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也可以说是在“进化”的，但这变化有没有规律呢？这规律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物”，则物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回答了生物界的规律。(小说文学网)
而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也可以勉强认为是生物界的一部分，达尔文的学说也就部分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人类社会完整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不同在哪里呢？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
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来的，人类社会毫无疑问脱胎于自然界，我们所说的“人性”既有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兽性”，也有进化来的“纯人性”，将人比喻为“半个野兽半个天使”是形象的。
自从这个星球上有了人类社会，这个世界的生物体就存在两种生存状态：一个是达尔文总结出来的生存斗争学说，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另一个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力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有序”生存状态，并不是只是强者生存，弱者也能生存，“弱肉强食”的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得到遏制。
是什么力量遏制了这“丛林法则”而建立了人类社会呢？赫胥黎把这种“力量”概括为“伦理”，泛指“道德”、“善”、“美”等。我们认真体会他所指的“伦理”应当都是“文化”的属性。也就是控制人类社会的有两种“力量”，一是人类从生物界那里继承的“生存斗争”的“天性”。是天然的；另一个人类所特有的“文化”力量，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两种“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控制。人类社会实际出现和存在的种种现象印证了这个理论，强制、暴力等现象是“生存斗争”力量导致；而遵守“道德”、“法律”、“契约”等现象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货币”的出现，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票证化”，有了避免“暴力”的可能。这两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野蛮”和“文明”。而所谓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指自然状态越来越式微，而人为的“有序”状态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历史。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他的这段话就清楚说明。一个人的“集合”（指所有人和“人群”，包括家庭、“单位”、民族、国家……）没有生存斗争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被“消灭”；如果“生存斗争”能力太强，压制了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情况会更糟。将自我毁灭。
我们来看华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兴起和灭亡不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吗？秦灭六国是“生存斗争”的结果；而秦灭亡正是赫胥黎所说“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蒙古民族从成吉思汗兴起，横行欧亚大陆，最终四分五裂。到成为一个极普通的民族，也是这个规律的例证。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存在”、“崛起”、“兴盛”、“濒于灭亡”、“消亡”不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吗？
撇开民族、国家、王朝这些政治问题，就是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在这人类社会生存，也同样遵循这个规律，不能没有“生存斗争”（包括“竞争”）能力；也不能过度使用这个“能力”，从内部毁灭。这个观点所强调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生存斗争”强的并不一定是人类社会中最“适应者”。
我们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求知的**；二是为了使我们的行为适应社会的要求，做到“适者生存”。但人能顺利得到“真知”并不是容易的。“生存斗争”的能力无疑是自然界赋予每一个生物体的，只要“存在”就具有，没有必要担心缺少“生存斗争”的意识。如果从认知的逻辑上去看，“物竞天择”不过是数学上的“公理”。
华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胜王败寇”也都是这个意思。严复把赫胥黎的理论浓缩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观点广为流传，并不是西方的什么先进思想在传播，而是将崇尚“强势”的传统思维穿上“现代化”、“世界化”的漂亮外衣。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严复是“误读”还是有意这样来介绍赫胥黎的著作，而是要检讨“崇拜强势”的思维为什么会如此顽固的存在？这种思维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有序”还是“恐惧”和“混乱”呢？百年来，迷信这种思维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否应当放弃这种思维定势呢？
华国传统文化中有三方面相比欧洲传统要薄弱很多，这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认可程度；宗教的成熟程度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心；对科学方法的认可和掌握程度。货币（这里和市场是同义词）可以讲是人类最早“发明”抑制野蛮强势的工具，为非暴力分配“资源”提供可能。虽然远不能完全抑制“强势”，但是它和宗教是人脱离动物界组成人类社会的原始基础，有了它们。才有了抑制人类野蛮“天性”的“力量”。
欧洲早期相当多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教徒，早期的学校也是宗教学校。科学的发展大大加强了抑制“天性”的能力，但也同时使得“天性”的扩张更具有危险性，使毁灭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华国历史这几方面比较薄弱，造成人们看不到抑制“野蛮天性”的文化力量，造成对“强势”的迷信。
“暴力”就是“制服”对手，远古时期同类所需资源在局部会造成你死我活的自然状态，“暴力”可能是每个生存下来的必备有“生存斗争”能力，也是赫胥黎所说的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天性”。人类社会的形成也是“人群”（村庄、城市、国家、民族、部落、“集团”等等）的出现，此时个体在“集体”面前不可能是强者。“生存斗争”的“天性”是指“群体”表现出的能力。一个“群体”的毁灭原因很可能不是另一个“群体”的强盛（毁于外部），而是内部“天性”得不到抑制。赫胥黎所强调的就是：一个适应人类社会的“人群”必须是有“生存斗争”的能力，同时又知道抑制这种“天性”，而且后者更重要。华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战争的次数远多于世界其它地区。惨烈程度也是最甚的。而且多数是内战，这正是赫胥黎指出的“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
中西在十九世纪的冲突中，华国都是战争的失败者，激起了寻找强国之路的热潮。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上世纪初风靡全国知识界，正是因为迎合了华国的传统文化，而并没有起到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作用，造成了华国知识界思想的混乱。思想混乱产生错误的认知，最终导致革命四起，战乱难平。出现复杂的历史现象有多种因素，但控制社会舆论的“读书人”有何种共识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向上可以影响执政者采取何种策略，向下可以影响普通百姓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影响年轻人中的“精英”们所奋斗的方向。严复的这个看法正是在这重要问题上出现偏差，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而作为一个希望崛起的“强国”来说，“读书人”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共识应当是首要条件。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检讨对外战争失利多喜好按“物竞天择”规律来认识，归于自己“生存斗争”能力差，是“武力”弱，华国处于被瓜分灭亡的边缘，并将此认为是一种耻辱，类似这些认知至今仍然是普遍被接受的观点。
现在我们把这个“物竞天择”看成是一残缺不全的认知，是一种误读，再来反思我们的这些认知，就会感到找到了问题的真正原因。近代史上的中外战争从局部来讲，华国并不是处于劣势，西人有所谓洋抢、洋炮，但要远涉重洋，兵力远少于在当地作战的清王朝，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洋人”的胜利怎么能说是“弱肉强食”的案例呢？倒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如果全面接受赫胥黎的观点，就会看到华国所缺少的是对“野蛮天性”的抑制，是对传统文化种种弊端的认识，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认真研究西方文化，学习科技，促进贸易。弄懂所谓“洋务外交”……等等。从强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来讲，也首先要做好这些基础工作。如果把只要失败就定义为“弱”，则国“弱”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相互“争斗”太严重，而不能找到很好抑制“天性”的“工具”。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一批“读书人”认真研究学问，任凭被误读或不完整的理论流传，则社会的“文化力量”将不能抑制野蛮的“天性”，使社会弥漫在暴戾环境之中，不仅百姓要吞噬恶果，“强国”也只能是梦想。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的一百多年里，华国战乱（包括“运动”）不断，种种“惨剧”频繁上演，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敌人”拿着杀人的屠刀面前，在即将亡国面前，去谈什么“自我反省”，去谈文化力量，不是一个“傻瓜”吗？不是“虚弱”的表白吗？这里又凸显了对一百多年来世界人类社会文明状况认知的欠缺。
人类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人类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野蛮“天性”得到一定的抑制，在当时世界相对文明的地区，国家或是民族之间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多是对社会控制权的争夺，国家、民族之间是殖民和被殖民的现象。
“殖民”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并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华国的清王朝最早和西方发生武装冲突时，殖民方式也已经开始衰败，发生的战争起因远不是所谓的“生存斗争”，而是围绕贸易的战争。战后签订的条约主要是围绕贸易的（相关华国和日、俄的关系太复杂，不引以为例）。把当时的形势比喻为虎狼吞噬弱肉，是世界列强瓜分华国，条约都是不平等的，“条约”都是无意义的。这些认知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缺少认真的理性和逻辑分析，是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
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看成绝对的竞争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也是有“主、次”的差别（我为“中”），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互斗争是绝对的，妥协是暂时的……等等。这些观点自秦朝以来就深深印刻在华国传统文化中，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之自然是一拍即合。“暴力”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对“暴力”的遏制，任何“暴力”没有被赞扬的理由。从今天世界的格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与国的和平共处是真正世界的潮流。
就是弱小而基本没有武装力量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安然存在；任何一个大国，一个众多人口民族，不可能存在“亡国”和“消亡”的可能；同时也不可能凭借武力就可以在世界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而我们不愿从“抑制天性”的角度客观去看现实，一味崇尚武力，滥用“生存斗争”的信条。
反思这一段思想历史，就是要将赫胥黎的观点完整来看，通过自己的经历和看到的现实再通过思维得到正确的认知。而有价值的理论应当是能逻辑解释历史和现实世界，从而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使我们知道应当如何辨别各种理论和观点的“真伪”。(未完待续。。)
而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也可以勉强认为是生物界的一部分，达尔文的学说也就部分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人类社会完整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不同在哪里呢？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
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来的，人类社会毫无疑问脱胎于自然界，我们所说的“人性”既有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兽性”，也有进化来的“纯人性”，将人比喻为“半个野兽半个天使”是形象的。
自从这个星球上有了人类社会，这个世界的生物体就存在两种生存状态：一个是达尔文总结出来的生存斗争学说，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另一个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力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有序”生存状态，并不是只是强者生存，弱者也能生存，“弱肉强食”的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得到遏制。
是什么力量遏制了这“丛林法则”而建立了人类社会呢？赫胥黎把这种“力量”概括为“伦理”，泛指“道德”、“善”、“美”等。我们认真体会他所指的“伦理”应当都是“文化”的属性。也就是控制人类社会的有两种“力量”，一是人类从生物界那里继承的“生存斗争”的“天性”。是天然的；另一个人类所特有的“文化”力量，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两种“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控制。人类社会实际出现和存在的种种现象印证了这个理论，强制、暴力等现象是“生存斗争”力量导致；而遵守“道德”、“法律”、“契约”等现象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货币”的出现，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票证化”，有了避免“暴力”的可能。这两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野蛮”和“文明”。而所谓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指自然状态越来越式微，而人为的“有序”状态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历史。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他的这段话就清楚说明。一个人的“集合”（指所有人和“人群”，包括家庭、“单位”、民族、国家……）没有生存斗争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被“消灭”；如果“生存斗争”能力太强，压制了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情况会更糟。将自我毁灭。
我们来看华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兴起和灭亡不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吗？秦灭六国是“生存斗争”的结果；而秦灭亡正是赫胥黎所说“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蒙古民族从成吉思汗兴起，横行欧亚大陆，最终四分五裂。到成为一个极普通的民族，也是这个规律的例证。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存在”、“崛起”、“兴盛”、“濒于灭亡”、“消亡”不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吗？
撇开民族、国家、王朝这些政治问题，就是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在这人类社会生存，也同样遵循这个规律，不能没有“生存斗争”（包括“竞争”）能力；也不能过度使用这个“能力”，从内部毁灭。这个观点所强调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生存斗争”强的并不一定是人类社会中最“适应者”。
我们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求知的**；二是为了使我们的行为适应社会的要求，做到“适者生存”。但人能顺利得到“真知”并不是容易的。“生存斗争”的能力无疑是自然界赋予每一个生物体的，只要“存在”就具有，没有必要担心缺少“生存斗争”的意识。如果从认知的逻辑上去看，“物竞天择”不过是数学上的“公理”。
华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胜王败寇”也都是这个意思。严复把赫胥黎的理论浓缩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观点广为流传，并不是西方的什么先进思想在传播，而是将崇尚“强势”的传统思维穿上“现代化”、“世界化”的漂亮外衣。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严复是“误读”还是有意这样来介绍赫胥黎的著作，而是要检讨“崇拜强势”的思维为什么会如此顽固的存在？这种思维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有序”还是“恐惧”和“混乱”呢？百年来，迷信这种思维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否应当放弃这种思维定势呢？
华国传统文化中有三方面相比欧洲传统要薄弱很多，这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认可程度；宗教的成熟程度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心；对科学方法的认可和掌握程度。货币（这里和市场是同义词）可以讲是人类最早“发明”抑制野蛮强势的工具，为非暴力分配“资源”提供可能。虽然远不能完全抑制“强势”，但是它和宗教是人脱离动物界组成人类社会的原始基础，有了它们。才有了抑制人类野蛮“天性”的“力量”。
欧洲早期相当多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教徒，早期的学校也是宗教学校。科学的发展大大加强了抑制“天性”的能力，但也同时使得“天性”的扩张更具有危险性，使毁灭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华国历史这几方面比较薄弱，造成人们看不到抑制“野蛮天性”的文化力量，造成对“强势”的迷信。
“暴力”就是“制服”对手，远古时期同类所需资源在局部会造成你死我活的自然状态，“暴力”可能是每个生存下来的必备有“生存斗争”能力，也是赫胥黎所说的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天性”。人类社会的形成也是“人群”（村庄、城市、国家、民族、部落、“集团”等等）的出现，此时个体在“集体”面前不可能是强者。“生存斗争”的“天性”是指“群体”表现出的能力。一个“群体”的毁灭原因很可能不是另一个“群体”的强盛（毁于外部），而是内部“天性”得不到抑制。赫胥黎所强调的就是：一个适应人类社会的“人群”必须是有“生存斗争”的能力，同时又知道抑制这种“天性”，而且后者更重要。华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战争的次数远多于世界其它地区。惨烈程度也是最甚的。而且多数是内战，这正是赫胥黎指出的“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
中西在十九世纪的冲突中，华国都是战争的失败者，激起了寻找强国之路的热潮。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上世纪初风靡全国知识界，正是因为迎合了华国的传统文化，而并没有起到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作用，造成了华国知识界思想的混乱。思想混乱产生错误的认知，最终导致革命四起，战乱难平。出现复杂的历史现象有多种因素，但控制社会舆论的“读书人”有何种共识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向上可以影响执政者采取何种策略，向下可以影响普通百姓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影响年轻人中的“精英”们所奋斗的方向。严复的这个看法正是在这重要问题上出现偏差，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而作为一个希望崛起的“强国”来说，“读书人”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共识应当是首要条件。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检讨对外战争失利多喜好按“物竞天择”规律来认识，归于自己“生存斗争”能力差，是“武力”弱，华国处于被瓜分灭亡的边缘，并将此认为是一种耻辱，类似这些认知至今仍然是普遍被接受的观点。
现在我们把这个“物竞天择”看成是一残缺不全的认知，是一种误读，再来反思我们的这些认知，就会感到找到了问题的真正原因。近代史上的中外战争从局部来讲，华国并不是处于劣势，西人有所谓洋抢、洋炮，但要远涉重洋，兵力远少于在当地作战的清王朝，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洋人”的胜利怎么能说是“弱肉强食”的案例呢？倒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如果全面接受赫胥黎的观点，就会看到华国所缺少的是对“野蛮天性”的抑制，是对传统文化种种弊端的认识，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认真研究西方文化，学习科技，促进贸易。弄懂所谓“洋务外交”……等等。从强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来讲，也首先要做好这些基础工作。如果把只要失败就定义为“弱”，则国“弱”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相互“争斗”太严重，而不能找到很好抑制“天性”的“工具”。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一批“读书人”认真研究学问，任凭被误读或不完整的理论流传，则社会的“文化力量”将不能抑制野蛮的“天性”，使社会弥漫在暴戾环境之中，不仅百姓要吞噬恶果，“强国”也只能是梦想。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的一百多年里，华国战乱（包括“运动”）不断，种种“惨剧”频繁上演，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敌人”拿着杀人的屠刀面前，在即将亡国面前，去谈什么“自我反省”，去谈文化力量，不是一个“傻瓜”吗？不是“虚弱”的表白吗？这里又凸显了对一百多年来世界人类社会文明状况认知的欠缺。
人类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人类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野蛮“天性”得到一定的抑制，在当时世界相对文明的地区，国家或是民族之间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多是对社会控制权的争夺，国家、民族之间是殖民和被殖民的现象。
“殖民”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并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华国的清王朝最早和西方发生武装冲突时，殖民方式也已经开始衰败，发生的战争起因远不是所谓的“生存斗争”，而是围绕贸易的战争。战后签订的条约主要是围绕贸易的（相关华国和日、俄的关系太复杂，不引以为例）。把当时的形势比喻为虎狼吞噬弱肉，是世界列强瓜分华国，条约都是不平等的，“条约”都是无意义的。这些认知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缺少认真的理性和逻辑分析，是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
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看成绝对的竞争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也是有“主、次”的差别（我为“中”），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互斗争是绝对的，妥协是暂时的……等等。这些观点自秦朝以来就深深印刻在华国传统文化中，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之自然是一拍即合。“暴力”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对“暴力”的遏制，任何“暴力”没有被赞扬的理由。从今天世界的格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与国的和平共处是真正世界的潮流。
就是弱小而基本没有武装力量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安然存在；任何一个大国，一个众多人口民族，不可能存在“亡国”和“消亡”的可能；同时也不可能凭借武力就可以在世界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而我们不愿从“抑制天性”的角度客观去看现实，一味崇尚武力，滥用“生存斗争”的信条。
反思这一段思想历史，就是要将赫胥黎的观点完整来看，通过自己的经历和看到的现实再通过思维得到正确的认知。而有价值的理论应当是能逻辑解释历史和现实世界，从而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使我们知道应当如何辨别各种理论和观点的“真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