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十，上午，段达传令涿县鹰扬府，命令鹰扬郎将楸莫陈巍接到命令后，火速南下驰援高阳宫。考虑到涿县鹰扬府只有四个团八百卫士，兵力略显单薄，又急令涿县县府在最短时间内征召地方乡团宗团，与鹰扬府一起南下支援。
东征期间，幽燕两地虽然耗尽了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它毕竟还承担着镇戍边疆的重任，不可能无止尽的“输血”，所以幽燕两地还保留有一定实力。
在燕州，除了边军外，地方上以阿史那、斛律、破六韩等虏姓诸种部落为主，而在幽州，因为蓟城是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是整个大北疆的粮草辎重囤积地，不但驻扎有相当数量的镇戍军，地方势力也非常庞大，其中以范阳为最。范阳有众多豪门世家，有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范阳卢氏，有幽燕五大世家的邹氏、简氏、燕氏、邵氏和苑氏，还有慕容、赫连、万俟等鲜卑诸种大姓，可谓冠盖云集，簪缨相望，显赫至极。
幽燕两地主要位于现在的涿郡，而范阳地区的核心地带就是现在的涿县。段达的这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求鹰扬郎将侯莫陈巍，必须带着范阳的各大豪门世家的宗团一起南下支援高阳宫，这样七拼八凑至少也有两千人马左右，可以解高阳之危。
接着段达匆忙赶赴临朔宫奏报。段达不过是个地方长官，平时连中枢大员都难见一面，更不要说觐见圣主了，再说圣主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即便要见段达，也要提前安排，不可能随到随见。好在段达曾宿卫禁中，与一些中枢重臣比较熟悉，如今圣主和行宫又在他的地盘上，中央官员们或多或少也要给他这个“地主”一些面子，因此当段达说有紧急军情禀奏后，马上就有人告之了内史省。
内史省是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政务中枢，皇帝诏书、中央政令都是出自这里。内史省最高长官是内史令，但自前内史令元寿病逝后，再无人继任。圣主不设，其集权用意不言而喻，臣下们当然不会自找没趣上书进谏。内史省的副长官是内史侍郎，有两位，一位是?左人会稽公虞世基，一位也是江左人，而且还是江左皇族的后裔，圣主的小舅子，萧皇后的亲弟弟新安王萧瑀。其中虞世基最为圣主所信任，在最高决策层中拥有相当份量的话语权，理所当然成为内史省实际上的“当家人”。萧瑀虽然贵为皇亲国戚，但在改革思路和执政理念上与圣主有分歧，性格上又刚正自负，不愿阿谀献媚，结果可想而知，两人当然是愈行愈远。
段达运用自己在中枢的人脉关系，以最快速度把奏报呈递到了内史舍人封德彝手上。
内史侍郎下面就是内史舍人，有四位，每两位辅佐一个侍郎分管不同事务，其中内史舍人封德彝资历最老，在内史省中地位特殊，是内史侍郎虞世基的绝对心腹。
封德彝出自河北渤海封氏，祖籍河间郡蓨县，也就是现在的景城，与鸿儒刘炫是一个地方的人。封德彝的祖父封隆曾官至北齐太子太保，其父封子绣官至一方大吏，其母乃是范阳卢氏之女，北朝著名诗人卢思道的妹妹，家世非常显赫。北齐灭亡时，封德彝还很年轻，在老越国公杨素帐下做幕僚，深得杨素的赏识和器重。杨素不但把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还屡屡向先帝举荐他。封德彝因此官运亨通，于开皇末年出任内史舍人，直到今天，虽然他至今还是内史舍人，但他在内史舍人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八年，经历了一次次政治风暴而屹立不倒，早已成为官场传奇，是中枢资格最老的几位重臣之一，由此也可知他的个人才华极其出众，他的为官之术亦精湛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封德彝是河北人，是河间郡人，现在河间郡有叛贼为祸，并且可能攻陷了高阳宫，这必然会直接危害到封氏家族、河间地方势力和河北人的利益，封德彝当然要过问。所以段达的“如意算盘”打得很正确，这份奏报只要送到封德彝手上，马上就会有结果。
只是段达忙里出错，忽略了一件事。封德彝的身上“打”着杨素的烙印，即便杨素已经死了，即便封德彝进入中枢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与以杨素为首的政治集团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但杨素对他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恩，以及两人之间非常好的私交，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在杨玄感发动兵变、掀起东都风暴之后，就直接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置其于岌岌可危之险境。
最近一个月里，杨玄感的同党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句丽，司隶大夫杨琳（观德王杨雄之子）因为在杨玄纵逃亡之前与其秘密会晤遭人举报“忧愤”而死，之后左翊卫将军郭子和被捕，在返回临渝关的时候，另一位左翊卫将军赵元淑也被抓捕，还有其他数位中枢大员的叛逃和非正常死亡，还有一大批军政要员的被捕，再加上之前圣主曾下诏拘捕左御卫将军李子雄，下诏免除元弘嗣的弘化留守职务，等等，都让行宫感受到了一场血雨腥风正扑面而至，人人自危，尤其那些与杨素、杨玄感父子以及他们的亲朋故旧有着各种各样关系的臣僚们，更是噤若寒蝉，失魂落魄，无助的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封德彝就是其中一个，他预感到自己要“出事”了，稳坐了的十八年的“钓鱼台”要沉没了，为此他积极自救，但他知道凭借自己这张“老脸”向皇帝表忠心毫无意义，必须围魏救赵，曲线救国，所以他向虞世基表忠心，毕竟虞世基初进内史省立足不稳之际，是他“雪中送炭”出了大力，同时他也向同属北齐旧臣并且与自己父亲有同僚之谊的裴世矩“求助”。
在中枢最高决策层，北齐旧臣就剩下他和裴世矩，而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一旦到了特殊时期，这种天然的共同利益就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但非特殊时期，两人就要保持安全“距离”了，毕竟“北齐旧臣”这个“招牌”在政治上太敏感，还是让历史尘埃埋葬了为好。
现在就是特殊时期，关系到封德彝政治生命能否延续的关键时刻，虽然十八年来封德彝历经风雨而不倒，但哪一次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安然度过风暴的前提是，你必须选择一条最坚固的“船”，然后选择一个正确的“逃生”方向，否则必然葬身大海。
封德彝坚信，目前最坚固的“船”就是圣主，只要坚定地追随圣主，肯定不会坠落大海，但问题是，如果圣主不信任自己，不需要自己了，非要把自己扔进大海，怎么办？所以封德彝必须体现出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又正好为圣主所需要，唯有如此，圣主即便怀疑自己的忠诚，暂时也不会终结自己的政治生命。
只是，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哪？自己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想圣主之所想，急圣主之所急，圣主想什么，要什么，自己就要给圣主提供什么，换句话说，圣主想要的，也就是自己所要选择的“逃生”方向。
就在封德彝殚精竭虑、夙夜难眠、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一份急奏突然出现，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突然显露在眼前，苦思无策的封德彝顿时灵光一闪，仿若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灯，当即下令，紧急约见涿郡留守段达。
封德彝与段达都是中央高级军政大臣，彼此熟悉，但也仅仅就是熟悉而已，因为分属不同派系，又分属军政两界，两人根本没有交往，最多就是见面点个头打个招呼，不过即便就是这个“点头打招呼”，估计一年都难碰上两次。
封德彝主动约见段达，对段达来说非常意外。
段达是三天前的晚上才觐见的圣主，除非圣主再次召见他，否则正常情况下他根本见不到圣主，毕竟要觐见圣主的大臣太多了，大家都在排队，就连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中枢机构的长官都在排队等候，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地方长官？所以在段达看来，封德彝如果能重视这份急奏，乘着觐见圣主的机会呈递上去，他就感激不尽了，哪料到一转眼的功夫，内史省那边就传来消息，封德彝竟然要亲自约见他，这实在是意外之喜。
见面稍加寒暄后，封德彝就直言不讳地说道，“这份急奏的内容很重要，一旦证明高阳宫的确失陷，后果就非常严重，这等于公开打脸，由此不难推测到此事背后大有玄机，稍有不慎，受到连累的不仅有河北人，还有你这位涿郡留守。”
段达连连点头，急切说道，“某已派出援军，火速南下高阳。”
封德彝摇摇手，示意段达不要打断他的话，“某要知道，到底是那个叛贼在攻打高阳？高阳是否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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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期间，幽燕两地虽然耗尽了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它毕竟还承担着镇戍边疆的重任，不可能无止尽的“输血”，所以幽燕两地还保留有一定实力。
在燕州，除了边军外，地方上以阿史那、斛律、破六韩等虏姓诸种部落为主，而在幽州，因为蓟城是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是整个大北疆的粮草辎重囤积地，不但驻扎有相当数量的镇戍军，地方势力也非常庞大，其中以范阳为最。范阳有众多豪门世家，有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范阳卢氏，有幽燕五大世家的邹氏、简氏、燕氏、邵氏和苑氏，还有慕容、赫连、万俟等鲜卑诸种大姓，可谓冠盖云集，簪缨相望，显赫至极。
幽燕两地主要位于现在的涿郡，而范阳地区的核心地带就是现在的涿县。段达的这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求鹰扬郎将侯莫陈巍，必须带着范阳的各大豪门世家的宗团一起南下支援高阳宫，这样七拼八凑至少也有两千人马左右，可以解高阳之危。
接着段达匆忙赶赴临朔宫奏报。段达不过是个地方长官，平时连中枢大员都难见一面，更不要说觐见圣主了，再说圣主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即便要见段达，也要提前安排，不可能随到随见。好在段达曾宿卫禁中，与一些中枢重臣比较熟悉，如今圣主和行宫又在他的地盘上，中央官员们或多或少也要给他这个“地主”一些面子，因此当段达说有紧急军情禀奏后，马上就有人告之了内史省。
内史省是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政务中枢，皇帝诏书、中央政令都是出自这里。内史省最高长官是内史令，但自前内史令元寿病逝后，再无人继任。圣主不设，其集权用意不言而喻，臣下们当然不会自找没趣上书进谏。内史省的副长官是内史侍郎，有两位，一位是?左人会稽公虞世基，一位也是江左人，而且还是江左皇族的后裔，圣主的小舅子，萧皇后的亲弟弟新安王萧瑀。其中虞世基最为圣主所信任，在最高决策层中拥有相当份量的话语权，理所当然成为内史省实际上的“当家人”。萧瑀虽然贵为皇亲国戚，但在改革思路和执政理念上与圣主有分歧，性格上又刚正自负，不愿阿谀献媚，结果可想而知，两人当然是愈行愈远。
段达运用自己在中枢的人脉关系，以最快速度把奏报呈递到了内史舍人封德彝手上。
内史侍郎下面就是内史舍人，有四位，每两位辅佐一个侍郎分管不同事务，其中内史舍人封德彝资历最老，在内史省中地位特殊，是内史侍郎虞世基的绝对心腹。
封德彝出自河北渤海封氏，祖籍河间郡蓨县，也就是现在的景城，与鸿儒刘炫是一个地方的人。封德彝的祖父封隆曾官至北齐太子太保，其父封子绣官至一方大吏，其母乃是范阳卢氏之女，北朝著名诗人卢思道的妹妹，家世非常显赫。北齐灭亡时，封德彝还很年轻，在老越国公杨素帐下做幕僚，深得杨素的赏识和器重。杨素不但把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还屡屡向先帝举荐他。封德彝因此官运亨通，于开皇末年出任内史舍人，直到今天，虽然他至今还是内史舍人，但他在内史舍人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八年，经历了一次次政治风暴而屹立不倒，早已成为官场传奇，是中枢资格最老的几位重臣之一，由此也可知他的个人才华极其出众，他的为官之术亦精湛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封德彝是河北人，是河间郡人，现在河间郡有叛贼为祸，并且可能攻陷了高阳宫，这必然会直接危害到封氏家族、河间地方势力和河北人的利益，封德彝当然要过问。所以段达的“如意算盘”打得很正确，这份奏报只要送到封德彝手上，马上就会有结果。
只是段达忙里出错，忽略了一件事。封德彝的身上“打”着杨素的烙印，即便杨素已经死了，即便封德彝进入中枢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与以杨素为首的政治集团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但杨素对他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恩，以及两人之间非常好的私交，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在杨玄感发动兵变、掀起东都风暴之后，就直接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置其于岌岌可危之险境。
最近一个月里，杨玄感的同党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句丽，司隶大夫杨琳（观德王杨雄之子）因为在杨玄纵逃亡之前与其秘密会晤遭人举报“忧愤”而死，之后左翊卫将军郭子和被捕，在返回临渝关的时候，另一位左翊卫将军赵元淑也被抓捕，还有其他数位中枢大员的叛逃和非正常死亡，还有一大批军政要员的被捕，再加上之前圣主曾下诏拘捕左御卫将军李子雄，下诏免除元弘嗣的弘化留守职务，等等，都让行宫感受到了一场血雨腥风正扑面而至，人人自危，尤其那些与杨素、杨玄感父子以及他们的亲朋故旧有着各种各样关系的臣僚们，更是噤若寒蝉，失魂落魄，无助的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封德彝就是其中一个，他预感到自己要“出事”了，稳坐了的十八年的“钓鱼台”要沉没了，为此他积极自救，但他知道凭借自己这张“老脸”向皇帝表忠心毫无意义，必须围魏救赵，曲线救国，所以他向虞世基表忠心，毕竟虞世基初进内史省立足不稳之际，是他“雪中送炭”出了大力，同时他也向同属北齐旧臣并且与自己父亲有同僚之谊的裴世矩“求助”。
在中枢最高决策层，北齐旧臣就剩下他和裴世矩，而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一旦到了特殊时期，这种天然的共同利益就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但非特殊时期，两人就要保持安全“距离”了，毕竟“北齐旧臣”这个“招牌”在政治上太敏感，还是让历史尘埃埋葬了为好。
现在就是特殊时期，关系到封德彝政治生命能否延续的关键时刻，虽然十八年来封德彝历经风雨而不倒，但哪一次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安然度过风暴的前提是，你必须选择一条最坚固的“船”，然后选择一个正确的“逃生”方向，否则必然葬身大海。
封德彝坚信，目前最坚固的“船”就是圣主，只要坚定地追随圣主，肯定不会坠落大海，但问题是，如果圣主不信任自己，不需要自己了，非要把自己扔进大海，怎么办？所以封德彝必须体现出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又正好为圣主所需要，唯有如此，圣主即便怀疑自己的忠诚，暂时也不会终结自己的政治生命。
只是，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哪？自己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想圣主之所想，急圣主之所急，圣主想什么，要什么，自己就要给圣主提供什么，换句话说，圣主想要的，也就是自己所要选择的“逃生”方向。
就在封德彝殚精竭虑、夙夜难眠、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一份急奏突然出现，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突然显露在眼前，苦思无策的封德彝顿时灵光一闪，仿若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灯，当即下令，紧急约见涿郡留守段达。
封德彝与段达都是中央高级军政大臣，彼此熟悉，但也仅仅就是熟悉而已，因为分属不同派系，又分属军政两界，两人根本没有交往，最多就是见面点个头打个招呼，不过即便就是这个“点头打招呼”，估计一年都难碰上两次。
封德彝主动约见段达，对段达来说非常意外。
段达是三天前的晚上才觐见的圣主，除非圣主再次召见他，否则正常情况下他根本见不到圣主，毕竟要觐见圣主的大臣太多了，大家都在排队，就连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中枢机构的长官都在排队等候，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地方长官？所以在段达看来，封德彝如果能重视这份急奏，乘着觐见圣主的机会呈递上去，他就感激不尽了，哪料到一转眼的功夫，内史省那边就传来消息，封德彝竟然要亲自约见他，这实在是意外之喜。
见面稍加寒暄后，封德彝就直言不讳地说道，“这份急奏的内容很重要，一旦证明高阳宫的确失陷，后果就非常严重，这等于公开打脸，由此不难推测到此事背后大有玄机，稍有不慎，受到连累的不仅有河北人，还有你这位涿郡留守。”
段达连连点头，急切说道，“某已派出援军，火速南下高阳。”
封德彝摇摇手，示意段达不要打断他的话，“某要知道，到底是那个叛贼在攻打高阳？高阳是否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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