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所说的军政一体的弊端、敌占区的困苦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都知道，新的政治体制其实也是从国民党五权分治的建国方略中改进过来的，体现出了民主精神和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并不是**的集权统治和阶级对抗的产物，实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小说文学网)
问题在于中国的合法政权是重庆的国民政府，不接受政府委派的官员，自己通过民选建立的地方政府有与中央对抗的嫌疑，虽说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万一让强调统一政令、军令的蒋先生嫉恨岂不是酿成新的对抗，影响国家的团结和抗战的进行。
他们可都是和蒋先生明争暗斗了很多年的老江湖，彼人运用权术、分化瓦解、政治、军事、金钱多管齐下的手段那可是登峰造极的，被他盯上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山西即便发展起来也是**的地盘，自己这些人都是国民党方面的，岂能帮着外人拆自家的墙角？
几人相互看了看，似乎都对陈海松的提议缺乏兴趣，不想参与到国共两党的纠纷之中去。
陈海松也看出来这些老牌的国民党重要干部从感情上、思想上、现实处境上都不愿意接受**领导下的政治改革，看来高估了他们对家乡的眷顾之情、低估了统治集团内部紧密联系，即使在重庆无所事事、倍受冷遇也不肯放下立场为故土的安定进步出力。
他多少有些挫败感。趁着郭春莲热情大方的为几位老将张罗茶水、面点、水果时。整理了一下思路，聊起了云南、山西这十几年来的建设情况，继续伺机展开说服工作。
说起云南的粮食自给有余、滇缅公路联通国际、山西丰富的煤铁资源、晋商遍布北方调剂所需、张掖轻工产品畅销大后方、包头兵工厂支援武汉前线等让几个老将很是自豪也颇为认同，陈海松顺杆引导说：“中国的持久抗战离不开地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强大。
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打的都是本国经济，经济的强弱、工业的厚薄决定着战争的进程，我们在鬼子面前吃亏也源于此，这才打了一年半，不算海内外的捐助国家已经借了两亿美元的外债，六亿多元的战争公债，现在又要见底了。这样的国力很难长久支撑。
我觉得一方面要咬牙坚持英勇抵抗，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迎头赶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工商、壮大经济，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启动了大西南建设计划，可其他地区也不能等着、看着。也应该响应政府号召，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补充国家所需。
山西是中原大省，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民风淳朴、读书人、商人众多，同样的云南虽然偏远、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联通东南亚印度洋，两地都经过了十余年的开发建设，农业工业商业基础相当好，两位当家人治下宽松，聚集了大量文化教育界贤达，人才众多。
如果顺利建立起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民主政府致力于民生建设很快可以社会稳定、工商发达、粮食富足、交通顺畅，成为大后方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为抗战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其实光复后的山西完全在我党控制之下，我们完全可以派出干部按照绥远、张掖的模式全面接手身处敌后的山西政务，按我们的计划去发展工业。但是考虑到国内其他政治派别的感受、山西人民的感受、老将军们对家乡的感情，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放弃了**管理的权利，主动让出政务率先落实军政分离、军政相互支持的新的政权模式。
由德高望重的当地领袖的带领调动起全省的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达成工农业生产增长、社会民生改善的愿望。
我党对此是充满诚意的，参议会、国民大会、政府中只占三成名额，各级议会、政府中只担任副职，严格按照参政议政的章程平等地与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合作。
驻扎在山西的八路军各部将坚持保护地方安定、支援地方建设、组织民众抗日武装训练、保障境内包括各位在内的全体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原则不插手地方行政事物。
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军政关系在绥远、皖南已经进行了初步尝试。在乡官员、开明乡绅、学者医生、大小商人、识字农民中的代表通过参议会建言献策、提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议案，监督政府行政过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证明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两位如果是担心个人生命安全或是担心被架空成摆设无法发挥作用，我可以拍着胸脯承诺绝不会发生，我们看重的是你二老的声望和能力。请你们回去就是希望你们主持工作的。
如果你们担心国民政府怪罪我觉得更是多余，政府不是也在作出调整。大西南都在大兴土木、促进工业发展吗？各省群起效仿改进民生有何过错，无非是增加了议员审议、代表监督等环节，可以督促进度和质量、防止盲目和贪腐，这正是民主政府的精华所在。”
说着话扭脸对冯玉祥、龙云说：“民主监督很重要，西南如果没有这些环节辅助，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很有可能葬送在不作为、胡作为、上上下下的贪腐上！”
“呵，想的真够长远，兆铭愿闻其详！”沙发后猛然冒出一个轻柔激赏的声音。
兆铭？汪兆铭！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西南大后方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别看都是副的名头都不小。陈海松连忙站起转身看过去，临近的一组沙发上坐着三男一女，背靠自己的沙发上一个风度翩翩、气宇轩昂的中年人胳膊搭在沙发背上侧转身体看着自己。
不同于蒋先生的隐晦难测、不同于冯玉祥的粗豪不羁、不同于李宗仁的精明干练、不同于阎锡山的大智若愚、也不同于龙云的沉稳坚毅，活脱脱就是一个政客、眉宇间略显轻佻。
陈海松是很想和他做一番交流的，按照前世历史，此时的汪兆铭已经在18日出走河内，29日发表著名的背叛祖国卖身投敌的‘艳电’。可是由于陈海松这个蝴蝶的强力介入，日本的几路攻势均被瓦解，中国不仅度过了最危急的时期反而获得了几场反击的胜利，他也就失去了出逃的理由和机会。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灭亡中国的方式上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一边强力进攻南京、武汉一边积极策划政治诱降，土肥原贤二、坂西利八郎主持的特别对华委员会指派高级特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组成‘梅’机关专门负责策反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
南京陷落后中宣部长周佛海、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受蒋先生秘密指派与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大特务西义显在上海多次联络停战事宜，到徐州会战结束日本人春风得意态度傲慢提出蒋氏下台、承认满洲国、华北建立自治政府、允许日本驻军方可停战的苛刻条件。
日本人的蛮横让犹豫摇摆的蒋先生彻底放弃了和平幻想，决定与越来越能打的**合作坚决抵抗，宣布不再主动对日展开外交努力。奉命斡旋的周、高两人很不甘心，对国家、个人前途极度悲观的周佛海、年轻气盛、急于做出外交成绩的高宗武决定独自去干。
经过一番谋划他们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撇开招致日本人痛恨的持强硬态度的蒋先生，推出日本人比较欣赏主张中日携手、和平共荣的汪精卫出面组织和平运动。自我标榜为了拯救中国的高宗武为此香港、上海往来奔走，7月初在日军护送下秘密前往日本联系。
他的主动得到日本军部的欢迎，与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等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得到了日本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承诺。
回到国内他把谈判记录、个人观感转交周佛海后避居香港，蒋先生看后勃然大怒，自己安排的密使屈尊前往日本简直就是求降，换来的却是日本政府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声明极大地羞辱，他痛斥高宗武文人误国、替汪兆铭张目，以汉奸罪名通缉高宗武。
汪精卫却从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马的信息，有了日本人撑腰，自认为国力相差悬殊的汪精卫在身边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等人的撺掇下决定响应日本人的和平倡议。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特务机关密使进行秘密谈判。
‘重光堂’里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人进行了多次接洽密谈，排定了从重庆出逃的日程表。可让这些希望通过另类道路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卖国贼们生气的是始终积极支持和平运动的汪先生在国内形势渐趋稳定的背景下又犯了‘无担当，无果断’的老毛病，迟迟下不了秘密出走的决心，说是这种形势下即使是舍身为国也无法获得地方实力派、亲日人士、和平人士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必须等到国民政府遭受沉重打击之后行动才有说服力。
就在他们紧锣密鼓积极准备外逃的时候，陈海松鬼使神差地来了。苏联大使馆为了表现出自己在中国政府中的超高影响力，向重庆的国府要员都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前来助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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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都是和蒋先生明争暗斗了很多年的老江湖，彼人运用权术、分化瓦解、政治、军事、金钱多管齐下的手段那可是登峰造极的，被他盯上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山西即便发展起来也是**的地盘，自己这些人都是国民党方面的，岂能帮着外人拆自家的墙角？
几人相互看了看，似乎都对陈海松的提议缺乏兴趣，不想参与到国共两党的纠纷之中去。
陈海松也看出来这些老牌的国民党重要干部从感情上、思想上、现实处境上都不愿意接受**领导下的政治改革，看来高估了他们对家乡的眷顾之情、低估了统治集团内部紧密联系，即使在重庆无所事事、倍受冷遇也不肯放下立场为故土的安定进步出力。
他多少有些挫败感。趁着郭春莲热情大方的为几位老将张罗茶水、面点、水果时。整理了一下思路，聊起了云南、山西这十几年来的建设情况，继续伺机展开说服工作。
说起云南的粮食自给有余、滇缅公路联通国际、山西丰富的煤铁资源、晋商遍布北方调剂所需、张掖轻工产品畅销大后方、包头兵工厂支援武汉前线等让几个老将很是自豪也颇为认同，陈海松顺杆引导说：“中国的持久抗战离不开地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强大。
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打的都是本国经济，经济的强弱、工业的厚薄决定着战争的进程，我们在鬼子面前吃亏也源于此，这才打了一年半，不算海内外的捐助国家已经借了两亿美元的外债，六亿多元的战争公债，现在又要见底了。这样的国力很难长久支撑。
我觉得一方面要咬牙坚持英勇抵抗，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迎头赶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工商、壮大经济，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启动了大西南建设计划，可其他地区也不能等着、看着。也应该响应政府号召，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补充国家所需。
山西是中原大省，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民风淳朴、读书人、商人众多，同样的云南虽然偏远、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联通东南亚印度洋，两地都经过了十余年的开发建设，农业工业商业基础相当好，两位当家人治下宽松，聚集了大量文化教育界贤达，人才众多。
如果顺利建立起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民主政府致力于民生建设很快可以社会稳定、工商发达、粮食富足、交通顺畅，成为大后方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为抗战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其实光复后的山西完全在我党控制之下，我们完全可以派出干部按照绥远、张掖的模式全面接手身处敌后的山西政务，按我们的计划去发展工业。但是考虑到国内其他政治派别的感受、山西人民的感受、老将军们对家乡的感情，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放弃了**管理的权利，主动让出政务率先落实军政分离、军政相互支持的新的政权模式。
由德高望重的当地领袖的带领调动起全省的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达成工农业生产增长、社会民生改善的愿望。
我党对此是充满诚意的，参议会、国民大会、政府中只占三成名额，各级议会、政府中只担任副职，严格按照参政议政的章程平等地与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合作。
驻扎在山西的八路军各部将坚持保护地方安定、支援地方建设、组织民众抗日武装训练、保障境内包括各位在内的全体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原则不插手地方行政事物。
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军政关系在绥远、皖南已经进行了初步尝试。在乡官员、开明乡绅、学者医生、大小商人、识字农民中的代表通过参议会建言献策、提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议案，监督政府行政过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证明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两位如果是担心个人生命安全或是担心被架空成摆设无法发挥作用，我可以拍着胸脯承诺绝不会发生，我们看重的是你二老的声望和能力。请你们回去就是希望你们主持工作的。
如果你们担心国民政府怪罪我觉得更是多余，政府不是也在作出调整。大西南都在大兴土木、促进工业发展吗？各省群起效仿改进民生有何过错，无非是增加了议员审议、代表监督等环节，可以督促进度和质量、防止盲目和贪腐，这正是民主政府的精华所在。”
说着话扭脸对冯玉祥、龙云说：“民主监督很重要，西南如果没有这些环节辅助，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很有可能葬送在不作为、胡作为、上上下下的贪腐上！”
“呵，想的真够长远，兆铭愿闻其详！”沙发后猛然冒出一个轻柔激赏的声音。
兆铭？汪兆铭！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西南大后方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别看都是副的名头都不小。陈海松连忙站起转身看过去，临近的一组沙发上坐着三男一女，背靠自己的沙发上一个风度翩翩、气宇轩昂的中年人胳膊搭在沙发背上侧转身体看着自己。
不同于蒋先生的隐晦难测、不同于冯玉祥的粗豪不羁、不同于李宗仁的精明干练、不同于阎锡山的大智若愚、也不同于龙云的沉稳坚毅，活脱脱就是一个政客、眉宇间略显轻佻。
陈海松是很想和他做一番交流的，按照前世历史，此时的汪兆铭已经在18日出走河内，29日发表著名的背叛祖国卖身投敌的‘艳电’。可是由于陈海松这个蝴蝶的强力介入，日本的几路攻势均被瓦解，中国不仅度过了最危急的时期反而获得了几场反击的胜利，他也就失去了出逃的理由和机会。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灭亡中国的方式上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一边强力进攻南京、武汉一边积极策划政治诱降，土肥原贤二、坂西利八郎主持的特别对华委员会指派高级特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组成‘梅’机关专门负责策反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
南京陷落后中宣部长周佛海、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受蒋先生秘密指派与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大特务西义显在上海多次联络停战事宜，到徐州会战结束日本人春风得意态度傲慢提出蒋氏下台、承认满洲国、华北建立自治政府、允许日本驻军方可停战的苛刻条件。
日本人的蛮横让犹豫摇摆的蒋先生彻底放弃了和平幻想，决定与越来越能打的**合作坚决抵抗，宣布不再主动对日展开外交努力。奉命斡旋的周、高两人很不甘心，对国家、个人前途极度悲观的周佛海、年轻气盛、急于做出外交成绩的高宗武决定独自去干。
经过一番谋划他们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撇开招致日本人痛恨的持强硬态度的蒋先生，推出日本人比较欣赏主张中日携手、和平共荣的汪精卫出面组织和平运动。自我标榜为了拯救中国的高宗武为此香港、上海往来奔走，7月初在日军护送下秘密前往日本联系。
他的主动得到日本军部的欢迎，与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等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得到了日本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承诺。
回到国内他把谈判记录、个人观感转交周佛海后避居香港，蒋先生看后勃然大怒，自己安排的密使屈尊前往日本简直就是求降，换来的却是日本政府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声明极大地羞辱，他痛斥高宗武文人误国、替汪兆铭张目，以汉奸罪名通缉高宗武。
汪精卫却从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马的信息，有了日本人撑腰，自认为国力相差悬殊的汪精卫在身边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等人的撺掇下决定响应日本人的和平倡议。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特务机关密使进行秘密谈判。
‘重光堂’里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人进行了多次接洽密谈，排定了从重庆出逃的日程表。可让这些希望通过另类道路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卖国贼们生气的是始终积极支持和平运动的汪先生在国内形势渐趋稳定的背景下又犯了‘无担当，无果断’的老毛病，迟迟下不了秘密出走的决心，说是这种形势下即使是舍身为国也无法获得地方实力派、亲日人士、和平人士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必须等到国民政府遭受沉重打击之后行动才有说服力。
就在他们紧锣密鼓积极准备外逃的时候，陈海松鬼使神差地来了。苏联大使馆为了表现出自己在中国政府中的超高影响力，向重庆的国府要员都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前来助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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