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重大败,徐州诸鹰扬经此一战后损失严重,接下来徐州不论是戡乱还是镇戍,都只能暂时依靠齐王杨喃的两万大军了。
梁德重刚刚败走桃园,齐王杨喃就在磐石山击败了叛军,并尾随追杀,迅速抵达桃园战场。李风云措手不及,仓皇撤离,途中以沛城鹰扬郎将韦云越为首的一批被俘军官乘机逃亡。李风云果断渡过沂水,再度攻占郯城。
齐王考虑到徐州军队大败,彭城人心惶惶,局势危急,他正好可以火中取栗,乘机进驻彭城控制大局,遂果断停止追击,以支援崔德本为借口,急速奔赴彭城。
徐州战局风云变幻,让关注者眼花缭乱。
屯兵淮河南岸的江都郡丞王世充本来对“遏制”齐王信心百倍,哪料到一转眼梁德重就被李风云击败了,再一转眼,李风云又被齐王击败了,如此一来,齐王不费吹灰之力,轻松控制了徐州,而且名正言顺,即便圣主面对徐州危局,也只能暂忍一时,也只能依仗齐王来稳定徐州局势,否则南北运输大动脉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就必然会危及到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
王世充的信心遭到了打击,异常憋屈。很明显,徐州战局突变的背后有阴谋,梁德重不是败在白发贼手上,而是掉进了齐王设下的陷阱,只是空口无凭,就算猜对了又如何？不过此事牵涉到东都的皇统之争,王世充不敢公开介入其中,以免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他一边实事求是的上奏东都,一边把江都诸鹰扬主力撤离了淮河南岸,不敢继续“威胁”齐王自取祸事。
齐王进驻彭城,以武力为后盾,以稳定地区局势为借口,迅速攫取徐州军政大权。
崔德本根本无力与其抗衡,只能忍气吞声。以兰陵萧氏为首的徐州本土势力亦不敢公开“得罪”齐王,只能虚与委蛇,在形势没有明朗之前,他们是万万不敢信任齐王的承诺,更不敢赌上身家性命去支持齐王。
李风云乘机指挥联盟大军,席卷下邳和东海两郡,竭尽所能掳掠钱粮。
十一月初,消息传到东都,圣主震怒。
圣主对徐州局势的直觉感受是,以齐王为首的政治势力,试图利用对徐州局势的控制,来间接控制南北运输大动脉,继而影响到二次东征,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以二次东征胜负为要挟,来胁迫圣主和中枢在皇统一事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今年夏天的通济渠危机,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最终圣主和中枢妥协了,没有强行召回齐王,而是允许齐王居外戡乱。这给了齐王发展实力的机会,但同时也给圣主和中枢在政治上带来了相当大的潜在风险,一旦齐王“翅膀硬了”,在某些居心叵测者的“推波助澜”下,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以武力夺取皇统,则必然给中土带来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然而,齐王的“贪婪”超过了圣主和中枢的预料,此次徐州危机实际上就是他的“得寸进尺”,而梁德重和徐州诸鹰扬在戡乱战场上的失败,则置圣主和中枢于被动,使得他们面对齐王的“步步紧逼”竟束手无策。
圣主和中枢很快做出回应。
诏令,免去董纯汶山太守一职,调任左骁卫府,出任左骁卫将军,镇戍徐州,并兼任彭城留守,掌徐州军政大权。
董纯“复出”了,这是圣主和中枢为了二次东征,不得不再一次向齐王妥协,向齐王所属的政治势力做出的最大让步。
同日,圣主诏令,虎贲郎将梁德重剿贼不利,罢职,一撸到底,并以戴罪之身火速赶赴辽东怀远镇,以戍卒身份向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报到。
梁德重以戴罪之身去辽东,参加二次东征,是圣主对他的“保护”,也是圣主对齐王的警告。徐州战局的真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此事可一不可二,你如果变本加厉,危及到了大局,那后果就严重了。此次我向你妥协的目的,是希望你稳定徐州,保障南北运输大动脉,确保二次东征顺利进行,如果你不知轻重,因一己之私而置中土利益于不顾,那就是父子反目之刻。
同日,圣主诏令,免去段文操鲁郡太守一职,调任右屯卫府,出任右屯卫将军,即刻赶赴辽东前线。
妥协是双方面的,董纯“复出”,重回卫府,重回彭城,那么圣主当然要借此机会,提拔一个亲信到卫府统军,但段文操离职后,鲁郡太守的职位就成了“抢手货”。
目前大河南北的局势都不好,尤其齐鲁,连续两年的天灾,叛乱者此起彼伏,而鲁郡更是一个“重灾区”,不但有李风云这个天下第一贼在蒙山虎视眈眈,还有齐王杨喃这个政治“灾星”窥伺一旁,可想而知鲁郡太守有多么的难做,段文操能坚持下来当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按道理段文操离职后,鲁郡太守应该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齐王不一样,他要发展实力,不但需要徐州,亦需要齐鲁,所以齐王对这个位置势在必得。
齐王已经控制了徐州,现在又想控制鲁西南,不要说圣主和中枢不答应,齐王的政治对手们也不会遂其所愿,于是大家“蜂拥而上”,都去抢,都给齐王设置障碍,最后,甚至连军方都“插手”了,而十二卫府的一些统帅们联名举荐的人选,竟然惊动了圣主和中枢。
军方提出来的人选叫李子雄,出自陇西李氏渤海房,在军中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曾深得两代皇帝的信任,不但在卫府中历任右武卫大将军、右候卫大将军,还曾官拜民部尚书,位列中枢核心决策层。然而,李子雄是个坚定的保守派,反对改革,在先帝执政晚期,曾被先帝罢职,解甲归田。圣主登基后,汉王杨谅造反,形势危急,在老越国公杨素的举荐下,李子雄复出,到幽燕一带平定了叛乱,自此为圣主所信任。但大业三年榆林事件爆发,以高颍为首的保守势力遭到清洗后,大一统改革加速推进,李子雄却成了中枢新的保守势力的“大旗”。圣主为此大怒,认为李子雄背叛了自己,将其罢黜,后来因为西征在即,需要稳定军方,遂再度起用,但李子雄不知悔改,在卫府中继续阻碍军制改革。东征前夕,齐王“失德”一案爆发,李子雄做为关陇本土势力在军方的元老,做为齐王的支持者之一,遭到打击,被圣主和中枢借机赶出卫府,除名为民,连爵位都剥夺了。
军方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举荐这样一位在军政两界都威名显赫的元老,摆明了就是要借助东征大败,圣主和中枢陷入极度被动之机,迫使他们解禁李子雄,让其“东山再起”。
圣主和中枢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以齐王为首的,以韦氏、李氏等关陇本土贵族为核心力量的政治集团,在关键时刻拿出来的“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可以不要鲁郡太守这个位置,也可以不把势力延伸进齐鲁地区,但条件是,李子雄要复出,要再进卫府。
按道理圣主和中枢已经妥协让董纯复出了,不会再妥协让李子雄复出,因为这两位都是军方元老级统帅,齐王一旦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军方的影响力必定“直线上升”,这显然对圣主和中枢不利。然而,出乎东都众多政治势力的预料,圣主和中枢竟然再一次妥协了。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圣主和中枢最终选择妥协,不仅仅是因为李子雄得到了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支持,还得到了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而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关陇贵族集团中两个最为庞大的政治势力联手“作战”,圣主和以他为首的改革派们实在是难以抗衡。
李子雄是中土名将韦孝宽的老部下,是韦孝宽帐下的得力于将,两家的关系非常好,有联姻,李珉的夫人便是韦孝宽的曾孙女,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所以李子雄得到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支持乃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之所以也会得到弘农杨氏的支持,却是因为自韦孝宽死后,李子雄就一直追随老越国公杨素作战,不论是平定江左还是远征北虏,李子雄都冲杀在前,战无不胜,为杨素所器重,这也是圣主登基之初,杨素不遗余力助其复出的原因所在。因为这层关系,李子雄与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的交情也非常好,与杨素的很多老部下也保持着密切来往,所以每当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与河洛贵族集团发生冲突的时候,李子雄必定是奔走其中的斡旋人之一。
另外圣主和中枢在这个特殊时期也的确需要李子雄,军方的举荐,实际上正好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水师返回东莱后,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与陆路诸军统帅一样,均被羁押回京,等待处理。水师远征大败,士气低迷,现在又“群龙无首”,军心更是大乱,时间长了,恐怕要出事,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卫府统帅去安抚,但熟悉水师,且被江左籍水师将士所认可的军方统帅,一个都没有。
李子雄参加了平定江左的统一大战,参加了江左戡乱剿贼之战,在此期间曾一度指挥江左水师,对水师非常熟悉。在圣主主政江左期间,李子雄又历任郴州、江州刺史,主掌军政,官声非常不错,被江左人所接受。
所以此刻,李子雄是安抚水师的最佳人选,而更重要的是,承担了东征大败责任的军方即将迎来一场风暴,所有参加东征的高级统帅都要受到惩罚,而如此之多的军方统帅“全军覆没”,必然激化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本来就非常尖锐的矛盾,为二次东征埋下可怕的隐患。关键时刻,圣主和中枢解禁李子雄,让其复出,必会在军方造成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这或许可以有效缓和一下双方之间的激烈矛盾,有助于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
既然要重新起用李子雄,既然要利用李子雄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理所当然要最大程度地消除李子雄的怨气,而若想消除李子雄的怨气,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弥补他在政治打击中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于是圣主和中枢于脆“好人做到底”,把鲁郡太守的位置给了李子雄的长子李珉。
李珉因受李子雄的连累而罢黜,圣主和中枢把他放在鲁郡太守的位置上,不但恢复了他的仕途,升了他的官,弥补了他的损失,还迫使李子雄不得不尽快赶去东莱水师,尽快安抚水师将士,竭尽所能恢复水师战斗力,因为鲁西南的局势太糟糕了,李珉到了鲁郡就会陷入困境,如果李子雄不给他以支援,李珉刚刚戴到头上的官帽子必定摇摇欲坠,甚至连性命都岌岌可危。
十一月初四,圣主诏令,考虑到东征的需要,决定重新起用李子雄,恢复其爵位,任命其为左御卫将军,即刻赶赴东莱水师大营,在羁押于京的水师总管来护儿、副总管周法尚和长史崔君肃均未处理之前,暂领水师。
另诏令,任命李珉为鲁郡太守,即刻上任。
李子雄父子同日解禁,同日复出,同日被圣主委以重任,当即在东都引起了轰动。
然而,更轰动的则是圣主“赤裸裸”的报复。圣主诏令,以诽谤讥讽朝政罪,诛杀前御史大夫,齐王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圣主赢得皇统之战中曾立下汗马功劳,曾深得圣主恩宠的张衡。
这边刚刚放了老军李子雄,那边就把谋臣张衡杀了,圣主的报复手段太激烈了。
十一月初八,酝酿已久的席卷十二卫府的风暴终于爆发了。
圣主诏告天下,东征失利,远征军三大最高统帅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尚书右丞刘士龙负有直接责任,其中刘士龙的绥靖决策是导致远征军惨败的最重要原因,故斩杀刘士龙以谢天下,于仲文和宇文述则被除名为民。
显然,圣主和中枢考虑到二次东征,最终还是隐晦地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在远征军三大最高统帅中,只有尚书右丞刘士龙是文官,诛杀刘士龙,牺牲刘士龙,实际上就是圣主和中枢自己打自己的脸,变相承认自己在决策上的错误。而留下于仲文和宇文述的性命,则等于是向军方做出了让步,以便最大程度的缓和双方之间的激烈矛盾。
然而,接下来的一道诏令,不但引爆了军方内部的矛盾,也彻底引爆了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的矛盾,军政两界的决裂已不可避免。
圣主诏令,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在东征中功大于过,不予处罚,官复原职,继续回中枢做他的刑部尚书,免去他的右候卫大将军一职。其余陆路远征军统帅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右御卫将军张瑾、右候卫将军赵孝才统统除名为民,还有杨义臣、王仁恭等几十名武贲郎将、武牙郎将等高级军官或被罢职,或被降职,无一幸免。
这个就难以理解了,为什么卫文升功大于过,不予处罚？仅仅因为他是圣主的亲信,是原中枢重臣？
圣主诏令,水师总管来护儿、副总管周法尚、长史崔君肃在平壤一战中功勋卓著,加官晋爵,予以重赏。其中来护儿功劳最大,赐爵荣国公,官拜右翊卫大将军,兼领水师总管,并赐物五千段,以第五子来弘为杜城府鹰扬郎将,以先前所封的襄阳公赐与其子来整。
轰……朝堂乱了,卫府乱了,东都乱了。
水师大败于平壤,四万将士死伤殆尽,这怎么可能有功？水师提前攻击平壤,导致远征军统率部拟制的水陆夹击平壤之策失败,导致平壤把全部军队都放在了正面战场上,导致远征陆路大军在后撤过程中不但失去了水师的有效策应和掩护,还遭到了高句丽全部军队的围追堵截。二十万远征将士的阵亡,水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护儿罪无可恕。
大牢中的于仲文听到这个匪夷所思的消息,气得吐血倒地,昏迷不醒,一天后便撒手尘寰,一代名将就这样背负着千古骂名悲愤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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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考虑到徐州军队大败,彭城人心惶惶,局势危急,他正好可以火中取栗,乘机进驻彭城控制大局,遂果断停止追击,以支援崔德本为借口,急速奔赴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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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充的信心遭到了打击,异常憋屈。很明显,徐州战局突变的背后有阴谋,梁德重不是败在白发贼手上,而是掉进了齐王设下的陷阱,只是空口无凭,就算猜对了又如何？不过此事牵涉到东都的皇统之争,王世充不敢公开介入其中,以免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他一边实事求是的上奏东都,一边把江都诸鹰扬主力撤离了淮河南岸,不敢继续“威胁”齐王自取祸事。
齐王进驻彭城,以武力为后盾,以稳定地区局势为借口,迅速攫取徐州军政大权。
崔德本根本无力与其抗衡,只能忍气吞声。以兰陵萧氏为首的徐州本土势力亦不敢公开“得罪”齐王,只能虚与委蛇,在形势没有明朗之前,他们是万万不敢信任齐王的承诺,更不敢赌上身家性命去支持齐王。
李风云乘机指挥联盟大军,席卷下邳和东海两郡,竭尽所能掳掠钱粮。
十一月初,消息传到东都,圣主震怒。
圣主对徐州局势的直觉感受是,以齐王为首的政治势力,试图利用对徐州局势的控制,来间接控制南北运输大动脉,继而影响到二次东征,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以二次东征胜负为要挟,来胁迫圣主和中枢在皇统一事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今年夏天的通济渠危机,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最终圣主和中枢妥协了,没有强行召回齐王,而是允许齐王居外戡乱。这给了齐王发展实力的机会,但同时也给圣主和中枢在政治上带来了相当大的潜在风险,一旦齐王“翅膀硬了”,在某些居心叵测者的“推波助澜”下,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以武力夺取皇统,则必然给中土带来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然而,齐王的“贪婪”超过了圣主和中枢的预料,此次徐州危机实际上就是他的“得寸进尺”,而梁德重和徐州诸鹰扬在戡乱战场上的失败,则置圣主和中枢于被动,使得他们面对齐王的“步步紧逼”竟束手无策。
圣主和中枢很快做出回应。
诏令,免去董纯汶山太守一职,调任左骁卫府,出任左骁卫将军,镇戍徐州,并兼任彭城留守,掌徐州军政大权。
董纯“复出”了,这是圣主和中枢为了二次东征,不得不再一次向齐王妥协,向齐王所属的政治势力做出的最大让步。
同日,圣主诏令,虎贲郎将梁德重剿贼不利,罢职,一撸到底,并以戴罪之身火速赶赴辽东怀远镇,以戍卒身份向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报到。
梁德重以戴罪之身去辽东,参加二次东征,是圣主对他的“保护”,也是圣主对齐王的警告。徐州战局的真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此事可一不可二,你如果变本加厉,危及到了大局,那后果就严重了。此次我向你妥协的目的,是希望你稳定徐州,保障南北运输大动脉,确保二次东征顺利进行,如果你不知轻重,因一己之私而置中土利益于不顾,那就是父子反目之刻。
同日,圣主诏令,免去段文操鲁郡太守一职,调任右屯卫府,出任右屯卫将军,即刻赶赴辽东前线。
妥协是双方面的,董纯“复出”,重回卫府,重回彭城,那么圣主当然要借此机会,提拔一个亲信到卫府统军,但段文操离职后,鲁郡太守的职位就成了“抢手货”。
目前大河南北的局势都不好,尤其齐鲁,连续两年的天灾,叛乱者此起彼伏,而鲁郡更是一个“重灾区”,不但有李风云这个天下第一贼在蒙山虎视眈眈,还有齐王杨喃这个政治“灾星”窥伺一旁,可想而知鲁郡太守有多么的难做,段文操能坚持下来当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按道理段文操离职后,鲁郡太守应该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齐王不一样,他要发展实力,不但需要徐州,亦需要齐鲁,所以齐王对这个位置势在必得。
齐王已经控制了徐州,现在又想控制鲁西南,不要说圣主和中枢不答应,齐王的政治对手们也不会遂其所愿,于是大家“蜂拥而上”,都去抢,都给齐王设置障碍,最后,甚至连军方都“插手”了,而十二卫府的一些统帅们联名举荐的人选,竟然惊动了圣主和中枢。
军方提出来的人选叫李子雄,出自陇西李氏渤海房,在军中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曾深得两代皇帝的信任,不但在卫府中历任右武卫大将军、右候卫大将军,还曾官拜民部尚书,位列中枢核心决策层。然而,李子雄是个坚定的保守派,反对改革,在先帝执政晚期,曾被先帝罢职,解甲归田。圣主登基后,汉王杨谅造反,形势危急,在老越国公杨素的举荐下,李子雄复出,到幽燕一带平定了叛乱,自此为圣主所信任。但大业三年榆林事件爆发,以高颍为首的保守势力遭到清洗后,大一统改革加速推进,李子雄却成了中枢新的保守势力的“大旗”。圣主为此大怒,认为李子雄背叛了自己,将其罢黜,后来因为西征在即,需要稳定军方,遂再度起用,但李子雄不知悔改,在卫府中继续阻碍军制改革。东征前夕,齐王“失德”一案爆发,李子雄做为关陇本土势力在军方的元老,做为齐王的支持者之一,遭到打击,被圣主和中枢借机赶出卫府,除名为民,连爵位都剥夺了。
军方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举荐这样一位在军政两界都威名显赫的元老,摆明了就是要借助东征大败,圣主和中枢陷入极度被动之机,迫使他们解禁李子雄,让其“东山再起”。
圣主和中枢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以齐王为首的,以韦氏、李氏等关陇本土贵族为核心力量的政治集团,在关键时刻拿出来的“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可以不要鲁郡太守这个位置,也可以不把势力延伸进齐鲁地区,但条件是,李子雄要复出,要再进卫府。
按道理圣主和中枢已经妥协让董纯复出了,不会再妥协让李子雄复出,因为这两位都是军方元老级统帅,齐王一旦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军方的影响力必定“直线上升”,这显然对圣主和中枢不利。然而,出乎东都众多政治势力的预料,圣主和中枢竟然再一次妥协了。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圣主和中枢最终选择妥协,不仅仅是因为李子雄得到了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支持,还得到了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而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关陇贵族集团中两个最为庞大的政治势力联手“作战”,圣主和以他为首的改革派们实在是难以抗衡。
李子雄是中土名将韦孝宽的老部下,是韦孝宽帐下的得力于将,两家的关系非常好,有联姻,李珉的夫人便是韦孝宽的曾孙女,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所以李子雄得到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支持乃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之所以也会得到弘农杨氏的支持,却是因为自韦孝宽死后,李子雄就一直追随老越国公杨素作战,不论是平定江左还是远征北虏,李子雄都冲杀在前,战无不胜,为杨素所器重,这也是圣主登基之初,杨素不遗余力助其复出的原因所在。因为这层关系,李子雄与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的交情也非常好,与杨素的很多老部下也保持着密切来往,所以每当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与河洛贵族集团发生冲突的时候,李子雄必定是奔走其中的斡旋人之一。
另外圣主和中枢在这个特殊时期也的确需要李子雄,军方的举荐,实际上正好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水师返回东莱后,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与陆路诸军统帅一样,均被羁押回京,等待处理。水师远征大败,士气低迷,现在又“群龙无首”,军心更是大乱,时间长了,恐怕要出事,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卫府统帅去安抚,但熟悉水师,且被江左籍水师将士所认可的军方统帅,一个都没有。
李子雄参加了平定江左的统一大战,参加了江左戡乱剿贼之战,在此期间曾一度指挥江左水师,对水师非常熟悉。在圣主主政江左期间,李子雄又历任郴州、江州刺史,主掌军政,官声非常不错,被江左人所接受。
所以此刻,李子雄是安抚水师的最佳人选,而更重要的是,承担了东征大败责任的军方即将迎来一场风暴,所有参加东征的高级统帅都要受到惩罚,而如此之多的军方统帅“全军覆没”,必然激化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本来就非常尖锐的矛盾,为二次东征埋下可怕的隐患。关键时刻,圣主和中枢解禁李子雄,让其复出,必会在军方造成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这或许可以有效缓和一下双方之间的激烈矛盾,有助于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
既然要重新起用李子雄,既然要利用李子雄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理所当然要最大程度地消除李子雄的怨气,而若想消除李子雄的怨气,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弥补他在政治打击中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于是圣主和中枢于脆“好人做到底”,把鲁郡太守的位置给了李子雄的长子李珉。
李珉因受李子雄的连累而罢黜,圣主和中枢把他放在鲁郡太守的位置上,不但恢复了他的仕途,升了他的官,弥补了他的损失,还迫使李子雄不得不尽快赶去东莱水师,尽快安抚水师将士,竭尽所能恢复水师战斗力,因为鲁西南的局势太糟糕了,李珉到了鲁郡就会陷入困境,如果李子雄不给他以支援,李珉刚刚戴到头上的官帽子必定摇摇欲坠,甚至连性命都岌岌可危。
十一月初四,圣主诏令,考虑到东征的需要,决定重新起用李子雄,恢复其爵位,任命其为左御卫将军,即刻赶赴东莱水师大营,在羁押于京的水师总管来护儿、副总管周法尚和长史崔君肃均未处理之前,暂领水师。
另诏令,任命李珉为鲁郡太守,即刻上任。
李子雄父子同日解禁,同日复出,同日被圣主委以重任,当即在东都引起了轰动。
然而,更轰动的则是圣主“赤裸裸”的报复。圣主诏令,以诽谤讥讽朝政罪,诛杀前御史大夫,齐王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圣主赢得皇统之战中曾立下汗马功劳,曾深得圣主恩宠的张衡。
这边刚刚放了老军李子雄,那边就把谋臣张衡杀了,圣主的报复手段太激烈了。
十一月初八,酝酿已久的席卷十二卫府的风暴终于爆发了。
圣主诏告天下,东征失利,远征军三大最高统帅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尚书右丞刘士龙负有直接责任,其中刘士龙的绥靖决策是导致远征军惨败的最重要原因,故斩杀刘士龙以谢天下,于仲文和宇文述则被除名为民。
显然,圣主和中枢考虑到二次东征,最终还是隐晦地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在远征军三大最高统帅中,只有尚书右丞刘士龙是文官,诛杀刘士龙,牺牲刘士龙,实际上就是圣主和中枢自己打自己的脸,变相承认自己在决策上的错误。而留下于仲文和宇文述的性命,则等于是向军方做出了让步,以便最大程度的缓和双方之间的激烈矛盾。
然而,接下来的一道诏令,不但引爆了军方内部的矛盾,也彻底引爆了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的矛盾,军政两界的决裂已不可避免。
圣主诏令,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在东征中功大于过,不予处罚,官复原职,继续回中枢做他的刑部尚书,免去他的右候卫大将军一职。其余陆路远征军统帅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右御卫将军张瑾、右候卫将军赵孝才统统除名为民,还有杨义臣、王仁恭等几十名武贲郎将、武牙郎将等高级军官或被罢职,或被降职,无一幸免。
这个就难以理解了,为什么卫文升功大于过,不予处罚？仅仅因为他是圣主的亲信,是原中枢重臣？
圣主诏令,水师总管来护儿、副总管周法尚、长史崔君肃在平壤一战中功勋卓著,加官晋爵,予以重赏。其中来护儿功劳最大,赐爵荣国公,官拜右翊卫大将军,兼领水师总管,并赐物五千段,以第五子来弘为杜城府鹰扬郎将,以先前所封的襄阳公赐与其子来整。
轰……朝堂乱了,卫府乱了,东都乱了。
水师大败于平壤,四万将士死伤殆尽,这怎么可能有功？水师提前攻击平壤,导致远征军统率部拟制的水陆夹击平壤之策失败,导致平壤把全部军队都放在了正面战场上,导致远征陆路大军在后撤过程中不但失去了水师的有效策应和掩护,还遭到了高句丽全部军队的围追堵截。二十万远征将士的阵亡,水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护儿罪无可恕。
大牢中的于仲文听到这个匪夷所思的消息,气得吐血倒地,昏迷不醒,一天后便撒手尘寰,一代名将就这样背负着千古骂名悲愤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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