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上午，武贲郎将来整率水师主力乘坐战船，o着宽敞的通济渠道扬帆而进，势如破竹，顺利杀至太阳门广场，而武贲郎将费青奴则率偏师直杀东都南城，抢占月陂，与主力前后夹击南郭，以解南郭之围。
同一时间，在右候卫将军屈突通的指挥下，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的河北军，涿郡副留守陈棱的幽州军，武贲郎将李公挺的东都卫戍军，还有秦王杨浩所率的河阳都尉府军队，以及从长平、上党两郡支援而来的鹰扬卫，于邙山西麓的金谷击溃了叛军的阻击，遂兵分两路，一路突破瀍水，直杀慈涧道，抢攻函谷关，试图“关门打狗”；一路则直扑东都外围的金墉城和回洛仓，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皇城之围。
此刻杨慎已率主力西撤，正在向渑池方向急进，杨玄纵亦已撤至函谷关、慈涧道一线坚守，唯有王仲伯还在东都战场坚持，竭尽全力争取时间。眼前卫府军铺天盖地杀来，王仲伯知道无力再战，遂于午时下令，所有军队全部撤离东都，由西苑方向直奔函谷而去。
下午，右候卫将军屈突通和水师副总管周法尚会师于太阳门广场，而东都卫戍军的武贲郎将李公挺和水师的武贲郎将费青奴亦会师于西苑，至此，被杨玄感的兵变军队包围了一个多月的东都终于“获救”。
越王杨侗率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骁卫将军李浑出太阳门“迎接”驰援将士，一时间鼓号震天，欢呼声直冲云霄。
黄昏时分，右翊卫大将军、水师总管来护儿抵达东都，进皇城拜见越王。
晚上，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行省的太府卿元文都、宗正卿崔君绰、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亦赶至东都，先行拜见了越王，然后便在越王的主持下，于尚书都省连夜商讨平叛和维稳之策。
杨玄感的叛军要迅速平定，东都局势要迅速稳定，这两者都是当务之急，没有主次之分，必须同时进行，所以一番商讨后，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官员负责稳定东都局势，而卫府两位最高统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则负责围剿杨玄感。
在东都维稳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杨玄感及其同党的亲朋故旧如何处置？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因为立场不坚定而在被俘后主动或被动投敌者，以及他们因此受累的亲朋故旧，又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失职、渎职或不作为者，又如何处置？
赏罚要严明，处置要公正，违法者必惩，立功者必赏，这是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的基本原则。如果该杀的不杀，该惩的不惩，该赏的不赏，必然激起众怒，而更严重的则是律法的尊严会遭到亵渎，中央的威权会遭到打击，一旦律法被更多人所践踏，中央威权直线下降，则违法乱纪者越来越多，叛乱愈演愈烈以致形成席卷整个中土的大潮，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则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到那时朝廷即便动用武力强行镇制“众怒”，也于事无补了，也难以遏制叛乱大潮了，毕竟律法的尊严是立国之本，中央的威权是维稳之源，本源“坍塌”了，国祚的大厦焉能不倒？
然而，豪门世家互相维护，政治集团内部也互相维护，官官更是相护。当初卫文升在西京大开杀戒甚至掘人祖坟就已经激起了贵族官僚的“众怒”，而这也直接导致他在渑池一战中大败而逃，如果不是杨玄感临阵失策，卫文升就全军覆没了。东都的情况要好一些，樊子盖还保持着理智，就杀了一个裴弘策，这已经是彻底得罪了河东裴氏，深仇大恨算是结下了，如果杀得更多，得罪的豪门世家也就更多，这个后果樊子盖根本承担不起。他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尚书都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巨大分歧，根本形成不了决策，而宇文述虽然带来了圣主的诏令，但圣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同样慎重而保守，他只明确了一件事，该抓的统统抓起来，至于如何惩治，等待中枢审核之后再说。
圣的目的倒不是说要维护贵族官僚，而是要利用这场兵变，借诛杀杨玄感及其同党的机会，把朝堂上的保守势力一扫而空，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保守派，即便你没有违法，我就是凭空诬陷也要给你戴个有罪的帽子，把你赶出朝堂。
实际上这种打击政敌的事情不能拖，时间拖得越久变数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斩乱麻，把该杀的全杀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现在形势不允许，杨玄感还没有突破潼关，关陇人还牢牢控制着西京，一旦东都这边迫不及待地开始杀人，清洗保守势力，那对西京的“冲击”就太大，西京在走投无路之下，必然打开潼关大门，与杨玄感联手抗衡东都，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圣主有“先稳一稳，然后依次击杀”的意思，但西京那边岂肯上当？
宇文述到了行省后，就与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太常少卿韦霁具体商谈过。西京那边的底线是，杨玄感及其同党因为叛大逆，的确该杀，但受他们所连累的亲朋故旧，除了那些参与兵变者必须严惩外，余者一律不予追究。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政治风暴不断，而惨遭诛杀者大多为关陇人，但关陇人是统一中土的最大功臣，是国祚的根基所在，如果这个根基不行了，摇摇欲坠了，国祚还能持久？杨玄感发动兵变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圣主和所有支持圣主的关陇籍中枢大臣应该从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机，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而不应该继续自相残杀，让亲者痛、仇者快，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公开的威胁了，杨玄感及其同党用武力威胁圣主，而西京那边则用国祚的存亡来威胁圣主。宇文述束手无策，只能妥协，而妥协的直接后果是，西京如果不能夺回京师的地位，不能重新成为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东都就必须给予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势力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换句话说，以杨玄感为首的激进保守势力虽然覆灭了，但在瓜分这一政治势力的权力和财富的时候，西京方面必须拿到“大头”。
西京的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合法，既严惩了叛乱者，又安抚了无辜受累者，如此既能确保关陇贵族集团不会遭受重创，又能迅速稳定局势，但这个要求却未能满足圣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利益诉求，亦没有弥补因杨玄感叛乱而导致二次东征失利对圣主和改革派所造成的政治损失。
换句话说，西京是这场风暴的获利者，圣主和改革派却是这场风暴的受害者，由此不难估猜到，圣主和中枢实在是难以接受西京的条件。但是，如果不接受，后果是什么？短期内，风暴肯定不能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会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圣主和改革派受到的伤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迫不得已还是要向西京“低头”。既然迟早都要向西京妥协让步，那倒不如当机立断，答应西京的条件，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
宇文述急报圣主，而在圣主没有做出回复之前，宇文述行使了圣主所授予的临机处置之大权，接受了西京方面提出的条件，以便争取到西京的支持，在最短时间内剿杀杨玄感，平息这场叛乱，迅速稳定两京局势，把损失降到最低。
于是在宇文述和韦云起等人的默契配合下，维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叛逆的惩治问题无法形成决策，只能“搁置”，等待圣主和中枢的最终裁决。
越王杨侗代表留守中央，就此事做了最后表态，从此刻起，所有叛逆及其受连累者，严禁诛杀，即便生擒了杨玄感，也不要即刻枭首，而是交给圣主裁决。
七月二十一，凌晨，宇文述出皇城，到太阳门广场上的水师营地里拜会来护儿和周法尚。
从当前复杂的两京局势里可以看得出来，连续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叛乱对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太大了，东都政治中枢的地位已经受到了西京的公开“挑战”，而圣主和中枢处境艰难，回旋余地太小，十分被动。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政治清算在西京的蓄意阻挠下，必定是“声大雨点小”，而抱成一团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攻”会越来越犀利，反之改革派因为在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诸多“战线”上连遭重挫，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攻”必定是有心无力，节节败退。
怎么办？如何逆转困境？宇文述开始认真思考圣主提出来的进行第三次东征的建议，而若想发动第三次东征，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平息叛乱稳定两京，而这需要来护儿、周法尚和水师将士倾尽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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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在右候卫将军屈突通的指挥下，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的河北军，涿郡副留守陈棱的幽州军，武贲郎将李公挺的东都卫戍军，还有秦王杨浩所率的河阳都尉府军队，以及从长平、上党两郡支援而来的鹰扬卫，于邙山西麓的金谷击溃了叛军的阻击，遂兵分两路，一路突破瀍水，直杀慈涧道，抢攻函谷关，试图“关门打狗”；一路则直扑东都外围的金墉城和回洛仓，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皇城之围。
此刻杨慎已率主力西撤，正在向渑池方向急进，杨玄纵亦已撤至函谷关、慈涧道一线坚守，唯有王仲伯还在东都战场坚持，竭尽全力争取时间。眼前卫府军铺天盖地杀来，王仲伯知道无力再战，遂于午时下令，所有军队全部撤离东都，由西苑方向直奔函谷而去。
下午，右候卫将军屈突通和水师副总管周法尚会师于太阳门广场，而东都卫戍军的武贲郎将李公挺和水师的武贲郎将费青奴亦会师于西苑，至此，被杨玄感的兵变军队包围了一个多月的东都终于“获救”。
越王杨侗率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骁卫将军李浑出太阳门“迎接”驰援将士，一时间鼓号震天，欢呼声直冲云霄。
黄昏时分，右翊卫大将军、水师总管来护儿抵达东都，进皇城拜见越王。
晚上，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行省的太府卿元文都、宗正卿崔君绰、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亦赶至东都，先行拜见了越王，然后便在越王的主持下，于尚书都省连夜商讨平叛和维稳之策。
杨玄感的叛军要迅速平定，东都局势要迅速稳定，这两者都是当务之急，没有主次之分，必须同时进行，所以一番商讨后，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官员负责稳定东都局势，而卫府两位最高统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则负责围剿杨玄感。
在东都维稳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杨玄感及其同党的亲朋故旧如何处置？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因为立场不坚定而在被俘后主动或被动投敌者，以及他们因此受累的亲朋故旧，又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失职、渎职或不作为者，又如何处置？
赏罚要严明，处置要公正，违法者必惩，立功者必赏，这是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的基本原则。如果该杀的不杀，该惩的不惩，该赏的不赏，必然激起众怒，而更严重的则是律法的尊严会遭到亵渎，中央的威权会遭到打击，一旦律法被更多人所践踏，中央威权直线下降，则违法乱纪者越来越多，叛乱愈演愈烈以致形成席卷整个中土的大潮，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则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到那时朝廷即便动用武力强行镇制“众怒”，也于事无补了，也难以遏制叛乱大潮了，毕竟律法的尊严是立国之本，中央的威权是维稳之源，本源“坍塌”了，国祚的大厦焉能不倒？
然而，豪门世家互相维护，政治集团内部也互相维护，官官更是相护。当初卫文升在西京大开杀戒甚至掘人祖坟就已经激起了贵族官僚的“众怒”，而这也直接导致他在渑池一战中大败而逃，如果不是杨玄感临阵失策，卫文升就全军覆没了。东都的情况要好一些，樊子盖还保持着理智，就杀了一个裴弘策，这已经是彻底得罪了河东裴氏，深仇大恨算是结下了，如果杀得更多，得罪的豪门世家也就更多，这个后果樊子盖根本承担不起。他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尚书都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巨大分歧，根本形成不了决策，而宇文述虽然带来了圣主的诏令，但圣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同样慎重而保守，他只明确了一件事，该抓的统统抓起来，至于如何惩治，等待中枢审核之后再说。
圣的目的倒不是说要维护贵族官僚，而是要利用这场兵变，借诛杀杨玄感及其同党的机会，把朝堂上的保守势力一扫而空，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保守派，即便你没有违法，我就是凭空诬陷也要给你戴个有罪的帽子，把你赶出朝堂。
实际上这种打击政敌的事情不能拖，时间拖得越久变数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斩乱麻，把该杀的全杀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现在形势不允许，杨玄感还没有突破潼关，关陇人还牢牢控制着西京，一旦东都这边迫不及待地开始杀人，清洗保守势力，那对西京的“冲击”就太大，西京在走投无路之下，必然打开潼关大门，与杨玄感联手抗衡东都，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圣主有“先稳一稳，然后依次击杀”的意思，但西京那边岂肯上当？
宇文述到了行省后，就与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太常少卿韦霁具体商谈过。西京那边的底线是，杨玄感及其同党因为叛大逆，的确该杀，但受他们所连累的亲朋故旧，除了那些参与兵变者必须严惩外，余者一律不予追究。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政治风暴不断，而惨遭诛杀者大多为关陇人，但关陇人是统一中土的最大功臣，是国祚的根基所在，如果这个根基不行了，摇摇欲坠了，国祚还能持久？杨玄感发动兵变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圣主和所有支持圣主的关陇籍中枢大臣应该从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机，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而不应该继续自相残杀，让亲者痛、仇者快，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公开的威胁了，杨玄感及其同党用武力威胁圣主，而西京那边则用国祚的存亡来威胁圣主。宇文述束手无策，只能妥协，而妥协的直接后果是，西京如果不能夺回京师的地位，不能重新成为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东都就必须给予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势力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换句话说，以杨玄感为首的激进保守势力虽然覆灭了，但在瓜分这一政治势力的权力和财富的时候，西京方面必须拿到“大头”。
西京的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合法，既严惩了叛乱者，又安抚了无辜受累者，如此既能确保关陇贵族集团不会遭受重创，又能迅速稳定局势，但这个要求却未能满足圣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利益诉求，亦没有弥补因杨玄感叛乱而导致二次东征失利对圣主和改革派所造成的政治损失。
换句话说，西京是这场风暴的获利者，圣主和改革派却是这场风暴的受害者，由此不难估猜到，圣主和中枢实在是难以接受西京的条件。但是，如果不接受，后果是什么？短期内，风暴肯定不能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会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圣主和改革派受到的伤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迫不得已还是要向西京“低头”。既然迟早都要向西京妥协让步，那倒不如当机立断，答应西京的条件，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
宇文述急报圣主，而在圣主没有做出回复之前，宇文述行使了圣主所授予的临机处置之大权，接受了西京方面提出的条件，以便争取到西京的支持，在最短时间内剿杀杨玄感，平息这场叛乱，迅速稳定两京局势，把损失降到最低。
于是在宇文述和韦云起等人的默契配合下，维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叛逆的惩治问题无法形成决策，只能“搁置”，等待圣主和中枢的最终裁决。
越王杨侗代表留守中央，就此事做了最后表态，从此刻起，所有叛逆及其受连累者，严禁诛杀，即便生擒了杨玄感，也不要即刻枭首，而是交给圣主裁决。
七月二十一，凌晨，宇文述出皇城，到太阳门广场上的水师营地里拜会来护儿和周法尚。
从当前复杂的两京局势里可以看得出来，连续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叛乱对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太大了，东都政治中枢的地位已经受到了西京的公开“挑战”，而圣主和中枢处境艰难，回旋余地太小，十分被动。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政治清算在西京的蓄意阻挠下，必定是“声大雨点小”，而抱成一团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攻”会越来越犀利，反之改革派因为在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诸多“战线”上连遭重挫，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攻”必定是有心无力，节节败退。
怎么办？如何逆转困境？宇文述开始认真思考圣主提出来的进行第三次东征的建议，而若想发动第三次东征，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平息叛乱稳定两京，而这需要来护儿、周法尚和水师将士倾尽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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