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霍拉卡最终还是死了，他率领五百西尔达尔最忠实的追随者阻击了装甲第二旅数十次的进攻，历时两个小时，在装甲第二旅攻破其阵地的时候鲁霍拉卡的阵地上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随后西尔达尔会合了左右两翼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了洛雷斯坦省。n∈
波斯的道路为徐卫支援胡齐斯坦省提供了时间，但也为追击西尔达尔的败兵带来了难度，西尔达尔利用鲁霍拉卡为他争取的时间成功摆脱了新澳港军队的追击，带领没有受到太大损失的左右两翼远遁到洛雷斯坦省的北部地区。
忠于徐卫的巴布教目前还只是在洛雷斯坦省的南部发展，北部人民对巴布教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地的群众也很难发动起来，这就为追击西尔达尔带来了难度。
徐卫在天亮之前赶到了第三师所处的关隘地区，在那里修整一天后便开始继续追击西尔达尔的败兵，不过最终止步于洛雷斯坦省的最北端的边界线，其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后勤准备不足，已经无力继续为大军提供后续的辎重粮草，无奈之下徐卫率军返回了胡齐斯坦省。
在徐卫与波斯政府军作战的这段时间，远在万里之外的古老的中国却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清政府命运的事情，遍及整个世界的橡胶股灾爆发了。
自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轮子开始代替人类的双腿奔跑。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
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在前世1908年的时候，英国橡胶进口值为八十四万英镑。等到1909年之后便增加至一百四十一万英镑，而1908年的美国，橡胶进口值为五千七百万美元，折合成英镑大约为一千一百多万，次年即增加至七千万美元，折合英镑为一千四百万，不过这只是前世的一些数据。这一世却因为徐卫而在这一数据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早在徐卫建设徐氏汽车公司的时候，他便采用了福特公司在一战时期所使用的流水线生产，这也使得物美价廉的汽车提早走进中等收入的家庭。同时也致使汽车制造对橡胶的需求提前加快，在去年的时候单单英国的橡胶进口就达到了四百万英镑，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这个数值将要突破千万英镑。
不过受制于气候、土壤及树木的生长周期的影响，橡胶的生产却不能急速扩张。因此橡胶的价格就在上升通道里奔驰起来。
在英国伦敦橡胶市场。1908年初的时候每磅售价二先令，至徐氏汽车公司开始大量制造出廉价的汽车之后，在年中的时候就翻了一番涨至四先令，而等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橡胶已经涨至二十先令一磅，这是后世同时期橡胶价格的一倍有余，于是在期货市场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
早在1903年，英国人麦边即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在东南亚开发橡胶的公司达一百二十二家，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达四十家，一些洋行在门口高挂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来炒作。
在上海挂牌出售橡胶股份的这些公司可谓是鱼龙混杂，有的已在东南亚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其中徐卫的那家橡胶公司就是属于这一类，其巨大的橡胶园已经能够为各地的徐氏汽车公司提供大量的橡胶用于汽车生产，但也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甚至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
这些人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一百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十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一百八十元，另一种面值一百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七百元。
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于是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
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
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这些人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六百万两以收购股票，这些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
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六百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即商家、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股票做抵押，贷出款来，又去买新股票。然后再来贷款，再去买股票，而钱庄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觉得此项股票远胜现金。甚至有部分自诩视野开阔的人。觉得在上海买还不够，又兑款去伦敦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两千六百万至三千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一千四百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四千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按照前世的发展，橡胶股灾是在1910年6月爆发的。当时伦敦市场行情暴跌，随后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一千六百七十五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一百零五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
在当时，陈逸卿损失了二百余万两，戴嘉宝损失一百八十余万两，陆达生损失一百二十余万两，随后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接着兆康、森源钱庄也关门歇业，再然后元丰继之后尘，最后会大等三庄也关门大吉。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一百三十九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
《国风报》曾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钱庄倒闭当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其实这两人之所以这么关心股灾的事情，更多的是他们两人也将大半的积蓄投进了这疯狂的橡胶股票中去了，所以他们相与其让自己为橡胶股灾买单，还不如让国家买单，毕竟再大的大款也比不上公款。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二百余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
随后朝廷下旨，命令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三百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三百五十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三百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一百九十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在前世1910年的9月的时候，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二百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于是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
巡抚参道台，自然是一参一个准，随后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而就在这时，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二十一家上海钱庄的庄票，于是源丰润应声而倒，其亏欠公私款项达2两千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十七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一百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二百八十七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
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七千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十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不久之后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在这一世，有了徐卫的干预，橡胶热提前爆发，而且由于徐氏汽车公司使用了超过前世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橡胶用量也使得这次的橡胶涨价的速度比上一世更快，涨价的幅度也比上一世更高。(未完待续。)
波斯的道路为徐卫支援胡齐斯坦省提供了时间，但也为追击西尔达尔的败兵带来了难度，西尔达尔利用鲁霍拉卡为他争取的时间成功摆脱了新澳港军队的追击，带领没有受到太大损失的左右两翼远遁到洛雷斯坦省的北部地区。
忠于徐卫的巴布教目前还只是在洛雷斯坦省的南部发展，北部人民对巴布教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地的群众也很难发动起来，这就为追击西尔达尔带来了难度。
徐卫在天亮之前赶到了第三师所处的关隘地区，在那里修整一天后便开始继续追击西尔达尔的败兵，不过最终止步于洛雷斯坦省的最北端的边界线，其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后勤准备不足，已经无力继续为大军提供后续的辎重粮草，无奈之下徐卫率军返回了胡齐斯坦省。
在徐卫与波斯政府军作战的这段时间，远在万里之外的古老的中国却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清政府命运的事情，遍及整个世界的橡胶股灾爆发了。
自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轮子开始代替人类的双腿奔跑。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
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在前世1908年的时候，英国橡胶进口值为八十四万英镑。等到1909年之后便增加至一百四十一万英镑，而1908年的美国，橡胶进口值为五千七百万美元，折合成英镑大约为一千一百多万，次年即增加至七千万美元，折合英镑为一千四百万，不过这只是前世的一些数据。这一世却因为徐卫而在这一数据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早在徐卫建设徐氏汽车公司的时候，他便采用了福特公司在一战时期所使用的流水线生产，这也使得物美价廉的汽车提早走进中等收入的家庭。同时也致使汽车制造对橡胶的需求提前加快，在去年的时候单单英国的橡胶进口就达到了四百万英镑，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这个数值将要突破千万英镑。
不过受制于气候、土壤及树木的生长周期的影响，橡胶的生产却不能急速扩张。因此橡胶的价格就在上升通道里奔驰起来。
在英国伦敦橡胶市场。1908年初的时候每磅售价二先令，至徐氏汽车公司开始大量制造出廉价的汽车之后，在年中的时候就翻了一番涨至四先令，而等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橡胶已经涨至二十先令一磅，这是后世同时期橡胶价格的一倍有余，于是在期货市场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
早在1903年，英国人麦边即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在东南亚开发橡胶的公司达一百二十二家，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达四十家，一些洋行在门口高挂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来炒作。
在上海挂牌出售橡胶股份的这些公司可谓是鱼龙混杂，有的已在东南亚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其中徐卫的那家橡胶公司就是属于这一类，其巨大的橡胶园已经能够为各地的徐氏汽车公司提供大量的橡胶用于汽车生产，但也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甚至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
这些人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一百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十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一百八十元，另一种面值一百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七百元。
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于是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
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
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这些人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六百万两以收购股票，这些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
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六百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即商家、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股票做抵押，贷出款来，又去买新股票。然后再来贷款，再去买股票，而钱庄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觉得此项股票远胜现金。甚至有部分自诩视野开阔的人。觉得在上海买还不够，又兑款去伦敦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两千六百万至三千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一千四百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四千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按照前世的发展，橡胶股灾是在1910年6月爆发的。当时伦敦市场行情暴跌，随后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一千六百七十五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一百零五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
在当时，陈逸卿损失了二百余万两，戴嘉宝损失一百八十余万两，陆达生损失一百二十余万两，随后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接着兆康、森源钱庄也关门歇业，再然后元丰继之后尘，最后会大等三庄也关门大吉。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一百三十九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
《国风报》曾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钱庄倒闭当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其实这两人之所以这么关心股灾的事情，更多的是他们两人也将大半的积蓄投进了这疯狂的橡胶股票中去了，所以他们相与其让自己为橡胶股灾买单，还不如让国家买单，毕竟再大的大款也比不上公款。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二百余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
随后朝廷下旨，命令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三百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三百五十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三百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一百九十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在前世1910年的9月的时候，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二百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于是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
巡抚参道台，自然是一参一个准，随后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而就在这时，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二十一家上海钱庄的庄票，于是源丰润应声而倒，其亏欠公私款项达2两千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十七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一百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二百八十七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
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七千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十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不久之后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在这一世，有了徐卫的干预，橡胶热提前爆发，而且由于徐氏汽车公司使用了超过前世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橡胶用量也使得这次的橡胶涨价的速度比上一世更快，涨价的幅度也比上一世更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