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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师团这次政变的目的在于试图绑架政府来与徐卫进行谈判，借此以缓解国内几近崩溃的经济状态，但是日本政府却认为自己还有与徐卫的军队一战的能力，国内的赋税依然在百姓所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也坚定了明治天皇明确镇压的决心。
在日本这个奇葩的国度，经常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后世的九一八事变一样，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是温和派掌握政权的，这些人认为侵华的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为了防止事态失控，是明令禁止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无限制扩张的，然而关东军却准备以自己在东北的兵力绑架整个政府，悍然发动了九一八政变。
在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不足两万人，就算加上乡军和警察也不过两万七千人，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却又足足三十万人，在当时就连日本关东军都不认为他们能够占领东北，他们之所以在敌我军事实力这么悬殊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更多的是以扩大事态来绑架当时太过温和日本政府，让他们在既定的事实下出兵东北。
只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算准备开头，却没有算准开头却没有算准经过，统领关东军的张学良一如在之后坑了他的结拜大哥一样坑了自己手下的兄弟，他非常天真的低估了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为了保证自己东北军的实力直接向军队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期待国际的调停，最终让日本关东军这个小刀锯掉了东北军这个大树。
建国之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而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直至东北易帜之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
由此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
在当时。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
其实事实正是如此。东北易帜之初奉天军拥有三十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二十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东北军确实占有很大优势。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例如在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并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伯力议定书》，这个协议虽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但确确实实的被执行了下去。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军政费用自收自支，而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其财政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甚至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由此可以看到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也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而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
蒋介石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学良商量，征询其同意，而张学良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
而在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之后，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学良却从保存实力方面考虑还是自行撤兵。
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当年的日本关东军是幸运的。他们拥有了狼一样的队友和猪一样的对手，以至于一路过关斩将轻轻松松的占领了整个东北四省，也让擅自行动的日本关东军拜托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命运，更让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清了中国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本质，算是为之后的全面侵华铺平了道路。
第一师团这次的政变其实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的行为是一样的，九一八事变是为了发动战争。而这一次政变是为了杜绝战争，而且他们的身后都有高级军官的暗中支持，但是这次政变的第一师团无疑是失败的，他们的对手是比狼还要凶狠的军国主义高层。
这次的事变无疑让正准备抵抗徐卫进攻的日本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明治天皇为了防止打击国内抵抗的信心指示内阁政府用最快的时间做好收尾工作，于是这些参与政变的军官经过匆匆的审判便被快速的处决了。
也是因为这次的政变，日本政府很快就做出了新的军事部署，在面对徐卫大军越来越近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相信英国驻朝鲜公使发来的情报，认定了徐卫之前对东京的军事部署全部是为了迷惑政府排到釜山港的情报人员。随后他们将驻扎在近畿地区的第四和第十师团以及驻扎在中部地区的第三和第九师团秘密调拨到九州的福冈县，并且让所有的军队做好随时支援九州地区的准备。
徐卫这次的对日作战几乎动用了他全部的实力，除了动用了海军四十三艘军舰外，还动用了二百多艘民用海船来运载军队和补给物资，其声势完全超过了日俄战争时期的规模，堪比三百多年前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海上绵延十几公里。
徐卫海军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军队出征的时候几乎所有在远东拥有海上势力的列强都派遣了军舰观战。
釜山港是朝鲜到日本最近的一个城市。相距只有不足一百六十公里，而海军航行的速度是二十节。到达日本海域最多用不了四个小时，在中午的时候海军先头的巡逻巡洋舰就出现在福冈港的视线之内，不过没等福冈港内的海岸炮开炮就一溜烟消失在视线之外。
之后，徐卫海军的一切军事行动正如之前英国驻朝鲜公使所说，他们直接无事了这次的真正的军事目标福冈港，然后越过鹿儿岛最南端进入太平洋。
进入日本海域之后。海军的航行就开始沿着日本的海岸线前行，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舰队已经到达了大偶半岛顶端的大偶海峡，也就在这个时候，徐卫开始通过旗舰澳大利亚号战列舰的无线电报向周围的军舰船只下达维持原定计划的命令。
其实从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徐卫便命令陆海军的高级军官和参谋们制订了一套登陆东京的军事部署，而之前日本在釜山港的间谍活动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在三个忍者的帮助下成功的盗取了这份军事部署文件，并且在他们进行刺杀徐卫的行动之前传到了日本政府的手中。
这三个忍者的刺杀行动失败后，李迈从他们的口中获得了这个消息，并且将这件事在第一时间内告诉了徐卫。
现在的军队对英国政府来说绝对如同当年的东北军对日本政府一样都是一个大漏斗，徐卫指定的任何军事计划都可能脱离英国政府的监控，这也是英国政府放任徐卫的军队肆意发展的原因。
徐卫对这次计划的泄漏并不放在心上，之前在徐卫通过朝鲜政府向日本下达宣战的时候英国政府就通过驻朝鲜公使馆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不过徐卫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制定对日作战计划，这也使得英国政府在羞恼成怒之下一定会将自己制定的军事部署告诉日本政府。
经过差不多一周的沙盘推演，这次进攻东京的军事部署可以算得上是非常的完美，这也是徐卫所希望的，所以为了达到迷惑英国政府的目的，徐卫在出发之前故意装出计划没日本政府获知的样子，紧急召集所有的高级军官和参谋开会，否定了之前的军事部署，提出了新的进攻方案，那就是登录福冈港。
徐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向英国传递一个假情报，他确信这个假情报一定会通过英国驻朝鲜公使馆传到日本人的手中，而日本政府在得到这个情报后也一定会有相应的部署，最后自己再在一些行动方面给这个情报一些配合，日本肯定会深信不疑的。
徐卫现在所要做的配合就是让自己一部分舰队装作主力舰队的样子带领一部分商船按照情报中所说的那样趁着夜色摆脱各**舰的视线返回福冈港。做出偷袭福冈港的假象，而他真正的主力则要在这之前悄悄脱离航线，在其他地方集结。
没有灯光指示的航行是非常危险的，但这对于经验丰富的航海长和民船船长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至于那些英国海军军官在知道计划改变之后想要将情报传给附近的英**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电报都掌握在华人军官手中，而他们只要根据电报的命令执行就可以了。
在徐卫的命令下，包括旗舰在内的两艘战列舰、两艘装甲巡洋舰、五艘轻巡洋舰、十艘驱逐舰以及近百艘运输船实行灯火管制，在其他船只灯光的掩护下渐渐的脱离整个舰队，而在天上的五艘飞艇这个时候也接到了脱离航道的命令，而他们重新集合的地点就在前方二十海里海域，到那时候列强的海军就看不到那些军舰的灯光，然后这些主力军舰按计划集合之后驶向相模湾就可以了。
至于依然保持着原来航线的舰队在一个小时之后便全部听了下来，留下来的军舰则按照徐卫离开之前的命令对观战的列强军舰做出作战姿态，然后不顾列强军舰官兵的抗议派军队彻底控制了这些军舰。
相对于其他国家军舰官兵的迷茫和恐慌，英**舰的应对就相对来说从容了不少，他们不仅没有抗议徐卫舰队的暴行，而且还非常配合登上军舰的华人军队的接管工作，不过在这之前英**舰的指挥官已经将一封电报发到了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岸上，电报的内容是“海鹰返航，计划照旧”。(未完待续。。)
日本第一师团这次政变的目的在于试图绑架政府来与徐卫进行谈判，借此以缓解国内几近崩溃的经济状态，但是日本政府却认为自己还有与徐卫的军队一战的能力，国内的赋税依然在百姓所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也坚定了明治天皇明确镇压的决心。
在日本这个奇葩的国度，经常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后世的九一八事变一样，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是温和派掌握政权的，这些人认为侵华的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为了防止事态失控，是明令禁止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无限制扩张的，然而关东军却准备以自己在东北的兵力绑架整个政府，悍然发动了九一八政变。
在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不足两万人，就算加上乡军和警察也不过两万七千人，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却又足足三十万人，在当时就连日本关东军都不认为他们能够占领东北，他们之所以在敌我军事实力这么悬殊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更多的是以扩大事态来绑架当时太过温和日本政府，让他们在既定的事实下出兵东北。
只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算准备开头，却没有算准开头却没有算准经过，统领关东军的张学良一如在之后坑了他的结拜大哥一样坑了自己手下的兄弟，他非常天真的低估了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为了保证自己东北军的实力直接向军队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期待国际的调停，最终让日本关东军这个小刀锯掉了东北军这个大树。
建国之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而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直至东北易帜之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
由此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
在当时。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
其实事实正是如此。东北易帜之初奉天军拥有三十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二十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东北军确实占有很大优势。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例如在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并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伯力议定书》，这个协议虽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但确确实实的被执行了下去。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军政费用自收自支，而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其财政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甚至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由此可以看到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也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而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
蒋介石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学良商量，征询其同意，而张学良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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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当年的日本关东军是幸运的。他们拥有了狼一样的队友和猪一样的对手，以至于一路过关斩将轻轻松松的占领了整个东北四省，也让擅自行动的日本关东军拜托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命运，更让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清了中国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本质，算是为之后的全面侵华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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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事变无疑让正准备抵抗徐卫进攻的日本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明治天皇为了防止打击国内抵抗的信心指示内阁政府用最快的时间做好收尾工作，于是这些参与政变的军官经过匆匆的审判便被快速的处决了。
也是因为这次的政变，日本政府很快就做出了新的军事部署，在面对徐卫大军越来越近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相信英国驻朝鲜公使发来的情报，认定了徐卫之前对东京的军事部署全部是为了迷惑政府排到釜山港的情报人员。随后他们将驻扎在近畿地区的第四和第十师团以及驻扎在中部地区的第三和第九师团秘密调拨到九州的福冈县，并且让所有的军队做好随时支援九州地区的准备。
徐卫这次的对日作战几乎动用了他全部的实力，除了动用了海军四十三艘军舰外，还动用了二百多艘民用海船来运载军队和补给物资，其声势完全超过了日俄战争时期的规模，堪比三百多年前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海上绵延十几公里。
徐卫海军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军队出征的时候几乎所有在远东拥有海上势力的列强都派遣了军舰观战。
釜山港是朝鲜到日本最近的一个城市。相距只有不足一百六十公里，而海军航行的速度是二十节。到达日本海域最多用不了四个小时，在中午的时候海军先头的巡逻巡洋舰就出现在福冈港的视线之内，不过没等福冈港内的海岸炮开炮就一溜烟消失在视线之外。
之后，徐卫海军的一切军事行动正如之前英国驻朝鲜公使所说，他们直接无事了这次的真正的军事目标福冈港，然后越过鹿儿岛最南端进入太平洋。
进入日本海域之后。海军的航行就开始沿着日本的海岸线前行，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舰队已经到达了大偶半岛顶端的大偶海峡，也就在这个时候，徐卫开始通过旗舰澳大利亚号战列舰的无线电报向周围的军舰船只下达维持原定计划的命令。
其实从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徐卫便命令陆海军的高级军官和参谋们制订了一套登陆东京的军事部署，而之前日本在釜山港的间谍活动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在三个忍者的帮助下成功的盗取了这份军事部署文件，并且在他们进行刺杀徐卫的行动之前传到了日本政府的手中。
这三个忍者的刺杀行动失败后，李迈从他们的口中获得了这个消息，并且将这件事在第一时间内告诉了徐卫。
现在的军队对英国政府来说绝对如同当年的东北军对日本政府一样都是一个大漏斗，徐卫指定的任何军事计划都可能脱离英国政府的监控，这也是英国政府放任徐卫的军队肆意发展的原因。
徐卫对这次计划的泄漏并不放在心上，之前在徐卫通过朝鲜政府向日本下达宣战的时候英国政府就通过驻朝鲜公使馆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不过徐卫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制定对日作战计划，这也使得英国政府在羞恼成怒之下一定会将自己制定的军事部署告诉日本政府。
经过差不多一周的沙盘推演，这次进攻东京的军事部署可以算得上是非常的完美，这也是徐卫所希望的，所以为了达到迷惑英国政府的目的，徐卫在出发之前故意装出计划没日本政府获知的样子，紧急召集所有的高级军官和参谋开会，否定了之前的军事部署，提出了新的进攻方案，那就是登录福冈港。
徐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向英国传递一个假情报，他确信这个假情报一定会通过英国驻朝鲜公使馆传到日本人的手中，而日本政府在得到这个情报后也一定会有相应的部署，最后自己再在一些行动方面给这个情报一些配合，日本肯定会深信不疑的。
徐卫现在所要做的配合就是让自己一部分舰队装作主力舰队的样子带领一部分商船按照情报中所说的那样趁着夜色摆脱各**舰的视线返回福冈港。做出偷袭福冈港的假象，而他真正的主力则要在这之前悄悄脱离航线，在其他地方集结。
没有灯光指示的航行是非常危险的，但这对于经验丰富的航海长和民船船长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至于那些英国海军军官在知道计划改变之后想要将情报传给附近的英**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电报都掌握在华人军官手中，而他们只要根据电报的命令执行就可以了。
在徐卫的命令下，包括旗舰在内的两艘战列舰、两艘装甲巡洋舰、五艘轻巡洋舰、十艘驱逐舰以及近百艘运输船实行灯火管制，在其他船只灯光的掩护下渐渐的脱离整个舰队，而在天上的五艘飞艇这个时候也接到了脱离航道的命令，而他们重新集合的地点就在前方二十海里海域，到那时候列强的海军就看不到那些军舰的灯光，然后这些主力军舰按计划集合之后驶向相模湾就可以了。
至于依然保持着原来航线的舰队在一个小时之后便全部听了下来，留下来的军舰则按照徐卫离开之前的命令对观战的列强军舰做出作战姿态，然后不顾列强军舰官兵的抗议派军队彻底控制了这些军舰。
相对于其他国家军舰官兵的迷茫和恐慌，英**舰的应对就相对来说从容了不少，他们不仅没有抗议徐卫舰队的暴行，而且还非常配合登上军舰的华人军队的接管工作，不过在这之前英**舰的指挥官已经将一封电报发到了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岸上，电报的内容是“海鹰返航，计划照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