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东都政局陷入一种矛盾和焦灼之态。
矛盾是因为东都各方势力对纷繁复杂的中土局势有不同的关注和解读,有的认为解决陇西危机乃当务之急,有的认为戡乱剿贼已迫在眉睫,有的则坚持认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南北运输大动脉上,以确保二次东征的胜利。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导致意见不能统一,决策拿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地局势持续恶化却一筹莫展,这让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以及众多中央留守大臣们焦虑不安,心急如焚,只能日复一日的奏报远在辽东的圣主,甚至一日数奏,但寄希望于圣主决策不过是自欺欺人。当前形势瞬息万变,即便是东都,也是应接不暇,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更不要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圣主了,所以东都奏报越勤,越是表现出东都留守权贵们的不作为和不担当,根本于事无补。
就在这时,梁郡贼帅韩相国祸乱豫州之后,突然像疯了般不知死活的越过京畿天堑防线,开始猛攻伊阙口,威胁东都,给了京师以空前震动。
反贼竟然猖獗到攻打东都了,这还了得？这根本就是对东都的侮辱,对十二卫府的侮辱,对中土权贵的侮辱,于是朝堂上的争执突然停了下来,此刻还争什么争？反贼都杀到东都南大门了,轻重缓急一目了然,还用得着争吗？于是意见统一了,决策也出来了,马上调集大军南下,剿杀反贼,砍下韩相国的头颅,以儆效尤。
决策有了,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相反,问题更复杂了。
军方认为,东都卫戍军的职责是保护圣主,保护东都,保护京畿,所以东都卫戍军不能离开京畿,不能越过天堑防线,更不可能长时间远离自己的防区,去通济渠两岸戡乱剿贼。留守东都的右骁卫将军李浑、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为此回复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军方即刻抽调兵力增援伊阙口,以确保京畿和东都安全,但拒绝去通济渠两岸戡乱剿贼,换句话说,军方对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对越王和留守府做出的决策并不认同,对当前局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消极防御就足以保证京畿安全,反对以攻代守。
军方有军方的职责和立场,他们坚持原则乃理所当然,无可指责,也指责不了,所以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马上约见河南郡的赞务裴弘策。
圣主迁都洛阳,改洛阳为东都,而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便成为京畿所在。河南郡的北面是大河,东面是荥阳郡,南面是襄城郡,西面是弘农郡,这三郡就是京畿外围,其中荥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置最重要,处在京畿天堑关防以内,所以名义上荥阳郡也算京畿重镇,其太守一职一般由亲王出任,视东都政局情况,或虚领,或实职。而真正意义上的京畿河南郡的太守却绝对是个虚职,是个象征着权力和荣誉的官职,过去由储君元德太子虚领,元德太子薨亡后,则有距离储君位置最近的齐王杨喃虚领。既然是虚领,那就没有实权,而掌握实权的便是河南郡的行政副长官,一郡之赞务。
京畿有卫戍军镇戍,京畿行政长官当然没有统兵权,但圣主远征期间,考虑到东都和京畿之安全,考虑到特殊情况下不但要征召京畿乡团宗团地方武装,可能还要紧急征募地方青壮为兵,所以圣主特意授予河南郡赞务裴弘策临时统兵权,允许他在危急时刻调集京畿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力保东都不失。
裴弘策出自河东。河东与东都、西京隔大河相望,人杰地灵,豪门世家众多,其中以裴氏、柳氏和薛氏为最。因为地域、历史、利益等等复杂关系,河东与以长安为核心的关陇地区、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的联系都很密切,但自关陇兴起,中土进入三足鼎立时期后,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集团,开始向以山东五大豪门和鲜卑八姓勋贵为首的汉虏两大老贵族集团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激烈的冲突中,新兴贵族集团中的关陇人、河东人、河洛人自然抱成了一团。然而,随着中土一统,政治格局也就变了,新兴贵族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与老贵族集团联手阻挠大一统改革,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央集权必将摧毁门阀士族的特权,所有很多有识之士锐意改革,支持圣主加快改革步伐,于是不论是新兴贵族集团还是老贵族集团,其内部都陷入了分裂和争斗。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关陇人、河东人、河洛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立,而河东人因为在政治上更偏重于改革,其中河东裴氏更是成为圣主激进改革的有力支持者,使得河东人成为改革势力中的重要力量。
圣主远征期间,当然要安排自己的亲信留守东都和京畿,樊子盖守内,裴弘策御外,可谓万无一失。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越王和樊子盖都无法说服和调度军方的不利局面下,军事上的一些行动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裴弘策了。
裴弘策一口答应,马上召集郡府官僚,紧急部署征召乡团宗团地方武装以及征募大量青壮组建军队,他给出的期限是,五天内,必须建立一支万人大军。
裴弘策一声令下,京畿所有县镇立即忙了起来,一支支全副武装的地方部队紧急赶赴集结地,东都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樊子盖稍稍松了一口气。虽然军方不配合,但裴弘策还是顾大局,五天内组建一支万人大军,这给了越王杨侗和留守府以很大底气,有了这样一支军队,他们在当前危局下就不会倍受军方掣肘了。然而,局势变化太快,快得让樊子盖头晕眼花,几欲窒息。
荥阳、东郡和济阴三郡先后奏报,近期河南局势骤然恶化,不但济水以北的封丘、匡城、济阳等众多城池遭到叛军围攻,就连东都首府白马城都被叛军包围了,而白马城的对面就是黎阳仓,就是永济渠,如果叛军乘机渡河,蜂拥北上,必然危及到南北运输大动脉,可见当前形势已万分危急,为此他们恳请东都火速出兵,以最快速度剿杀叛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樊子盖疑惑了,不知道贼帅李风云祸乱河南兵临大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要渡河北上打黎阳仓,还是配合豫州方向的贼帅韩相国,声东击西？
贼帅李风云的叛逆联盟在大肆掳掠通济渠的同时,或许是因为惧怕东都出兵,也或许是担心竭泽而渔伤及自身,始终没有断绝通济渠,但叛贼太多了,裹挟的难民亦是不计其数,有限劫掠通济渠肯定解决不了粮食短缺危机,所以他们盯上黎阳仓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此刻贼帅韩相国已经打到东都的南大门,两股反贼东西夹击,已经对京畿形成了钳形攻势,这种局面下李风云突然以主力北上兵临大河,做出渡河进入河北,威胁黎阳仓和永济渠之态势,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难道他要吸引东都的注意力,以酎合贼帅韩相国突破伊阙口？但以贼帅韩相国的实力,怎么可能主动招惹东都,自寻死路？难道是声西击东？贼帅韩相国不知死活的攻打伊阙威胁东都,是为了吸引东都的注意力,以帮助贼帅李风云渡河北上攻打黎阳仓？
樊子盖越想越觉得贼人可能是“声西击东”,正想急书黎阳警告杨玄感,不料杨玄感的求援书信先到了。
杨玄感书告樊子盖,考虑到当前通济渠两岸局势日益恶化,贼人越来越猖獗,贼帅李风云极有可能渡河北上攻打黎阳仓,所以他打算征召汲郡及其周边郡县的乡团宗团地方武装,以加强黎阳仓和永济渠的防守力量。当然,如果越王杨侗和樊子盖能够说服军方,派遣一支数千人的卫戍军增援黎阳,那就更好了。
樊子盖苦笑无语。杨玄感求援是假,征求意见也是假,以他的权势和威望,征召汲郡及其周边郡县的地方武装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之所以告之东都,一则是出于礼节,二则是警告东都,不要让贼人渡河,假若永济渠因此中断,东征因此失败,责任就大了,是要掉脑袋的。
樊子盖马上赶赴越王府,把这一最新形势禀报越王杨侗和王府长史崔赜,共商对策。
樊子盖怒火中烧,恳请越王出面向军方施压,向荥阳施压。
现在武贲郎将费曜就在浚仪城,荥阳都尉崔宝德也在浚仪城,而荥阳太守郇王杨庆也带着一支由地方乡团宗团组成的三千多人的军队陈兵于浚仪和封丘一线,也就是说,当前在荥阳、梁郡和东郡交界之处,至少部署有上万官军。然而,令人愤怒的是,不论是军方还是地方官府,均以各种借口按兵不动,任由贼人劫掠通济渠,任由贼人祸乱河南,任由贼人攻打东郡首府白马城。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杨庆、费曜和崔宝德继续这样不作为,让贼帅李风云渡河杀进黎阳,断绝永济渠,导致东征失败,那事情就严重了,他们三个固然要掉脑袋,我们三个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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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是因为东都各方势力对纷繁复杂的中土局势有不同的关注和解读,有的认为解决陇西危机乃当务之急,有的认为戡乱剿贼已迫在眉睫,有的则坚持认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南北运输大动脉上,以确保二次东征的胜利。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导致意见不能统一,决策拿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地局势持续恶化却一筹莫展,这让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以及众多中央留守大臣们焦虑不安,心急如焚,只能日复一日的奏报远在辽东的圣主,甚至一日数奏,但寄希望于圣主决策不过是自欺欺人。当前形势瞬息万变,即便是东都,也是应接不暇,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更不要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圣主了,所以东都奏报越勤,越是表现出东都留守权贵们的不作为和不担当,根本于事无补。
就在这时,梁郡贼帅韩相国祸乱豫州之后,突然像疯了般不知死活的越过京畿天堑防线,开始猛攻伊阙口,威胁东都,给了京师以空前震动。
反贼竟然猖獗到攻打东都了,这还了得？这根本就是对东都的侮辱,对十二卫府的侮辱,对中土权贵的侮辱,于是朝堂上的争执突然停了下来,此刻还争什么争？反贼都杀到东都南大门了,轻重缓急一目了然,还用得着争吗？于是意见统一了,决策也出来了,马上调集大军南下,剿杀反贼,砍下韩相国的头颅,以儆效尤。
决策有了,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相反,问题更复杂了。
军方认为,东都卫戍军的职责是保护圣主,保护东都,保护京畿,所以东都卫戍军不能离开京畿,不能越过天堑防线,更不可能长时间远离自己的防区,去通济渠两岸戡乱剿贼。留守东都的右骁卫将军李浑、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为此回复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军方即刻抽调兵力增援伊阙口,以确保京畿和东都安全,但拒绝去通济渠两岸戡乱剿贼,换句话说,军方对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对越王和留守府做出的决策并不认同,对当前局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消极防御就足以保证京畿安全,反对以攻代守。
军方有军方的职责和立场,他们坚持原则乃理所当然,无可指责,也指责不了,所以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马上约见河南郡的赞务裴弘策。
圣主迁都洛阳,改洛阳为东都,而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便成为京畿所在。河南郡的北面是大河,东面是荥阳郡,南面是襄城郡,西面是弘农郡,这三郡就是京畿外围,其中荥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置最重要,处在京畿天堑关防以内,所以名义上荥阳郡也算京畿重镇,其太守一职一般由亲王出任,视东都政局情况,或虚领,或实职。而真正意义上的京畿河南郡的太守却绝对是个虚职,是个象征着权力和荣誉的官职,过去由储君元德太子虚领,元德太子薨亡后,则有距离储君位置最近的齐王杨喃虚领。既然是虚领,那就没有实权,而掌握实权的便是河南郡的行政副长官,一郡之赞务。
京畿有卫戍军镇戍,京畿行政长官当然没有统兵权,但圣主远征期间,考虑到东都和京畿之安全,考虑到特殊情况下不但要征召京畿乡团宗团地方武装,可能还要紧急征募地方青壮为兵,所以圣主特意授予河南郡赞务裴弘策临时统兵权,允许他在危急时刻调集京畿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力保东都不失。
裴弘策出自河东。河东与东都、西京隔大河相望,人杰地灵,豪门世家众多,其中以裴氏、柳氏和薛氏为最。因为地域、历史、利益等等复杂关系,河东与以长安为核心的关陇地区、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的联系都很密切,但自关陇兴起,中土进入三足鼎立时期后,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集团,开始向以山东五大豪门和鲜卑八姓勋贵为首的汉虏两大老贵族集团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激烈的冲突中,新兴贵族集团中的关陇人、河东人、河洛人自然抱成了一团。然而,随着中土一统,政治格局也就变了,新兴贵族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与老贵族集团联手阻挠大一统改革,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央集权必将摧毁门阀士族的特权,所有很多有识之士锐意改革,支持圣主加快改革步伐,于是不论是新兴贵族集团还是老贵族集团,其内部都陷入了分裂和争斗。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关陇人、河东人、河洛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立,而河东人因为在政治上更偏重于改革,其中河东裴氏更是成为圣主激进改革的有力支持者,使得河东人成为改革势力中的重要力量。
圣主远征期间,当然要安排自己的亲信留守东都和京畿,樊子盖守内,裴弘策御外,可谓万无一失。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越王和樊子盖都无法说服和调度军方的不利局面下,军事上的一些行动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裴弘策了。
裴弘策一口答应,马上召集郡府官僚,紧急部署征召乡团宗团地方武装以及征募大量青壮组建军队,他给出的期限是,五天内,必须建立一支万人大军。
裴弘策一声令下,京畿所有县镇立即忙了起来,一支支全副武装的地方部队紧急赶赴集结地,东都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樊子盖稍稍松了一口气。虽然军方不配合,但裴弘策还是顾大局,五天内组建一支万人大军,这给了越王杨侗和留守府以很大底气,有了这样一支军队,他们在当前危局下就不会倍受军方掣肘了。然而,局势变化太快,快得让樊子盖头晕眼花,几欲窒息。
荥阳、东郡和济阴三郡先后奏报,近期河南局势骤然恶化,不但济水以北的封丘、匡城、济阳等众多城池遭到叛军围攻,就连东都首府白马城都被叛军包围了,而白马城的对面就是黎阳仓,就是永济渠,如果叛军乘机渡河,蜂拥北上,必然危及到南北运输大动脉,可见当前形势已万分危急,为此他们恳请东都火速出兵,以最快速度剿杀叛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樊子盖疑惑了,不知道贼帅李风云祸乱河南兵临大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要渡河北上打黎阳仓,还是配合豫州方向的贼帅韩相国,声东击西？
贼帅李风云的叛逆联盟在大肆掳掠通济渠的同时,或许是因为惧怕东都出兵,也或许是担心竭泽而渔伤及自身,始终没有断绝通济渠,但叛贼太多了,裹挟的难民亦是不计其数,有限劫掠通济渠肯定解决不了粮食短缺危机,所以他们盯上黎阳仓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此刻贼帅韩相国已经打到东都的南大门,两股反贼东西夹击,已经对京畿形成了钳形攻势,这种局面下李风云突然以主力北上兵临大河,做出渡河进入河北,威胁黎阳仓和永济渠之态势,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难道他要吸引东都的注意力,以酎合贼帅韩相国突破伊阙口？但以贼帅韩相国的实力,怎么可能主动招惹东都,自寻死路？难道是声西击东？贼帅韩相国不知死活的攻打伊阙威胁东都,是为了吸引东都的注意力,以帮助贼帅李风云渡河北上攻打黎阳仓？
樊子盖越想越觉得贼人可能是“声西击东”,正想急书黎阳警告杨玄感,不料杨玄感的求援书信先到了。
杨玄感书告樊子盖,考虑到当前通济渠两岸局势日益恶化,贼人越来越猖獗,贼帅李风云极有可能渡河北上攻打黎阳仓,所以他打算征召汲郡及其周边郡县的乡团宗团地方武装,以加强黎阳仓和永济渠的防守力量。当然,如果越王杨侗和樊子盖能够说服军方,派遣一支数千人的卫戍军增援黎阳,那就更好了。
樊子盖苦笑无语。杨玄感求援是假,征求意见也是假,以他的权势和威望,征召汲郡及其周边郡县的地方武装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之所以告之东都,一则是出于礼节,二则是警告东都,不要让贼人渡河,假若永济渠因此中断,东征因此失败,责任就大了,是要掉脑袋的。
樊子盖马上赶赴越王府,把这一最新形势禀报越王杨侗和王府长史崔赜,共商对策。
樊子盖怒火中烧,恳请越王出面向军方施压,向荥阳施压。
现在武贲郎将费曜就在浚仪城,荥阳都尉崔宝德也在浚仪城,而荥阳太守郇王杨庆也带着一支由地方乡团宗团组成的三千多人的军队陈兵于浚仪和封丘一线,也就是说,当前在荥阳、梁郡和东郡交界之处,至少部署有上万官军。然而,令人愤怒的是,不论是军方还是地方官府,均以各种借口按兵不动,任由贼人劫掠通济渠,任由贼人祸乱河南,任由贼人攻打东郡首府白马城。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杨庆、费曜和崔宝德继续这样不作为,让贼帅李风云渡河杀进黎阳,断绝永济渠,导致东征失败,那事情就严重了,他们三个固然要掉脑袋,我们三个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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