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自然也是如此，因为是外来的力量，所以获得了不少的优待，就比如虽然现在只是来了几个人，但是却也占据了一个毕竟繁华地带的一个教堂，就现在这个地方，虽然玉兰市的经济发展不太好，但没有七位数也是拿不下来的。(小说文学网)
虽然教堂不在乎这些钱，但是这却是白送的，尤其是教堂也李长国拿下之后，获得的优势更加多了起来。即便只是一两天的时间，但是不管是从宣传还是从办事的方面，都获得了不少的优待。
这些事情对于李长国来说也只是小事情罢了，其实这样的想法在不少的领导心中都是一样的。
二十一世纪的华国领袖，应该放弃迷醉绝对权力。应该彻底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朕即是国家”的思维与心理决绝。应该放弃内心深处仍企图充当救世主的念头。要知道，动心起念即是罪孽！
社会改革的进程，是一个有良知，有改革愿望的改革上层资源和广大公众共同推动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这两种力量互动的过程。社会公众迫切的希望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渠道强烈的表达出来。在资讯相当发达的现代，尤其是这样。而改革的上层资源在接受信息后，会以此为动力，为精神力量，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广大社会公众既社会各阶层，各不同利益的人群，则都能不同程度地达到思想上、理念上的觉悟。并为了群体自身利益，以及社会共同利益。而发出自身的诉求以及共同的诉求。这就是谋求对国家社会进步以独立精神的参入。以这种形式参加的社会运动，其取得的进步。才会是实质性的不会被逆转的进步。
社会各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形成的压力集团，只有通过理性的、良性互动的交流、沟通、讨论、妥协。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在现阶段。改革的上层资源的互动推动，更为可贵而重要，其历史地位也更突出。这样的社会革命，将催生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比以暴力革命手段取得的一时的成果，要稳固得多，靠得住得多。华国人一定要从暴力革命的思维中挣脱出来。因为暴力革命的思维是从极权政治的一元化思维发源的。其获得的必然是极权。而国家民族付出惨痛代价，也将最终变为白白付出的代价。
人民的意志和政治热情，天经地义地应该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成为改变历史的动力。这种力量的体现。就存在于社会公众的表达之中。中华民族的同胞们，我们应该意识到，只要我们敢于坚持不懈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坚定不移地做出不同程度的表达。表达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强烈愿望。用毫不含糊的明确的是非判断，表达我们的反对、表达我们的不认同、表达我们各自的正当利益诉求。我们的这些愿望和表达，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权力阶层就越来越不敢利用恐吓和欺骗来压迫我们。暴君色厉内荏的淫威，就会变成颤抖！请不要放弃这种强烈的表达，请不要停止这种表达。胜利必然存在于这不懈的表达之中！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除了对制度文化的审视批判，也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遗产，其中可能潜藏着难以为人察觉的文化密码。这些文化dna却是许多祖传老病得以遗传发作的基因。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批判。就有可能破译这些密码。从而找出根治这些祖传老病的方法。下面举例进行探讨：
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挖掘其文化根源，其实就是对极权政治的崇拜。青铜文化时期的青铜重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图案和纹饰，充斥着一种狞厉之美。但深入地挖掘其内涵。其实却是充斥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充斥着对权力带来的残忍和恐怖的恐惧心理。但那还只是一种较原始。较泛化的崇拜恐惧。后来大一统的被神化的皇权成为一种政权模式被固定下来以后，对龙的崇拜，就作为对皇帝和皇权的崇拜图腾而被固定下来。凤则作为龙崇拜的一种配置而纳入这一系统。从此，龙图腾成为皇帝皇权的象征。神龙见首不见尾，经常处于云雾之中，偶尔露出峥嵘，也是面目狰狞，鳞爪锋利，没有丝毫可亲可爱之美。其目的也就是要使你只可崇拜恐惧而不可亲近。它既是青铜文化中狞厉图案纹饰的发展，也更突出了皇权的主题，成为暴力和恐怖的象征。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才智，被用于权力崇拜所动心思之深！然而现实中却并没有龙这种动物，其实归根结底，它不过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因权力而产生的暴力和恐怖的一个虚无的意象罢了！华国人普遍地崇拜诸如火神、雷神、瘟神、五通神等恶神，也是与这种心理一脉相承的
华国历代皇陵，从秦始皇开始，虽历经战乱盗掘，但仍有许多保存完好。这种有厚葬习惯，却历经无数鼎革战乱而保存完好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历史现象。这其中包含了华国下层百姓对被神化的皇权的恐惧。也包含着专制继承者对皇权永远延续的希望。其实它就是封建皇权顽固存在的物象与象征。
在一个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里，极权体制使国家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于是权力阶层在整个社会各层面的恶劣表现起着一个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尤其如此。这个恶劣的示范作用，导致虚伪、残暴、卑鄙行为的全面流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体制性歧视、排斥和冷漠；导致了社会全面的道德滑坡。“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在大陆华国得到了最好的映证。
当前的大陆华国。已经形成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的，条块分割严重的资源配置格局。少数人对权力资源的高度垄断专享。导致国家各层级的权力继承。交接，并不因选举形式的存在而摆脱其私相授受的实质。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自我繁殖仍是主要形式。政治成为少数人专享的游戏。国家权力成为少数人群专享的资源。广大公众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当极端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利益更为露骨地成为权力间的纽带。这就是**势力会很快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体制性原因。各层级间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上下级的关系逐步变为下级对上级吹着，捧着、抬着、骗着、欺瞒着。上级对下级则拢着、哄着、保着、提防着、威吓着。“官官相护”的传统潜规则。发展至今已变成了几乎全无道德、法律原则可言的官场规则。相互维护和加强圈子内的利益和特权，成为**势力的执政基础和最主要的凝聚力。反**成为体制内争权的工具。落马者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中央集权在有效管理方面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成为空话。正面出台的政策，法规成为形式，成为空文。而分赃式的利益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小文官政府”的权力生态已形成。而这种生态是“狮虎豺狼和狐狸甚至虫豸一起当道”！
各个层级各单位的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在各级掌权者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切由他说了算。于是神州大地上“三、五里有王者兴焉”！又由于文化在社会上的全面流行。于是，基层的一些政权在开始黑恶化。于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敢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僭越行径的阅兵式而无人站出来说句话。某电讯企业的广告词更是应运而生：“在我的地盘上，听我的！”其得意洋洋的无耻之态，正是当前大陆华国权力格局的现状和掌权者心态的最好写照。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
执法产业化、权力市场化，虽然通过利益均沾法则，使涉权者和近权者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程度的进一步恶化，权力的高度利益化。使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进一步向各层级“一把手”集中。随着买官卖官的日益严重，掌权者素质越来越低，“一把手”的人格魅力日益丧失。**的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矛盾增多。普通公务员和“一把手”的关系更是貌合神离。
在这样的状态下，清官淘汰，好人淘汰的逆效应机制日益明显。低透明度。低责任感的官场文化肆意流行。老百姓面对官场如雾里看花。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的隔阂日益严重。政府的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显性危机。可怕的是高高在上者却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着边际的梦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几乎通吃的资源配置格局。发展出一个以与权力亲疏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条块分割严重的利益博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国家权力既是仲裁者，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因此权力阶层成为这场博弈中最优势的人群。然后。是那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带着“公家人”色彩的单位。以及通过各种运作与权力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
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因为远离权力，而且诉求渠道日益壅蔽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政府一打瞌睡，经济就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底层人群想通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途径已日益堵塞。目前，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正在社会定型化。
一个由权力集团主导的社会定型化，本质上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支撑着的资源独享系统。它既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其权力伦理和财富伦理也经不起追问。试图将这样的社会定型化。必然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以压缩广大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定型一个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权力阶层在利用着经济发展。肆意地攫取自己的利益。挥霍着国家的资源，彰显着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国家陷入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一个以泛政治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来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简单社会生活模式，被强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冲激，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剧烈的文化碰撞，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当体制面临全社会的全面权利诉求时，恶性膨胀的极端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却强化了发自内心的加强管制的冲动。
这种管制是通过增加、强化、细化机构设置，膨胀行政体制来实现的。膨胀的官僚体制借助深厚的官场文化的思维定式，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级进行了全面的等级划分。
这种等级划分，既包括各个层级的各种机构，也包括参入其中的个人身份的等级评比。个人身份既包括官位级别、工资级别，也包括学历级别、技术职称等级别。
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考核评比及荣誉级别评比。既定型了体制内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定型了其思维模式。
这种定型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则体现为名目繁多的证件。诸如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上岗证、下岗证、就业证、驾驶证、纳税证、各种技术职称级别证、各种行业周芸娜证，数不胜数。
通过这些不断细化的身份级别证件。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模式定型束缚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框架内，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定型在一个等级制度史无前例地森严的社会体制内。这种社会体制是将各种优势资源全面地向上面层级集中的机制。
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传统形成的个人独裁模式，以及各个层级官僚体制的个人决策机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的个人绝对权力统治体制。
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制度和思维定式。已在华国人的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发展至现在，除了权力上的个人独裁体制外，就是全社会的精英至上运作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按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原则操作定型。各个领域的人群都在依据各自的优势。怀抱各自的梦想牢记权力亲缘的原则向上攀登，各各希望成为政治经济明星、文化教育明星、体育演艺明星等等。这种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机制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制。这种机制制造出来的各类明星受到制度的有意保护宠爱和社会的盲目追捧。
整个社会的定型化就是按照绝对权力决定一切的机制运行着。这是当前社会定型化深层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强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强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华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华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逃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宝岛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稳定了社会人心。宝岛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
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交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各个层级政权以及掌权者个人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立定型社会，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制经济。而大陆华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华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潮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强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是民谟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
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
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华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以人为制造的热昏虚假的太平盛世为表象。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在彰显着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这样的定型化，将沉淀下大量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包袱和利益纠葛。从而使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暗淡。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在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逐步对历代皇陵进行科学有序的保护性发掘，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将不但成为我们对历史遗产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一项世界性的重要旅游资源的开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彻底摧毁皇权政治，而实施是一项突破心理障碍的重要举措。其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是不容小视的。
万里长城。至今作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象征。《义勇军进行曲》唱出：“用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几乎要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意象！难道我们真的必须不断用我们的血肉筑长城吗？那么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其实，作为一种意象，孟姜女哭长城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事实上长城并不能真正保护我们，却实实在在给过我们太多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把别人关在门外，把自己关在里面”的象征！是关起门来称王的象征！在近现代史上，这个象征意义更是躲都躲不掉。就是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使我们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前进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从远东到中亚的大片领土资源！我们只有摆脱顽固落后的专制，才能摆脱长城给我们的封闭与沉重。才能享受到在明朗的历史天空下，那一份坚忍不拔的民族自豪感。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奴隶的得意！
轿子，作为华国的一种曾被广泛使用的载人交通工具，值得我们好好审视。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载人交通工具，它的存在不是一种进步，却是一种完全的倒退。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马车舟船已造得相当好。御（驾车）作为士大夫阶级男人必学的六艺之一。说明马车已经是一种普及的交通工具。秦陵出土的铜马车，造得如此精美，更是马车发展的确切物证。但是越到后来，官吏阶层的出行。越是用上了轿子。从简单的二人抬小轿到十几人、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例如太平天国的天王和东王，就是坐着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由二千多人的仪仗队簇拥着出行的）。
由人抬着行进的轿子。其象征意义就在于它被作为人压迫人，人役使人。人折服于人的程式化形式，被长期固定下来。这在心理积淀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它的深层次的心理意义是：“赢者通吃”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如此完备稳固。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可以丧失诸如骑马、驾车之类需要消耗大量体能的能力。可以心安理得地永远享受这种被人抬着的安逸。为此可以放弃速度，放弃效率。统治阶层寄生退化的程度加强。可以说轿子是华国历史倒退的象征，是颟顸**的官僚政治的象征，是顽固坚守落后的象征。是华国权力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今天，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至今官场中人把追捧、逢迎、哄抬上级的行为，称之为“抬轿子”。把小汽车称为轿车，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而竞相追逐。民间则广泛地流传着诸如“当了官不怕没轿子坐”之类的表述，都是这种文化存在的明证。
另外，还想就现代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探讨，那就是新武侠小说以及由它而产生的大量衍生的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艺作品，本是无可非议的，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理由。但是，由于它产生于专制文化并未得到全面批判的时期。我们如果从它产生的文化心理上进行深层次地探讨，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权力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避开探讨它面对顽固的专制文化而发自内心深处的不自觉地逃避心态。当然，这种由逃避而产生的娱乐形式，正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即使在专制文化的阴影下喘不过气来，也要娱乐。这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自由地驰骋，尽情地发挥，发泄着在现实世界里不能获得的心灵企盼的自由，张扬个性、快意恩仇。但是却基本遵循着旧的道德准则，少有突破。在现今大陆。发展到为秦始皇张目的影视作品《英雄》，则干脆变成了维护专制老祖宗英雄形象的文化图腾。这些影视作品。大多充斥着血腥的杀戮，生命的毁灭，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它当然是传统知识分子“儒、侠、隐”情结中，侠情结的张扬，但是也折射出专制文化的残暴性质。这种中华民族在新旧交替前期的心理游戏，其娱乐作用当然是勿庸置疑的，但其教育作用却值得探讨。尤其是当它被专制势力利用，有意进行一些偷换和误导时，其现代理性的缺失就更加明显。当然。在此笔者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化价值，因为它毕竟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产物，而且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文艺天赋。而且它诞生之初也明显地表现出对专制文学艺术的不认同。现在它也已发展成为全民族的重要娱乐文化形式，也渐渐被接受为世界人民的文化娱乐产品，其贡献和成就是勿庸赘言的。
类似以上举例探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一清理，重新审视。只有通过大量破译这些权力文化的遗传密码，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清除权力文化对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遗产产生的精神压力。它们所曾经代表的极端权力的残酷和狰狞，痛苦与沉重。至今仍在我们心头。这是我们永远应该记住的历史，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不是全盘的否定和仇视，只不过是从思想上、精神上、取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们的负面影响。决不应历经数千年而仍然牢固地附着在我们的精神上。更不应该成为现存的**专制势力利用的精神道具，并通过影视传媒津津乐道，不断在我们面前晃悠。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痛苦当然应该化为和平，但那必须是在专制统治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那时中华民族的子孙回过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光辉灿烂。我们民族的所有优秀文化遗产，才会真正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国不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缺乏思想观念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文化，太多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文化、思想、观念又与普世性现代文明理念有太多的冲突和排斥。我们才必须花大力气来清除这些旧文化，旧观念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包括一个伦理道德的全面重建过程。这其中包括政治伦理，权力伦理、经济伦理，财富伦理、社会伦理、教育伦理、法制伦理等等。
作为现时华国草根阶层中之一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且所处之环境和地位，受到获得的资讯等条件的局限，自知在学术上不具备足够的高度。之所以敢斗胆拿起这个大题目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去重新批判解读华国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因为积数十年苦苦思索之功，感到了这个隐蔽潜藏的文化系统已浮现于自己的脑海。既然偌大一个国家，至今未有人敢于系统触及到这个巨大的文化存在。而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却又处处在彰显着这个文化系统的恶劣影响。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这个文化系统的存在，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有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解读华国的历史和现实。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才敢于当仁不让地拿起了笔。权当抛出一块引玉的砖头，希望由此引出大量围绕这个题目产生的思想文化产品。中华民族才有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这个巨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系统工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中华民族中的有识之士都来求索。我们坚信：
什么时候，华国人能完全抛弃对权力的迷信与依附心理，恢复真正的自信与自尊。什么时候华国人不再深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怨毒迷漫，心智扭曲的泥潭。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早熟的民族，找回了在历史进程中丢失的烂漫天真、年轻心态、发展活力。精神上不再苍老，不再在世故中挣扎。
什么时候，华国的国家权力受到了全面的制衡，不再经常大规模地越位错位。什么时候，华国权力阶层的人群。不再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不再目光闪避犹疑，心怀鬼胎。残暴、虚伪、暧昧、卑劣、权谋，不再成为权力阶层的主导性劣根文化。
什么时候，华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痛苦、忧愁、幸福、欢乐，都同样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广大底层民众将不再被忽视为没有情感感受的“黔首”。而且各项社会政策都会尽可能向他们倾斜，照顾到他们的弱势地位。
什么时候，不管是谁掌权，掌权者圣明都成为一句谁也不信的鬼话。国家权力被全社会妒忌，慎防，制衡成服务于公众，受制于公众的权力。
什么时候，华国人不再被经常性的非理性社会氛围所控制，摆脱了那一份浮躁。华国人不再去追求什么“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不再去追求什么“大跃`进”“大飞跃”。而是因应自然，自由和谐地生活着。
什么时候，一边倒的泛政治化思维和行为成为全社会戒慎警惕的恶魔。主流媒体也不再是只发出代表主流社会利益的所谓主流声音的媒体。
什么时候，华国人敢于全面地直面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难得糊涂来面对。什么时候，华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从跪拜于专制权力之前的心态中挣脱出来。敢于追求一种自由的表达，敢于鞭挞一切假丑恶，敢于理直气壮地歌颂一切真善美，呼唤着社会正义和良知。
什么时候，华国的青少年摆脱了专制教育的阴影，有了自由成长的环境。受到良好的教育，心智不再受到压制和摧残，人格和精神健康而快乐。
什么时候，在华国，一切非政府组织，一切与政府无关的领域，不再被政府统管控制，而只接受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制约。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政治阴影投射下的产物，政治成为服务于我们自由和谐生活的事务。
什么时候，华国全社会都发自内心地欢呼人本社会的来临，社会上洋溢着人文关怀的精神。
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民族的文化重建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民族就真正融入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过程，才真正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届时，我们民族的文化将更有特色，更加辉煌！(未完待续。。)
虽然教堂不在乎这些钱，但是这却是白送的，尤其是教堂也李长国拿下之后，获得的优势更加多了起来。即便只是一两天的时间，但是不管是从宣传还是从办事的方面，都获得了不少的优待。
这些事情对于李长国来说也只是小事情罢了，其实这样的想法在不少的领导心中都是一样的。
二十一世纪的华国领袖，应该放弃迷醉绝对权力。应该彻底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朕即是国家”的思维与心理决绝。应该放弃内心深处仍企图充当救世主的念头。要知道，动心起念即是罪孽！
社会改革的进程，是一个有良知，有改革愿望的改革上层资源和广大公众共同推动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这两种力量互动的过程。社会公众迫切的希望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渠道强烈的表达出来。在资讯相当发达的现代，尤其是这样。而改革的上层资源在接受信息后，会以此为动力，为精神力量，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广大社会公众既社会各阶层，各不同利益的人群，则都能不同程度地达到思想上、理念上的觉悟。并为了群体自身利益，以及社会共同利益。而发出自身的诉求以及共同的诉求。这就是谋求对国家社会进步以独立精神的参入。以这种形式参加的社会运动，其取得的进步。才会是实质性的不会被逆转的进步。
社会各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形成的压力集团，只有通过理性的、良性互动的交流、沟通、讨论、妥协。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在现阶段。改革的上层资源的互动推动，更为可贵而重要，其历史地位也更突出。这样的社会革命，将催生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比以暴力革命手段取得的一时的成果，要稳固得多，靠得住得多。华国人一定要从暴力革命的思维中挣脱出来。因为暴力革命的思维是从极权政治的一元化思维发源的。其获得的必然是极权。而国家民族付出惨痛代价，也将最终变为白白付出的代价。
人民的意志和政治热情，天经地义地应该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成为改变历史的动力。这种力量的体现。就存在于社会公众的表达之中。中华民族的同胞们，我们应该意识到，只要我们敢于坚持不懈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坚定不移地做出不同程度的表达。表达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强烈愿望。用毫不含糊的明确的是非判断，表达我们的反对、表达我们的不认同、表达我们各自的正当利益诉求。我们的这些愿望和表达，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权力阶层就越来越不敢利用恐吓和欺骗来压迫我们。暴君色厉内荏的淫威，就会变成颤抖！请不要放弃这种强烈的表达，请不要停止这种表达。胜利必然存在于这不懈的表达之中！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除了对制度文化的审视批判，也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遗产，其中可能潜藏着难以为人察觉的文化密码。这些文化dna却是许多祖传老病得以遗传发作的基因。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批判。就有可能破译这些密码。从而找出根治这些祖传老病的方法。下面举例进行探讨：
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挖掘其文化根源，其实就是对极权政治的崇拜。青铜文化时期的青铜重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图案和纹饰，充斥着一种狞厉之美。但深入地挖掘其内涵。其实却是充斥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充斥着对权力带来的残忍和恐怖的恐惧心理。但那还只是一种较原始。较泛化的崇拜恐惧。后来大一统的被神化的皇权成为一种政权模式被固定下来以后，对龙的崇拜，就作为对皇帝和皇权的崇拜图腾而被固定下来。凤则作为龙崇拜的一种配置而纳入这一系统。从此，龙图腾成为皇帝皇权的象征。神龙见首不见尾，经常处于云雾之中，偶尔露出峥嵘，也是面目狰狞，鳞爪锋利，没有丝毫可亲可爱之美。其目的也就是要使你只可崇拜恐惧而不可亲近。它既是青铜文化中狞厉图案纹饰的发展，也更突出了皇权的主题，成为暴力和恐怖的象征。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才智，被用于权力崇拜所动心思之深！然而现实中却并没有龙这种动物，其实归根结底，它不过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因权力而产生的暴力和恐怖的一个虚无的意象罢了！华国人普遍地崇拜诸如火神、雷神、瘟神、五通神等恶神，也是与这种心理一脉相承的
华国历代皇陵，从秦始皇开始，虽历经战乱盗掘，但仍有许多保存完好。这种有厚葬习惯，却历经无数鼎革战乱而保存完好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历史现象。这其中包含了华国下层百姓对被神化的皇权的恐惧。也包含着专制继承者对皇权永远延续的希望。其实它就是封建皇权顽固存在的物象与象征。
在一个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里，极权体制使国家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于是权力阶层在整个社会各层面的恶劣表现起着一个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尤其如此。这个恶劣的示范作用，导致虚伪、残暴、卑鄙行为的全面流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体制性歧视、排斥和冷漠；导致了社会全面的道德滑坡。“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在大陆华国得到了最好的映证。
当前的大陆华国。已经形成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的，条块分割严重的资源配置格局。少数人对权力资源的高度垄断专享。导致国家各层级的权力继承。交接，并不因选举形式的存在而摆脱其私相授受的实质。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自我繁殖仍是主要形式。政治成为少数人专享的游戏。国家权力成为少数人群专享的资源。广大公众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当极端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利益更为露骨地成为权力间的纽带。这就是**势力会很快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体制性原因。各层级间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上下级的关系逐步变为下级对上级吹着，捧着、抬着、骗着、欺瞒着。上级对下级则拢着、哄着、保着、提防着、威吓着。“官官相护”的传统潜规则。发展至今已变成了几乎全无道德、法律原则可言的官场规则。相互维护和加强圈子内的利益和特权，成为**势力的执政基础和最主要的凝聚力。反**成为体制内争权的工具。落马者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中央集权在有效管理方面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成为空话。正面出台的政策，法规成为形式，成为空文。而分赃式的利益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小文官政府”的权力生态已形成。而这种生态是“狮虎豺狼和狐狸甚至虫豸一起当道”！
各个层级各单位的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在各级掌权者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切由他说了算。于是神州大地上“三、五里有王者兴焉”！又由于文化在社会上的全面流行。于是，基层的一些政权在开始黑恶化。于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敢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僭越行径的阅兵式而无人站出来说句话。某电讯企业的广告词更是应运而生：“在我的地盘上，听我的！”其得意洋洋的无耻之态，正是当前大陆华国权力格局的现状和掌权者心态的最好写照。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
执法产业化、权力市场化，虽然通过利益均沾法则，使涉权者和近权者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程度的进一步恶化，权力的高度利益化。使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进一步向各层级“一把手”集中。随着买官卖官的日益严重，掌权者素质越来越低，“一把手”的人格魅力日益丧失。**的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矛盾增多。普通公务员和“一把手”的关系更是貌合神离。
在这样的状态下，清官淘汰，好人淘汰的逆效应机制日益明显。低透明度。低责任感的官场文化肆意流行。老百姓面对官场如雾里看花。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的隔阂日益严重。政府的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显性危机。可怕的是高高在上者却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着边际的梦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几乎通吃的资源配置格局。发展出一个以与权力亲疏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条块分割严重的利益博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国家权力既是仲裁者，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因此权力阶层成为这场博弈中最优势的人群。然后。是那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带着“公家人”色彩的单位。以及通过各种运作与权力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
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因为远离权力，而且诉求渠道日益壅蔽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政府一打瞌睡，经济就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底层人群想通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途径已日益堵塞。目前，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正在社会定型化。
一个由权力集团主导的社会定型化，本质上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支撑着的资源独享系统。它既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其权力伦理和财富伦理也经不起追问。试图将这样的社会定型化。必然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以压缩广大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定型一个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权力阶层在利用着经济发展。肆意地攫取自己的利益。挥霍着国家的资源，彰显着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国家陷入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一个以泛政治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来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简单社会生活模式，被强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冲激，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剧烈的文化碰撞，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当体制面临全社会的全面权利诉求时，恶性膨胀的极端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却强化了发自内心的加强管制的冲动。
这种管制是通过增加、强化、细化机构设置，膨胀行政体制来实现的。膨胀的官僚体制借助深厚的官场文化的思维定式，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级进行了全面的等级划分。
这种等级划分，既包括各个层级的各种机构，也包括参入其中的个人身份的等级评比。个人身份既包括官位级别、工资级别，也包括学历级别、技术职称等级别。
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考核评比及荣誉级别评比。既定型了体制内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定型了其思维模式。
这种定型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则体现为名目繁多的证件。诸如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上岗证、下岗证、就业证、驾驶证、纳税证、各种技术职称级别证、各种行业周芸娜证，数不胜数。
通过这些不断细化的身份级别证件。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模式定型束缚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框架内，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定型在一个等级制度史无前例地森严的社会体制内。这种社会体制是将各种优势资源全面地向上面层级集中的机制。
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传统形成的个人独裁模式，以及各个层级官僚体制的个人决策机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的个人绝对权力统治体制。
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制度和思维定式。已在华国人的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发展至现在，除了权力上的个人独裁体制外，就是全社会的精英至上运作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按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原则操作定型。各个领域的人群都在依据各自的优势。怀抱各自的梦想牢记权力亲缘的原则向上攀登，各各希望成为政治经济明星、文化教育明星、体育演艺明星等等。这种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机制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制。这种机制制造出来的各类明星受到制度的有意保护宠爱和社会的盲目追捧。
整个社会的定型化就是按照绝对权力决定一切的机制运行着。这是当前社会定型化深层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强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强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华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华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逃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宝岛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稳定了社会人心。宝岛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
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交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各个层级政权以及掌权者个人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立定型社会，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制经济。而大陆华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华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潮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强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是民谟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
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
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华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以人为制造的热昏虚假的太平盛世为表象。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在彰显着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这样的定型化，将沉淀下大量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包袱和利益纠葛。从而使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暗淡。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在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逐步对历代皇陵进行科学有序的保护性发掘，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将不但成为我们对历史遗产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一项世界性的重要旅游资源的开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彻底摧毁皇权政治，而实施是一项突破心理障碍的重要举措。其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是不容小视的。
万里长城。至今作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象征。《义勇军进行曲》唱出：“用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几乎要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意象！难道我们真的必须不断用我们的血肉筑长城吗？那么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其实，作为一种意象，孟姜女哭长城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事实上长城并不能真正保护我们，却实实在在给过我们太多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把别人关在门外，把自己关在里面”的象征！是关起门来称王的象征！在近现代史上，这个象征意义更是躲都躲不掉。就是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使我们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前进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从远东到中亚的大片领土资源！我们只有摆脱顽固落后的专制，才能摆脱长城给我们的封闭与沉重。才能享受到在明朗的历史天空下，那一份坚忍不拔的民族自豪感。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奴隶的得意！
轿子，作为华国的一种曾被广泛使用的载人交通工具，值得我们好好审视。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载人交通工具，它的存在不是一种进步，却是一种完全的倒退。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马车舟船已造得相当好。御（驾车）作为士大夫阶级男人必学的六艺之一。说明马车已经是一种普及的交通工具。秦陵出土的铜马车，造得如此精美，更是马车发展的确切物证。但是越到后来，官吏阶层的出行。越是用上了轿子。从简单的二人抬小轿到十几人、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例如太平天国的天王和东王，就是坐着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由二千多人的仪仗队簇拥着出行的）。
由人抬着行进的轿子。其象征意义就在于它被作为人压迫人，人役使人。人折服于人的程式化形式，被长期固定下来。这在心理积淀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它的深层次的心理意义是：“赢者通吃”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如此完备稳固。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可以丧失诸如骑马、驾车之类需要消耗大量体能的能力。可以心安理得地永远享受这种被人抬着的安逸。为此可以放弃速度，放弃效率。统治阶层寄生退化的程度加强。可以说轿子是华国历史倒退的象征，是颟顸**的官僚政治的象征，是顽固坚守落后的象征。是华国权力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今天，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至今官场中人把追捧、逢迎、哄抬上级的行为，称之为“抬轿子”。把小汽车称为轿车，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而竞相追逐。民间则广泛地流传着诸如“当了官不怕没轿子坐”之类的表述，都是这种文化存在的明证。
另外，还想就现代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探讨，那就是新武侠小说以及由它而产生的大量衍生的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艺作品，本是无可非议的，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理由。但是，由于它产生于专制文化并未得到全面批判的时期。我们如果从它产生的文化心理上进行深层次地探讨，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权力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避开探讨它面对顽固的专制文化而发自内心深处的不自觉地逃避心态。当然，这种由逃避而产生的娱乐形式，正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即使在专制文化的阴影下喘不过气来，也要娱乐。这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自由地驰骋，尽情地发挥，发泄着在现实世界里不能获得的心灵企盼的自由，张扬个性、快意恩仇。但是却基本遵循着旧的道德准则，少有突破。在现今大陆。发展到为秦始皇张目的影视作品《英雄》，则干脆变成了维护专制老祖宗英雄形象的文化图腾。这些影视作品。大多充斥着血腥的杀戮，生命的毁灭，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它当然是传统知识分子“儒、侠、隐”情结中，侠情结的张扬，但是也折射出专制文化的残暴性质。这种中华民族在新旧交替前期的心理游戏，其娱乐作用当然是勿庸置疑的，但其教育作用却值得探讨。尤其是当它被专制势力利用，有意进行一些偷换和误导时，其现代理性的缺失就更加明显。当然。在此笔者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化价值，因为它毕竟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产物，而且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文艺天赋。而且它诞生之初也明显地表现出对专制文学艺术的不认同。现在它也已发展成为全民族的重要娱乐文化形式，也渐渐被接受为世界人民的文化娱乐产品，其贡献和成就是勿庸赘言的。
类似以上举例探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一清理，重新审视。只有通过大量破译这些权力文化的遗传密码，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清除权力文化对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遗产产生的精神压力。它们所曾经代表的极端权力的残酷和狰狞，痛苦与沉重。至今仍在我们心头。这是我们永远应该记住的历史，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不是全盘的否定和仇视，只不过是从思想上、精神上、取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们的负面影响。决不应历经数千年而仍然牢固地附着在我们的精神上。更不应该成为现存的**专制势力利用的精神道具，并通过影视传媒津津乐道，不断在我们面前晃悠。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痛苦当然应该化为和平，但那必须是在专制统治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那时中华民族的子孙回过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光辉灿烂。我们民族的所有优秀文化遗产，才会真正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国不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缺乏思想观念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文化，太多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文化、思想、观念又与普世性现代文明理念有太多的冲突和排斥。我们才必须花大力气来清除这些旧文化，旧观念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包括一个伦理道德的全面重建过程。这其中包括政治伦理，权力伦理、经济伦理，财富伦理、社会伦理、教育伦理、法制伦理等等。
作为现时华国草根阶层中之一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且所处之环境和地位，受到获得的资讯等条件的局限，自知在学术上不具备足够的高度。之所以敢斗胆拿起这个大题目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去重新批判解读华国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因为积数十年苦苦思索之功，感到了这个隐蔽潜藏的文化系统已浮现于自己的脑海。既然偌大一个国家，至今未有人敢于系统触及到这个巨大的文化存在。而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却又处处在彰显着这个文化系统的恶劣影响。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这个文化系统的存在，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有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解读华国的历史和现实。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才敢于当仁不让地拿起了笔。权当抛出一块引玉的砖头，希望由此引出大量围绕这个题目产生的思想文化产品。中华民族才有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这个巨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系统工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中华民族中的有识之士都来求索。我们坚信：
什么时候，华国人能完全抛弃对权力的迷信与依附心理，恢复真正的自信与自尊。什么时候华国人不再深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怨毒迷漫，心智扭曲的泥潭。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早熟的民族，找回了在历史进程中丢失的烂漫天真、年轻心态、发展活力。精神上不再苍老，不再在世故中挣扎。
什么时候，华国的国家权力受到了全面的制衡，不再经常大规模地越位错位。什么时候，华国权力阶层的人群。不再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不再目光闪避犹疑，心怀鬼胎。残暴、虚伪、暧昧、卑劣、权谋，不再成为权力阶层的主导性劣根文化。
什么时候，华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痛苦、忧愁、幸福、欢乐，都同样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广大底层民众将不再被忽视为没有情感感受的“黔首”。而且各项社会政策都会尽可能向他们倾斜，照顾到他们的弱势地位。
什么时候，不管是谁掌权，掌权者圣明都成为一句谁也不信的鬼话。国家权力被全社会妒忌，慎防，制衡成服务于公众，受制于公众的权力。
什么时候，华国人不再被经常性的非理性社会氛围所控制，摆脱了那一份浮躁。华国人不再去追求什么“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不再去追求什么“大跃`进”“大飞跃”。而是因应自然，自由和谐地生活着。
什么时候，一边倒的泛政治化思维和行为成为全社会戒慎警惕的恶魔。主流媒体也不再是只发出代表主流社会利益的所谓主流声音的媒体。
什么时候，华国人敢于全面地直面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难得糊涂来面对。什么时候，华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从跪拜于专制权力之前的心态中挣脱出来。敢于追求一种自由的表达，敢于鞭挞一切假丑恶，敢于理直气壮地歌颂一切真善美，呼唤着社会正义和良知。
什么时候，华国的青少年摆脱了专制教育的阴影，有了自由成长的环境。受到良好的教育，心智不再受到压制和摧残，人格和精神健康而快乐。
什么时候，在华国，一切非政府组织，一切与政府无关的领域，不再被政府统管控制，而只接受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制约。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政治阴影投射下的产物，政治成为服务于我们自由和谐生活的事务。
什么时候，华国全社会都发自内心地欢呼人本社会的来临，社会上洋溢着人文关怀的精神。
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民族的文化重建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民族就真正融入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过程，才真正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届时，我们民族的文化将更有特色，更加辉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