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邦彦沉思片刻道：“臣有两种看法，不知道皇上想听哪一种？”
朱由榔见之愕然道：“还有两种看法？不妨都讲讲，朕洗耳恭听着。”
陈邦彦仰头北望片刻，摇了摇头，轻叹了声道：“崇祯皇爷在时，北有东虏频频叩关，西有李闯肆虐陕甘，而朝中衮衮诸公此时不思为国效力却一个劲得结党谋私，党同伐异，而武官们则忙于敛财，以致朝廷无可战之兵，中枢无可调之饷。”
朱由榔点了点头，自万历以来，士大夫喜好结党，互相倾轧，已成风气。俗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党同伐异上面了。
万历朝以来迨自崇祯朝覆灭，大明朝政倾颓很大原因就是党争之祸，多少该办的事情，就是因为牵扯上了党争而废弃，多少不该做的，也都是因为党争而祸国殃民，陈邦彦作为一介民间举子，能看透这一点不容易。
陈邦彦侃侃而谈：“我皇明立国近三百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贪官污吏扎堆，以致民不聊生，再遇到天不逢时，惩罚以水涝旱灾，自然民变四起，国事糜烂不堪。”
对于这一点，朱由榔也是感同身受，大明的土地兼并情况至少在明孝宗时还不严重，顾炎武当时就称赞此时：“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但到了隆庆年间时，已经是“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了”。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就更是严重，“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而大明两百多年下来，官场腐败已近乎无药可救了，文官们疯狂敛财，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将他们榨干。
官员们都说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为大明默默奉献一样。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国身上的吸血虫，然而这些士绅大夫也不逊于吸血虫。就如外军军饷，按照惯例京官要分润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乱军猖獗的时候都没有过分毫的让步。
满朝上下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然而这些人已经稀罕的无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无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利益链。
“大明立国三百年，土地兼并和官场之腐败，确实很严重了，缙绅敛于下，污吏贪与上，民岂能聊生？说的不错，只是不知陈爱卿的第二种看法又是什么呢？”
“至于第二种么——”陈邦彦微微顿了下，见皇帝目光中似有期盼，他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朱由榔，沉声说道：“那就要从太祖爷制定的税赋之法来说了。三百年来我朝一直重农税，轻商税，国初时还好，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众多，田地却大多被勋贵大臣们隐瞒蚕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沦为流民，朝廷农税也跟着日渐枯竭，却又碍于祖制无法通过商税得到补充。
要说两宋时，赵官家一直重视商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道：“崇祯十三年微臣从邪报1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六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崇祯元年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到底，我大明不是受制于天灾和流贼，也不是受制于东虏和贪腐，而是受制于钱法啊！”
1邪报：又称“邪抄”。古代手抄的官方报纸。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祯十一年改为活字印刷，以登载诏令、奏疏、塘报等为内容。
虽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十分关心朝政，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有一天也会身列其中，所以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长篇大论过后，陈邦彦微微调息，查看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低头沉思，许久不言。陈邦彦不知皇帝心中在想什么，是喜是怒，又回想起自己刚才说话慷慨激昂，指点方遒间大异平日的小心谨慎，不免心中有些揣揣。时光好似就此停止，正在不安之间，朱由榔抚掌而叹：“爱卿此番见解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朱由榔此刻心中既惊且喜，没想到这陈邦彦竟有如此洞察力，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明朝后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然而商业的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都让那些商贾勋贵和文人士大夫们瓜分了，小民和朝廷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士大夫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税来提高国库的收入，就会受到他们的疯狂阻挠。
明末的商人占有了当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纳点商税本来就是应当的，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
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那就只能造反了，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万历皇帝没有妥协，顶住了压力，增开了不少商业税，降低了国内矛盾，不过却也在死后遭到了无耻文人的唾骂和满清的污蔑中。
崇祯过分执拗于祖制，被文人士大夫们一顿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款，还减免了不少，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都转嫁到小民自耕农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最后走上了亡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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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榔见之愕然道：“还有两种看法？不妨都讲讲，朕洗耳恭听着。”
陈邦彦仰头北望片刻，摇了摇头，轻叹了声道：“崇祯皇爷在时，北有东虏频频叩关，西有李闯肆虐陕甘，而朝中衮衮诸公此时不思为国效力却一个劲得结党谋私，党同伐异，而武官们则忙于敛财，以致朝廷无可战之兵，中枢无可调之饷。”
朱由榔点了点头，自万历以来，士大夫喜好结党，互相倾轧，已成风气。俗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党同伐异上面了。
万历朝以来迨自崇祯朝覆灭，大明朝政倾颓很大原因就是党争之祸，多少该办的事情，就是因为牵扯上了党争而废弃，多少不该做的，也都是因为党争而祸国殃民，陈邦彦作为一介民间举子，能看透这一点不容易。
陈邦彦侃侃而谈：“我皇明立国近三百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贪官污吏扎堆，以致民不聊生，再遇到天不逢时，惩罚以水涝旱灾，自然民变四起，国事糜烂不堪。”
对于这一点，朱由榔也是感同身受，大明的土地兼并情况至少在明孝宗时还不严重，顾炎武当时就称赞此时：“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但到了隆庆年间时，已经是“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了”。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就更是严重，“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而大明两百多年下来，官场腐败已近乎无药可救了，文官们疯狂敛财，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将他们榨干。
官员们都说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为大明默默奉献一样。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国身上的吸血虫，然而这些士绅大夫也不逊于吸血虫。就如外军军饷，按照惯例京官要分润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乱军猖獗的时候都没有过分毫的让步。
满朝上下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然而这些人已经稀罕的无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无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利益链。
“大明立国三百年，土地兼并和官场之腐败，确实很严重了，缙绅敛于下，污吏贪与上，民岂能聊生？说的不错，只是不知陈爱卿的第二种看法又是什么呢？”
“至于第二种么——”陈邦彦微微顿了下，见皇帝目光中似有期盼，他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朱由榔，沉声说道：“那就要从太祖爷制定的税赋之法来说了。三百年来我朝一直重农税，轻商税，国初时还好，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众多，田地却大多被勋贵大臣们隐瞒蚕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沦为流民，朝廷农税也跟着日渐枯竭，却又碍于祖制无法通过商税得到补充。
要说两宋时，赵官家一直重视商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道：“崇祯十三年微臣从邪报1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六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崇祯元年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到底，我大明不是受制于天灾和流贼，也不是受制于东虏和贪腐，而是受制于钱法啊！”
1邪报：又称“邪抄”。古代手抄的官方报纸。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祯十一年改为活字印刷，以登载诏令、奏疏、塘报等为内容。
虽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十分关心朝政，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有一天也会身列其中，所以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长篇大论过后，陈邦彦微微调息，查看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低头沉思，许久不言。陈邦彦不知皇帝心中在想什么，是喜是怒，又回想起自己刚才说话慷慨激昂，指点方遒间大异平日的小心谨慎，不免心中有些揣揣。时光好似就此停止，正在不安之间，朱由榔抚掌而叹：“爱卿此番见解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朱由榔此刻心中既惊且喜，没想到这陈邦彦竟有如此洞察力，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明朝后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然而商业的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都让那些商贾勋贵和文人士大夫们瓜分了，小民和朝廷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士大夫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税来提高国库的收入，就会受到他们的疯狂阻挠。
明末的商人占有了当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纳点商税本来就是应当的，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
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那就只能造反了，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万历皇帝没有妥协，顶住了压力，增开了不少商业税，降低了国内矛盾，不过却也在死后遭到了无耻文人的唾骂和满清的污蔑中。
崇祯过分执拗于祖制，被文人士大夫们一顿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款，还减免了不少，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都转嫁到小民自耕农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最后走上了亡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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