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云向韦福嗣透露了东征败局已定的两个机密：段文振遗策和中枢内奸
之前他靠这两个机密成功“忽悠”了李密,现在他如法炮制,又把它们拿出来“忽悠”韦福嗣,效果同样出奇得好。【小说文学网】
韦福嗣不知道段文振有遗策,但他知道段文振的东征策略。韦福嗣在没有罪黜之前是内史舍人,参加了东征策略的讨论,对段文振的主张可谓一清二楚。以韦福嗣对段文振性格的了解,可以肯定段文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上奏进谏的机会,而以段文振的身份,他在临终前的这份上奏份量肯定很重,段文振绝无可能放过最后一次进谏机会,所以当李风云说出段文振遗策之后,韦福嗣马上就相信了,这个机密绝对是真的,李风云根本不可能凭空杜撰出此等真实的故事。
至于中枢内奸,韦福嗣同样相信,而且当李风云说出这个机密的时候,他的脑海中顿时便掠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人与段文振矛盾激烈,两人同在兵部,水火不容,而圣主把他放在兵部,显然是想制约段文振,唯恐段文振大权独揽。在讨论东征策略的时候,两人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但因为这个人得到了圣主的支持,段文振落在了下风。为此段文振怒不可遏,曾当着很多中枢大臣的面,指着这个人的鼻子破口大骂,甚至口不择言,说他阴险狡诈,有通敌卖国之嫌。东征之前段文振被变相“逐出”中枢决策层,估计与他当时“口不择言”有关。两人矛盾公开化了,圣主从维护中枢的团结出发,当然要偏袒这个人,让段文振暂时离开中枢去前线领兵。
韦福嗣与这个人是政敌,仇怨甚深。这个人在齐王“失德”一案中推波助澜,在打倒韦福嗣的过程中亦“大显身手”,屡屡落井下石。
先帝时代这个人所持的政治立场颇为保守,圣主登基后“大气候”变了,这个人遂摇身一变以改革者自居,为圣主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就此赢得了圣主的信任。对于这种政治上的“骑墙”投机者,东都权贵颇为不齿,对其印象恶劣。韦福嗣因为是这个人的政敌,对其了解更多,知道一些有关这个人的秘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是,这个人与礼部尚书杨玄感是政治盟友。杨玄感是东都保守势力的领袖之一,所以可以肯定,这个人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他之所以欺骗圣主,目的不过是想进入中枢,为保守势力做内应。
韦福嗣也是保守势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清楚地知晓保守势力对改革和东征的态度。东都的保守势力迫于政治上的重压和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决心摧毁改革,而现阶段若能摧毁东征,则必能给圣主和改革派以致命一击。而这个人现在主掌兵部,对东征机密了若指掌,如果他通敌卖国,则东征必败。所以韦福嗣有相当的把握推定,如果中枢出内奸,有人背叛皇帝,把东征大业毁于一旦,十有八九便是此人。
韦福嗣既然相信李风云所提供的这两个机密,当然要重新审视李风云,不但要对其真实身份做出推演,还要重新界定李风云在当前复杂局面中的地位和份量。
之前李密从这两个机密中推演出了许多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重新“定位”了李风云,将其放在了与自己对等的地位上,双方之间的合作随即变得更有诚意,而韦福嗣同样经过了一番慎密的推敲,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李密的结论迥然不同。
韦福嗣没有像杨玄感那样调查过李风云,但他与苏威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以肯定李风云的消息不是来自苏威。同时他也知道李风云与宇文述之间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他首先怀疑李风云的消息来源于宇文述,但李风云随即就申明了自己与宇文述之间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恨。
韦福嗣随即便把目光转向了中枢核心层中的另外几个重臣。他首先排除了内史侍郎虞世基。虞世基是江左人,而李风云肯定不是江左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后就剩下黄门侍郎裴世矩和御史大夫裴蕴。裴世矩和裴蕴均来自河东裴氏,其中裴蕴是江左遗臣,曾在统一大战中“请为内应”,受到先帝赏识而得以重用,大业初年圣主考绩选官,裴蕴和樊子盖官声最好,遂拨擢重用,后因主持第二次刮户运动而赢得圣主信任,就此步入中枢核心,所以以裴蕴江左遗臣和坚定改革派的身份,绝无可能与李风云这样的反贼有任何瓜葛。
韦福嗣的怀疑对象最后只剩下黄门侍郎裴世矩。
裴世矩是山东高齐遗臣。高齐灭亡,裴世矩入仕北周。先帝受禅开国,裴世矩为其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开国勋臣之一。开皇末年,裴世矩与长孙晟一起主持国防和外交事务,成功击败突厥人,稳定了西北疆域。圣主登基后,改革思路转为激进,高颍、杨素、苏威、裴世矩等先帝老臣转眼便从改革派变成了保守派,双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裴世矩不愿意在改革一事上与圣主发生激烈冲突,同时又想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另辟蹊径,献上了经略西北的大策略,以专心国防和外交事务,一门心思建设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来巧妙地回避因为改革加速而引发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在今日中枢核心决策层里,苏威因政治制衡而存在,裴世矩因南北关系而上位,宇文述则是圣主在军方的代言人,唯有虞世基和裴蕴才是坚定的激进改革派,是圣主加快改革进程的左膀右臂。很显然,只要与南北关系有牵连的人和事,都与裴世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李风云的背后有裴世矩的影子,受裴世矩的遥控,那裴世矩任由其造反的目的是什么？韦福嗣认定,但凡与裴世矩有关联的事,肯定与南北关系脱不了于系。
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东征必须胜利才能威慑虎视眈眈的大漠北虏,但东都有很多人蓄意破坏东征,要以东征的失败来打击圣主和改革派,所以从裴世矩的立场来说,他的确有可能在通济渠设下一个“局”,以这个“局”来挑起东都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以此来混乱东都局势,保障通济渠的畅通,保障东征的胜利。唯有如此,他才能确保以其为核心所拟制的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的顺利实施。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东征失败,北虏南下入侵,南北关系破裂,那么足以证明裴世矩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失败了,裴世矩必定要为此承担责任黯然下台,这是裴世矩所不能接受的,他理所当然要竭尽全力、穷尽一切手段来保全自己的政治利益。
当然,韦福嗣也认定,李风云造反的背后玄机重重,其背后势力肯定不止裴世矩一个,远非推演的这般简单,但以裴世矩与山东人之间的特殊渊源和密切关系来说,即便李风云的造反与裴世矩没有直接关系,裴世矩亦有可能利用李风云和他背后的山东人,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利。
如果东征如李风云所推演,已成必败之局,那皇帝和改革派为了稳定东都的政治局面,肯定要向保守势力妥协,那么齐王入主东宫的机会就更大了,但李风云为何非常肯定地说,齐王只要不改变执政理念,就绝无可能赢得皇统呢
对韦福嗣来说,东征的事是次要的,齐王的事才是头等大事,所以他稍加权衡后,还是追问了下去,“东征若败,国内外局势必然紧张,圣主和中枢腹背受敌,危机四伏,按理应以妥协来拯救危局,而册立储君显然是圣主力挽颓势的最好办法,但你却认定齐王无缘储君,这是为甚？”
李风云神情严肃,望着韦福嗣,一字一句地问道,“如果圣主和中枢以妥协为手段,以皇统继承人为条件,要挟你们支持他发动第二次东征,你们是否接受？是否会支持他发动第二次东征？”
韦福嗣略感错愣。
第二次东征？再以举国之力发动第二次东征？这太疯狂了,有失去理智之嫌,国力难以承受,不过圣主和改革派发动东征的目的就是要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赢得政治上的绝对权威,然后以绝对权威来加快改革进程,如果第一次东征失败,圣主和改革派权威大损,不得不向保守势力妥协,那改革必定停滞甚至倒退,这是圣主和改革派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们的确有可能发动第二次东征,以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来重建权威,来保住既有的改革成果,来继续维持政治上的优势,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
但是,政治的本质是欺诈,政治承诺都不可信,如果圣主和改革派的妥协实质上是缓兵之计,二次东征胜利后,他们自食其言,违背承诺,向保守势力大打出手,要老账新帐一起算,那保守势力就完蛋了,齐王的储君梦也将彻底破碎。
韦福嗣越推敲越觉得李风云这句话可信,心绪不禁有些乱,迟迟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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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福嗣不知道段文振有遗策,但他知道段文振的东征策略。韦福嗣在没有罪黜之前是内史舍人,参加了东征策略的讨论,对段文振的主张可谓一清二楚。以韦福嗣对段文振性格的了解,可以肯定段文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上奏进谏的机会,而以段文振的身份,他在临终前的这份上奏份量肯定很重,段文振绝无可能放过最后一次进谏机会,所以当李风云说出段文振遗策之后,韦福嗣马上就相信了,这个机密绝对是真的,李风云根本不可能凭空杜撰出此等真实的故事。
至于中枢内奸,韦福嗣同样相信,而且当李风云说出这个机密的时候,他的脑海中顿时便掠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人与段文振矛盾激烈,两人同在兵部,水火不容,而圣主把他放在兵部,显然是想制约段文振,唯恐段文振大权独揽。在讨论东征策略的时候,两人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但因为这个人得到了圣主的支持,段文振落在了下风。为此段文振怒不可遏,曾当着很多中枢大臣的面,指着这个人的鼻子破口大骂,甚至口不择言,说他阴险狡诈,有通敌卖国之嫌。东征之前段文振被变相“逐出”中枢决策层,估计与他当时“口不择言”有关。两人矛盾公开化了,圣主从维护中枢的团结出发,当然要偏袒这个人,让段文振暂时离开中枢去前线领兵。
韦福嗣与这个人是政敌,仇怨甚深。这个人在齐王“失德”一案中推波助澜,在打倒韦福嗣的过程中亦“大显身手”,屡屡落井下石。
先帝时代这个人所持的政治立场颇为保守,圣主登基后“大气候”变了,这个人遂摇身一变以改革者自居,为圣主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就此赢得了圣主的信任。对于这种政治上的“骑墙”投机者,东都权贵颇为不齿,对其印象恶劣。韦福嗣因为是这个人的政敌,对其了解更多,知道一些有关这个人的秘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是,这个人与礼部尚书杨玄感是政治盟友。杨玄感是东都保守势力的领袖之一,所以可以肯定,这个人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他之所以欺骗圣主,目的不过是想进入中枢,为保守势力做内应。
韦福嗣也是保守势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清楚地知晓保守势力对改革和东征的态度。东都的保守势力迫于政治上的重压和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决心摧毁改革,而现阶段若能摧毁东征,则必能给圣主和改革派以致命一击。而这个人现在主掌兵部,对东征机密了若指掌,如果他通敌卖国,则东征必败。所以韦福嗣有相当的把握推定,如果中枢出内奸,有人背叛皇帝,把东征大业毁于一旦,十有八九便是此人。
韦福嗣既然相信李风云所提供的这两个机密,当然要重新审视李风云,不但要对其真实身份做出推演,还要重新界定李风云在当前复杂局面中的地位和份量。
之前李密从这两个机密中推演出了许多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重新“定位”了李风云,将其放在了与自己对等的地位上,双方之间的合作随即变得更有诚意,而韦福嗣同样经过了一番慎密的推敲,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李密的结论迥然不同。
韦福嗣没有像杨玄感那样调查过李风云,但他与苏威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以肯定李风云的消息不是来自苏威。同时他也知道李风云与宇文述之间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他首先怀疑李风云的消息来源于宇文述,但李风云随即就申明了自己与宇文述之间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恨。
韦福嗣随即便把目光转向了中枢核心层中的另外几个重臣。他首先排除了内史侍郎虞世基。虞世基是江左人,而李风云肯定不是江左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后就剩下黄门侍郎裴世矩和御史大夫裴蕴。裴世矩和裴蕴均来自河东裴氏,其中裴蕴是江左遗臣,曾在统一大战中“请为内应”,受到先帝赏识而得以重用,大业初年圣主考绩选官,裴蕴和樊子盖官声最好,遂拨擢重用,后因主持第二次刮户运动而赢得圣主信任,就此步入中枢核心,所以以裴蕴江左遗臣和坚定改革派的身份,绝无可能与李风云这样的反贼有任何瓜葛。
韦福嗣的怀疑对象最后只剩下黄门侍郎裴世矩。
裴世矩是山东高齐遗臣。高齐灭亡,裴世矩入仕北周。先帝受禅开国,裴世矩为其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开国勋臣之一。开皇末年,裴世矩与长孙晟一起主持国防和外交事务,成功击败突厥人,稳定了西北疆域。圣主登基后,改革思路转为激进,高颍、杨素、苏威、裴世矩等先帝老臣转眼便从改革派变成了保守派,双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裴世矩不愿意在改革一事上与圣主发生激烈冲突,同时又想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另辟蹊径,献上了经略西北的大策略,以专心国防和外交事务,一门心思建设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来巧妙地回避因为改革加速而引发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在今日中枢核心决策层里,苏威因政治制衡而存在,裴世矩因南北关系而上位,宇文述则是圣主在军方的代言人,唯有虞世基和裴蕴才是坚定的激进改革派,是圣主加快改革进程的左膀右臂。很显然,只要与南北关系有牵连的人和事,都与裴世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李风云的背后有裴世矩的影子,受裴世矩的遥控,那裴世矩任由其造反的目的是什么？韦福嗣认定,但凡与裴世矩有关联的事,肯定与南北关系脱不了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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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韦福嗣也认定,李风云造反的背后玄机重重,其背后势力肯定不止裴世矩一个,远非推演的这般简单,但以裴世矩与山东人之间的特殊渊源和密切关系来说,即便李风云的造反与裴世矩没有直接关系,裴世矩亦有可能利用李风云和他背后的山东人,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利。
如果东征如李风云所推演,已成必败之局,那皇帝和改革派为了稳定东都的政治局面,肯定要向保守势力妥协,那么齐王入主东宫的机会就更大了,但李风云为何非常肯定地说,齐王只要不改变执政理念,就绝无可能赢得皇统呢
对韦福嗣来说,东征的事是次要的,齐王的事才是头等大事,所以他稍加权衡后,还是追问了下去,“东征若败,国内外局势必然紧张,圣主和中枢腹背受敌,危机四伏,按理应以妥协来拯救危局,而册立储君显然是圣主力挽颓势的最好办法,但你却认定齐王无缘储君,这是为甚？”
李风云神情严肃,望着韦福嗣,一字一句地问道,“如果圣主和中枢以妥协为手段,以皇统继承人为条件,要挟你们支持他发动第二次东征,你们是否接受？是否会支持他发动第二次东征？”
韦福嗣略感错愣。
第二次东征？再以举国之力发动第二次东征？这太疯狂了,有失去理智之嫌,国力难以承受,不过圣主和改革派发动东征的目的就是要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赢得政治上的绝对权威,然后以绝对权威来加快改革进程,如果第一次东征失败,圣主和改革派权威大损,不得不向保守势力妥协,那改革必定停滞甚至倒退,这是圣主和改革派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们的确有可能发动第二次东征,以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来重建权威,来保住既有的改革成果,来继续维持政治上的优势,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
但是,政治的本质是欺诈,政治承诺都不可信,如果圣主和改革派的妥协实质上是缓兵之计,二次东征胜利后,他们自食其言,违背承诺,向保守势力大打出手,要老账新帐一起算,那保守势力就完蛋了,齐王的储君梦也将彻底破碎。
韦福嗣越推敲越觉得李风云这句话可信,心绪不禁有些乱,迟迟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