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李子雄和白发贼？怎么控制？拿什么控制？
现在圣主和中枢之所以支持李子雄和白发贼收复安州，是因为安州收复后南北局势对中土有利，而李子雄和白发贼若想立足塞外，又迫切需要长城内的支援，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但圣主和中枢若想以粮草武器来卡住李子雄和白发贼的“脖子”，纯属一厢情愿，倒不是说李子雄和白发贼不需要长城内的支援，而是狗急了跳墙，一旦把李子雄和白发贼逼急了，在突厥人的威逼利诱下干脆背叛中土，认贼作父，那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了，大好局面瞬间颠覆。
问题就出在这里，拿人家当刀使可以，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拿人家当冤大头，只想收获不想付出，绝无可能。李子雄和白发贼的最终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荣华富贵，以李子雄为首的贵族叛逆需要赦免，需要重返东都，而以白发贼为首的草根叛贼同样需要赦免，需要一个好前程。
这个利益诉求并不高，完全可以满足，虽然当前中土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南北关系，但这与以丰厚条件招抚李子雄和白发贼并无冲突。事实明摆着，突厥人为了以最小代价逆转安州危机，必然双管齐下，在武力攻击的同时积极寻求结盟合作，甚至接受这股力量霸占安州并承认其藩属地位。这种局面下中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愿付出一定政治代价招抚李子雄和白发贼，反而要捏住他们的脖子，榨干吃尽他们。两相比较，李子雄和白发贼的选择可想而知，即便他们不愿与突厥人结盟，但也不会任由中土宰割，最终结果必定是利用突厥与中土的对抗，据安州而称霸，自谋出路，自生自灭，如此中土不但未能借机收复安州，卧榻之侧反而多了一头虎视眈眈的恶狼，实在是得不偿失，贻害无穷。
赵才的暗示很明显，招抚，以丰厚条件招抚，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突厥人尚未展开凌厉反击，而李子雄和白发贼又尚未立足安州的最佳时机，果断招抚，只要招抚成功，安州就能成功归中土，而突厥人若不想立即爆发战争，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只能在暗中支援奚族，如此一来圣主和中枢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收复安州的功劳，而这个功劳肯定可以帮助圣主和中枢挽一部分受损的权威，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帮助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可谓一举多得。
招抚成功，李子雄和白发贼就是中土收复安州的功臣，就必须遵从圣主的命令，听从中枢的调度，圣主和中枢就能牢牢控制这股新兴力量为己所用，当然，这其中牵扯到了齐王，齐王的实力可能因此暴涨，皇统之争可能复杂化，但考虑到南北战争爆发在即，考虑到两京政治危机还需通过南北战争的胜利来缓解甚至是解决，南北战争必须赢，而齐王和这股新兴力量的出现正好可以增加中土的胜算，所以短期内这是利好，对圣主和中枢来说利大于弊，完全可以付出一些代价把其中的利好最大化。
然而，圣主和中枢是什么态度？赵才不知道，他只能旁敲侧击，委婉暗示，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虞世基、萧瑀、苏威、封德彝一听就懂，但他们同样不敢表态，全部闭上了嘴巴，等待圣主决策。
圣主优先考虑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招抚叛贼。虽然现在招抚时机好，付出代价小，等到李子雄和白发贼发展壮大了，再想招抚代价也就大了，但做为中土君主来说，站得高看得远，他优先要考虑的是执政权，唯有牢牢把握住了执政权，他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才能以中央集权制来牢固中土的统一大业。现在圣主和支持他的改革派因远征失利，既不能成功转嫁国内矛盾，亦没有武功以加强权威，导致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在外有突厥人和东胡诸种的虎视眈眈，在内有两京政治危机的持续恶化，执政地位岌岌可危。这种危局下，圣主为了牢固执政地位，首要目标就是建立武功，以武功加强权威，以权威压制国内矛盾，缓解两京政治危机，以国内政局的稳定来一致对外，以开疆拓土来继续建立武功，继而形成良性循环步步为营，逐步实现中央集权下的大统一中土。
圣主所思所想所求，这几位中枢核心重臣都清楚，都知道此事的处置非常困难，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中很难找到一个满意的平衡点，而赵才做为军方老帅，表现出了强硬而彪悍的一面，处置手段简单粗暴，迅速招抚，收复安州，拿下武功。
此策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它导致的后果也很严重。
公开招抚，事实上就是从突厥人手中夺利，激怒突厥人，一旦与突厥人反目成仇，南北大战必然爆发，而就中土目前状况来说，仓促进行南北战争并无胜算，甚至在东、西两部突厥的夹击下有“翻盘”之可能。另外杨玄感叛乱也是个血淋淋的教训，在两京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旦战争期间再来一次后院失火，中土腹背受敌，统一大业甚至有崩溃之危。
从国内政局来说，公开招抚，事实上就是向保守派妥协，向保守派示弱。以李子雄为首的叛逆都是杨玄感的同党，除了虞柔、裴蕴、来渊、周仲等极少数贵胄外，余者都是保守势力成员，所以这一招抚等同于政治妥协，而这一政治妥协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对改革派非常不利，必将助长保守派的“嚣张气焰”，危及到以圣主为首的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危及到前期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另外齐王是个重大变数，齐王在收复安州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这一政治妥协必然要承认齐王的功劳，那么由此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更为敏感，一旦两京做出错误解读，认定齐王重新赢得了圣主信任，重新获得了继承权，可以预见皇统之争在更多强者的参与下极有可能走向失控。
所以从圣主的立场来说，赵才所献之策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了眼前蝇头小利而不管不顾，招抚之计根本不可取。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赵才只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并不具备参与中枢决策的卓越的政治智慧。
圣主很失望，他需要并且是迫切需要一个具备政治智慧的兵部尚，但自前兵部尚段文振病逝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只能虚位以待，本来寄希望于兵部侍郎斛斯政，结果斛斯政给了他致命一击，而从赵才关键时刻的表现来看，距离他的要求也是差之甚远。
“我们不能，并且也不可能控制这群叛逆。”圣主并不犹豫，很快表态，“我们需要武功，但必须是我们亲手建立的武功。”
在坐重臣心领神会，虽各怀心思，各有想法，但此时此刻，圣主这句话非常正确，无可挑剔，无可辩驳。
不能控制这群叛贼当然是因为当前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目前国内改革派必须借助清算杨玄感同党的机会大力打击保守势力，确保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而对外必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南北关系，在国内政局没有彻底稳定下来之前，中土并不具备进行南北战争的条件，所以不能招抚，不能向国内保守势力妥协，更不能激怒突厥人提前引爆南北战争。
不可能控制这群叛贼，说明圣主对齐王和这群叛贼的野心都有清晰认知，这股新兴力量可以利用，可以榨干吃尽，但绝不能做东郭先生，养虎为患。
安州太小，奚族太弱，收复安州的功劳并不大，虽然安州的收复直接改变了南北对峙之局，但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种隐藏在背后的利益，相比起来，彻底摧毁远东霸主高句丽，这个功劳就大多了，毕竟先帝打了一次无功而返，而圣主连打两年都未能攻克，高句丽已经成为中土人心中难以抹灭的阴影，所以只要第三次东征凯旋而还，圣主的武功就有了，中央的权威也能再上层楼。
十月初二，河北博陵郡，行宫。
苏威、封德彝与阿史那思摩、史蜀胡悉继续谈判。
苏威明确告诉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李子雄和白发贼都是中土叛贼，他们的军队都是中土叛军，虽然这支军队现在都在塞外，但依旧是中土的心腹大患，随时都会危机长?安全，所以中土官方要穷追猛打，斩尽杀绝，永绝后患。当然，考虑到南北关系，诸如齐王那样不经协商就擅自出塞剿杀的事肯定要杜绝，因此苏威提出建议，只要突厥人同意，中土大军马上北上围剿李子雄和白发贼。
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一口拒绝。这支叛军既然到了塞外，在我们的地盘上烧杀掳掠，当然由我们剿杀，但这支叛军来自中土，与你们脱不了干系，而我们剿灭他们后对中土亦是有利，所以中土于情于理都要给我们一些补偿，比如重新开通怀荒边市，比如允许更多的胡贾到太原、蓟城等北方重镇进行交易。
双方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十月初二，古北口。
武贲郎将赵十住风尘仆仆抵达古北口，与郭绚、慕容正则交谈一番，大致了解安州战局后，遂提出约见杨恭道。
当日下午，赵十住、慕容正则与杨恭道会晤于边市。
赵十住先把近期内由圣主下达的一系列人事调动告之杨恭道，然后提出一个要求，他要马上见到李子雄或者白发贼中的一个，就长城内外形势的未来变化商讨具体对策。
杨恭道一口答应。
现在圣主和中枢之所以支持李子雄和白发贼收复安州，是因为安州收复后南北局势对中土有利，而李子雄和白发贼若想立足塞外，又迫切需要长城内的支援，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但圣主和中枢若想以粮草武器来卡住李子雄和白发贼的“脖子”，纯属一厢情愿，倒不是说李子雄和白发贼不需要长城内的支援，而是狗急了跳墙，一旦把李子雄和白发贼逼急了，在突厥人的威逼利诱下干脆背叛中土，认贼作父，那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了，大好局面瞬间颠覆。
问题就出在这里，拿人家当刀使可以，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拿人家当冤大头，只想收获不想付出，绝无可能。李子雄和白发贼的最终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荣华富贵，以李子雄为首的贵族叛逆需要赦免，需要重返东都，而以白发贼为首的草根叛贼同样需要赦免，需要一个好前程。
这个利益诉求并不高，完全可以满足，虽然当前中土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南北关系，但这与以丰厚条件招抚李子雄和白发贼并无冲突。事实明摆着，突厥人为了以最小代价逆转安州危机，必然双管齐下，在武力攻击的同时积极寻求结盟合作，甚至接受这股力量霸占安州并承认其藩属地位。这种局面下中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愿付出一定政治代价招抚李子雄和白发贼，反而要捏住他们的脖子，榨干吃尽他们。两相比较，李子雄和白发贼的选择可想而知，即便他们不愿与突厥人结盟，但也不会任由中土宰割，最终结果必定是利用突厥与中土的对抗，据安州而称霸，自谋出路，自生自灭，如此中土不但未能借机收复安州，卧榻之侧反而多了一头虎视眈眈的恶狼，实在是得不偿失，贻害无穷。
赵才的暗示很明显，招抚，以丰厚条件招抚，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突厥人尚未展开凌厉反击，而李子雄和白发贼又尚未立足安州的最佳时机，果断招抚，只要招抚成功，安州就能成功归中土，而突厥人若不想立即爆发战争，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只能在暗中支援奚族，如此一来圣主和中枢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收复安州的功劳，而这个功劳肯定可以帮助圣主和中枢挽一部分受损的权威，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帮助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可谓一举多得。
招抚成功，李子雄和白发贼就是中土收复安州的功臣，就必须遵从圣主的命令，听从中枢的调度，圣主和中枢就能牢牢控制这股新兴力量为己所用，当然，这其中牵扯到了齐王，齐王的实力可能因此暴涨，皇统之争可能复杂化，但考虑到南北战争爆发在即，考虑到两京政治危机还需通过南北战争的胜利来缓解甚至是解决，南北战争必须赢，而齐王和这股新兴力量的出现正好可以增加中土的胜算，所以短期内这是利好，对圣主和中枢来说利大于弊，完全可以付出一些代价把其中的利好最大化。
然而，圣主和中枢是什么态度？赵才不知道，他只能旁敲侧击，委婉暗示，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虞世基、萧瑀、苏威、封德彝一听就懂，但他们同样不敢表态，全部闭上了嘴巴，等待圣主决策。
圣主优先考虑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招抚叛贼。虽然现在招抚时机好，付出代价小，等到李子雄和白发贼发展壮大了，再想招抚代价也就大了，但做为中土君主来说，站得高看得远，他优先要考虑的是执政权，唯有牢牢把握住了执政权，他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才能以中央集权制来牢固中土的统一大业。现在圣主和支持他的改革派因远征失利，既不能成功转嫁国内矛盾，亦没有武功以加强权威，导致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在外有突厥人和东胡诸种的虎视眈眈，在内有两京政治危机的持续恶化，执政地位岌岌可危。这种危局下，圣主为了牢固执政地位，首要目标就是建立武功，以武功加强权威，以权威压制国内矛盾，缓解两京政治危机，以国内政局的稳定来一致对外，以开疆拓土来继续建立武功，继而形成良性循环步步为营，逐步实现中央集权下的大统一中土。
圣主所思所想所求，这几位中枢核心重臣都清楚，都知道此事的处置非常困难，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中很难找到一个满意的平衡点，而赵才做为军方老帅，表现出了强硬而彪悍的一面，处置手段简单粗暴，迅速招抚，收复安州，拿下武功。
此策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它导致的后果也很严重。
公开招抚，事实上就是从突厥人手中夺利，激怒突厥人，一旦与突厥人反目成仇，南北大战必然爆发，而就中土目前状况来说，仓促进行南北战争并无胜算，甚至在东、西两部突厥的夹击下有“翻盘”之可能。另外杨玄感叛乱也是个血淋淋的教训，在两京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旦战争期间再来一次后院失火，中土腹背受敌，统一大业甚至有崩溃之危。
从国内政局来说，公开招抚，事实上就是向保守派妥协，向保守派示弱。以李子雄为首的叛逆都是杨玄感的同党，除了虞柔、裴蕴、来渊、周仲等极少数贵胄外，余者都是保守势力成员，所以这一招抚等同于政治妥协，而这一政治妥协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对改革派非常不利，必将助长保守派的“嚣张气焰”，危及到以圣主为首的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危及到前期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另外齐王是个重大变数，齐王在收复安州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这一政治妥协必然要承认齐王的功劳，那么由此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更为敏感，一旦两京做出错误解读，认定齐王重新赢得了圣主信任，重新获得了继承权，可以预见皇统之争在更多强者的参与下极有可能走向失控。
所以从圣主的立场来说，赵才所献之策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了眼前蝇头小利而不管不顾，招抚之计根本不可取。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赵才只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并不具备参与中枢决策的卓越的政治智慧。
圣主很失望，他需要并且是迫切需要一个具备政治智慧的兵部尚，但自前兵部尚段文振病逝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只能虚位以待，本来寄希望于兵部侍郎斛斯政，结果斛斯政给了他致命一击，而从赵才关键时刻的表现来看，距离他的要求也是差之甚远。
“我们不能，并且也不可能控制这群叛逆。”圣主并不犹豫，很快表态，“我们需要武功，但必须是我们亲手建立的武功。”
在坐重臣心领神会，虽各怀心思，各有想法，但此时此刻，圣主这句话非常正确，无可挑剔，无可辩驳。
不能控制这群叛贼当然是因为当前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目前国内改革派必须借助清算杨玄感同党的机会大力打击保守势力，确保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而对外必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南北关系，在国内政局没有彻底稳定下来之前，中土并不具备进行南北战争的条件，所以不能招抚，不能向国内保守势力妥协，更不能激怒突厥人提前引爆南北战争。
不可能控制这群叛贼，说明圣主对齐王和这群叛贼的野心都有清晰认知，这股新兴力量可以利用，可以榨干吃尽，但绝不能做东郭先生，养虎为患。
安州太小，奚族太弱，收复安州的功劳并不大，虽然安州的收复直接改变了南北对峙之局，但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种隐藏在背后的利益，相比起来，彻底摧毁远东霸主高句丽，这个功劳就大多了，毕竟先帝打了一次无功而返，而圣主连打两年都未能攻克，高句丽已经成为中土人心中难以抹灭的阴影，所以只要第三次东征凯旋而还，圣主的武功就有了，中央的权威也能再上层楼。
十月初二，河北博陵郡，行宫。
苏威、封德彝与阿史那思摩、史蜀胡悉继续谈判。
苏威明确告诉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李子雄和白发贼都是中土叛贼，他们的军队都是中土叛军，虽然这支军队现在都在塞外，但依旧是中土的心腹大患，随时都会危机长?安全，所以中土官方要穷追猛打，斩尽杀绝，永绝后患。当然，考虑到南北关系，诸如齐王那样不经协商就擅自出塞剿杀的事肯定要杜绝，因此苏威提出建议，只要突厥人同意，中土大军马上北上围剿李子雄和白发贼。
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一口拒绝。这支叛军既然到了塞外，在我们的地盘上烧杀掳掠，当然由我们剿杀，但这支叛军来自中土，与你们脱不了干系，而我们剿灭他们后对中土亦是有利，所以中土于情于理都要给我们一些补偿，比如重新开通怀荒边市，比如允许更多的胡贾到太原、蓟城等北方重镇进行交易。
双方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十月初二，古北口。
武贲郎将赵十住风尘仆仆抵达古北口，与郭绚、慕容正则交谈一番，大致了解安州战局后，遂提出约见杨恭道。
当日下午，赵十住、慕容正则与杨恭道会晤于边市。
赵十住先把近期内由圣主下达的一系列人事调动告之杨恭道，然后提出一个要求，他要马上见到李子雄或者白发贼中的一个，就长城内外形势的未来变化商讨具体对策。
杨恭道一口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