是一家预制块厂，往北面走七八公里是河沙厂，河沙厂那边还有一个砖瓦厂。到时候你在我们单位问一问，如果找不到你爸爸，你可以到这三家厂子问一问。刘宝生说谢谢大叔的指点。
巴士开到上海城北建筑公司大楼门口下车，中年人带刘宝生进电梯上到9楼找人事科的人问有没有一个叫刘三桂的工人，人事科的人便翻开档案查找，确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是最近招工来的。刘宝生非常高兴，说刘三桂是我的爸爸，他在你们公司哪个部门上班？人事科的人把拳头在桌上轻轻一捶，望着刘宝生说，搞错了，这个刘三桂是个女工，你既然找爸爸，必定是个男的。
就像一盆冷水浇在心里，刘宝生喜笑颜开的脸霎时仿佛冻结了似的，透着清冷的白光。中年人说，还有没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事科的人又翻找了一下，之后摆着手说，没有了，对不起。中年人又带他下楼，也对他说，对不起，你再到其他几个厂子问吧！
刘宝生落寞地离开这里，他按照中年人的指点，把东边的预制块厂、北边的河沙厂都找遍了，就单单没有找砖瓦厂。花两天时间，却没有找到爸爸刘三桂，身上的钱都花光了。
第三天，他又从火车站候车室睡至上午9点多出来，照老办法，在北边河沙厂旁边的一座镇上，将那张报纸摊开来向路人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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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翟树珍欲哭无泪，她一切都已明白，她现在养育的孩子刘宝生八成就是刘三桂与那个姑娘同居所生的孽种，但孩子是无罪的哟！这件事一直噎在心里，没有对年幼的刘宝生讲，她联想到丈夫在城关福利纸箱厂上班期间对她冷漠原来是外面有人了，她顿时产生嗔恨，恨不能将刘三桂和那个姑娘的私生子弃之不管。这个念头才产生，立马又被抑制，因为孩子是懵懂的，并不知道这些。这些年，养育着他的翟树珍已和孩子产生了不可割舍的母子情，虽然是养母关系，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份养育之恩对他弃之不管的生父生母是不具备的。在刘宝生幼小的心里，这个抚养他照顾他的女人就是最亲的人，也就是他的亲妈。当他望着翟树珍奶声奶气地叫妈妈的时候，翟树珍就特别欢愉，甚至感觉为刘宝生付出了再多都值！
让翟树珍犯愁的是刘宝生越大越不听话，读书也不行，经常逃学，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每人游手好闲。叫他给人家放牛弄些工钱，他钱没赚一个，倒添麻烦。他把黄牛缰绳就着一对牛角挽成结，之后，就把牛往山上一赶，自己就到镇上溜达去了。末后一回，那牛下山吃光了人家菜园里才长出的青菜，找放牛的刘宝生扯皮，他傻了眼，没有钱弥补人家的损失，人家就怪罪请他放牛的雇主，雇主找刘宝生训了一顿，辞了他的工，没给一分钱的报酬，作为对他的惩罚。
翟树珍拿他没办法，就叫他去找远在上海地区做工的爸爸，并卖了几只鸡，凑了些钱，给他作盘缠。这年刘宝生已经16岁，长得虎头虎脑，就是品行不端。到了火车站，他把翟树珍给的盘缠钱不拿出来买车票，却扒货车上路，从西边的小城市到东边的大城市，货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便悄悄地跳下来，到人家单位弄一张废旧报纸，然后找到附近学校，请一位老师给他写一段话方便乞讨，这些话都是他编造的，可以激发人的同情心，然后获取施舍。他编造的话是这样的：本人是来自西南地区的贫困生，因赴上海找亲人，坐车途中被盗，身上没有分文，吃饭、住宿和路费都成紧要问题，请过路的大伯大叔，大哥大嫂以及所有的好心人给我资助一点，哪怕是一分一文，我都感恩不尽。愿好人一生平安！求助的贫困生：刘宝生。
刘宝生把写了这段话的报纸揣在身上，在人群熙熙攘攘的街角拿出来摊在地上，自己双膝跪着，脑袋低垂，一旦有人丢钱在报纸上，他便略微抬一下头，小声说谢谢！当然施舍的人并不在乎他的谢意。这样一天下来，可以弄个四、五元钱，晚上他舍不得掏钱住旅社，即使便宜的也不愿掏。他在露天食摊上吃了些面食什么的，就钻进火车站候车室打盹儿凑合着到天亮。接着又到大街上重复乞讨的事儿，这样几天下来，刘宝生讨得近5百元，再加翟树珍给他的盘缠，身上共有800多元钱，这是最富有的一回，他从小到大身上从来没有装这多钱的。有了钱，胆子也就大了，他破例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只数个小时，就到了上海火车站。
他一下火车，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到上海郊区找一些厂家问有没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刘宝生不会说上海话，别着国语腔问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人是哪个厂的，中年人觑着他没有回答，刘宝生连忙说明意图，中年人告诉他，我们厂人多，没听说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当然每月都招了一些人，我也不一定认识，你自个儿去打听。刘三桂说，你还没有说，你所在的是哪个厂。
是上海城北建筑公司。中年人言毕调头就走。刘宝生把手一招，慢，你带我到你们建筑公司去问一问。
中年人本想甩开他，一看他是个孩子，便回过头问他的情况，刘宝生没说话，从身上掏出皱巴巴的一张废旧报纸展开来，中年人看了之后问道，刘三桂是你的什么人？刘宝生说，是我的爸爸。
中年人不再说什么，带着他上了一辆巴士，开出火车站一条街道，约半个小时，出了上海城，到了北郊，依然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其间偶尔有一块块种上水稻的青葱的田野。天气闷热，太阳烘烤的地面仿佛冒着一股青烟。
这时，车上的中年人，叫巴士司机停车说内急，便下车去了，他看周遭没人，就挪到一丘之字形稻田的土坎边，洒了一泡尿。然后回到巴士后座对身边的刘宝生说，前面不远就是我们的建筑公司，这条路有三个岔口，往东面走10来公里，是一家预制块厂，往北面走七八公里是河沙厂，河沙厂那边还有一个砖瓦厂。到时候你在我们单位问一问，如果找不到你爸爸，你可以到这三家厂子问一问。刘宝生说谢谢大叔的指点。
巴士开到上海城北建筑公司大楼门口下车，中年人带刘宝生进电梯上到9楼找人事科的人问有没有一个叫刘三桂的工人，人事科的人便翻开档案查找，确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是最近招工来的。刘宝生非常高兴，说刘三桂是我的爸爸，他在你们公司哪个部门上班？人事科的人把拳头在桌上轻轻一捶，望着刘宝生说，搞错了，这个刘三桂是个女工，你既然找爸爸，必定是个男的。
就像一盆冷水浇在心里，刘宝生喜笑颜开的脸霎时仿佛冻结了似的，透着清冷的白光。中年人说，还有没有一个叫刘三桂的？人事科的人又翻找了一下，之后摆着手说，没有了，对不起。中年人又带他下楼，也对他说，对不起，你再到其他几个厂子问吧！
刘宝生落寞地离开这里，他按照中年人的指点，把东边的预制块厂、北边的河沙厂都找遍了，就单单没有找砖瓦厂。花两天时间，却没有找到爸爸刘三桂，身上的钱都花光了。
第三天，他又从火车站候车室睡至上午9点多出来，照老办法，在北边河沙厂旁边的一座镇上，将那张报纸摊开来向路人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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