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只是某十字会，整个华国大部分的慈善组织都有很大的问题，只是因为某美美的事件，让某十字会成为了出头鸟罢了。其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国家对慈善业的监管不力。
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徐永光用“五个看不见”来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见，灾区群众看不见，灾区政府看不见，灾区慈善组织看不见，捐赠落实看不见。
所以慈善组织更主要的还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系统在网上查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实到什么项目。
玉树地震之后，东南亚华侨施乃康不顾身体和年龄，亲自驾车48小时前往玉树。他想实地考察一下，亲眼看着捐出去的钱变成一所学校。
某美美事件后，有网上调查表明，80%以上的网民表示不会再捐款给某十字会。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离公众的期望值还有距离。而民政部《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全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
两面透明的玻璃合在一起，像个长方形的透明口袋，中间夹着中华慈善总会2010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共24页。中华慈善总会日前终于通过“玻璃口袋”的造型，向公众晒账本。
某十字总会捐款管理信息平台今年7月底上线。首先公布青海玉树捐款的来源、去向等所有信息，供公众查询。此后陆续将捐款信息放上。此举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网络平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系统在网上查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实到什么项目。
新上任的华国某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指出，公开透明就是对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和透明化。社会捐赠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实行定向捐赠。做到预算科学、执行公正、监督公开。
最高院法制办处长朱领导说，公信力和透明度对于慈善事业来讲非常重要。非政府组织没有权力也没有钱，靠的是公信力。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同时也是最脆弱的“软组织”。
一个好的慈善生态环境，不能容忍慈善资源被垄断，也不能庇护落后、带病运行的慈善组织。
天海三叶草儿童康复训练中心，是一家专为自闭症儿童进行康复训练的民间慈善机构。去年5月，该中心搬到天海市闵行区一座带花园的别墅。然而，搬进去没几天。相邻别墅的一对夫妻便多次上门抗议，认为孩子们的声音太大，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当地居委会以“三叶草”非法经营办学为由，要求其立即撤出小区。
根据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有三类组织，分别是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说，像壹基金这样，是民间公益组织，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目前已有2000多家。这三类组织的管理则是以“双重管理体制”为原则。还必须要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一般为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只有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确认之后，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三叶草”等民间公益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登记注册。成了“黑户”。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公益身份，难以获得资助。面临生存困境，发展受到限制。
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9万个，其中基金会2168家，社会团体达到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5万个，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增幅较大，已经与公募基金会数量基本相当。
华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清晰的定位。慈善的主体到底是谁？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慈善事业是依法由民间组织自行选择和具体实施，还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干预和直接管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
徐永光认为，现在民间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设计，基本上把没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排除在外了。慈善资源的行政化垄断抑制了公众的慈善热情，窒息了民间慈善的活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推动建立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组织，厘清政府责任与民间慈善、慈善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某美美事件与某十字会扯上关系，是因为她自称有“某十字会商会总经理”的头衔。无论某十字会的各地组织，还是某十字医院、某十字血液中心等名称中含有某十字的机构，不管和某十字会有没有关系，出了事都会算在某十字会的账上。
某十字会在某美美事件中的尴尬，从一个方面暴露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方面的困境。随着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现行的慈善法规已不能适应现实要求，慈善法律缺位阻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不过作为美国传到华国的组织，在美国的监管力度却要大很多。
“在美国，这种情况发生较少，因为慈善机构募款目标明确，捐赠人与慈善机构信息对称、沟通及时、项目评估频繁、捐赠人积极问责。”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学院何莉君博士表示。
这事（某美美事件）不管是真是假，单从公关方面来说，内部协调一致、由指定的一名高管作为新闻发言人专门接受媒体疑问和采访比较好。这样避免信息混乱甚至信息冲突。”何莉君说。
“我曾在州立红会工作过一年，任大额筹款经理助理。负责捐赠人信息管理和理事会协调。”何莉君对记者说，美国红会有三级架构。从上至下分别是国家红会、州红会、市县红会，而这些分支机构其实与总会没有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这些红会分会都是有自主权的，各自筹款运营、开展适合当地需求的特色救灾和社区服务。
“因此，除救助国内受灾的人员之外，红会更多从事的是一种日常化、常态化的服务。因为不是官办慈善，它们需要通过服务当地社区，并从社区募款。维持运作。”何莉君说。这些服务包括进行社会的防灾减灾教育、普及急救知识（它们认为急救知识不应该只有志愿者才会，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方面的培训）、抗灾救灾、承担社区一些较大比赛的急救工作以及军事服役人员的家属沟通、退伍老兵的慰问等等。
何莉君表示，所有这些工作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一切可能，让其服务的人群了解这个机构，看到其实实在在的作用，接受并给它捐赠。
“一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提升，首先应该从组织内部的治理层抓起。”何莉君表示，她所工作过的州立美国红会有两个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顾问理事会。执行理事会人数有限，多由社区有实力、有领导能力的精英志愿组成、民主治理当然也包括很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共同讨论和制定红会的架构和战略方向，全权管理红会；顾问理事会人数较多、具有更广泛的社区代表性。多元地体现社区的代表性，包括医生、教师、学生、律师、商人等各色人等，主要为某十字会的各项工作提供辅助和咨询。帮助反馈社区信息、倾听社区多元的声音，更好地服务社区。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明确规定了理事会的三项重要义务：对组织忠诚、对组织管理履行责任、对使命的顺从。慈善组织如有关联交易或者其他违背组织使命的行为。理事会的决策程序和理由是首先会被引咎的。
美国某十字会以及其他很多慈善机构保持公信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公众的信任和捐款对慈善机构的一般性运作有生杀予夺的权利。根据《捐赠美国》的权威统计。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中，约73%是个人的捐款，基金会捐款占14%，遗产捐赠占8%，企业捐款只占5%。个人捐款的巨大活力和实力使美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充分认识到公众信任的重要，尽其所能地在常态中增强公众对机构的了解和信任，并获得一般性运作支持， 而不仅是在特大自然灾害前才特别定向捐赠。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会给某十字会拨款。”何莉君解释说，因为只有在政府要求红会来执行某些方面的救援或者社区服务时，才会给予拨款资助，其实这更应该叫政府向红会购买服务，这也恰恰说明红会与政府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参照公务员管理”之类的说法。
事实上，正因为美国红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直接面对需要援助的灾民，中间不经过其他环节。因此，美国红会可以调用内部的救援力量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救助，而且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一位救灾专家这样评价：他们的行动同坏消息的传递一样快。
何莉君表示，美国某十字会接受捐赠，而且每一次美国出现大灾难的时候，任何一位捐款者都有权利要求美国某十字会提供财务管理的明细账。
“即便如此，美国某十字会还是难以避免地遭遇了信任危机，而且不止一次。”何莉君说。
比如，11事件后，当时的某十字会的会长伯娜丁希利博士试图从所募集到的款项中挪出2亿美元，用作启动“自由基金”计划，用以支持某十字会的其他项目。而这一举动遭到了捐款者们的强烈抗议。为此，尽管并非贪污。伯娜丁希利也不得不引咎辞职，某十字会同时还向民众道歉并表示。未来他们会让某十字会的财务管理更加透明化，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此外。2005年，美国某十字会在卡特里娜飓风赈灾中应对不力，被指控数百万美元捐赠物资被不当转移，捐赠者纷纷撤资。2008年，某十字会窘迫到得向国会求助的地步，国会拨给某十字会1亿美元用于几场飓风之后的赈灾活动。
也正是这些教训，使得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日益完善起来，“我的捐款我做主”成为美国红会不能逾越的首要原则。
首先在于其民主志愿治理的民间机构的性质，多元、民主的理事会克服组织决策的不透明和集权。其决策不是对政府负责。而更多的是对组织服务的人群、捐赠者等负责，时刻接受公众的问责。
其次，有积极活跃的行业自律机构和第三方职业评估监管机构。比如，美国有众多的慈善监督评级机构，它们会定期搜集相关公益组织的相关信息并予以排行，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
根据美国最权威的慈善机构评级网站“慈善导航家”的评估。美国某十字会因为行政和募款支出通常占总支出的8%左右，得分是35分（满分为70分），而在负责度和透明度是满分70分。
第三，公众捐赠者对组织生命攸关。由于美国红会的民间性质。其日常运作和服务的维系靠广大社区和公众的捐款， 因此，公众的捐款和问责对组织生命攸关。让捐赠者满意。让服务人群满意，是慈善组织的生存动力。
第四。政府监督。美国政府对社会对慈善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管，慈善组织每年会向国税局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府检查慈善组织的活动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诸如此类的监督，成为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保障。
最后，就是法律的制约。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公益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任何美国公民（不仅仅是捐款人）都可以向慈善机构查阅账目。
“其实，美国某十字会也可以由商业收入赚钱，比如通过急救知识的培训、承担商业比赛的急救服务、某十字急救用品礼品店等收入，但关键是收入不能分配到个人，而是用于组织的再发展。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正因为有了以上这些完善的监督措施，活跃在美国这个公民社会的美国某十字会，才能够降低或减少‘某美美事件’的发生。”何莉君说。
当然，这其实也是跟美国的经济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
08年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早新闻中播出这样一条消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美国人的圣诞消费悄然发生变化。
据盖洛普机构的调查显示，今年美国人的圣诞平均预算从去年的833美元降到639美元，这是第一点变化。第二点是，赠送礼物是美国人圣诞节的重头戏，然而，今年在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和经济不景气的打击下，很多家庭里只给孩子们送礼物，老人和其他家人朋友则不互赠圣诞礼物了。第三点变化是，与往年相比，今年送出的圣诞礼物要小很多，更多人选择买点小饰品当礼物。虽然商家们使出混身解数，纷纷延长营业时间，不断加大打折力度，但各种五花八门的打折招数仿佛也失去了诱惑。
据调查显示，今年可能是美国人圣诞送礼最“小气”的一年。另据美国广播公司最新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表示要减少礼品开支。圣诞消费的变化，与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密切相关。
奎尼匹克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认为目前经济状况“很差”或者“不太好”的美国人占多数。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尽管手头缺钱。但三类圣诞开支必不可省：一是圣诞树，二是电子产品，三是慈善捐款。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管经济多么不景气，没有圣诞树，不成圣诞节。
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圣诞树销量与去年持平，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年更多人选择购买价格便宜的小树。研究美国人消费习惯的经济学家利伯戈特指出。对电子产品的偏爱是美国节日消费的一个明显特点。虽然经济不景气，个性化电子产品仍将是美国人圣诞送礼的主要选择之一。
此外，许多美国人仍保持着圣诞节进行慈善捐赠的传统。据皮尤中心调查，84％的美国人在今年圣诞期间通过各种渠道提供慈善捐赠，为在金融危机的“寒冬”中度过的圣诞假期增添了温情和暖意。看了这条新闻，对于美国人圣诞消费的变与不变，深有感触。许多人在经济不景气，生活质量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想到了。在自己享受圣诞大餐时，仍有人需要大家的帮助，慈善不仅仅是一时兴起的善心举动，而应是一种生活习惯。
他们保持或坚守的这种不变。像是冬天里的暖阳，让人温暖和感动。作为一名基层的慈善工作者，被其中不变的慈善捐赠深深打动。也不由得想到了我们的国家：2005年，慈善捐款总额是31亿元。2006年是100亿元，2007年是309亿元。不论是单笔最高捐赠。还是普通民众自发捐款的规模，
在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均创造了华国慈善事业的新纪录。华国是否已成为慈善大国？经历了“512”地震灾难的华国慈善事业有哪些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
“如果说2005年民政部召开首次华国慈善大会吹响了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号角，那么可以说，经过2008年，华国的慈善事业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在12月5日的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如是说。
从这些数字中间不难看出两个问题，一是虽然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尽管08年的捐赠总额达到1000亿元，但其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而早在2005年，美国的慈善捐助额达到了2603亿美元，占到当年gdp的2%，人均捐款额达878美元。
二是公民由于慈善理念比较淡薄，日常生活中对慈善事业没有予以太多的关注，影响了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这其中既有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也有保障体系、税收优惠制度不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种慈善理念的支撑，因此加强公民慈善理念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刚刚起步的华国慈善，不应仅仅关注捐赠和救助金额，不能只以量化指标衡量慈善工作，长远来看更应努力营造一种慈善氛围，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参与慈善，并最终将慈善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正是我们华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所要努力去做的。
说到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想起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的杨澜。
作为公众人物，人们看重的是明星对慈善的号召力，但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杨澜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来理解慈善——
“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我非常地平静，我觉得大家对这样的事情还不习惯，公众会慢慢地调整对财富的态度。”
杨澜提到，自己和吴征这两年一直都有捐资产的念头，但想法并不明确，“我俩总说，‘等退休之后多捐些财产’。”但是2005年身边几个好朋友的突然离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让他们的想法有了变化，陈逸飞视觉大师也是他们的朋友。去世之前对财产没有交代，弄得死后还引起纷争。我们于是决定，迟早要做的事情。不如现在就做吧。朋友提醒她:“别人会问，你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啊？”杨澜说:“我的想法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我们非常私人的决定，就像我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愿意送给好朋友，我觉得分享之后很快乐。”
等媒体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到了朋友饭局上，企业家朋友也问到她的初衷。杨澜说:“钱可以造福。也可以造孽。我们这样做，反而给了孩子很大的解放，我们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很大的快乐，也可以建立很好的传统。”有的朋友听后赞同，有的则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把所有的钱留给儿子的。”
杨澜淡淡地提到:“对我而言，这些想法没有孰高孰低的分界，我也不希望自己给别人带来道德上的压力，这只是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华国有句古语说的好。“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我接触的许多企业家中间，也有不少人是这种想法：“等我退休后、等老了我就……”。
“迟早要做的事情，不如现在就做吧！”尽自己所能去做。哪怕只是点滴。
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庄园里举行的一场慈善晚宴上，一个名叫露西的小女孩捐出了自己全部的30美元零25美分，她说“慈善的不是钱。是心。”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倡议者的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沃伦巴菲特先生。而是小露西，而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了这样一句话：“慈善的不是钱。是心。”
慈善事业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对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利益再分配和对人民的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述。从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以及今年国务院对民政部的职能调整中，成立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尤其是一号首长亲临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现场并发表重要讲话中，
我们都不难看出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也充分说明政府强力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决心。在这之中，我们各级慈善组织则应努力搭建一个平台，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项事业，让慈善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媒体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现它，传播它，放大它，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宣传慈善理念，影响社会各界，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让更多的企业和公民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带动更多的企业和公民成为慈善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和享受者。我们有理由相信，慈善终将会从参与应急救灾逐步走入平时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慈善，我快乐”，将成为一种现代生活观念。
当然，其实慈善事业危机暴露出来还真不算是什么坏事。
如果说“慈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公众的慈善热情，那么，这场由专家、媒体、业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大讨论，也凝聚起了关于慈善的诸多共识。
比如，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慈善机构只有配备“玻璃口袋”才能让公众捐得放心；职业化、专业化保证善款能被高效使用，专业素养、职业道德，是问心无愧提取管理费的前提；破除双重管理体制、放开公募权利，才能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场”。
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意味一点问题都不出，而在于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从“怎么看”走向“怎么办”，才能促成我国慈善行业的进步、慈善水平的提升。华国某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些，可以说都是慈善风波推动形成的共识，在实践中的一步步落地。
制度层面也同样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探索。“壹基金”走出身份困境，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民政部或将“松绑”公益组织，不需业务主管单位可直接登记注册。这些透露出共同的信号：政府角色将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多元化将是未来的慈善格局。
当然，任何变革都有其历史包袱和传统逻辑的阻碍。不可能一步到位。这也是作为慈善主体的公众应有的意识。
风波之后，公众需要深化对慈善的理解。在看到慈善组织不足的同时也看到它们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它们工作的同时也认同必要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要平复“慈善风波”激起的强烈情绪，与过去一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
风波之后，慈善组织与管理部门也需要重新看待媒体与慈善的关系。这段时间，如民政部相关人士指出，“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有人迁怒于某些人的“天真无知”，有人怪责于媒体的“穷追猛打”。诚然，回望“慈善风波”，确有一些组织机构“躺着中枪”；展望“慈善伤疤”揭开后的信任修复，媒体作为正面传播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无疑应该强化，但抱怨者也需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新闻报道是第二位的。民政部证实的“社会捐赠总额没有大幅下降”、只是“慈善机构收的捐赠少了”这一现象表明：公众的慈善热情一直存在并释放，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合作共赢。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绘就。
作为一种制度性约束，无论在政策意义还是现实价值上。制度环境对慈善组织实际运作和未来发展的影响都非常特殊和值得关注，对慈善组织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和进步意义。从组织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由慈善组织外部制度环境造成的组织结构“趋同意义”现状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有针对性地提出走出“趋同性”陷阱的路径，使慈善组织能够在符合制度环境约束的同时。拥有高效率的组织结构模式，从而达到组织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双赢。
改革开放以来。华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极大地促进公民意识的崛起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并直接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此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慈善组织与政府正逐步成为共同治理的主体。在这一背景下，慈善组织自身的组织结构建制成为其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外部资源依赖性社会公共组织，与其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的当属慈善组织赖以生存的外部制度环境。综合各种文献我们发现，理论界对组织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利组织的组织环境，或者是公共组织的组织内部环境。
俞可平先生曾进行过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也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谈到了制度性约束所造成的慈善组织的运行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还仅停留在组织表面，还没有人将制度环境深入到组织的结构设计层面，将制度环境对慈善组织的约束机制深入到组织结构的深度来进行剖析，从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设计的作用机制来分析慈善组织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一点展开分析。
现代慈善组织是指一种以博爱为道德基础，以社会捐献为经济后盾，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以向公众提供扶贫济困、救灾助孤、发展教育等有利于公众福利为宗旨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团体和组织。而我国的慈善组织由于特殊的国情背景和制度环境，难免带有一些体制因素的影响，所以也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化组织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近20年，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截至2004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以“慈善”为名的慈善组织有395家，某十字会数目更多达7万多家，社会捐助接收站点8万个。到2005年9月，全国各级慈善(总、协)会已达到731个，其中全国性慈善总(协)会1个，省级慈善(总、协)会30个，地级慈善(总、协)会202个，县级慈善协会499个[4]。另外，还有数目众多的基金会组织和其他慈善公益组织。由此可见，我国慈善组织发展是相当迅速的。
虽然与国际慈善事业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孕育而出的慈善组织有着极其明显的华国特色，它们绝大部分是在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的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和民政部门有着极其紧密的血肉联系。有的慈善组织刚刚从民政部门中分化出来，与民政部门还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有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接来自于政府部门，以至拥有一种与政府相类似的组织形式和运作逻辑，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组织趋同现象，即众多的慈善组织，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在组织运作机制和组织结构上都显现出了一种相类似的组织模式。这种趋同化组织模式正是在华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约束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组织现象。
慈善的组织结构是慈善组织内部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联系方式和形式，涉及决策的分权与集权、管理幅度的确定、组织层次机构设置、基层之间的信息沟通等问题。其实，我国慈善组织的组织结构大都是比较简单的，综合分析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慈善组织结构图，可以看出慈善组织在部门设计上一般都是采用比较简单的直线制、职能制，而层级设计上偏向于高耸型设计，有明确的上下级分工机制。而比较理想的慈善组织结构形式也大都包含诸如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名誉会长、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的办事机构等。具体来说：
理事会作为慈善组织的核心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决策权和领导权。如华国青少年基金会、华国扶贫基金会、华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在设有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组织中，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理事会的人事任免以及各种决策大事。如中华慈善总会、华国残疾人联合会、华国某十字会等。这种组织结构是跟华国的慈善组织性质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所以造成了慈善组织在组织结构命令链设计上与政府组织趋同。(未完待续。。)
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徐永光用“五个看不见”来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见，灾区群众看不见，灾区政府看不见，灾区慈善组织看不见，捐赠落实看不见。
所以慈善组织更主要的还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系统在网上查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实到什么项目。
玉树地震之后，东南亚华侨施乃康不顾身体和年龄，亲自驾车48小时前往玉树。他想实地考察一下，亲眼看着捐出去的钱变成一所学校。
某美美事件后，有网上调查表明，80%以上的网民表示不会再捐款给某十字会。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离公众的期望值还有距离。而民政部《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全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
两面透明的玻璃合在一起，像个长方形的透明口袋，中间夹着中华慈善总会2010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共24页。中华慈善总会日前终于通过“玻璃口袋”的造型，向公众晒账本。
某十字总会捐款管理信息平台今年7月底上线。首先公布青海玉树捐款的来源、去向等所有信息，供公众查询。此后陆续将捐款信息放上。此举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网络平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系统在网上查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实到什么项目。
新上任的华国某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指出，公开透明就是对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和透明化。社会捐赠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实行定向捐赠。做到预算科学、执行公正、监督公开。
最高院法制办处长朱领导说，公信力和透明度对于慈善事业来讲非常重要。非政府组织没有权力也没有钱，靠的是公信力。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同时也是最脆弱的“软组织”。
一个好的慈善生态环境，不能容忍慈善资源被垄断，也不能庇护落后、带病运行的慈善组织。
天海三叶草儿童康复训练中心，是一家专为自闭症儿童进行康复训练的民间慈善机构。去年5月，该中心搬到天海市闵行区一座带花园的别墅。然而，搬进去没几天。相邻别墅的一对夫妻便多次上门抗议，认为孩子们的声音太大，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当地居委会以“三叶草”非法经营办学为由，要求其立即撤出小区。
根据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有三类组织，分别是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说，像壹基金这样，是民间公益组织，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目前已有2000多家。这三类组织的管理则是以“双重管理体制”为原则。还必须要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一般为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只有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确认之后，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三叶草”等民间公益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登记注册。成了“黑户”。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公益身份，难以获得资助。面临生存困境，发展受到限制。
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9万个，其中基金会2168家，社会团体达到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5万个，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增幅较大，已经与公募基金会数量基本相当。
华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清晰的定位。慈善的主体到底是谁？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慈善事业是依法由民间组织自行选择和具体实施，还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干预和直接管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
徐永光认为，现在民间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设计，基本上把没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排除在外了。慈善资源的行政化垄断抑制了公众的慈善热情，窒息了民间慈善的活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推动建立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组织，厘清政府责任与民间慈善、慈善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某美美事件与某十字会扯上关系，是因为她自称有“某十字会商会总经理”的头衔。无论某十字会的各地组织，还是某十字医院、某十字血液中心等名称中含有某十字的机构，不管和某十字会有没有关系，出了事都会算在某十字会的账上。
某十字会在某美美事件中的尴尬，从一个方面暴露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方面的困境。随着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现行的慈善法规已不能适应现实要求，慈善法律缺位阻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不过作为美国传到华国的组织，在美国的监管力度却要大很多。
“在美国，这种情况发生较少，因为慈善机构募款目标明确，捐赠人与慈善机构信息对称、沟通及时、项目评估频繁、捐赠人积极问责。”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学院何莉君博士表示。
这事（某美美事件）不管是真是假，单从公关方面来说，内部协调一致、由指定的一名高管作为新闻发言人专门接受媒体疑问和采访比较好。这样避免信息混乱甚至信息冲突。”何莉君说。
“我曾在州立红会工作过一年，任大额筹款经理助理。负责捐赠人信息管理和理事会协调。”何莉君对记者说，美国红会有三级架构。从上至下分别是国家红会、州红会、市县红会，而这些分支机构其实与总会没有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这些红会分会都是有自主权的，各自筹款运营、开展适合当地需求的特色救灾和社区服务。
“因此，除救助国内受灾的人员之外，红会更多从事的是一种日常化、常态化的服务。因为不是官办慈善，它们需要通过服务当地社区，并从社区募款。维持运作。”何莉君说。这些服务包括进行社会的防灾减灾教育、普及急救知识（它们认为急救知识不应该只有志愿者才会，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方面的培训）、抗灾救灾、承担社区一些较大比赛的急救工作以及军事服役人员的家属沟通、退伍老兵的慰问等等。
何莉君表示，所有这些工作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一切可能，让其服务的人群了解这个机构，看到其实实在在的作用，接受并给它捐赠。
“一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提升，首先应该从组织内部的治理层抓起。”何莉君表示，她所工作过的州立美国红会有两个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顾问理事会。执行理事会人数有限，多由社区有实力、有领导能力的精英志愿组成、民主治理当然也包括很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共同讨论和制定红会的架构和战略方向，全权管理红会；顾问理事会人数较多、具有更广泛的社区代表性。多元地体现社区的代表性，包括医生、教师、学生、律师、商人等各色人等，主要为某十字会的各项工作提供辅助和咨询。帮助反馈社区信息、倾听社区多元的声音，更好地服务社区。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明确规定了理事会的三项重要义务：对组织忠诚、对组织管理履行责任、对使命的顺从。慈善组织如有关联交易或者其他违背组织使命的行为。理事会的决策程序和理由是首先会被引咎的。
美国某十字会以及其他很多慈善机构保持公信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公众的信任和捐款对慈善机构的一般性运作有生杀予夺的权利。根据《捐赠美国》的权威统计。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中，约73%是个人的捐款，基金会捐款占14%，遗产捐赠占8%，企业捐款只占5%。个人捐款的巨大活力和实力使美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充分认识到公众信任的重要，尽其所能地在常态中增强公众对机构的了解和信任，并获得一般性运作支持， 而不仅是在特大自然灾害前才特别定向捐赠。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会给某十字会拨款。”何莉君解释说，因为只有在政府要求红会来执行某些方面的救援或者社区服务时，才会给予拨款资助，其实这更应该叫政府向红会购买服务，这也恰恰说明红会与政府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参照公务员管理”之类的说法。
事实上，正因为美国红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直接面对需要援助的灾民，中间不经过其他环节。因此，美国红会可以调用内部的救援力量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救助，而且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一位救灾专家这样评价：他们的行动同坏消息的传递一样快。
何莉君表示，美国某十字会接受捐赠，而且每一次美国出现大灾难的时候，任何一位捐款者都有权利要求美国某十字会提供财务管理的明细账。
“即便如此，美国某十字会还是难以避免地遭遇了信任危机，而且不止一次。”何莉君说。
比如，11事件后，当时的某十字会的会长伯娜丁希利博士试图从所募集到的款项中挪出2亿美元，用作启动“自由基金”计划，用以支持某十字会的其他项目。而这一举动遭到了捐款者们的强烈抗议。为此，尽管并非贪污。伯娜丁希利也不得不引咎辞职，某十字会同时还向民众道歉并表示。未来他们会让某十字会的财务管理更加透明化，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此外。2005年，美国某十字会在卡特里娜飓风赈灾中应对不力，被指控数百万美元捐赠物资被不当转移，捐赠者纷纷撤资。2008年，某十字会窘迫到得向国会求助的地步，国会拨给某十字会1亿美元用于几场飓风之后的赈灾活动。
也正是这些教训，使得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日益完善起来，“我的捐款我做主”成为美国红会不能逾越的首要原则。
首先在于其民主志愿治理的民间机构的性质，多元、民主的理事会克服组织决策的不透明和集权。其决策不是对政府负责。而更多的是对组织服务的人群、捐赠者等负责，时刻接受公众的问责。
其次，有积极活跃的行业自律机构和第三方职业评估监管机构。比如，美国有众多的慈善监督评级机构，它们会定期搜集相关公益组织的相关信息并予以排行，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
根据美国最权威的慈善机构评级网站“慈善导航家”的评估。美国某十字会因为行政和募款支出通常占总支出的8%左右，得分是35分（满分为70分），而在负责度和透明度是满分70分。
第三，公众捐赠者对组织生命攸关。由于美国红会的民间性质。其日常运作和服务的维系靠广大社区和公众的捐款， 因此，公众的捐款和问责对组织生命攸关。让捐赠者满意。让服务人群满意，是慈善组织的生存动力。
第四。政府监督。美国政府对社会对慈善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管，慈善组织每年会向国税局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府检查慈善组织的活动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诸如此类的监督，成为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保障。
最后，就是法律的制约。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公益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任何美国公民（不仅仅是捐款人）都可以向慈善机构查阅账目。
“其实，美国某十字会也可以由商业收入赚钱，比如通过急救知识的培训、承担商业比赛的急救服务、某十字急救用品礼品店等收入，但关键是收入不能分配到个人，而是用于组织的再发展。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正因为有了以上这些完善的监督措施，活跃在美国这个公民社会的美国某十字会，才能够降低或减少‘某美美事件’的发生。”何莉君说。
当然，这其实也是跟美国的经济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
08年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早新闻中播出这样一条消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美国人的圣诞消费悄然发生变化。
据盖洛普机构的调查显示，今年美国人的圣诞平均预算从去年的833美元降到639美元，这是第一点变化。第二点是，赠送礼物是美国人圣诞节的重头戏，然而，今年在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和经济不景气的打击下，很多家庭里只给孩子们送礼物，老人和其他家人朋友则不互赠圣诞礼物了。第三点变化是，与往年相比，今年送出的圣诞礼物要小很多，更多人选择买点小饰品当礼物。虽然商家们使出混身解数，纷纷延长营业时间，不断加大打折力度，但各种五花八门的打折招数仿佛也失去了诱惑。
据调查显示，今年可能是美国人圣诞送礼最“小气”的一年。另据美国广播公司最新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表示要减少礼品开支。圣诞消费的变化，与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密切相关。
奎尼匹克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认为目前经济状况“很差”或者“不太好”的美国人占多数。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尽管手头缺钱。但三类圣诞开支必不可省：一是圣诞树，二是电子产品，三是慈善捐款。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管经济多么不景气，没有圣诞树，不成圣诞节。
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圣诞树销量与去年持平，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年更多人选择购买价格便宜的小树。研究美国人消费习惯的经济学家利伯戈特指出。对电子产品的偏爱是美国节日消费的一个明显特点。虽然经济不景气，个性化电子产品仍将是美国人圣诞送礼的主要选择之一。
此外，许多美国人仍保持着圣诞节进行慈善捐赠的传统。据皮尤中心调查，84％的美国人在今年圣诞期间通过各种渠道提供慈善捐赠，为在金融危机的“寒冬”中度过的圣诞假期增添了温情和暖意。看了这条新闻，对于美国人圣诞消费的变与不变，深有感触。许多人在经济不景气，生活质量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想到了。在自己享受圣诞大餐时，仍有人需要大家的帮助，慈善不仅仅是一时兴起的善心举动，而应是一种生活习惯。
他们保持或坚守的这种不变。像是冬天里的暖阳，让人温暖和感动。作为一名基层的慈善工作者，被其中不变的慈善捐赠深深打动。也不由得想到了我们的国家：2005年，慈善捐款总额是31亿元。2006年是100亿元，2007年是309亿元。不论是单笔最高捐赠。还是普通民众自发捐款的规模，
在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均创造了华国慈善事业的新纪录。华国是否已成为慈善大国？经历了“512”地震灾难的华国慈善事业有哪些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
“如果说2005年民政部召开首次华国慈善大会吹响了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号角，那么可以说，经过2008年，华国的慈善事业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在12月5日的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如是说。
从这些数字中间不难看出两个问题，一是虽然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尽管08年的捐赠总额达到1000亿元，但其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而早在2005年，美国的慈善捐助额达到了2603亿美元，占到当年gdp的2%，人均捐款额达878美元。
二是公民由于慈善理念比较淡薄，日常生活中对慈善事业没有予以太多的关注，影响了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这其中既有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也有保障体系、税收优惠制度不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种慈善理念的支撑，因此加强公民慈善理念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刚刚起步的华国慈善，不应仅仅关注捐赠和救助金额，不能只以量化指标衡量慈善工作，长远来看更应努力营造一种慈善氛围，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参与慈善，并最终将慈善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正是我们华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所要努力去做的。
说到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想起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的杨澜。
作为公众人物，人们看重的是明星对慈善的号召力，但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杨澜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来理解慈善——
“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我非常地平静，我觉得大家对这样的事情还不习惯，公众会慢慢地调整对财富的态度。”
杨澜提到，自己和吴征这两年一直都有捐资产的念头，但想法并不明确，“我俩总说，‘等退休之后多捐些财产’。”但是2005年身边几个好朋友的突然离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让他们的想法有了变化，陈逸飞视觉大师也是他们的朋友。去世之前对财产没有交代，弄得死后还引起纷争。我们于是决定，迟早要做的事情。不如现在就做吧。朋友提醒她:“别人会问，你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啊？”杨澜说:“我的想法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我们非常私人的决定，就像我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愿意送给好朋友，我觉得分享之后很快乐。”
等媒体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到了朋友饭局上，企业家朋友也问到她的初衷。杨澜说:“钱可以造福。也可以造孽。我们这样做，反而给了孩子很大的解放，我们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很大的快乐，也可以建立很好的传统。”有的朋友听后赞同，有的则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把所有的钱留给儿子的。”
杨澜淡淡地提到:“对我而言，这些想法没有孰高孰低的分界，我也不希望自己给别人带来道德上的压力，这只是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华国有句古语说的好。“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我接触的许多企业家中间，也有不少人是这种想法：“等我退休后、等老了我就……”。
“迟早要做的事情，不如现在就做吧！”尽自己所能去做。哪怕只是点滴。
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庄园里举行的一场慈善晚宴上，一个名叫露西的小女孩捐出了自己全部的30美元零25美分，她说“慈善的不是钱。是心。”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倡议者的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沃伦巴菲特先生。而是小露西，而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了这样一句话：“慈善的不是钱。是心。”
慈善事业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对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利益再分配和对人民的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述。从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以及今年国务院对民政部的职能调整中，成立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尤其是一号首长亲临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现场并发表重要讲话中，
我们都不难看出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也充分说明政府强力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决心。在这之中，我们各级慈善组织则应努力搭建一个平台，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项事业，让慈善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媒体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现它，传播它，放大它，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宣传慈善理念，影响社会各界，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让更多的企业和公民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带动更多的企业和公民成为慈善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和享受者。我们有理由相信，慈善终将会从参与应急救灾逐步走入平时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慈善，我快乐”，将成为一种现代生活观念。
当然，其实慈善事业危机暴露出来还真不算是什么坏事。
如果说“慈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公众的慈善热情，那么，这场由专家、媒体、业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大讨论，也凝聚起了关于慈善的诸多共识。
比如，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慈善机构只有配备“玻璃口袋”才能让公众捐得放心；职业化、专业化保证善款能被高效使用，专业素养、职业道德，是问心无愧提取管理费的前提；破除双重管理体制、放开公募权利，才能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场”。
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意味一点问题都不出，而在于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从“怎么看”走向“怎么办”，才能促成我国慈善行业的进步、慈善水平的提升。华国某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些，可以说都是慈善风波推动形成的共识，在实践中的一步步落地。
制度层面也同样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探索。“壹基金”走出身份困境，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民政部或将“松绑”公益组织，不需业务主管单位可直接登记注册。这些透露出共同的信号：政府角色将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多元化将是未来的慈善格局。
当然，任何变革都有其历史包袱和传统逻辑的阻碍。不可能一步到位。这也是作为慈善主体的公众应有的意识。
风波之后，公众需要深化对慈善的理解。在看到慈善组织不足的同时也看到它们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它们工作的同时也认同必要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要平复“慈善风波”激起的强烈情绪，与过去一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
风波之后，慈善组织与管理部门也需要重新看待媒体与慈善的关系。这段时间，如民政部相关人士指出，“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有人迁怒于某些人的“天真无知”，有人怪责于媒体的“穷追猛打”。诚然，回望“慈善风波”，确有一些组织机构“躺着中枪”；展望“慈善伤疤”揭开后的信任修复，媒体作为正面传播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无疑应该强化，但抱怨者也需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新闻报道是第二位的。民政部证实的“社会捐赠总额没有大幅下降”、只是“慈善机构收的捐赠少了”这一现象表明：公众的慈善热情一直存在并释放，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合作共赢。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绘就。
作为一种制度性约束，无论在政策意义还是现实价值上。制度环境对慈善组织实际运作和未来发展的影响都非常特殊和值得关注，对慈善组织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和进步意义。从组织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由慈善组织外部制度环境造成的组织结构“趋同意义”现状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有针对性地提出走出“趋同性”陷阱的路径，使慈善组织能够在符合制度环境约束的同时。拥有高效率的组织结构模式，从而达到组织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双赢。
改革开放以来。华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极大地促进公民意识的崛起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并直接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此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慈善组织与政府正逐步成为共同治理的主体。在这一背景下，慈善组织自身的组织结构建制成为其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外部资源依赖性社会公共组织，与其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的当属慈善组织赖以生存的外部制度环境。综合各种文献我们发现，理论界对组织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利组织的组织环境，或者是公共组织的组织内部环境。
俞可平先生曾进行过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也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谈到了制度性约束所造成的慈善组织的运行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还仅停留在组织表面，还没有人将制度环境深入到组织的结构设计层面，将制度环境对慈善组织的约束机制深入到组织结构的深度来进行剖析，从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设计的作用机制来分析慈善组织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一点展开分析。
现代慈善组织是指一种以博爱为道德基础，以社会捐献为经济后盾，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以向公众提供扶贫济困、救灾助孤、发展教育等有利于公众福利为宗旨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团体和组织。而我国的慈善组织由于特殊的国情背景和制度环境，难免带有一些体制因素的影响，所以也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化组织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近20年，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截至2004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以“慈善”为名的慈善组织有395家，某十字会数目更多达7万多家，社会捐助接收站点8万个。到2005年9月，全国各级慈善(总、协)会已达到731个，其中全国性慈善总(协)会1个，省级慈善(总、协)会30个，地级慈善(总、协)会202个，县级慈善协会499个[4]。另外，还有数目众多的基金会组织和其他慈善公益组织。由此可见，我国慈善组织发展是相当迅速的。
虽然与国际慈善事业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孕育而出的慈善组织有着极其明显的华国特色，它们绝大部分是在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的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和民政部门有着极其紧密的血肉联系。有的慈善组织刚刚从民政部门中分化出来，与民政部门还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有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接来自于政府部门，以至拥有一种与政府相类似的组织形式和运作逻辑，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组织趋同现象，即众多的慈善组织，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在组织运作机制和组织结构上都显现出了一种相类似的组织模式。这种趋同化组织模式正是在华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约束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组织现象。
慈善的组织结构是慈善组织内部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联系方式和形式，涉及决策的分权与集权、管理幅度的确定、组织层次机构设置、基层之间的信息沟通等问题。其实，我国慈善组织的组织结构大都是比较简单的，综合分析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慈善组织结构图，可以看出慈善组织在部门设计上一般都是采用比较简单的直线制、职能制，而层级设计上偏向于高耸型设计，有明确的上下级分工机制。而比较理想的慈善组织结构形式也大都包含诸如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名誉会长、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的办事机构等。具体来说：
理事会作为慈善组织的核心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决策权和领导权。如华国青少年基金会、华国扶贫基金会、华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在设有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组织中，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理事会的人事任免以及各种决策大事。如中华慈善总会、华国残疾人联合会、华国某十字会等。这种组织结构是跟华国的慈善组织性质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所以造成了慈善组织在组织结构命令链设计上与政府组织趋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