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盖并不认同崔赜的办法,更不敢把拯救东都的希望寄托在以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身上。
这一政治集团在大一统改革中立场保守,与圣主和改革派冲突不断,大业三年的榆林事件中,鲜卑勋贵贺若弼、宇文弼就与高颍一起被杀,其后八姓勋贵日渐衰落,以元氏为首的鲜卑豪门无奈之下,只能在政治上采取骑墙策略,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既不敢与风头强劲的改革派针锋相对,也不敢与保守势力携手结盟,而改革派则对他们保持着高度戒备,保守势力则竭力拉拢。去年的政治风暴中,鲜卑勋贵于仲文倒了,刘士龙亦被斩杀,虏姓老贵族再遭重创,这使得汉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虏姓老贵族与圣主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也达到了顶点。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樊子盖有理由认定,以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的立场和手段,在今日东都危局下,他们必定冷眼旁观,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甚至落井下石,指望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圣主和改革派,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京畿卫戍,还有荥阳、河阳、偃师和柏谷四大都尉。”樊子盖不好直接否决崔赜,只能旁敲侧击的予以提醒,“而这四大都尉中,荥阳都尉和河阳都尉都会倾尽全力支持越王,但你为何视而不见？”
荥阳都尉崔宝德是博陵崔氏的少壮中坚,理所当然支持越王,而河阳都尉与博陵崔氏的关系同样密切。
今日河阳都尉身份显赫,乃秦王杨浩,一位货真价实的亲王。
杨浩是前秦王杨俊之子,他的母亲就是前秦王妃崔氏,而这位崔氏就是大权贵崔弘度、崔弘升、崔弘寿诸兄弟的妹妹。先帝朝皇统大战,秦王杨俊的背后支持者就是以博陵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结果杨俊败了,死了,据查是被妒妇崔氏毒死的,于是崔氏被废,并处以死刑,其子杨浩连坐,取消世子资格,不能继嗣袭爵,而时为河南王妃的崔钰受到连累亦被废黜,崔弘度兄弟更是饱受打击,博陵崔氏一度陷入风雨飘零之中。圣主登基称帝后,因政治需要,不得不结盟山东贵族集团,于是博陵崔氏东山再起,重入朝堂,而杨浩也因此得以恢复世子身份,继承了秦王爵位,并步入仕途,他的起点非常高,不是在中央府署就是在十二卫府任职,平步青云,第一次东征之前被圣主委以重任,出任京畿四大都尉府中最为重要的河阳都尉。
河阳在大河以北,隔大河与邙山相望,距离东都不足百里,是京畿北部第一道防御线,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圣主将这一举足轻重的位置托付于年轻的秦王杨浩,可见圣主对他其还是寄予了厚望。
在樊子盖看来,圣主之所以把杨浩安排在河阳都尉的位置上,一方面是利用他背后博陵崔氏和山东人的力量,确保京畿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他尊崇的亲王身份,在东都陷入危局,而年幼的越王杨侗又难以驾驭局势之际,由他这位秦王,还有荥阳的郇王杨庆,还有弘农的蔡王杨智积,一起出面合力辅佐,虽然这些亲王们都不愿介入新一轮皇统之争,都不愿在形势尚未明朗前主动“站队”,但事关国祚安危和皇族根本利益,关键时刻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出”,毕竟政治上的不作为和政治博弈中的摇摆所导致的后果完全不一样,一旦东都政局出现了不利于二次东征,甚至直接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那么在接下来的政治清算中,这些“不作为”的亲王必定首当其冲。
目前东都形势很不好,京畿局面也“风雨欲来”,越王杨侗有些“招架不住”了,需要亲王们的帮助,但荥阳那边的郇王杨庆被通济渠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而弘农方向的蔡王杨智积则对西京保持着高度戒备,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两位亲王自顾不暇,根本顾及不到东都,最后只剩下秦王杨浩尚有余力帮助越王。
河阳都尉府位于河内郡,秦王杨浩这位河阳都尉有权调度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而河内的世家豪望们与河北豪门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是看在博陵崔氏的面子上,也会尽心尽力支持秦王杨浩。
樊子盖据此认定,只要崔赜与东都的崔氏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做出决策,让越王杨侗向秦王杨浩“求助”,则杨浩必能调一部分河内军队进入京畿东部防区,如此一来还用得着向元文都“低声下气”,向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
樊子盖的不满,也是越王杨侗心中的疑惑,他也不知道崔赜为什么会把缓解东都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太府卿元文都身上。现在东都缺的不是钱,而是军队,是绝对忠诚于圣主并愿意为越王杨侗冲锋陷阵的军队,但以元文都之力,显然无法为越王杨侗从卫府中拉来一支俯首听命的军队。
虽然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始终是越王杨侗的支持者,是越王杨侗的“左膀右臂”,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政治力量,然而自去年内史令元寿病逝,于仲文和刘士龙又在政治风暴中死去,紧跟着一大批虏姓将领又被逐出军队后,虏姓老贵族集团在军政两界的实力遭到了沉重打击,短期内难以恢复。实际上实力的恢复不过是时间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经此打击后,他们对汉姓贵族集团,对圣主和改革派充满了仇恨,双方之间的信任几乎崩溃,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恢复的。
面对樊子盖的疑问和杨侗的疑惑,崔赜不得不做出解释。
目前危局下,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秦王杨浩虽然可以独当一面,但实力十分有限,对拯救东都危局基本上没什么帮助,相比起来,虏姓老贵族集团的实力就非常庞大了,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底蕴深厚,在河洛地区苦心经营了两百余年,历史上他们曾遭受了无数次打击,甚至都有亡国的打击,但最终他们都挺过来了,至今还活得很滋润,所以去年的政治风暴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毛毛雨而已,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只是造成的政治后果很严重,直接损害了鲜卑老贵族与汉姓贵族之间的信任,一旦形势对汉姓贵族不利,元氏和八姓勋贵必然“推波助澜”,必然蓄意恶化东都危机,比如帮助激进保守力量发动兵变以摧毁东都政局,比如帮助日益猖獗的叛贼中断大运河以摧毁二次东征,以此来报复汉姓贵族,报复圣主和改革派对他们的打击。
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这也是东都危机难以拯救的原因所在,为此必须“对症下药”,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前只能向元氏和八姓勋贵最大程度的让度政治利益,以政治利益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合作,而我们只要能重建与虏姓老贵族集团之间的信任,便拥有了拯救东都危机的可能,否则我们必将在未来局势中一败涂地。
樊子盖听懂了,也接受了,但心中的疑虑也更浓烈了,他感觉崔赜主动让度政治利益,主动缓和与鲜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动重建与元氏和八姓勋贵之间的信任,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东都危机,为了挽救越王杨侗的前途,其中可能还隐藏着更深的意图。
杨侗也听懂了,非常高兴,非常支持。一直以来他的背后都是元氏和八姓勋贵,关系之密切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但突然间,圣主把博陵崔氏强行“推进”了越王府,并命令杨侗必须对崔氏言听计从,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把元氏和八姓勋贵辛辛苦苦培养的“果实”直接抢走了,博陵崔氏不但“不劳而获”,还“鸠占鹊巢”,如果不是去年底的政治风暴过于强烈,打得元氏和八姓勋贵“鲜血淋漓”,鲜卑人岂能忍下这口气？岂能让圣主白白占了大便宜
崔氏实际上是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崔氏缩着脑袋都没能躲掉“池鱼之灾”,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圣主扔进了火“坑”里,徒呼奈何？好在元氏和八姓勋贵也不是一介蛮夫,鹬蚌相争的事坚决不于,坚决不上圣主的当,一不做二不休,于脆“远离”越王府,惹不起还躲不起？老子不掺合了,你一个人去玩吧,于是崔氏“有惊无险”地接管了越王府,但很快麻烦就来了,而且还是天大的麻烦,有可能把自己都葬送了,到那时崔氏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哭都找不到地方。
崔赜匆匆离开王府,但他没有直接去拜访元文都,而是先找到了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
崔处直一听就明白了崔赜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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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集团在大一统改革中立场保守,与圣主和改革派冲突不断,大业三年的榆林事件中,鲜卑勋贵贺若弼、宇文弼就与高颍一起被杀,其后八姓勋贵日渐衰落,以元氏为首的鲜卑豪门无奈之下,只能在政治上采取骑墙策略,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既不敢与风头强劲的改革派针锋相对,也不敢与保守势力携手结盟,而改革派则对他们保持着高度戒备,保守势力则竭力拉拢。去年的政治风暴中,鲜卑勋贵于仲文倒了,刘士龙亦被斩杀,虏姓老贵族再遭重创,这使得汉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虏姓老贵族与圣主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也达到了顶点。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樊子盖有理由认定,以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的立场和手段,在今日东都危局下,他们必定冷眼旁观,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甚至落井下石,指望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圣主和改革派,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京畿卫戍,还有荥阳、河阳、偃师和柏谷四大都尉。”樊子盖不好直接否决崔赜,只能旁敲侧击的予以提醒,“而这四大都尉中,荥阳都尉和河阳都尉都会倾尽全力支持越王,但你为何视而不见？”
荥阳都尉崔宝德是博陵崔氏的少壮中坚,理所当然支持越王,而河阳都尉与博陵崔氏的关系同样密切。
今日河阳都尉身份显赫,乃秦王杨浩,一位货真价实的亲王。
杨浩是前秦王杨俊之子,他的母亲就是前秦王妃崔氏,而这位崔氏就是大权贵崔弘度、崔弘升、崔弘寿诸兄弟的妹妹。先帝朝皇统大战,秦王杨俊的背后支持者就是以博陵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结果杨俊败了,死了,据查是被妒妇崔氏毒死的,于是崔氏被废,并处以死刑,其子杨浩连坐,取消世子资格,不能继嗣袭爵,而时为河南王妃的崔钰受到连累亦被废黜,崔弘度兄弟更是饱受打击,博陵崔氏一度陷入风雨飘零之中。圣主登基称帝后,因政治需要,不得不结盟山东贵族集团,于是博陵崔氏东山再起,重入朝堂,而杨浩也因此得以恢复世子身份,继承了秦王爵位,并步入仕途,他的起点非常高,不是在中央府署就是在十二卫府任职,平步青云,第一次东征之前被圣主委以重任,出任京畿四大都尉府中最为重要的河阳都尉。
河阳在大河以北,隔大河与邙山相望,距离东都不足百里,是京畿北部第一道防御线,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圣主将这一举足轻重的位置托付于年轻的秦王杨浩,可见圣主对他其还是寄予了厚望。
在樊子盖看来,圣主之所以把杨浩安排在河阳都尉的位置上,一方面是利用他背后博陵崔氏和山东人的力量,确保京畿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他尊崇的亲王身份,在东都陷入危局,而年幼的越王杨侗又难以驾驭局势之际,由他这位秦王,还有荥阳的郇王杨庆,还有弘农的蔡王杨智积,一起出面合力辅佐,虽然这些亲王们都不愿介入新一轮皇统之争,都不愿在形势尚未明朗前主动“站队”,但事关国祚安危和皇族根本利益,关键时刻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出”,毕竟政治上的不作为和政治博弈中的摇摆所导致的后果完全不一样,一旦东都政局出现了不利于二次东征,甚至直接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那么在接下来的政治清算中,这些“不作为”的亲王必定首当其冲。
目前东都形势很不好,京畿局面也“风雨欲来”,越王杨侗有些“招架不住”了,需要亲王们的帮助,但荥阳那边的郇王杨庆被通济渠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而弘农方向的蔡王杨智积则对西京保持着高度戒备,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两位亲王自顾不暇,根本顾及不到东都,最后只剩下秦王杨浩尚有余力帮助越王。
河阳都尉府位于河内郡,秦王杨浩这位河阳都尉有权调度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而河内的世家豪望们与河北豪门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是看在博陵崔氏的面子上,也会尽心尽力支持秦王杨浩。
樊子盖据此认定,只要崔赜与东都的崔氏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做出决策,让越王杨侗向秦王杨浩“求助”,则杨浩必能调一部分河内军队进入京畿东部防区,如此一来还用得着向元文都“低声下气”,向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
樊子盖的不满,也是越王杨侗心中的疑惑,他也不知道崔赜为什么会把缓解东都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太府卿元文都身上。现在东都缺的不是钱,而是军队,是绝对忠诚于圣主并愿意为越王杨侗冲锋陷阵的军队,但以元文都之力,显然无法为越王杨侗从卫府中拉来一支俯首听命的军队。
虽然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始终是越王杨侗的支持者,是越王杨侗的“左膀右臂”,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政治力量,然而自去年内史令元寿病逝,于仲文和刘士龙又在政治风暴中死去,紧跟着一大批虏姓将领又被逐出军队后,虏姓老贵族集团在军政两界的实力遭到了沉重打击,短期内难以恢复。实际上实力的恢复不过是时间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经此打击后,他们对汉姓贵族集团,对圣主和改革派充满了仇恨,双方之间的信任几乎崩溃,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恢复的。
面对樊子盖的疑问和杨侗的疑惑,崔赜不得不做出解释。
目前危局下,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秦王杨浩虽然可以独当一面,但实力十分有限,对拯救东都危局基本上没什么帮助,相比起来,虏姓老贵族集团的实力就非常庞大了,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底蕴深厚,在河洛地区苦心经营了两百余年,历史上他们曾遭受了无数次打击,甚至都有亡国的打击,但最终他们都挺过来了,至今还活得很滋润,所以去年的政治风暴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毛毛雨而已,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只是造成的政治后果很严重,直接损害了鲜卑老贵族与汉姓贵族之间的信任,一旦形势对汉姓贵族不利,元氏和八姓勋贵必然“推波助澜”,必然蓄意恶化东都危机,比如帮助激进保守力量发动兵变以摧毁东都政局,比如帮助日益猖獗的叛贼中断大运河以摧毁二次东征,以此来报复汉姓贵族,报复圣主和改革派对他们的打击。
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这也是东都危机难以拯救的原因所在,为此必须“对症下药”,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前只能向元氏和八姓勋贵最大程度的让度政治利益,以政治利益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合作,而我们只要能重建与虏姓老贵族集团之间的信任,便拥有了拯救东都危机的可能,否则我们必将在未来局势中一败涂地。
樊子盖听懂了,也接受了,但心中的疑虑也更浓烈了,他感觉崔赜主动让度政治利益,主动缓和与鲜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动重建与元氏和八姓勋贵之间的信任,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东都危机,为了挽救越王杨侗的前途,其中可能还隐藏着更深的意图。
杨侗也听懂了,非常高兴,非常支持。一直以来他的背后都是元氏和八姓勋贵,关系之密切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但突然间,圣主把博陵崔氏强行“推进”了越王府,并命令杨侗必须对崔氏言听计从,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把元氏和八姓勋贵辛辛苦苦培养的“果实”直接抢走了,博陵崔氏不但“不劳而获”,还“鸠占鹊巢”,如果不是去年底的政治风暴过于强烈,打得元氏和八姓勋贵“鲜血淋漓”,鲜卑人岂能忍下这口气？岂能让圣主白白占了大便宜
崔氏实际上是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崔氏缩着脑袋都没能躲掉“池鱼之灾”,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圣主扔进了火“坑”里,徒呼奈何？好在元氏和八姓勋贵也不是一介蛮夫,鹬蚌相争的事坚决不于,坚决不上圣主的当,一不做二不休,于脆“远离”越王府,惹不起还躲不起？老子不掺合了,你一个人去玩吧,于是崔氏“有惊无险”地接管了越王府,但很快麻烦就来了,而且还是天大的麻烦,有可能把自己都葬送了,到那时崔氏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哭都找不到地方。
崔赜匆匆离开王府,但他没有直接去拜访元文都,而是先找到了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
崔处直一听就明白了崔赜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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