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原，有一些植物是飞来的，非人工种植的。
那是一种毫无来由的、纯天意的生存方式。来也无踪、去也无影儿，但它仍然是一岁一枯荣。
比如，翎子花。此花长菱形状，先绿后红，会变色。据说，翎子花不知是何方神圣（或是雁儿？或是燕儿？）在何处吃了些什么，经过那小小肚肠消化后，变成了鸟儿在天空飞过时拉下的屎，那鸟屎不知会落在哪里。可它一旦落在平原的大地上，就会化腐朽为神奇，长出一株株奇异的植物来，昂扬地活。
比如：地龙花，当地人俗称“抓地龙”。此物随地蔓爬，有的竟能爬出一丈多远，拖很长的秧子。那秧棵是很不起眼的灰绿，每爬一节都随地扎根，每一节都有扒地的根系，若是剪去一节，余节仍在生长。此花星碎，蔓开蔓长，杂开着白色、紫色、粉红色、米黄色小花，春天里满地生辉，灿若星辰。可至今仍没人知道此花的出处。冬日就不见了，来年再生。
比如，仙人花。也叫“仙人指路”。又叫卦人花。此花朵小，有红有白，水粉样。花上伸一长茎，茎上开黄花后结籽。此花有别于平原上的花，少，极艳，秋死春生。传说此花是“踏生”。是早年那些个牵骆驼的人，从千里之外，一步步走进平原，那花种是从鞋底或骆驼蹄缝儿里沾带过来的……自然也无出处。
比如，野生的喇叭花，城里人叫牵牛花，非人工养殖。没有人知道野生喇叭花的出处，植物学上说它产于南美洲。可它怎么就来到了平原？是风送它来的么？没人知道。可它在平原的乡野，也是一岁一枯荣。正因为野生野长，来去无踪，且无处攀缘，朵要小一些，淡一些，怯生一些。也正因为它的艳丽，后来才被一些人采回家去，培育成了名花的。可野生的喇叭花仍然无种无植，遍地开放。
无来由、非人工的，还有一种，叫做“小虫儿窝蛋”。
在无梁，“小虫儿窝蛋”又被称为“夜里会说话”的花。至于为什么说它夜里会说话，这是老辈人说的，我不懂。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平原上的一种野花。据说，“小虫儿窝蛋”白日里是不长的。你就是盯着它看，不眨眼地盯着看，它也不长。它只在夜里长，夜里趴下细听，似有滋声。这种花虽说是丛生，却也蔓长，草丛里朝天伸出一细细的长茎，茎上擎着一个盘样的花苞，花苞里托着几个蛋样儿小果，春来果是绿的，熟了的时候紫黑。这种草花看上去小身小样的，却有一种惊天动地的弹射功能，每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寒风一冽，那花苞陡然间就炸开了……送出去的是它们的种子。种子落在地里，能不能活下来，往下就看它们的造化了。
在平原的乡村，“小虫儿窝蛋”一般都生长在沟渠边沿的杂草丛里，数量并不多，不经意你看不见它。它的果我尝过，涩涩的，浆是苦的，有一丝甜意。
我之所以给你说“小虫儿窝蛋”，还因为它与一个女人有关。
你知道，在我最倒霉、最难受的日子里，还让我能笑出来的人是谁么？我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是的，就是这个绰号为“小虫儿窝蛋”的女人。
在无梁，她被简称为“虫嫂”。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虫嫂是很袖珍的。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她结婚的那天，老拐牵着她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老拐个子高，却身有残疾，一只腿瘸着，走的是“蚰蜒路”。所以，每当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赶一赶的麦浪，给村人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当众人起哄，逼着两人喝“交杯酒”的时候，老拐的腰弯成一弓形，虫嫂踮着脚尖，高扬着下巴，显得极不对称，就像是一只老狼抱着一只小羊。全村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那天夜里，一村人都在听老拐的房……
老拐说：天不早了，灭灯吧？
虫嫂说：先说说，塌了多大窟窿？
老拐说：不多……那个，灭灯吧？
虫嫂说：说说，我心里有个数。
老拐说：三百多。
虫嫂说：恁多？咋花的？
老拐说：还有看腿的，四十七块六。
虫嫂说：你一不全活，我一小人国，咋还？
老拐说：慢慢还。都喂饱牲口了……先那个，灭灯。
虫嫂说：不急。家里还有多少粮食？
老拐说：还有二十多斤红薯干……
虫嫂说：就吃这？
老拐说：窖里还有些红薯。
虫嫂问：见面时，你身上穿那衣裳？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自行车？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缝纫机？
老拐说：豌豆家的，明天一早还。
虫嫂说：还有啥不是借的？
老拐说：人。日他姐，你还睡不睡了？嗯？
虫嫂说……嗯。
老拐说：嗯嗯……
虫嫂说：挪挪。
老拐说：掐我干啥？
虫嫂说……挪挪你那坏腿。
老拐说：我还有好腿呢。
虫嫂说：你到底几条腿？
老拐说：要、灭了灯……三条。
于是，光棍汉们站在老拐家的后窗外，笑着大声喊：灭灯！灭灯！
……灯果然就灭了。
在无梁，在男女之间，关乎“性事”，语言极为丰富。暗语很多。每一家的床头上都有些创造。比如：“吃蜜蜜”、“吃荞麦面窝窝”、“睡了再睡”、“倒上桥”，以及“啊、嗯、哎、嗨”之类……“灭灯”是老拐的创造。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她本来个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尔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脚，挪挪。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再称，五十二斤半。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称了草后，大队会计见她㧟上草筐就走，神色似有些慌张，遂起了疑心，就悄悄地跟着她……到了她家的院子，就看见她在灶火前扒开筐底，衣裳的下面，竟然在割草时还偷掰了村里五穗嫩玉米！
大队会计即刻把这事告诉了老姑父。那时候村街里有个吃饭场，男人们都在饭场里蹲着吃饭。老姑父听了，碗往地上一放，说：走。带着民兵就往老拐家去了。可他走着走着，迎面看见墙上贴的大红“囍”字，却又站住了。老姑父摇摇头，笑着说：算了。没过三天，还算是新媳妇呢。改天还要回门……算了吧，下不为例。
民兵们见老姑父这样说，忍不住都笑了，也就作罢。但新媳妇偷玉米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了。有人说：这女人，真不主贵。
在平原，新媳妇结婚三天回娘家，这是风俗。老拐送女人回娘家那天，说来还算是体面。老拐仍穿着借来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手里推着借来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匣点心；新媳妇上身穿一红灯芯绒布衫，下身是毛蓝裤子，这女子个小屁股大，那裤子像个兜子，走起来像是兜着两坨肉包子似的。两人一前一后，仍是一浪一浪赶着走。
两人一进饭场，立时就引起了哄堂大笑！人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喷了一嘴饭……两人怔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又去看各自的身上，看来看去也不知人们笑什么。虫嫂竟不怯，对着饭场的男人说：笑啥呢？没见过串亲戚？尔后又低声对老拐说：走，赶紧走。老拐走不快，说：不慌。不慌。
众人又笑。
虫嫂的娘家是大辛庄的，离无梁只有六里地。不久，就有闲话从大辛庄那边传过来，说那天老拐车把上挂的点心是假的。那两封点心，匣子是空的，还有那封贴，都是在代销点花了五分钱买的，每个匣子里装了两穗煮熟了的嫩玉米。这一切都是为了撑面子，为了体面。传话的人说，虫嫂的娘当即哭了。她偷偷对她娘家一嫂子说：那老拐都穷成这样？真是把闺女害了。咋嫁个这人？
闲话传回村里时，村里人不怨老拐，只说这女人假气。都说：呸，那玉米还是偷的呢。她就是个“虫儿”。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
就为这件事，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简称：虫嫂。
在无梁，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
最初，人们戏称她为虫嫂。也不仅仅是蔑视，这里边还有宽容和同情。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人们不由地就笑。她人小一号，水桶也是小一号的，从娘家带来的。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踮着脚尖，磕磕碰碰，试试摸摸的。在井上打水时，她不让人搭手，说：会。我会。就是辘轳把儿太长了。人们又笑。
在村里，虫嫂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也是不少挣的。可她不会编席。她是无梁村惟一不会编席的女人。她身量小，指头太短，编不了丈席，也试着编了几次，每次都欠尺寸，不合格。收席点的老魏说：她的尺子小一号。那时候，粮食是队里分的，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虫嫂不会编席，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靠着“鸡屁股银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老拐腿瘸着，干不了重活。再加上两人结婚时，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
日子虽然难过，可也过了。她会爬树，身量小，却灵活，猴子一样。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捋些槐花、榆钱，掺和着吃。她还会做“鲤鱼穿沙”，就是玉米糁加榆叶儿煮着吃，我吃过一次，也挺香。这年夏天，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尔后又少了一垄辣椒。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却没有证据。治保主任曾建议说：搜，挨家挨户搜。却被老姑父否决了。老姑父说：几个茄子，算了。
再说，没有多久，虫嫂就怀孕了。挺着个肚子，也编不成席了。所以，她每每走出来时，身上总挎着一个草筐子。她身子重，走路一挪一挪，走走歇歇，很艰难的样子（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那草筐是双底的。她身上还缝了很多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口袋）。
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上勒一方巾，三天就下地了。人们说，虫嫂，可不敢哪，迎了风，就出大事了。她说，没事。我皮实。
等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谷子、芝麻、豆下来了。打场时，虫嫂每天抱着吃奶的孩子到场里去晃一晃。接连几天，就被人盯上了。于是干部们在场边上拦住了她，在她的袖筒里、孩子的肚兜里，还有鞋窠舀里各倒出了半斤芝麻和黄豆！罪证终于查到了，就罚她在场里的石磙上站着，问她为啥偷芝麻？
她说：孩子馋了。
人们问她：你呢？你不馋？
她说：也馋。
人们说：馋了就偷？
她竟说：叔叔大爷们，饶了我吧。
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竟一声声地喊人“叔叔大爷”，喊得人一怔，心也就软了……人已一贱到底了，“叔叔大爷们”听她这么求告，又看她如此小的身量还抱着个孩子，也就放过她了。说：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就此，“小偷”的名义已坐实了。
奇怪的是，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两男一女。据说，每次生孩子，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问：全活么？接生婆怔了，说：啥？她说：查查胳膊腿啥的？接生婆告诉她：全活。她这才松一口气。她个小，生怕生下的孩子“不全活”。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她对“大”有无限的向往。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国。大国，二国，三国（老三是女孩，也叫花，国花）。她生了一群“国”。她说是“国家”的“国”。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由于头生儿回了奶，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尔后用嘴，或是手指头抿在孩子的嘴里。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满地滚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
一个人一旦有了贼的恶名，她就是“贼”了。
此后，在我的记忆里，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展览台”。每次放工回来，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会把虫嫂单独留下来，当着众人搜一搜。她割的草，她背的草筐，都要翻上几遍。一旦查出了什么，就罚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她不在乎，一摸，她就笑。再摸，她还笑，咯咯地笑。治保主任四下看看，说：老实些。她说：痒。治保主任吓唬她：再不老实，捆起来。她说：真是痒。我胳肢窝儿有痒痒肉。治保主任问她：你要脸不要？她先说：要。又说：不要。治保主任问：那你要啥？她说：娃饿了。
一个小个女人，就那么让她站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的，显得很滑稽。每当这时候，总是有许多人围着看，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个的，多丢人哪。可虫嫂在小板凳上站着，不管你搜出了什么，她都神色坦然，还笑嘻嘻的。人们劝她说：虫嫂，你咋这样？老不好啊？
她还是那句话：娃饿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人们都知道，她衣服上缝着很多的口袋，见什么拿什么。偷玉米，偷红薯，偷场里的黄豆、绿豆、黑豆，偷……有一次，她竟然偷去了拴牛的“鼻就”。人们很奇怪，问她，你要那“鼻就”（牵牲口用的）干什么？就一节皮条拴个铁圈子。她先是不说，问急了，说：我看那皮条怪结实。人问：你有啥用？她说：头绳太费了。给国花扎个小辫儿啥的。人说：那么宽的皮条，怎么扎？她说：用剃头刀（她还会剃头，剃光头，老拐的头就是她给剃的）割成一溜儿一溜儿的，结实。气得喂牲口的老料跳着脚骂娘！
当我仍在各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每次轮到老拐家，都要隔过去，或是饿上一天，那是因为他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她家细粮少，红薯多。我估摸着她家的红薯有一半都是偷来的。她家五口人，老拐身有残疾，是个吃货。三个孩子也都是吃货，只有她这么一个半劳力。麦子下来的时候，一屋子嘴，蝗虫一样，仅一个夏天就吃光了。所以她家日常的饭食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加上菜汤。虫嫂手小，却是一个拍饼子的高手，她把家里的红薯面都在鏊子上拍成饼，挂在一个篮子里，饿了就拿一张。那饼子是坏红薯又加了豆面、红薯干面在鏊子上炕出来的，热着吃还凑合。放干了的时候，吃着又硬又苦，难以下咽。三个孩子都说苦，不吃。老拐也不吃。这些黑饼子大多都是虫嫂自己吃的，黑面饼子蘸辣椒水，只有她吃得。一屋嘴，怎么办呢，也只有偷了。庄稼下来的时候，有什么就偷什么。偷成了她的习性，她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是一天不去地里拿点什么，她着急。
村里开“斗私批修”大会的时候，虫嫂常常被勒令站出来。她就站出来。村民起哄说：看不见。看不见哦！于是，就让她站高些。有一次竟让她站在了桌子上，她就站在桌子上。她往桌上一站，人很袖珍，人们哄一下就笑了。有时候，有人喊：小人国，翻个跟头。她真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看上去就像是玩猴一样。
搞“运动”的时候，虫嫂还多次游过街。大队治保主任押着她，脖子里挂着玉米，还有偷来的蒜和辣椒，甚至白菜萝卜，红红白白，一串一串的，像是戴了项链似的……治保主任在前边敲着锣，她在后边走，小短腿罗圈着，从东到西，再从南到北，一个十字街都走遍了，惹了很多人跟着看……人们说，虫嫂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还有人说，这是虫嫂，要是换了人，非上吊不可！
游街时，走到家门前，她的三个小屁孩子，一个个趴在墙头的豁口处，偷偷地看她。虫嫂也不在乎，还对着门里说：线哦，别蹭了那线。墙头下，有虫嫂在小学校偷来的粉笔头画的白线，那是给三个“国”量个头用的，一共三道儿。那白道有擦过的痕迹，一痕一痕的，擦了再画。她很害怕国们长不高，像自己一样……这时村街上有人喊：老拐老拐，快出来。你出来看看，你媳妇披红戴花……老拐嫌丢人，躲在屋里，说啥也不出来。
虫嫂是惯犯。哪怕是游过街之后，一到晚上，她就又出门去了。夜晚就像是虫嫂的节日。一到晚上她就异常地兴奋。她那小小的身量隐在夜幕里，有时拿着一把小铲，有时还拖着一个麻袋，在无边的田野里，凡是能拿的，她都背回家去。有人说，她真是土命。连土地爷都佑她。那无边的褐土地就是她的依托，田野就是她的衣裳。连那些草儿、虫儿、杂棵子都会给她以庇护。只要一进地里，花花眼，就不见了。
在田野里，虫嫂就是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在田野里如鱼得水，青纱帐给了她充分的庇护和自由。一年四季，什么下来她偷什么。当豌豆还青的时候，饱满着的汁液的时候，她专拣那最鲜最嫩的摘，挑最好的偷回家给孩子吃。她偷豌豆随手薅一把格巴皮草，把摘下来的青豌豆缠上格巴皮草，捆成一把儿一把儿，包得严严实实的。草成了她随处采用的绳子，谁也看不出来。有时候，她还会在庄稼地里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土窖儿，带上一匣火柴，捡一些干树枝儿，把偷来的嫩玉米或是红薯就地放在窖窝里烧一烧（这样连家里的柴火都省了），一边烧一边在四周割草，草割到一定时候，玉米、红薯也就烤熟了，一个个包上桐叶，再用草裹了，拿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段时间，若是想知道她家孩子都吃了什么，看看嘴唇就知道了，三个“国”，那嘴唇一时是狗屎黄，一时草叶绿，一时又锅底黑……按现在的说法，在那样的年月里，她的孩子吃的全是“绿色食品”。
由于虫嫂在村里名声不好，提防她的人多，到处都是眼睛……可若是本村偷不成了，她就偷外村的。有一年，邻村的瓜地被她多次光顾，一亩西瓜被她几乎偷去小一半。邻村人都认为是招了黄鼠狼了，还不是一只。不然，谁能背走半亩西瓜呢？这年夏天，虫嫂家的三个“国”一个个肚子吃得圆嘟嘟的。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狗都被她收买了。每次她背着麻袋趁着夜色回村时，狗从来都没有叫过。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捉鬼去。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咱当一回试试？我说：咋当？他说：就蹲在坟地的边上，别吭声就是了。接着又问：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可我怕。
老姑父拍了拍我的头说：没事，有我呢。尔后，夜半时分，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天很黑，四周寂无人声，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忙把眼闭上……只听老姑父说：就快出来了。
可是，等了很久之后，才听玉米地里传出了沙沙的声响……老姑父揪了我一下，说：看，出来了。我大着胆睁眼一看，就见一团黑影，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时隐时现，一忽儿一忽儿地飘……怪吓人的。
玉米叶沙沙响着，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接着是风的响声，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看得我眼皮都要奓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那不是鬼。是人。
是虫嫂。
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是她背着的、蒙了黑布单子的一袋偷来的玉米棒。虫嫂趁夜色从玉米田里走出来，绕过一片老坟地正呼哧呼哧走着，猛然看见前边坟地里突兀地站起一人，手电筒一照，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叫一声：我的娘啊。
这时，老姑父咳嗽了一声，说：拐家，你怎么屡教不改呢？——我知道，在无梁，也只有老姑父称她为拐家或是老拐家。这是她在无梁村得到的惟一的、也是少有的“尊称”。
虫嫂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说：你叫我匀口气。
老姑父说：你不能改改吗？
虫嫂仍呼呼哧哧地说：匀口气，我匀口气。
老姑父拿手电照了照她，只见她浑身上下湿涔涔的，头发乱奓奓的，头上挂了很多玉米叶子。她靠着那袋偷来的玉米瘫坐在地上，嘴里呼哧着，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像是一只汗腌的老雀儿。老姑父叹口气，对我说：走吧。说完，竟扭头走了。
虫嫂却追着他喊：我没偷咱村的。——这村里人谁都知道，虫嫂偷是偷，可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所以并没有多大民愤。
我曾经有很长时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以把一个人的脸皮练到如此程度？
后来听说，虫嫂六岁时曾被本村一个玩猴的本家叔叔拐出去卖过艺，锣一响就跟着翻跟头，去了一年……后来被公安局的人解救回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条心理防线，当防线被突破后，她就彻底“解放”了。
据传说，虫嫂的“防线”是她的裤腰带。
在平原的乡村，一个女人的“品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怕“三只手”，二怕“松裤腰”。“三只手”倒还罢了，说的是小偷小摸；“松裤腰”说的是作风问题，当年，这是女人的“大忌”。一个女人若是两样都占了，那就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女人了。
记得有一年秋天，全村人都在津津乐道地传诵着一个故事，关于虫嫂的故事：虫嫂在邻村的一个枣园里被人捉住了。看枣园的是一个老光棍，有五十多岁了。此人年轻时瞎了一只眼，但这独眼老汉极聪明，为了防备人们偷枣，这老汉在枣园四周暗暗布下了一根细绳，每根绳上绑着一个牛铃铛。夜里，虫嫂曾多次潜入过枣园，她知道枣园里拴有铃铛，头几次去，她躲过了那只铃铛。可等她再去时，她不知道那老汉又挂了铃铛，且一个时辰换一个地方。一天晚上，当她偷了一布袋枣，从一棵棵枣树沿上过，摸黑从树上跳下来时，刚好碰响了拴在绳上的铃铛……于是虫嫂就被人捉住了。
那老汉用手电筒照着虫嫂的脸，说：是个妞？
虫嫂手里紧抓着布袋，说：大爷，饶了我吧。
那老汉说：还是个小妞？多大一点儿，不学好？
虫嫂说：头一回，饶了我吧大爷。
那老汉说：不止一回吧？
虫嫂说：头一回，真是头一回。
那老汉说：我也是头一回，碰上个妞儿。
虫嫂说：不是妞，是妞她娘。我都仨孩子了。
那老汉说：不像。我这枣可是论斤的，偷一罚十。
虫嫂说：你放我一马，我再也不来了。
那老汉说：放你一马？也成。把裤子脱了。
虫嫂说：草里有疙针。
那老汉说：我铺个袄。
虫嫂说：我……吆喝你。
那老汉说：你吆喝吧，偷一罚十。
虫嫂说……我喊了，我真喊了！
那老汉说：你喊。你一喊，这枣就背不走了。
虫嫂说：这，大月明地儿……
那老汉说：走，去草庵里。
……后来虫嫂就背着一布袋枣回家去了。一路走一路哭。到了家门口，把泪擦了擦，才进的门。大国、二国、三花围上来，说：枣。枣！虫嫂一人给了一巴掌，尔后说：一人俩。花小，给仨。老拐从床上爬起来，说：枣？笨枣还是灵枣？灵枣吧？给我俩，叫我也尝尝。虫嫂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她抓起一把枣，像子弹一样甩了过去，说：吃死你……老拐弯腰拾起来，在被子上擦了，咔嚓一口，说：嫁接的，怪甜呢。
看看天快亮了，虫嫂背上枣，重又出门去了。老拐说：又回娘家呢？这枣多甜，给孩子留一半吧？大国、二国、三花也都眼巴巴地看着那布袋枣……虫嫂扭过头，恶狠狠地说：光知道吃？枣我背镇上卖了，得给娃换作业本钱。
据说，这些情况都是邻村那老光棍在一次“斗私”会上交代之后，才又传出去的。他说，那一年枣结的多，虫嫂又接连去了几次……老光棍还交代说，后来，两人“好”上了，啥话都说，也说床上的事。他甚至还供出了两人最私密的话，说老拐办那事只一条腿使劲，不给力。待事过之后，虫嫂一见那老光棍就“呸”他，说：啥人。
有一段时间，村里人见了老拐就问：老拐，枣甜么？
老拐腿一拐一拐画着圈儿，扭头就走，边走边说：母（没）有。母（没）有。
村里的孩子们也满街追着大国二国三花问：枣甜么？尔后跟在他们屁股后大声吆喝：甜，甜。甜死驴不要钱……问得他一家人不敢出门。
也许，虫嫂的“解放”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此后，虫嫂一旦到了无路可逃被人捉住的时候，她就把裤子脱下来，往地上一蹲，露出白花花的屁股……有那么几次，倒是让她侥幸逃脱了。后来就不管用了。后来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诱惑，变成了半交易式的自觉自愿。好在虫嫂生完第三个孩子就被强制结扎了，不怕怀孕。就此，虫嫂的名声越来越坏了。
她的名声最先是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败坏的。常有外村人在集市上对无梁人说：恁村那小虫窝蛋，就那小人国，老拐家的，头前，在高粱地里……慢慢地，话传来传去，真真假假的，惹得本村人也动了心思。人们再看虫嫂，那目光狎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虫嫂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了。她破罐破摔了。
在一段时间里，虫嫂夜里常常被村里人叫去“谈话”。先是治保主任，尔后是生产队长，小队记工员，大队保管，看磅的，看菜园子的……到了最后，传言满天飞。据说，老姑父看不下去了，把她叫到大队部，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接着，就又传出话来，说连老姑父也加入了“谈话”的行列，气得老姑父直骂大街！
不管怎么说，还是不断有风声传出来。据传，村里的治保主任就特别喜欢找虫嫂“谈话”。他觉得“谈话”这种方式好，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虫嫂“谈话”。“话”都“谈”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虫嫂也乐于让干部们找她“谈话”。在场院里，在牲口屋，在苇荡里，在瓜棚或草庵里，夏日里拉上一张席，秋天里夹着一个老袄……谁也不清楚到底谈了些什么。后来“谈话”的内容有几句就传出来了，再一次成了村里人的笑柄。最有名的一句是：你怀里揣的啥？——“枣山子”！（“枣山子”是过年时蒸的敬神用的供品，白面馍头上加一红枣，这里暗喻乳房。）就此，虫嫂便成了一个卖“枣山子”的女人。
往下，虫嫂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有时候她竟然当众撒泼，疯到了让村人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比如，分菜时她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拿上两个大茄子就走。在地里掰玉米时，她一边掰一边拣大的往裤腰里塞。治保主任说：干啥？你干啥？她说：不干啥。治保主任说：你裤腰里塞的是啥？掏出来。她说：你裤腰里是啥？掏出来。治保主任开始还硬气，说：掏出来也是“虫”。你是虫，它也是“虫”，咋？虫嫂说：掏，那你掏！治保主任扭头看看，这才不好意思地说：走，你跟我走。她说：走就走。不就是谈话么？不就是虫对虫么，谁怕谁呀。治保主任脸一红，再也不吭了。
有一年冬天，下半夜了，虫嫂家窗外突然有了咳嗽声。虫嫂说：啥？外边的人说：白菜。虫嫂说：放那儿吧。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咳嗽，虫嫂又问：啥？外边的人说：白菜。虫嫂又说：放那儿吧。再过一会儿，还有人咳嗽，一串咳嗽……隔着窗户，虫嫂说：不就是棵白菜么？还咳个没完了？滚！
后来村里种了花生，那一年花生大丰收。一到夜半时分，虫嫂家房后的院子里就不断地有咳嗽声传出来（也有的是故意看她笑话。不好意思，我也去咳嗽过），那咳嗽声此起彼伏，就像是赶庙会一样……据说，连村里最老实的德发叔也提着一毛巾兜花生“咳嗽”去了，结果被赶了出来。后来，德发叔咬着牙，见人就说：听说了么？真不要脸呢！
在那些日子里，大国、二国、三花就再也不缺吃的东西了。那一年，老拐家换了很多花生油……灶房里时常飘出油和肉的香味。年幼的三花甚至跑出来对人说：俺家炸油馍了。
很快，虫嫂的行为遭到了全村女人的一致反对。
先是有女人指桑骂槐，比鸡骂狗，敲洗脸盆骂街之类……虫嫂却浑然不觉。或者说是你骂你的，她走她的，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对虫嫂来说，那脸面就是一层皮，撕了也就撕了。那“嚼裹”（在平原，“嚼裹”泛指剥了皮可以吃的东西）却是可以吃的，实实在在的。女人们一个个恨得牙痒，说：人没脸，树没皮，百方难治！
一个女人，一旦豁出去，就什么也不当回事了。可她不知道，嫉妒和仇恨，只要生了芽儿，日积月累，总有爆发的时候。
这年秋天，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全村妇女都集中到几个烟炕屋里往烟杆上挂烟叶。女人们一旦聚在一起，必然生事。于是，村里有二十多个女人私下里一嘀咕，趁机把虫嫂堵在了烟炕房里。这天，由村支书的老婆吴玉花带头，众人一起下手把虫嫂按在了地上，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说非要看看她到底是不是“白虎星”转世……此时此刻，女人们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她们一个个醋意大发，下手挺狠的。先是撕她、掐她、“箩”她……等她嚎叫着好不容易逃出炕房时，女人们又嗷嗷叫着追出来，四处围追堵截，把她赤条条地包围在场院的雨地里。
这一日，女人们恨她恨到了极点。她们把虫嫂包围在场院里……虫嫂十分狼狈地在雨中奔跑着，她的下身在流血（那是让女人掐的），血顺着她的腿流在雨水里，她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一声声凄厉地喊叫着：叔叔大爷，救人哪！救救我吧！婶子大娘们，饶了我吧……可是，在这一刻，无梁村的男人们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人站出来，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场院。他们全都躲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吃过“枣山子”、“谈过话”的人，这时候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虫嫂围着谷垛在场院里一圈一圈奔跑着，躲闪着，一边哭喊着求饶……直到最后跑不动了，一头栽在了泥水里。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见识过的、女人群体性的第二次发狠。没有一个人同情她。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她。男人们都躲在短墙的后边，偷看一个光肚儿女人在场院里奔跑的情景。也有的慌忙找来梯子，爬上树权，为的是看得更清楚一些……坦白地说，我也一样。
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无比快活。我抢先爬上了场院边一棵老柳树，骑在树上看风景：我看见虫嫂赤条条地在雨地里奔跑着。她胸前晃悠着两只跳兔儿一样的“枣山子”，不时跌倒在泥水里，尔后爬起来再跑，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泥母猪……女人们大喊着在泥水里围追堵截，各自手里都拿着“武器”：有的手里拿着赶牲口的扎鞭，有的甚至是木棒、桑叉，还有扫帚、牛笼嘴、木锨、皮绳子、箩头，女人们一边追着打她，一边还嗷嗷叫着：浪，叫你浪！浪八圈！浪呗！
虫嫂那凄厉的哭喊让人头皮发麻……后来还是辈分最长的句儿奶奶发了话，句儿奶奶站在烟炕房门前，说：教训教训她算了，难道还要出人命不成？老蔡呢？！
到了这时候，老姑父才敢站出来了。老姑父站在场院边上，大喝：够了！尔后，他喊来民兵，让人找一床单子把虫嫂裹上，送回家去。
尔后，女人们仍气不过，又把老拐拽到了烟炕房，手指头点着他的头，齐伙子数叨他。有的说：老拐，你还是个男人么？你要是男人，你就去买把锁！把那烂×锁上！有的说：老拐，你家开肉铺呢？你卖肉去吧！有的说：老拐，你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干脆找根草绳兜住屁股上吊算了。有的出主意说：老拐，你把她绑了，夜里不许她出门！有的说：老拐，屎盆子都扣你头上了，你也不生气？有的说：你把她的腿打断，看她还野不野了？有的说：老拐，你是个骡子么？你咋不***她个半死？看她还疯不疯了？有的说：老拐呀老拐，你太监了？你看看你，灰毛乌嘴的，你还像个人么？你就是个乌龟王八……可是，无论女人们说什么，老拐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这天夜里，老姑父派我偷偷地观察着老拐家的动静。看两人打不打架，别出了人命。我在他家窗户上抠了一个缝儿，只见虫嫂在床上躺着，像个死人一样……
老拐在床头蹲着，他手里端着一只大海碗，一直在喝水，一碗一碗地喝凉水，他喝了一肚子凉水，呼呼地喘着气，不住地打嗝……水喝多了也醉人。尔后，只听他大声说：脸呢？还要脸么？这以后，叫我怎么出门？我只有把脸装在口袋里了。我已经没脸了，我的脸就是屁股。我得去磨刀，我得把刀磨得快些，杀了你，再杀了这三个娃，一了百了！
尔后，他突然像猴似的猛地往上一蹿，咯噔了两下，做一金鸡独立，说：谁说我站不直？我能站直，我站起来他妈的也是顶天立地！磨石呢，大国，去给我找块磨石！刀呢，拿刀来……老拐的声音很大，老拐像是有意让外人听的。
三个“国”也都吓坏了，像雀儿一样蹲在一个角落里……
等到夜静的时候，老拐突然蹿到床前，恶狠狠地说：我杀了你。我真想杀了你……尔后，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说：还有吃的么？
虫嫂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老拐说：离。说离就离。我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要这样的女人！
虫嫂突然说：我要走了，娃咋办？
老拐又喝了一气凉水，把水瓢摔在水缸里，说：滚。要滚就带着娃一块走。我可养不了……
虫嫂说：人家都说，买起猪打起圈，娶起媳妇管起饭。你管过么？
老拐说：我真想掐死你。
虫嫂说：掐吧，你掐死我算了。
老拐却突然恶狠狠地说：灭灯，灯里快没油了。
往下，虫嫂突然求饶说：老拐，老拐，老拐，我疼啊……
经过了这事之后，虫嫂有二十多天没有出门。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头肿得就像个发面馍，出不得门了。三个国，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大国眼最毒，那眼里全是蚂蚁。他时常站在院子里，恶狠狠地说……死去！咋不死呢！也不知说谁。只是，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孩子再喊妈了。谁也不喊，该叫她的时候，实在拗不过去了，就“哎”一声。
一月后，等虫嫂能下地出门的时候，她用头巾包着脸，顺着墙根走，人也老实多了。村里女人见了她，仍像见了仇人一样，谁也不理她。可地里的庄稼，她该偷还偷。
那时候，虫嫂的名声已坏到了极点。村里的男人谁也不敢当众跟她说话了。在村街里，只要看见有男人跟她说话，就有村里女人呸他。
在村子里，情绪是蔓延的。
尤其是女人，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影响着一个村子的空气和氛围。
有一段时间，虫嫂家的三个“国”，每次放学回家，身上都带着伤。
虫嫂有点诧异，说：又跟人打架了？
三个孩子，谁也不吭……最初虫嫂并不在意。也许虫嫂觉得，都是野孩子，满地滚，受点皮肉伤，不算什么。谁家孩子不淘气呢？
可是，有一天，当她走到村口时，却发现有人在村口摆了两个小石磙，石磙中间放着一根苇子杆，她的三个“国”，正背着书包，依次从苇秆下爬过去……虫嫂“嗷”一声就扑过去了。她大声嚷嚷说：谁让俺钻杆的？真欺负人哪！
周围是一群学生孩子，学生们都在笑……当虫嫂扑上来的时候，他们一哄而散。
虫嫂上去揪住大国的耳朵，说：谁让你钻的？
大国不吭。
二国不吭。
三花也不吭……
后经虫嫂一再逼问，三花哇一声哭了。三花哭着说，一个绰号叫“屁帘”的孩子（治保主任家的老二，他哥绰号“屁墩”），因为丢了一块橡皮，就怀疑上了大国。从此，他纠集了一群上学的孩子，说她娘是贼，他们一家都是贼，要教训教训“贼娃子”……大国已跟他们打了十几架了。他们人多，一哄而上，实在是打不过，就投降了。
虫嫂知道，这是村里女人调唆的结果。虫嫂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女人。她男人老拐瘸着一条腿，也是被人耻笑的对象……于是，虫嫂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她手里拿着一个药瓶子，瓶子里泡了“八步断肠散”。她把药水背在身子后边，来到大队部，对老姑父说：你不是要谈话么？你怎么谈都行，就是不能让人欺负我的孩子。
老姑父一脸尴尬，怔怔地说：你……不要瞎说。谁找你谈话了？
虫嫂说：你是没谈过。你嫌我脏。我揭发，治保主任谈过。
老姑父张口结舌地说：谈，谈……什么话？
虫嫂说：我就是那黑豆。磨不成豆腐，也可以当药吃。我是没有办法。我不要脸了。我孩子要脸。今儿我可是把身子洗干净了，你“谈”么？
老姑父说：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虫嫂说：治保主任欺负我，他儿子也欺负人……你管是不管？
老姑父说：你让我管什么？
虫嫂伸出手，亮出手里的药瓶，举起来，说：你信不信？你要不管，我一口喝下去，死在你大队部门前！
老姑父慌了，说：你别。你可别。你说。
后来，老姑父先是把治保主任叫来，狠狠地日骂了一顿：管好你的**……尔后，又把那些孩子集中起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那一段时间里，老姑父常在学生放学的时候，黑着脸，在村口站着……就此，那些孩子再也不敢胡闹了。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大国突然跑了。他才十岁多一点，一跑就是三天，虫嫂急得到处找他……后来，从县上传来消息说，大国在县城的火车站一个人偷偷地扒火车，说是要去乌鲁木齐。结果被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扣住了……还是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把他保了出来。老姑父问他：狗日的，蛋子大，你去乌鲁木齐干什么？大国不吭。老姑父说：乌鲁木齐远着呢，能是你去的地方？你娘在家都快急疯了！大国斜一眼，恨恨的。
大国回来后，人们问他：这孩子，去乌鲁木齐干什么？
大国还是不说。回到家，当他看见虫嫂的时候，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孩子见了大国就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抬炮尿一路！
大国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是虫嫂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
大国平时不大说话，闷闷的。可他知道发狠，一个孩子若是发了狠，是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里，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县一中。虫嫂当然高兴，她见人就说：国，俺大国，考上了。
在我的记忆里，大国比我小七岁，他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经老姑父托关系保荐，我正好在县一中代过一段课。我是在校园内碰上虫嫂的。她一个小人，背着一袋蒸红薯，被一群学生娃嘻嘻哈哈地围着。后来我才知道，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进了校园后，逢人就打听大国。她一次次骄傲地对学生们说：看见我儿子了么？我儿子叫个国。国家的国。
县一中有一座两层的青砖楼房，红瓦，名为“蛐子房”。“蛐子房”前面是个大操场。在操场的一个角上，一些县城里的调皮学生丛围着她，一个个逗她说：你儿子叫国？她说：国。大国。国家的国。俺国也是县中的学生，今年才考上的。学生齐声嗷嗷着喊道：国。大国。国他娘来了！
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就这样被学生们包围着，先是顺着“蛐子房”走，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去找。每到一个教室门前，学生们就大喊：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于是，围观的学生就越来越多，像玩猴一样。
接下去，这群调皮学生又把虫嫂骗到后院去了。他们领着虫嫂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说在前边教室，一会儿又说在后边教室……就这么从前院到后院，从一排一排教室走过，不停地骗她、戏弄她。她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儿子……最后，还是一个打铃的工友实在看不下了，才把虫嫂领到了蛐子房的二楼。可是，在楼梯处，当学生齐声高叫：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不料，虫嫂刚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大国听到哄闹声，仅是在楼梯上露了个头，一晃人就不见了。
等我碰上虫嫂的时候，她仍可怜巴巴地在楼道里站着。学生们仍轮番地上前戏弄她：国，是吧？她明知学生在逗她，却仍很认真地说：国，大国。国家的国。学生们再一次齐声大喊：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引得一个楼道里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
大国嫌丢人，躲起来了。
坦白地说，我也是爱面子的。看学生像玩猴一样地戏弄她，我也很不好意思。见了面，她追着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小名“丢”。这不是丢么，见俺家国了么……当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了大国的教室门前，一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的时候，大国仍然没有回来……我只好领着她下楼，去我临时的住处。我让她把红薯留下，她不肯。就那么背着那袋红薯在学校门口等着。
县一中旁边是个公园。引颍河水弯出来的一个很小的公园。公园与学校一墙之隔，那时候，常有学生翻墙到公园里去。公园里引了一湾水，起名梦湖。据说，后来，自大学开始招生后，每年大考前，总有学生想不开，跳到梦湖里去了。于是学校就加高了围墙，防止学生跳墙到公园里去。可还是有调皮学生一次次在墙上挖个窟窿，溜到公园里去，屡禁不止。
梦湖边上，有一条砖铺的甬路，通往一个小土丘，丘上有个八角凉亭，那也是县城惟一的景观。大国就在那个亭子里躲着。等我找到他时，天已经黑了。我说：大国，你妈看你来了。大国站起身来，冲下凉亭。我以为他后悔了，要跑去见他妈了，可他却冲到一棵松树前，对着树撒了泡尿。他一边撒尿一边冷冷地说：管她鳖孙呢。我怔了，说：说谁呢？谁是鳖孙？你妈？！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她把人都丢尽了。她不是我妈。我说：你妈给你送吃的来了。可他却提上裤子，重新回到凉亭里，往栏杆上一坐，默默地望着远处。
我也凑过去坐下，拍拍他。我说：大国……
大国突然说：你知道乌鲁木齐么？
我笑着说：库尔班大叔（那是小学课本里讲过的）？
大国仍说：乌鲁木齐。
我说：你想去乌鲁木齐？远着哪。
大国说：二栓他舅说，乌鲁木齐，地广人稀，抬炮尿一路。
大国咬着牙说：我要是乌鲁木齐有亲戚，我早就跑了！
那时候，在平原的乡村，人们逃跑的首选地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很遥远，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抬炮尿一路，是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一直等到天黑了，县城里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才把大国拽起身。他很勉强地、慢慢腾腾地从公园墙外的一个豁口处跳进来，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一步一步地朝校门口走去……虫嫂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
大国看四下无人，快走到虫嫂面前，猛地夺过那袋红薯，恶狠狠地说：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了？！
虫嫂可怜巴巴地说：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大国说：走。赶紧走。以后你别来了。
虫嫂说：我想趁热给你送来，怎么了？
大国瞪着眼说：你在村里丢人还嫌不够？又跑学校里来嚷嚷？你嚷个啥？我还没死呢……
虫嫂看着儿子的脸色，很委屈地说：我，我也没说啥呀。
大国连声说：你来干啥？你是想让我死呢？！
……虫嫂仍然很巴结地望着儿子，赶忙从兜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解开来，里边是钱，说：我给你拿来五块钱，卖花生的钱。
大国接过钱，往兜里一塞，看了他娘一眼，再次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以后别来了。
虫嫂说：那你……吃啥？
大国说：你别管。
虫嫂说：孩儿，孩儿……我知道，娘给你丢人了。
大国冷冷地说：记住，别再来了。
虫嫂回身望我一眼，说：丢儿，你看，他不让我来。吃啥呢？
大国突然满脸是泪，说：你敢再来，这学我不上了！
虫嫂心疼儿子。她怔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那，下回，等下回了，我给你送到桥头上，行不？
大国扭头就走。
虫嫂喃喃地说：孩儿，都怨我了。都是我不好。
据我所知，此后，虫嫂仍是每星期给大国送一次馍。她每次都拿着馍兜等在桥头上。一直等大国下课后，从学校那边腾腾走过来……每每大国接过馍兜，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
有一年，下雪的时候，我在小桥上碰上了虫嫂。虫嫂站在桥头上，手里提着一篮子馍，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我骑着老姑父的那辆破自行车，上桥后，看见她的时候，权当打招呼，我按了一下车铃。可当铃声响的时候，就见虫嫂在那边的桥头上一闪，人忽然蹲下来了。
她蹲在地上，抬头像贼一样地四下瞅着。当她看见是我，虫嫂松了口气，说：丢儿，看见俺国了么？我说：你怎么蹲这儿呢？她说：我给俺国送馍呢。一星期送一回馍。我说，你怎么不去学校？她说：不去了。净让人笑话。我说，你给我吧，我给你捎过去。她说，不了。俺国，学习咋样？我说，成绩不错，排在前十名。她笑了笑，说：你忙吧。我再等等。尔后，她突然弯腰小跑着，追上说：你可别告诉大国，你见我了。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眼里，无耻到极点的虫嫂，连游街时还敢涎着脸笑的虫嫂，在儿子面前，却成了个受气包。大国不让去学校，她就不去，一直在这小桥上等。她的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手里拿着个破手绢，手绢里包着厚厚的一叠子钱。我知道，那手绢里几乎全是毛票。那是她走乡串村收鸡蛋、卖鸡蛋挣的。
虫嫂改邪归正完全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三个孩子都不喊她妈了。特别是大国，看见她鼻子里总哼、哼的，很蔑视的样子……这让她十分伤心。是啊，家里的孩子大了，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了。虫嫂一定是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
此后，我又听人说，那年放寒假的时候，由虫嫂提议，老拐主持开了一个“家庭会”。虫嫂很主动地搬了一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间，尔后，她站在小板凳上，对着贴在墙上的毛**像，那张领袖像已被烟熏得有些发黄了，庄严地举起右手，郑重地宣布说：大国，二国，三花，你们大了……我保证，我向毛**保证，我改。我一定改。从今往后，你娘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你娘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了。
她说完了，尔后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三个孩子。可大国、二国、三花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她，像不认识似的。
虫嫂望着大国，可怜巴巴地说：我真改了。
大国却恶狠狠地说：下来吧，别丢人现眼了。
等到二国上中学的时候，老拐去世了。
老拐走得很急。老拐的腿从小就坏了，是摔坏的。现在，那条坏腿上长了个流水的疮，整天烂。开初他也没在意，后来一直不见好，越来越重，路也走不成了。虫嫂拉着他进了县城，经县医院的医生看了，说是骨癌。一听说是骨癌，虫嫂说：啥是骨癌？后来，县里医生用土话说：在乡下，这就是“铁骨瘤”。虫嫂听懂了，一屁股坐下了。
老拐笑了。老拐恶狠狠地笑着说：别愣着了。回去借钱吧。
……老拐明知道她在村里名声不好，借不来钱。老拐是故意说的。老拐说了之后，很得意地望着她。也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老拐腿上有疮，心上也有疮。也许，他憋屈得太久了。人们的耻笑声一起在他心里藏着、焐着。在那些日子里，他心里存了太久的恶意和毒气。他说：我死了你再走一步，找个全活人。
虫嫂慌慌地站起身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喃喃地说：我借。我回、回娘家去借。
这时，老拐才说：算了。不看了，回去吧。
虫嫂说：既来了，咋也得吊瓶水呀。
老拐说：不看了。
虫嫂说：还是吊瓶水吧。
老拐说：你要是还念我是你男人，就给我炒一盘“星星”吧。——炒星星是豆面、红薯面加红柿子做的，油要大，甜的，沙沙的。
虫嫂说：馋了？
老拐嗯了一声。
虫嫂说：你等着。
虫嫂本打算跑回去借钱的。可她走到县防疫站门前，看见有人在排队卖血，于是就排上队，让人抽了一管子血，挣了二百六十块钱。拿上这二百六十块钱，虫嫂跑回来，喘着气说：吊水，吊水吧。又一问，住院的话，光押金至少三千。老拐说：不治了。你手里有多少钱？虫嫂说：二百六。我还能挣。老拐说：回家。
在回村的路上，老拐说：我想吃一盘炒星星。
虫嫂停下车，说：吃啥？
老拐说：炒星星。
虫嫂说：家里没有豆面了。
老拐说：你再偷一回。
虫嫂停下车，就到路边的豆地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竟空着手回来了。说：他爹，再偷一回不算啥，我怕收不住手……我给孩儿保证过。
老拐恶狠狠地说：屁。那你坦白吧。
虫嫂说：坦白啥？
老拐说：作风……
于是，虫嫂像挤牙膏似的，走一路坦白了一路……最后说：我改了。真改了。
老拐恶狠狠地说：我不信。你赌个咒。
虫嫂说：我要说一句假话，叫我死你前头！
虫嫂拉着老拐回村后，先是还想用土法治一治。听说吃活蝎子能治，虫嫂就发动三个国晚上去老屋子里捉蝎子……老拐虽说了狠话，可他还是想活的。再贱的人，也想活呀。老拐闭着眼吃了一段活蝎子，吃得嘴唇都紫了，仍不见好，腿疼得更厉害了。再后，老拐两眼一闭，坚决不吃了。老拐说：去吧。给我买盘肉包。从今往后，每天给我买一盘肉包，二两小酒。我净喝水了。
后来，老拐拄着根棍，每天在村口坐着，跟人谝闲话。他把虫嫂说的话都对人说了，笑嘻嘻的。他甚至说，那仨鳖孙孩儿，也不一定都是我的。村人里说：瞎说，不是你的是谁的？他说：难说。难说。仍笑嘻嘻的。其实，他是在等那盘肉包，要热的，还有二两散酒……虫嫂每天跑十八里去镇上给他买用荷叶包着的肉煎包。吃到第十天，老拐咽气了。
老拐临走时，把大国、二国、三花叫到跟前，说：蚂蚁钻心了。我很疼。真是疼。肉包真香。你娘不欠我了。十天，让我吃了十盘肉包。我也算是有福人了。娘再不好，也是娘。看我面子，叫声妈吧。
大国、二国、三花都看着他，似也想叫……可他们已经叫不出口了。
虫嫂说：别再难为孩子了。不叫就不叫吧。
老拐说：叫。得叫。
三花先叫的，三花说：妈。
二国含糊地叫了一声：买。
大国不叫，他叫不出来，但鼻子里哼叽了一声，也算……就此，虫嫂已经非常满意了，她捂着脸哭了。
老拐很权威、很幸福地说：哭啥，我还没死呢。
老拐临咽气时，说：就是差一盘炒星星。
虫嫂说：我去借一把豆面……
老拐说：不用了。还是肉包好吃……值了。
葬老拐的时候，经老姑父做主，村里出了两棵桐树，给老拐做了口棺材。那肉包不是白吃的，村里人对虫嫂的态度有了些转变。说人虽然有贱毛病，对老拐不赖。所以，老拐下葬时，也没有多难为她。大国是长子，他摔的“牢盆”……按说，往下的事，就该大国负责了。可大国葬了父亲后就连夜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大国是不想再看村人的目光了。是啊，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大国一定是在村人的目光里看到了什么。他早就想离开村子了。他一分钟也不想多停。他一直想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他离开村子的念想。
老拐死后，二国上中学时，虫嫂又去卖了两次血，给二国交了学费。二国和大国一样，不让她到学校里去。不去就不去。最初，虫嫂仍是每星期把馍送到桥头上，等着二国来取。
在一些年份里，每一个路过小桥的人，都会看到她，一个小个女人，手里提着一个手巾兜，站在桥头上。
到了三花上中学的时候，虫嫂已经到县城里去了。
虫嫂也算是很早就离开无梁的女人，她在县城里收破烂。
虫嫂之所以能在县城里搞“商品经济”——收破烂，还得亏了三花。当三花考上县城的中学后，虫嫂担心她是个女孩儿，怕她受人欺负，就跟过来了。在虫嫂眼里，三花就是她的“国花”，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她是怕她出什么意外。再说，她常年在县城边上走，给一个个孩子送吃的，一来二去，就此认识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听老头说，在县城里收破烂能挣不少钱呢。于是，她思摸了一些日子，就到县城里收破烂来了。
按说，三花上中学时，大国已经参加工作了。这时候，大国有了工资，完全可以顾一顾家了。可他却是一毛不拔。大国不但不给家里拿一分钱，而且，连个面都不见。大国师范毕业后，原是想报名支边，去乌鲁木齐的。他是想走得远远的……可他没有去成。他先是分配在外乡的一个学校里当教师。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工资低，顾不上家也就算了。可他后来调到县城里来了，却仍然不回去。就此，他断绝了与乡村的一切联系。
据说，大国能调到县城是沾了他老丈人的光。跟大国结婚的是他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大国因此调到了县教育局一个教研室工作，成了国家干部了。大国不但不回村，就连结婚也没让家人知道……大国先是住在城东的老丈人家里，后来自己也分了房子，单住。
那些年，虫嫂一直在县城里收破烂。突然有一天，她在大街上吆喝着收破烂时，碰上了她大儿子……
听村里人说，那一天，虫嫂推着一辆收破烂的三轮车在街边上一边走一边吆喝：收破烂了！收破烂了！收旧纸箱、旧报纸……可是，突然之间，她看见他的大儿子穿着一身西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东边走过来……虫嫂捂着嘴，怔怔地望着他的儿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国从她面前骑过去了。
可大国没骑多远。他大约是走神儿了，跟人撞了车，把自行车给撞坏了。大国把自行车推到一个附近的修车铺去修。大国没有看见她（或是装着没看见），她也没敢上前叫他，就一直在路边上站着，可她记住了那个修车铺。第二天，虫嫂用自己收破烂挣的钱，给大国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一直在修车铺门前等着。她终于见到她的大儿子了。
多年不见，儿子看上去已是个有身份的人了，穿得很体面。看到儿子后，她怯怯地叫道：国。大国一回头，看见是她，竟有些惶然。他四下瞅瞅，说：你，你……怎么来了？虫嫂说：我在这儿收破烂，都好些年了。大国怔怔地看着她，先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尔后他把手伸进兜里，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尔后，他迟疑着……又掏了一张，一共二十块钱放在一起，又四下看看，这才把钱递给了虫嫂，说：给，拿着。走吧，赶紧走。虫嫂说：大国，钱你自己花吧。我不要你的钱。我，我给你买了辆自行车。你是国家的人了……虫嫂说着，赶忙把那辆新自行车推到大国面前。大国望着那辆新自行车，闷了一会儿，说：真是你……买的？虫嫂赶忙把发票递上去，说：有发票。你看……大国接过发票看了，这才问：二国，还好吧？虫嫂说：好。快毕业了。大国说：高三了？虫嫂说：高三了。大国说：三花呢？虫嫂说：都好。都好。大国怔怔地望着她，又看了看她身后的那辆新崭崭的自行车……好久说不出话来。终于，大国说：我，那啥，过几天要出差。去，去那个……乌鲁木齐。得一段时间才回来呢。虫嫂说：放心吧，我不去家找你，我不给你丢人。这时候，大国突然眼眶湿了，他喏喏地说：我真的要去乌鲁木齐……出差。等我回来吧。你让二国找我，我给他出出主意。
就这样，大国推着那辆新自行车走了。临走，他吩咐说：那辆车，还能骑，给二国吧。记住，让二国去找我。他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小声说：县城里有浴池，去洗个澡吧。
虫嫂嚅嚅地说：我，在家天天洗。
那时候，虫嫂在县城收破烂已有些年份了。她在城郊租了一个小趴趴房，先是每日里沿街收，收了之后还要分拣，把各样的废品、垃圾分类……那地方还有个臭水沟。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整日嗡嗡的，是繁殖细菌的世界。可以说，她每天都生活在细菌之中。一个长年生活在细菌中的人，反倒是最不怕细菌的。虫嫂长年与苍蝇蚊子做伴，与细菌为伍，她已成了一个“细菌人”。细菌人身上早已有了抗体了，反而很少生病，一般的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可细菌多了，汗多了，身上没有别的，有味。所以，她终年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扇那些不好闻的味。
那一日，经大国提醒后，虫嫂开始注意穿着，也知道讲究些了。
她狠狠心，第二天傍晚就去了县城的一家浴池。她怯生生地走进去，随着人家排队买票，她问人家洗一次多少钱，卖票的说：五块。她说：这么贵？卖票的翻眼看看她，她赶忙说：买。我买。卖票的又说：要膏么？她说：啥高？洗个澡，还量尺寸？卖票的说：洗头膏，你要不要？她说：不要。我有肥皂……那也是她此生第一次花钱洗浴。五块钱洗一澡，挺贵的。她有些肉疼。后来，她对三花说，那池子里的水真热呀！真舒服呀！我差一点泡晕过去了。真好，真是好……后来，再去洗的时候，在浴池里，有好心的女人告诉她，别在那池子里泡，不卫生。可她就喜欢在池子里泡。她说：烫烫的，多解痒啊！她先是嫌贵，半年洗一次，后来仨月洗一次，一直到一月洗一次……每天收工回来她都要烧上一锅热水，浑身上下擦洗一遍。见了三花，她第一句话就问：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见了二国，她也问：我身上还有味么？尔后就说澡堂子里的事，说忒贵。再上街的时候，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她也说：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人家说：啥？她说：味。有邪味么？
再后来，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常走那条街……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
其实，不光是老大，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二国在县中上学时，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二国性格绵软些，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可他更爱面子。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但心思缜密。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虫嫂就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那些年，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让大国代“家长”签字。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只是不让虫嫂知道。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国仅是代“家长”签字，别的不管。钱粮仍由虫嫂负责，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二国有一点好，见了娘，他不多说话，也不厉害人，还知道问一声冷暖。就这一点，虫嫂就很满意。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
三花最小，心善，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惟一喊妈的。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不到学校里去，不给孩子添堵。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是她主动要求的，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偶尔，放假的时候，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怕万一让人看见，丢了孩子的脸。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在那些年份里，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这女人有个特点，无论冬夏，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一路上拍拍打打的。忙的时候，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成了黑的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全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
据村里人说，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她一去，邮电所的人就说：来了。她说：来了。办完了事，她人一走，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你别不信。就她，就这小个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快乐。在县城的那些年，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一段时间，她的三轮车把上，除了那把扇子，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匣子用胶布粘着，摇一摇还响，她还听戏呢。常香玉、申凤梅、七品芝麻官之类，她都喜欢听。还听人说，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能干，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夜里，也敲过她几回门，有点“那个”她的意思……被她拒绝了。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村的。
据说，虫嫂是打了一辆“面的”回村的，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显得很阔绰。只是手黑。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谁都知道，她的三个孩子，全考上了大学，都成了国家的人了。在平原的乡村，母以子贵啊！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见人就打招呼。人们说：呀，这不是拐嫂么？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人们说，可有些日子了？她说：是呀，是呀。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她逢人就说：大国很好。二国很好。三花也中了。都是国家的人……分开这么多年，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都说：仨大学生，你该跟着享福了。她还谦虚了一下，说：腿疼，指头疼，也享不了几天福了。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人人都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这就像是一个奇怪的梦。夜里，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有人私下议论：啥理呀？没理。你说，她一个偷儿，她教育谁呢？她怎么教育的？可她的三个孩子，怎么就一个比一个出息呢？有人叹道：这世道真是变了呀。
在村街里，人们互相见了，指着虫嫂家的房子，一个个感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真是命好啊！
不料，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这年的麦罢，三花回村看了她……尔后，她逢人就说：家里蚊子忒多，咬得慌。仨孩子非让去，都争着养活。我说了，也不在一家住。就三家轮着住吧，一家一月。
村人摇着头说：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又过了一年，虫嫂去世了。
虫嫂是那一年的年关，让人拉她回村的。回来时，她已下不了车了，是让一个拉三轮的背进屋去的。村里人都跑去看她，一个个说：拐嫂，你也不言一声，大过年的，咋这时候回来了？她见人就说：孩子们都很好。都孝顺。可她享不了这福。她又说，城里啥都好，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说，这人一闲，病就出来了，腰也疼，腿也疼，浑身哪儿哪儿都疼。也说不出啥病，是闲的了。她还说，她不想连累孩子，就偷着回来了……村里人都说：这人，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们能不着急么？她说：说了。走后才让人捎信儿的。怕他们不让。人们听了，觉得她话里有话，也不便多问。
她是三天后咽气的。临死前，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她说：扇子，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她身上没有力气了，够了几次，没够着。临咽气时，她伸手指了指，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破扇子。
后来又有传闻，说虫嫂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大月和小月的缘故……
据说，把虫嫂接到城里，本是三花的主意。按三花的话说，她一是心疼娘，二是想让虫嫂帮她带一带孩子。于是就出面跟两个哥哥商量，要把虫嫂接到城里来，由三家轮流供养。大国开始不愿。可他是老大，不便拒绝。再说了，在家里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不当家。后来大国只答应出钱，坚决不让去家住。于是就由二国和三花轮流养活，一轮一个月。开初还好，虫嫂帮他们看个孩子，做做饭，一天到晚也不闲着……只是时常会遭受媳妇和女婿的白眼。她都忍了。小心翼翼的，免生气。
虫嫂就这么在两家住着，一轮一个月。可轮着轮着，就出了嫌隙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八天。二国、三花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好……到了这一年年关的时候，这个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就在二十九号晚上，三花出差在外，她女婿按一月一轮的规定，把生了病的虫嫂送到了二哥家门前。可这天二国也不在家，二嫂不愿接，问大月小月怎么算？二嫂这人大学本科毕业，理性，有洁癖，为人偏执，非要争个道理。她很认真地对虫嫂说：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九天，这不是钱的问题，谁也不缺这俩钱，是时间的问题……可这边，三花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年关这一段生意好，他急着去办年货呢，不想跟老二家啰嗦，说：自己老人，差这一半天哩？二嫂说：你别走。话不能这样说。谁也没说不养老人……三花女婿不吃她这一套，急着要走，两人吵了几句，把虫嫂放下就走了。
于是，就把虫嫂晾在门外了。天寒地冻的，虫嫂在二国门前坐了很久……那会儿，虫嫂一定很伤心。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让女婿和媳妇晾在门外。
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
安葬虫嫂时，村人还以为她很有钱。她收了十二年破烂，都说她发了。可是，搜遍了整个家，却没找到一分钱，只找到了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那一张张汇单上写着吴大国、吴二国、吴国花的名字……还有那把破扇子。
全村人商量说，要把大国、二国、三花揪回来，好好羞辱他们一番！不然，就去县上告他们！还有的说，把那些邮局的汇单贴出来，举着拿到县上去，看他们脸往哪儿搁？！
一村人正闹嚷嚷地商量着如何惩罚这些不肖之子！大伙又一次兴奋起来，想了很多办法……可就在这时，突然有心细的女人拿起了那把破扇子，说：怪了，这虫嫂为啥老提扇子呢？有人说，是啊，她咽气时，指了又指，一再说：扇子。她还有把破扇子。这啥意思……于是，女人们拿着那把破扇子，你看我看，众人传来传去，终于发现，那缠着布条的扇子把儿上果然有蹊跷。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那布黑污污的，一层一层的……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存折上有三万块钱！
人们惊叹一声，说：这个女人哪！
一听说扇子把儿上缠有存折，大国回来了，二国回来了，三花也回来了，都说是要争着行孝的……可村人们把着村口不让他们进村。大国本来嚷嚷说要跟村里本家人打官司，可问了律师后，就再也不吭了。
有了这三万块钱，在老姑父的带领下，经村委会出证明取出来后，给虫嫂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于是，村街里搭了灵棚，置了桐木棺材，请来了四班响器，还租来了三个哭丧的“孝子”，一人给一百块钱。租来的“孝子”很卖力，又哭又唱的，声震屋瓦，一街两行围了很多人看。丧宴也办得很体面，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上的是全鱼全鸡，很隆重的丧宴……那些曾经打过她、骂过她的女人，一个个哭着，把虫嫂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进老坟里去了。
虫嫂与老拐合葬后，还用剩下的钱立了一通碑。
据说，后来，大国、二国、三花也翻脸了。
三家就“大月与小月”大吵一架……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往了。
每到清明节，三花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可她回来并不到村里去，只去坟地，烧一烧纸钱，哭了就走，不见村里任何人。
大国二国再没回来过，人们说，他们是没脸回来了。
又过了一些年，大国提拔了，当上了县教育局分管招生工作的副局长。
无梁村人听说后，又开始主动找上门去。去的时候，带些土特产：小磨香油、柿饼、花生什么的。还怕人家不让进门，心里打鼓，怯怯地、很孙子地叫一声：吴局长，吴局长在家么……吴局长倒也大度，客客气气的，不与村人计较……凡能办的事，也办。就这样，大国又与村人来往了。这时候，人们又说：其实，大国人不赖，虽说当了官，挺仁义。当然，为的是孩子……
虫嫂的事，没人再提了，一句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地里的草，该长还长。谁都知道，有一种草，那叫“小虫窝蛋”。
我告诉你：至今我手里仍放着老姑父为虫嫂写的五张“白条”。一张是二国考大学的时候写的，另一张是为三花找工作时写的……还有三张是虫嫂收破烂时，她的三轮车数次被工商局没收的事……老姑父的“白条”，首句仍是：见字如面。
那是一种毫无来由的、纯天意的生存方式。来也无踪、去也无影儿，但它仍然是一岁一枯荣。
比如，翎子花。此花长菱形状，先绿后红，会变色。据说，翎子花不知是何方神圣（或是雁儿？或是燕儿？）在何处吃了些什么，经过那小小肚肠消化后，变成了鸟儿在天空飞过时拉下的屎，那鸟屎不知会落在哪里。可它一旦落在平原的大地上，就会化腐朽为神奇，长出一株株奇异的植物来，昂扬地活。
比如：地龙花，当地人俗称“抓地龙”。此物随地蔓爬，有的竟能爬出一丈多远，拖很长的秧子。那秧棵是很不起眼的灰绿，每爬一节都随地扎根，每一节都有扒地的根系，若是剪去一节，余节仍在生长。此花星碎，蔓开蔓长，杂开着白色、紫色、粉红色、米黄色小花，春天里满地生辉，灿若星辰。可至今仍没人知道此花的出处。冬日就不见了，来年再生。
比如，仙人花。也叫“仙人指路”。又叫卦人花。此花朵小，有红有白，水粉样。花上伸一长茎，茎上开黄花后结籽。此花有别于平原上的花，少，极艳，秋死春生。传说此花是“踏生”。是早年那些个牵骆驼的人，从千里之外，一步步走进平原，那花种是从鞋底或骆驼蹄缝儿里沾带过来的……自然也无出处。
比如，野生的喇叭花，城里人叫牵牛花，非人工养殖。没有人知道野生喇叭花的出处，植物学上说它产于南美洲。可它怎么就来到了平原？是风送它来的么？没人知道。可它在平原的乡野，也是一岁一枯荣。正因为野生野长，来去无踪，且无处攀缘，朵要小一些，淡一些，怯生一些。也正因为它的艳丽，后来才被一些人采回家去，培育成了名花的。可野生的喇叭花仍然无种无植，遍地开放。
无来由、非人工的，还有一种，叫做“小虫儿窝蛋”。
在无梁，“小虫儿窝蛋”又被称为“夜里会说话”的花。至于为什么说它夜里会说话，这是老辈人说的，我不懂。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平原上的一种野花。据说，“小虫儿窝蛋”白日里是不长的。你就是盯着它看，不眨眼地盯着看，它也不长。它只在夜里长，夜里趴下细听，似有滋声。这种花虽说是丛生，却也蔓长，草丛里朝天伸出一细细的长茎，茎上擎着一个盘样的花苞，花苞里托着几个蛋样儿小果，春来果是绿的，熟了的时候紫黑。这种草花看上去小身小样的，却有一种惊天动地的弹射功能，每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寒风一冽，那花苞陡然间就炸开了……送出去的是它们的种子。种子落在地里，能不能活下来，往下就看它们的造化了。
在平原的乡村，“小虫儿窝蛋”一般都生长在沟渠边沿的杂草丛里，数量并不多，不经意你看不见它。它的果我尝过，涩涩的，浆是苦的，有一丝甜意。
我之所以给你说“小虫儿窝蛋”，还因为它与一个女人有关。
你知道，在我最倒霉、最难受的日子里，还让我能笑出来的人是谁么？我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是的，就是这个绰号为“小虫儿窝蛋”的女人。
在无梁，她被简称为“虫嫂”。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虫嫂是很袖珍的。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她结婚的那天，老拐牵着她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老拐个子高，却身有残疾，一只腿瘸着，走的是“蚰蜒路”。所以，每当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赶一赶的麦浪，给村人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当众人起哄，逼着两人喝“交杯酒”的时候，老拐的腰弯成一弓形，虫嫂踮着脚尖，高扬着下巴，显得极不对称，就像是一只老狼抱着一只小羊。全村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那天夜里，一村人都在听老拐的房……
老拐说：天不早了，灭灯吧？
虫嫂说：先说说，塌了多大窟窿？
老拐说：不多……那个，灭灯吧？
虫嫂说：说说，我心里有个数。
老拐说：三百多。
虫嫂说：恁多？咋花的？
老拐说：还有看腿的，四十七块六。
虫嫂说：你一不全活，我一小人国，咋还？
老拐说：慢慢还。都喂饱牲口了……先那个，灭灯。
虫嫂说：不急。家里还有多少粮食？
老拐说：还有二十多斤红薯干……
虫嫂说：就吃这？
老拐说：窖里还有些红薯。
虫嫂问：见面时，你身上穿那衣裳？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自行车？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缝纫机？
老拐说：豌豆家的，明天一早还。
虫嫂说：还有啥不是借的？
老拐说：人。日他姐，你还睡不睡了？嗯？
虫嫂说……嗯。
老拐说：嗯嗯……
虫嫂说：挪挪。
老拐说：掐我干啥？
虫嫂说……挪挪你那坏腿。
老拐说：我还有好腿呢。
虫嫂说：你到底几条腿？
老拐说：要、灭了灯……三条。
于是，光棍汉们站在老拐家的后窗外，笑着大声喊：灭灯！灭灯！
……灯果然就灭了。
在无梁，在男女之间，关乎“性事”，语言极为丰富。暗语很多。每一家的床头上都有些创造。比如：“吃蜜蜜”、“吃荞麦面窝窝”、“睡了再睡”、“倒上桥”，以及“啊、嗯、哎、嗨”之类……“灭灯”是老拐的创造。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她本来个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尔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脚，挪挪。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再称，五十二斤半。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称了草后，大队会计见她㧟上草筐就走，神色似有些慌张，遂起了疑心，就悄悄地跟着她……到了她家的院子，就看见她在灶火前扒开筐底，衣裳的下面，竟然在割草时还偷掰了村里五穗嫩玉米！
大队会计即刻把这事告诉了老姑父。那时候村街里有个吃饭场，男人们都在饭场里蹲着吃饭。老姑父听了，碗往地上一放，说：走。带着民兵就往老拐家去了。可他走着走着，迎面看见墙上贴的大红“囍”字，却又站住了。老姑父摇摇头，笑着说：算了。没过三天，还算是新媳妇呢。改天还要回门……算了吧，下不为例。
民兵们见老姑父这样说，忍不住都笑了，也就作罢。但新媳妇偷玉米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了。有人说：这女人，真不主贵。
在平原，新媳妇结婚三天回娘家，这是风俗。老拐送女人回娘家那天，说来还算是体面。老拐仍穿着借来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手里推着借来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匣点心；新媳妇上身穿一红灯芯绒布衫，下身是毛蓝裤子，这女子个小屁股大，那裤子像个兜子，走起来像是兜着两坨肉包子似的。两人一前一后，仍是一浪一浪赶着走。
两人一进饭场，立时就引起了哄堂大笑！人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喷了一嘴饭……两人怔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又去看各自的身上，看来看去也不知人们笑什么。虫嫂竟不怯，对着饭场的男人说：笑啥呢？没见过串亲戚？尔后又低声对老拐说：走，赶紧走。老拐走不快，说：不慌。不慌。
众人又笑。
虫嫂的娘家是大辛庄的，离无梁只有六里地。不久，就有闲话从大辛庄那边传过来，说那天老拐车把上挂的点心是假的。那两封点心，匣子是空的，还有那封贴，都是在代销点花了五分钱买的，每个匣子里装了两穗煮熟了的嫩玉米。这一切都是为了撑面子，为了体面。传话的人说，虫嫂的娘当即哭了。她偷偷对她娘家一嫂子说：那老拐都穷成这样？真是把闺女害了。咋嫁个这人？
闲话传回村里时，村里人不怨老拐，只说这女人假气。都说：呸，那玉米还是偷的呢。她就是个“虫儿”。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
就为这件事，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简称：虫嫂。
在无梁，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
最初，人们戏称她为虫嫂。也不仅仅是蔑视，这里边还有宽容和同情。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人们不由地就笑。她人小一号，水桶也是小一号的，从娘家带来的。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踮着脚尖，磕磕碰碰，试试摸摸的。在井上打水时，她不让人搭手，说：会。我会。就是辘轳把儿太长了。人们又笑。
在村里，虫嫂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也是不少挣的。可她不会编席。她是无梁村惟一不会编席的女人。她身量小，指头太短，编不了丈席，也试着编了几次，每次都欠尺寸，不合格。收席点的老魏说：她的尺子小一号。那时候，粮食是队里分的，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虫嫂不会编席，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靠着“鸡屁股银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老拐腿瘸着，干不了重活。再加上两人结婚时，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
日子虽然难过，可也过了。她会爬树，身量小，却灵活，猴子一样。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捋些槐花、榆钱，掺和着吃。她还会做“鲤鱼穿沙”，就是玉米糁加榆叶儿煮着吃，我吃过一次，也挺香。这年夏天，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尔后又少了一垄辣椒。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却没有证据。治保主任曾建议说：搜，挨家挨户搜。却被老姑父否决了。老姑父说：几个茄子，算了。
再说，没有多久，虫嫂就怀孕了。挺着个肚子，也编不成席了。所以，她每每走出来时，身上总挎着一个草筐子。她身子重，走路一挪一挪，走走歇歇，很艰难的样子（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那草筐是双底的。她身上还缝了很多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口袋）。
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上勒一方巾，三天就下地了。人们说，虫嫂，可不敢哪，迎了风，就出大事了。她说，没事。我皮实。
等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谷子、芝麻、豆下来了。打场时，虫嫂每天抱着吃奶的孩子到场里去晃一晃。接连几天，就被人盯上了。于是干部们在场边上拦住了她，在她的袖筒里、孩子的肚兜里，还有鞋窠舀里各倒出了半斤芝麻和黄豆！罪证终于查到了，就罚她在场里的石磙上站着，问她为啥偷芝麻？
她说：孩子馋了。
人们问她：你呢？你不馋？
她说：也馋。
人们说：馋了就偷？
她竟说：叔叔大爷们，饶了我吧。
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竟一声声地喊人“叔叔大爷”，喊得人一怔，心也就软了……人已一贱到底了，“叔叔大爷们”听她这么求告，又看她如此小的身量还抱着个孩子，也就放过她了。说：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就此，“小偷”的名义已坐实了。
奇怪的是，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两男一女。据说，每次生孩子，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问：全活么？接生婆怔了，说：啥？她说：查查胳膊腿啥的？接生婆告诉她：全活。她这才松一口气。她个小，生怕生下的孩子“不全活”。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她对“大”有无限的向往。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国。大国，二国，三国（老三是女孩，也叫花，国花）。她生了一群“国”。她说是“国家”的“国”。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由于头生儿回了奶，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尔后用嘴，或是手指头抿在孩子的嘴里。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满地滚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
一个人一旦有了贼的恶名，她就是“贼”了。
此后，在我的记忆里，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展览台”。每次放工回来，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会把虫嫂单独留下来，当着众人搜一搜。她割的草，她背的草筐，都要翻上几遍。一旦查出了什么，就罚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她不在乎，一摸，她就笑。再摸，她还笑，咯咯地笑。治保主任四下看看，说：老实些。她说：痒。治保主任吓唬她：再不老实，捆起来。她说：真是痒。我胳肢窝儿有痒痒肉。治保主任问她：你要脸不要？她先说：要。又说：不要。治保主任问：那你要啥？她说：娃饿了。
一个小个女人，就那么让她站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的，显得很滑稽。每当这时候，总是有许多人围着看，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个的，多丢人哪。可虫嫂在小板凳上站着，不管你搜出了什么，她都神色坦然，还笑嘻嘻的。人们劝她说：虫嫂，你咋这样？老不好啊？
她还是那句话：娃饿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人们都知道，她衣服上缝着很多的口袋，见什么拿什么。偷玉米，偷红薯，偷场里的黄豆、绿豆、黑豆，偷……有一次，她竟然偷去了拴牛的“鼻就”。人们很奇怪，问她，你要那“鼻就”（牵牲口用的）干什么？就一节皮条拴个铁圈子。她先是不说，问急了，说：我看那皮条怪结实。人问：你有啥用？她说：头绳太费了。给国花扎个小辫儿啥的。人说：那么宽的皮条，怎么扎？她说：用剃头刀（她还会剃头，剃光头，老拐的头就是她给剃的）割成一溜儿一溜儿的，结实。气得喂牲口的老料跳着脚骂娘！
当我仍在各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每次轮到老拐家，都要隔过去，或是饿上一天，那是因为他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她家细粮少，红薯多。我估摸着她家的红薯有一半都是偷来的。她家五口人，老拐身有残疾，是个吃货。三个孩子也都是吃货，只有她这么一个半劳力。麦子下来的时候，一屋子嘴，蝗虫一样，仅一个夏天就吃光了。所以她家日常的饭食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加上菜汤。虫嫂手小，却是一个拍饼子的高手，她把家里的红薯面都在鏊子上拍成饼，挂在一个篮子里，饿了就拿一张。那饼子是坏红薯又加了豆面、红薯干面在鏊子上炕出来的，热着吃还凑合。放干了的时候，吃着又硬又苦，难以下咽。三个孩子都说苦，不吃。老拐也不吃。这些黑饼子大多都是虫嫂自己吃的，黑面饼子蘸辣椒水，只有她吃得。一屋嘴，怎么办呢，也只有偷了。庄稼下来的时候，有什么就偷什么。偷成了她的习性，她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是一天不去地里拿点什么，她着急。
村里开“斗私批修”大会的时候，虫嫂常常被勒令站出来。她就站出来。村民起哄说：看不见。看不见哦！于是，就让她站高些。有一次竟让她站在了桌子上，她就站在桌子上。她往桌上一站，人很袖珍，人们哄一下就笑了。有时候，有人喊：小人国，翻个跟头。她真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看上去就像是玩猴一样。
搞“运动”的时候，虫嫂还多次游过街。大队治保主任押着她，脖子里挂着玉米，还有偷来的蒜和辣椒，甚至白菜萝卜，红红白白，一串一串的，像是戴了项链似的……治保主任在前边敲着锣，她在后边走，小短腿罗圈着，从东到西，再从南到北，一个十字街都走遍了，惹了很多人跟着看……人们说，虫嫂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还有人说，这是虫嫂，要是换了人，非上吊不可！
游街时，走到家门前，她的三个小屁孩子，一个个趴在墙头的豁口处，偷偷地看她。虫嫂也不在乎，还对着门里说：线哦，别蹭了那线。墙头下，有虫嫂在小学校偷来的粉笔头画的白线，那是给三个“国”量个头用的，一共三道儿。那白道有擦过的痕迹，一痕一痕的，擦了再画。她很害怕国们长不高，像自己一样……这时村街上有人喊：老拐老拐，快出来。你出来看看，你媳妇披红戴花……老拐嫌丢人，躲在屋里，说啥也不出来。
虫嫂是惯犯。哪怕是游过街之后，一到晚上，她就又出门去了。夜晚就像是虫嫂的节日。一到晚上她就异常地兴奋。她那小小的身量隐在夜幕里，有时拿着一把小铲，有时还拖着一个麻袋，在无边的田野里，凡是能拿的，她都背回家去。有人说，她真是土命。连土地爷都佑她。那无边的褐土地就是她的依托，田野就是她的衣裳。连那些草儿、虫儿、杂棵子都会给她以庇护。只要一进地里，花花眼，就不见了。
在田野里，虫嫂就是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在田野里如鱼得水，青纱帐给了她充分的庇护和自由。一年四季，什么下来她偷什么。当豌豆还青的时候，饱满着的汁液的时候，她专拣那最鲜最嫩的摘，挑最好的偷回家给孩子吃。她偷豌豆随手薅一把格巴皮草，把摘下来的青豌豆缠上格巴皮草，捆成一把儿一把儿，包得严严实实的。草成了她随处采用的绳子，谁也看不出来。有时候，她还会在庄稼地里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土窖儿，带上一匣火柴，捡一些干树枝儿，把偷来的嫩玉米或是红薯就地放在窖窝里烧一烧（这样连家里的柴火都省了），一边烧一边在四周割草，草割到一定时候，玉米、红薯也就烤熟了，一个个包上桐叶，再用草裹了，拿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段时间，若是想知道她家孩子都吃了什么，看看嘴唇就知道了，三个“国”，那嘴唇一时是狗屎黄，一时草叶绿，一时又锅底黑……按现在的说法，在那样的年月里，她的孩子吃的全是“绿色食品”。
由于虫嫂在村里名声不好，提防她的人多，到处都是眼睛……可若是本村偷不成了，她就偷外村的。有一年，邻村的瓜地被她多次光顾，一亩西瓜被她几乎偷去小一半。邻村人都认为是招了黄鼠狼了，还不是一只。不然，谁能背走半亩西瓜呢？这年夏天，虫嫂家的三个“国”一个个肚子吃得圆嘟嘟的。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狗都被她收买了。每次她背着麻袋趁着夜色回村时，狗从来都没有叫过。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捉鬼去。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咱当一回试试？我说：咋当？他说：就蹲在坟地的边上，别吭声就是了。接着又问：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可我怕。
老姑父拍了拍我的头说：没事，有我呢。尔后，夜半时分，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天很黑，四周寂无人声，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忙把眼闭上……只听老姑父说：就快出来了。
可是，等了很久之后，才听玉米地里传出了沙沙的声响……老姑父揪了我一下，说：看，出来了。我大着胆睁眼一看，就见一团黑影，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时隐时现，一忽儿一忽儿地飘……怪吓人的。
玉米叶沙沙响着，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接着是风的响声，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看得我眼皮都要奓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那不是鬼。是人。
是虫嫂。
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是她背着的、蒙了黑布单子的一袋偷来的玉米棒。虫嫂趁夜色从玉米田里走出来，绕过一片老坟地正呼哧呼哧走着，猛然看见前边坟地里突兀地站起一人，手电筒一照，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叫一声：我的娘啊。
这时，老姑父咳嗽了一声，说：拐家，你怎么屡教不改呢？——我知道，在无梁，也只有老姑父称她为拐家或是老拐家。这是她在无梁村得到的惟一的、也是少有的“尊称”。
虫嫂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说：你叫我匀口气。
老姑父说：你不能改改吗？
虫嫂仍呼呼哧哧地说：匀口气，我匀口气。
老姑父拿手电照了照她，只见她浑身上下湿涔涔的，头发乱奓奓的，头上挂了很多玉米叶子。她靠着那袋偷来的玉米瘫坐在地上，嘴里呼哧着，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像是一只汗腌的老雀儿。老姑父叹口气，对我说：走吧。说完，竟扭头走了。
虫嫂却追着他喊：我没偷咱村的。——这村里人谁都知道，虫嫂偷是偷，可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所以并没有多大民愤。
我曾经有很长时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以把一个人的脸皮练到如此程度？
后来听说，虫嫂六岁时曾被本村一个玩猴的本家叔叔拐出去卖过艺，锣一响就跟着翻跟头，去了一年……后来被公安局的人解救回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条心理防线，当防线被突破后，她就彻底“解放”了。
据传说，虫嫂的“防线”是她的裤腰带。
在平原的乡村，一个女人的“品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怕“三只手”，二怕“松裤腰”。“三只手”倒还罢了，说的是小偷小摸；“松裤腰”说的是作风问题，当年，这是女人的“大忌”。一个女人若是两样都占了，那就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女人了。
记得有一年秋天，全村人都在津津乐道地传诵着一个故事，关于虫嫂的故事：虫嫂在邻村的一个枣园里被人捉住了。看枣园的是一个老光棍，有五十多岁了。此人年轻时瞎了一只眼，但这独眼老汉极聪明，为了防备人们偷枣，这老汉在枣园四周暗暗布下了一根细绳，每根绳上绑着一个牛铃铛。夜里，虫嫂曾多次潜入过枣园，她知道枣园里拴有铃铛，头几次去，她躲过了那只铃铛。可等她再去时，她不知道那老汉又挂了铃铛，且一个时辰换一个地方。一天晚上，当她偷了一布袋枣，从一棵棵枣树沿上过，摸黑从树上跳下来时，刚好碰响了拴在绳上的铃铛……于是虫嫂就被人捉住了。
那老汉用手电筒照着虫嫂的脸，说：是个妞？
虫嫂手里紧抓着布袋，说：大爷，饶了我吧。
那老汉说：还是个小妞？多大一点儿，不学好？
虫嫂说：头一回，饶了我吧大爷。
那老汉说：不止一回吧？
虫嫂说：头一回，真是头一回。
那老汉说：我也是头一回，碰上个妞儿。
虫嫂说：不是妞，是妞她娘。我都仨孩子了。
那老汉说：不像。我这枣可是论斤的，偷一罚十。
虫嫂说：你放我一马，我再也不来了。
那老汉说：放你一马？也成。把裤子脱了。
虫嫂说：草里有疙针。
那老汉说：我铺个袄。
虫嫂说：我……吆喝你。
那老汉说：你吆喝吧，偷一罚十。
虫嫂说……我喊了，我真喊了！
那老汉说：你喊。你一喊，这枣就背不走了。
虫嫂说：这，大月明地儿……
那老汉说：走，去草庵里。
……后来虫嫂就背着一布袋枣回家去了。一路走一路哭。到了家门口，把泪擦了擦，才进的门。大国、二国、三花围上来，说：枣。枣！虫嫂一人给了一巴掌，尔后说：一人俩。花小，给仨。老拐从床上爬起来，说：枣？笨枣还是灵枣？灵枣吧？给我俩，叫我也尝尝。虫嫂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她抓起一把枣，像子弹一样甩了过去，说：吃死你……老拐弯腰拾起来，在被子上擦了，咔嚓一口，说：嫁接的，怪甜呢。
看看天快亮了，虫嫂背上枣，重又出门去了。老拐说：又回娘家呢？这枣多甜，给孩子留一半吧？大国、二国、三花也都眼巴巴地看着那布袋枣……虫嫂扭过头，恶狠狠地说：光知道吃？枣我背镇上卖了，得给娃换作业本钱。
据说，这些情况都是邻村那老光棍在一次“斗私”会上交代之后，才又传出去的。他说，那一年枣结的多，虫嫂又接连去了几次……老光棍还交代说，后来，两人“好”上了，啥话都说，也说床上的事。他甚至还供出了两人最私密的话，说老拐办那事只一条腿使劲，不给力。待事过之后，虫嫂一见那老光棍就“呸”他，说：啥人。
有一段时间，村里人见了老拐就问：老拐，枣甜么？
老拐腿一拐一拐画着圈儿，扭头就走，边走边说：母（没）有。母（没）有。
村里的孩子们也满街追着大国二国三花问：枣甜么？尔后跟在他们屁股后大声吆喝：甜，甜。甜死驴不要钱……问得他一家人不敢出门。
也许，虫嫂的“解放”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此后，虫嫂一旦到了无路可逃被人捉住的时候，她就把裤子脱下来，往地上一蹲，露出白花花的屁股……有那么几次，倒是让她侥幸逃脱了。后来就不管用了。后来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诱惑，变成了半交易式的自觉自愿。好在虫嫂生完第三个孩子就被强制结扎了，不怕怀孕。就此，虫嫂的名声越来越坏了。
她的名声最先是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败坏的。常有外村人在集市上对无梁人说：恁村那小虫窝蛋，就那小人国，老拐家的，头前，在高粱地里……慢慢地，话传来传去，真真假假的，惹得本村人也动了心思。人们再看虫嫂，那目光狎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虫嫂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了。她破罐破摔了。
在一段时间里，虫嫂夜里常常被村里人叫去“谈话”。先是治保主任，尔后是生产队长，小队记工员，大队保管，看磅的，看菜园子的……到了最后，传言满天飞。据说，老姑父看不下去了，把她叫到大队部，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接着，就又传出话来，说连老姑父也加入了“谈话”的行列，气得老姑父直骂大街！
不管怎么说，还是不断有风声传出来。据传，村里的治保主任就特别喜欢找虫嫂“谈话”。他觉得“谈话”这种方式好，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虫嫂“谈话”。“话”都“谈”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虫嫂也乐于让干部们找她“谈话”。在场院里，在牲口屋，在苇荡里，在瓜棚或草庵里，夏日里拉上一张席，秋天里夹着一个老袄……谁也不清楚到底谈了些什么。后来“谈话”的内容有几句就传出来了，再一次成了村里人的笑柄。最有名的一句是：你怀里揣的啥？——“枣山子”！（“枣山子”是过年时蒸的敬神用的供品，白面馍头上加一红枣，这里暗喻乳房。）就此，虫嫂便成了一个卖“枣山子”的女人。
往下，虫嫂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有时候她竟然当众撒泼，疯到了让村人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比如，分菜时她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拿上两个大茄子就走。在地里掰玉米时，她一边掰一边拣大的往裤腰里塞。治保主任说：干啥？你干啥？她说：不干啥。治保主任说：你裤腰里塞的是啥？掏出来。她说：你裤腰里是啥？掏出来。治保主任开始还硬气，说：掏出来也是“虫”。你是虫，它也是“虫”，咋？虫嫂说：掏，那你掏！治保主任扭头看看，这才不好意思地说：走，你跟我走。她说：走就走。不就是谈话么？不就是虫对虫么，谁怕谁呀。治保主任脸一红，再也不吭了。
有一年冬天，下半夜了，虫嫂家窗外突然有了咳嗽声。虫嫂说：啥？外边的人说：白菜。虫嫂说：放那儿吧。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咳嗽，虫嫂又问：啥？外边的人说：白菜。虫嫂又说：放那儿吧。再过一会儿，还有人咳嗽，一串咳嗽……隔着窗户，虫嫂说：不就是棵白菜么？还咳个没完了？滚！
后来村里种了花生，那一年花生大丰收。一到夜半时分，虫嫂家房后的院子里就不断地有咳嗽声传出来（也有的是故意看她笑话。不好意思，我也去咳嗽过），那咳嗽声此起彼伏，就像是赶庙会一样……据说，连村里最老实的德发叔也提着一毛巾兜花生“咳嗽”去了，结果被赶了出来。后来，德发叔咬着牙，见人就说：听说了么？真不要脸呢！
在那些日子里，大国、二国、三花就再也不缺吃的东西了。那一年，老拐家换了很多花生油……灶房里时常飘出油和肉的香味。年幼的三花甚至跑出来对人说：俺家炸油馍了。
很快，虫嫂的行为遭到了全村女人的一致反对。
先是有女人指桑骂槐，比鸡骂狗，敲洗脸盆骂街之类……虫嫂却浑然不觉。或者说是你骂你的，她走她的，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对虫嫂来说，那脸面就是一层皮，撕了也就撕了。那“嚼裹”（在平原，“嚼裹”泛指剥了皮可以吃的东西）却是可以吃的，实实在在的。女人们一个个恨得牙痒，说：人没脸，树没皮，百方难治！
一个女人，一旦豁出去，就什么也不当回事了。可她不知道，嫉妒和仇恨，只要生了芽儿，日积月累，总有爆发的时候。
这年秋天，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全村妇女都集中到几个烟炕屋里往烟杆上挂烟叶。女人们一旦聚在一起，必然生事。于是，村里有二十多个女人私下里一嘀咕，趁机把虫嫂堵在了烟炕房里。这天，由村支书的老婆吴玉花带头，众人一起下手把虫嫂按在了地上，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说非要看看她到底是不是“白虎星”转世……此时此刻，女人们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她们一个个醋意大发，下手挺狠的。先是撕她、掐她、“箩”她……等她嚎叫着好不容易逃出炕房时，女人们又嗷嗷叫着追出来，四处围追堵截，把她赤条条地包围在场院的雨地里。
这一日，女人们恨她恨到了极点。她们把虫嫂包围在场院里……虫嫂十分狼狈地在雨中奔跑着，她的下身在流血（那是让女人掐的），血顺着她的腿流在雨水里，她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一声声凄厉地喊叫着：叔叔大爷，救人哪！救救我吧！婶子大娘们，饶了我吧……可是，在这一刻，无梁村的男人们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人站出来，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场院。他们全都躲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吃过“枣山子”、“谈过话”的人，这时候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虫嫂围着谷垛在场院里一圈一圈奔跑着，躲闪着，一边哭喊着求饶……直到最后跑不动了，一头栽在了泥水里。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见识过的、女人群体性的第二次发狠。没有一个人同情她。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她。男人们都躲在短墙的后边，偷看一个光肚儿女人在场院里奔跑的情景。也有的慌忙找来梯子，爬上树权，为的是看得更清楚一些……坦白地说，我也一样。
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无比快活。我抢先爬上了场院边一棵老柳树，骑在树上看风景：我看见虫嫂赤条条地在雨地里奔跑着。她胸前晃悠着两只跳兔儿一样的“枣山子”，不时跌倒在泥水里，尔后爬起来再跑，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泥母猪……女人们大喊着在泥水里围追堵截，各自手里都拿着“武器”：有的手里拿着赶牲口的扎鞭，有的甚至是木棒、桑叉，还有扫帚、牛笼嘴、木锨、皮绳子、箩头，女人们一边追着打她，一边还嗷嗷叫着：浪，叫你浪！浪八圈！浪呗！
虫嫂那凄厉的哭喊让人头皮发麻……后来还是辈分最长的句儿奶奶发了话，句儿奶奶站在烟炕房门前，说：教训教训她算了，难道还要出人命不成？老蔡呢？！
到了这时候，老姑父才敢站出来了。老姑父站在场院边上，大喝：够了！尔后，他喊来民兵，让人找一床单子把虫嫂裹上，送回家去。
尔后，女人们仍气不过，又把老拐拽到了烟炕房，手指头点着他的头，齐伙子数叨他。有的说：老拐，你还是个男人么？你要是男人，你就去买把锁！把那烂×锁上！有的说：老拐，你家开肉铺呢？你卖肉去吧！有的说：老拐，你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干脆找根草绳兜住屁股上吊算了。有的出主意说：老拐，你把她绑了，夜里不许她出门！有的说：老拐，屎盆子都扣你头上了，你也不生气？有的说：你把她的腿打断，看她还野不野了？有的说：老拐，你是个骡子么？你咋不***她个半死？看她还疯不疯了？有的说：老拐呀老拐，你太监了？你看看你，灰毛乌嘴的，你还像个人么？你就是个乌龟王八……可是，无论女人们说什么，老拐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这天夜里，老姑父派我偷偷地观察着老拐家的动静。看两人打不打架，别出了人命。我在他家窗户上抠了一个缝儿，只见虫嫂在床上躺着，像个死人一样……
老拐在床头蹲着，他手里端着一只大海碗，一直在喝水，一碗一碗地喝凉水，他喝了一肚子凉水，呼呼地喘着气，不住地打嗝……水喝多了也醉人。尔后，只听他大声说：脸呢？还要脸么？这以后，叫我怎么出门？我只有把脸装在口袋里了。我已经没脸了，我的脸就是屁股。我得去磨刀，我得把刀磨得快些，杀了你，再杀了这三个娃，一了百了！
尔后，他突然像猴似的猛地往上一蹿，咯噔了两下，做一金鸡独立，说：谁说我站不直？我能站直，我站起来他妈的也是顶天立地！磨石呢，大国，去给我找块磨石！刀呢，拿刀来……老拐的声音很大，老拐像是有意让外人听的。
三个“国”也都吓坏了，像雀儿一样蹲在一个角落里……
等到夜静的时候，老拐突然蹿到床前，恶狠狠地说：我杀了你。我真想杀了你……尔后，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说：还有吃的么？
虫嫂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老拐说：离。说离就离。我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要这样的女人！
虫嫂突然说：我要走了，娃咋办？
老拐又喝了一气凉水，把水瓢摔在水缸里，说：滚。要滚就带着娃一块走。我可养不了……
虫嫂说：人家都说，买起猪打起圈，娶起媳妇管起饭。你管过么？
老拐说：我真想掐死你。
虫嫂说：掐吧，你掐死我算了。
老拐却突然恶狠狠地说：灭灯，灯里快没油了。
往下，虫嫂突然求饶说：老拐，老拐，老拐，我疼啊……
经过了这事之后，虫嫂有二十多天没有出门。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头肿得就像个发面馍，出不得门了。三个国，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大国眼最毒，那眼里全是蚂蚁。他时常站在院子里，恶狠狠地说……死去！咋不死呢！也不知说谁。只是，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孩子再喊妈了。谁也不喊，该叫她的时候，实在拗不过去了，就“哎”一声。
一月后，等虫嫂能下地出门的时候，她用头巾包着脸，顺着墙根走，人也老实多了。村里女人见了她，仍像见了仇人一样，谁也不理她。可地里的庄稼，她该偷还偷。
那时候，虫嫂的名声已坏到了极点。村里的男人谁也不敢当众跟她说话了。在村街里，只要看见有男人跟她说话，就有村里女人呸他。
在村子里，情绪是蔓延的。
尤其是女人，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影响着一个村子的空气和氛围。
有一段时间，虫嫂家的三个“国”，每次放学回家，身上都带着伤。
虫嫂有点诧异，说：又跟人打架了？
三个孩子，谁也不吭……最初虫嫂并不在意。也许虫嫂觉得，都是野孩子，满地滚，受点皮肉伤，不算什么。谁家孩子不淘气呢？
可是，有一天，当她走到村口时，却发现有人在村口摆了两个小石磙，石磙中间放着一根苇子杆，她的三个“国”，正背着书包，依次从苇秆下爬过去……虫嫂“嗷”一声就扑过去了。她大声嚷嚷说：谁让俺钻杆的？真欺负人哪！
周围是一群学生孩子，学生们都在笑……当虫嫂扑上来的时候，他们一哄而散。
虫嫂上去揪住大国的耳朵，说：谁让你钻的？
大国不吭。
二国不吭。
三花也不吭……
后经虫嫂一再逼问，三花哇一声哭了。三花哭着说，一个绰号叫“屁帘”的孩子（治保主任家的老二，他哥绰号“屁墩”），因为丢了一块橡皮，就怀疑上了大国。从此，他纠集了一群上学的孩子，说她娘是贼，他们一家都是贼，要教训教训“贼娃子”……大国已跟他们打了十几架了。他们人多，一哄而上，实在是打不过，就投降了。
虫嫂知道，这是村里女人调唆的结果。虫嫂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女人。她男人老拐瘸着一条腿，也是被人耻笑的对象……于是，虫嫂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她手里拿着一个药瓶子，瓶子里泡了“八步断肠散”。她把药水背在身子后边，来到大队部，对老姑父说：你不是要谈话么？你怎么谈都行，就是不能让人欺负我的孩子。
老姑父一脸尴尬，怔怔地说：你……不要瞎说。谁找你谈话了？
虫嫂说：你是没谈过。你嫌我脏。我揭发，治保主任谈过。
老姑父张口结舌地说：谈，谈……什么话？
虫嫂说：我就是那黑豆。磨不成豆腐，也可以当药吃。我是没有办法。我不要脸了。我孩子要脸。今儿我可是把身子洗干净了，你“谈”么？
老姑父说：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虫嫂说：治保主任欺负我，他儿子也欺负人……你管是不管？
老姑父说：你让我管什么？
虫嫂伸出手，亮出手里的药瓶，举起来，说：你信不信？你要不管，我一口喝下去，死在你大队部门前！
老姑父慌了，说：你别。你可别。你说。
后来，老姑父先是把治保主任叫来，狠狠地日骂了一顿：管好你的**……尔后，又把那些孩子集中起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那一段时间里，老姑父常在学生放学的时候，黑着脸，在村口站着……就此，那些孩子再也不敢胡闹了。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大国突然跑了。他才十岁多一点，一跑就是三天，虫嫂急得到处找他……后来，从县上传来消息说，大国在县城的火车站一个人偷偷地扒火车，说是要去乌鲁木齐。结果被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扣住了……还是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把他保了出来。老姑父问他：狗日的，蛋子大，你去乌鲁木齐干什么？大国不吭。老姑父说：乌鲁木齐远着呢，能是你去的地方？你娘在家都快急疯了！大国斜一眼，恨恨的。
大国回来后，人们问他：这孩子，去乌鲁木齐干什么？
大国还是不说。回到家，当他看见虫嫂的时候，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孩子见了大国就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抬炮尿一路！
大国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是虫嫂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
大国平时不大说话，闷闷的。可他知道发狠，一个孩子若是发了狠，是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里，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县一中。虫嫂当然高兴，她见人就说：国，俺大国，考上了。
在我的记忆里，大国比我小七岁，他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经老姑父托关系保荐，我正好在县一中代过一段课。我是在校园内碰上虫嫂的。她一个小人，背着一袋蒸红薯，被一群学生娃嘻嘻哈哈地围着。后来我才知道，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进了校园后，逢人就打听大国。她一次次骄傲地对学生们说：看见我儿子了么？我儿子叫个国。国家的国。
县一中有一座两层的青砖楼房，红瓦，名为“蛐子房”。“蛐子房”前面是个大操场。在操场的一个角上，一些县城里的调皮学生丛围着她，一个个逗她说：你儿子叫国？她说：国。大国。国家的国。俺国也是县中的学生，今年才考上的。学生齐声嗷嗷着喊道：国。大国。国他娘来了！
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就这样被学生们包围着，先是顺着“蛐子房”走，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去找。每到一个教室门前，学生们就大喊：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于是，围观的学生就越来越多，像玩猴一样。
接下去，这群调皮学生又把虫嫂骗到后院去了。他们领着虫嫂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说在前边教室，一会儿又说在后边教室……就这么从前院到后院，从一排一排教室走过，不停地骗她、戏弄她。她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儿子……最后，还是一个打铃的工友实在看不下了，才把虫嫂领到了蛐子房的二楼。可是，在楼梯处，当学生齐声高叫：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不料，虫嫂刚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大国听到哄闹声，仅是在楼梯上露了个头，一晃人就不见了。
等我碰上虫嫂的时候，她仍可怜巴巴地在楼道里站着。学生们仍轮番地上前戏弄她：国，是吧？她明知学生在逗她，却仍很认真地说：国，大国。国家的国。学生们再一次齐声大喊：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引得一个楼道里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
大国嫌丢人，躲起来了。
坦白地说，我也是爱面子的。看学生像玩猴一样地戏弄她，我也很不好意思。见了面，她追着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小名“丢”。这不是丢么，见俺家国了么……当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了大国的教室门前，一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的时候，大国仍然没有回来……我只好领着她下楼，去我临时的住处。我让她把红薯留下，她不肯。就那么背着那袋红薯在学校门口等着。
县一中旁边是个公园。引颍河水弯出来的一个很小的公园。公园与学校一墙之隔，那时候，常有学生翻墙到公园里去。公园里引了一湾水，起名梦湖。据说，后来，自大学开始招生后，每年大考前，总有学生想不开，跳到梦湖里去了。于是学校就加高了围墙，防止学生跳墙到公园里去。可还是有调皮学生一次次在墙上挖个窟窿，溜到公园里去，屡禁不止。
梦湖边上，有一条砖铺的甬路，通往一个小土丘，丘上有个八角凉亭，那也是县城惟一的景观。大国就在那个亭子里躲着。等我找到他时，天已经黑了。我说：大国，你妈看你来了。大国站起身来，冲下凉亭。我以为他后悔了，要跑去见他妈了，可他却冲到一棵松树前，对着树撒了泡尿。他一边撒尿一边冷冷地说：管她鳖孙呢。我怔了，说：说谁呢？谁是鳖孙？你妈？！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她把人都丢尽了。她不是我妈。我说：你妈给你送吃的来了。可他却提上裤子，重新回到凉亭里，往栏杆上一坐，默默地望着远处。
我也凑过去坐下，拍拍他。我说：大国……
大国突然说：你知道乌鲁木齐么？
我笑着说：库尔班大叔（那是小学课本里讲过的）？
大国仍说：乌鲁木齐。
我说：你想去乌鲁木齐？远着哪。
大国说：二栓他舅说，乌鲁木齐，地广人稀，抬炮尿一路。
大国咬着牙说：我要是乌鲁木齐有亲戚，我早就跑了！
那时候，在平原的乡村，人们逃跑的首选地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很遥远，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抬炮尿一路，是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一直等到天黑了，县城里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才把大国拽起身。他很勉强地、慢慢腾腾地从公园墙外的一个豁口处跳进来，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一步一步地朝校门口走去……虫嫂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
大国看四下无人，快走到虫嫂面前，猛地夺过那袋红薯，恶狠狠地说：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了？！
虫嫂可怜巴巴地说：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大国说：走。赶紧走。以后你别来了。
虫嫂说：我想趁热给你送来，怎么了？
大国瞪着眼说：你在村里丢人还嫌不够？又跑学校里来嚷嚷？你嚷个啥？我还没死呢……
虫嫂看着儿子的脸色，很委屈地说：我，我也没说啥呀。
大国连声说：你来干啥？你是想让我死呢？！
……虫嫂仍然很巴结地望着儿子，赶忙从兜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解开来，里边是钱，说：我给你拿来五块钱，卖花生的钱。
大国接过钱，往兜里一塞，看了他娘一眼，再次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以后别来了。
虫嫂说：那你……吃啥？
大国说：你别管。
虫嫂说：孩儿，孩儿……我知道，娘给你丢人了。
大国冷冷地说：记住，别再来了。
虫嫂回身望我一眼，说：丢儿，你看，他不让我来。吃啥呢？
大国突然满脸是泪，说：你敢再来，这学我不上了！
虫嫂心疼儿子。她怔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那，下回，等下回了，我给你送到桥头上，行不？
大国扭头就走。
虫嫂喃喃地说：孩儿，都怨我了。都是我不好。
据我所知，此后，虫嫂仍是每星期给大国送一次馍。她每次都拿着馍兜等在桥头上。一直等大国下课后，从学校那边腾腾走过来……每每大国接过馍兜，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
有一年，下雪的时候，我在小桥上碰上了虫嫂。虫嫂站在桥头上，手里提着一篮子馍，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我骑着老姑父的那辆破自行车，上桥后，看见她的时候，权当打招呼，我按了一下车铃。可当铃声响的时候，就见虫嫂在那边的桥头上一闪，人忽然蹲下来了。
她蹲在地上，抬头像贼一样地四下瞅着。当她看见是我，虫嫂松了口气，说：丢儿，看见俺国了么？我说：你怎么蹲这儿呢？她说：我给俺国送馍呢。一星期送一回馍。我说，你怎么不去学校？她说：不去了。净让人笑话。我说，你给我吧，我给你捎过去。她说，不了。俺国，学习咋样？我说，成绩不错，排在前十名。她笑了笑，说：你忙吧。我再等等。尔后，她突然弯腰小跑着，追上说：你可别告诉大国，你见我了。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眼里，无耻到极点的虫嫂，连游街时还敢涎着脸笑的虫嫂，在儿子面前，却成了个受气包。大国不让去学校，她就不去，一直在这小桥上等。她的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手里拿着个破手绢，手绢里包着厚厚的一叠子钱。我知道，那手绢里几乎全是毛票。那是她走乡串村收鸡蛋、卖鸡蛋挣的。
虫嫂改邪归正完全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三个孩子都不喊她妈了。特别是大国，看见她鼻子里总哼、哼的，很蔑视的样子……这让她十分伤心。是啊，家里的孩子大了，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了。虫嫂一定是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
此后，我又听人说，那年放寒假的时候，由虫嫂提议，老拐主持开了一个“家庭会”。虫嫂很主动地搬了一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间，尔后，她站在小板凳上，对着贴在墙上的毛**像，那张领袖像已被烟熏得有些发黄了，庄严地举起右手，郑重地宣布说：大国，二国，三花，你们大了……我保证，我向毛**保证，我改。我一定改。从今往后，你娘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你娘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了。
她说完了，尔后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三个孩子。可大国、二国、三花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她，像不认识似的。
虫嫂望着大国，可怜巴巴地说：我真改了。
大国却恶狠狠地说：下来吧，别丢人现眼了。
等到二国上中学的时候，老拐去世了。
老拐走得很急。老拐的腿从小就坏了，是摔坏的。现在，那条坏腿上长了个流水的疮，整天烂。开初他也没在意，后来一直不见好，越来越重，路也走不成了。虫嫂拉着他进了县城，经县医院的医生看了，说是骨癌。一听说是骨癌，虫嫂说：啥是骨癌？后来，县里医生用土话说：在乡下，这就是“铁骨瘤”。虫嫂听懂了，一屁股坐下了。
老拐笑了。老拐恶狠狠地笑着说：别愣着了。回去借钱吧。
……老拐明知道她在村里名声不好，借不来钱。老拐是故意说的。老拐说了之后，很得意地望着她。也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老拐腿上有疮，心上也有疮。也许，他憋屈得太久了。人们的耻笑声一起在他心里藏着、焐着。在那些日子里，他心里存了太久的恶意和毒气。他说：我死了你再走一步，找个全活人。
虫嫂慌慌地站起身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喃喃地说：我借。我回、回娘家去借。
这时，老拐才说：算了。不看了，回去吧。
虫嫂说：既来了，咋也得吊瓶水呀。
老拐说：不看了。
虫嫂说：还是吊瓶水吧。
老拐说：你要是还念我是你男人，就给我炒一盘“星星”吧。——炒星星是豆面、红薯面加红柿子做的，油要大，甜的，沙沙的。
虫嫂说：馋了？
老拐嗯了一声。
虫嫂说：你等着。
虫嫂本打算跑回去借钱的。可她走到县防疫站门前，看见有人在排队卖血，于是就排上队，让人抽了一管子血，挣了二百六十块钱。拿上这二百六十块钱，虫嫂跑回来，喘着气说：吊水，吊水吧。又一问，住院的话，光押金至少三千。老拐说：不治了。你手里有多少钱？虫嫂说：二百六。我还能挣。老拐说：回家。
在回村的路上，老拐说：我想吃一盘炒星星。
虫嫂停下车，说：吃啥？
老拐说：炒星星。
虫嫂说：家里没有豆面了。
老拐说：你再偷一回。
虫嫂停下车，就到路边的豆地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竟空着手回来了。说：他爹，再偷一回不算啥，我怕收不住手……我给孩儿保证过。
老拐恶狠狠地说：屁。那你坦白吧。
虫嫂说：坦白啥？
老拐说：作风……
于是，虫嫂像挤牙膏似的，走一路坦白了一路……最后说：我改了。真改了。
老拐恶狠狠地说：我不信。你赌个咒。
虫嫂说：我要说一句假话，叫我死你前头！
虫嫂拉着老拐回村后，先是还想用土法治一治。听说吃活蝎子能治，虫嫂就发动三个国晚上去老屋子里捉蝎子……老拐虽说了狠话，可他还是想活的。再贱的人，也想活呀。老拐闭着眼吃了一段活蝎子，吃得嘴唇都紫了，仍不见好，腿疼得更厉害了。再后，老拐两眼一闭，坚决不吃了。老拐说：去吧。给我买盘肉包。从今往后，每天给我买一盘肉包，二两小酒。我净喝水了。
后来，老拐拄着根棍，每天在村口坐着，跟人谝闲话。他把虫嫂说的话都对人说了，笑嘻嘻的。他甚至说，那仨鳖孙孩儿，也不一定都是我的。村人里说：瞎说，不是你的是谁的？他说：难说。难说。仍笑嘻嘻的。其实，他是在等那盘肉包，要热的，还有二两散酒……虫嫂每天跑十八里去镇上给他买用荷叶包着的肉煎包。吃到第十天，老拐咽气了。
老拐临走时，把大国、二国、三花叫到跟前，说：蚂蚁钻心了。我很疼。真是疼。肉包真香。你娘不欠我了。十天，让我吃了十盘肉包。我也算是有福人了。娘再不好，也是娘。看我面子，叫声妈吧。
大国、二国、三花都看着他，似也想叫……可他们已经叫不出口了。
虫嫂说：别再难为孩子了。不叫就不叫吧。
老拐说：叫。得叫。
三花先叫的，三花说：妈。
二国含糊地叫了一声：买。
大国不叫，他叫不出来，但鼻子里哼叽了一声，也算……就此，虫嫂已经非常满意了，她捂着脸哭了。
老拐很权威、很幸福地说：哭啥，我还没死呢。
老拐临咽气时，说：就是差一盘炒星星。
虫嫂说：我去借一把豆面……
老拐说：不用了。还是肉包好吃……值了。
葬老拐的时候，经老姑父做主，村里出了两棵桐树，给老拐做了口棺材。那肉包不是白吃的，村里人对虫嫂的态度有了些转变。说人虽然有贱毛病，对老拐不赖。所以，老拐下葬时，也没有多难为她。大国是长子，他摔的“牢盆”……按说，往下的事，就该大国负责了。可大国葬了父亲后就连夜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大国是不想再看村人的目光了。是啊，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大国一定是在村人的目光里看到了什么。他早就想离开村子了。他一分钟也不想多停。他一直想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他离开村子的念想。
老拐死后，二国上中学时，虫嫂又去卖了两次血，给二国交了学费。二国和大国一样，不让她到学校里去。不去就不去。最初，虫嫂仍是每星期把馍送到桥头上，等着二国来取。
在一些年份里，每一个路过小桥的人，都会看到她，一个小个女人，手里提着一个手巾兜，站在桥头上。
到了三花上中学的时候，虫嫂已经到县城里去了。
虫嫂也算是很早就离开无梁的女人，她在县城里收破烂。
虫嫂之所以能在县城里搞“商品经济”——收破烂，还得亏了三花。当三花考上县城的中学后，虫嫂担心她是个女孩儿，怕她受人欺负，就跟过来了。在虫嫂眼里，三花就是她的“国花”，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她是怕她出什么意外。再说，她常年在县城边上走，给一个个孩子送吃的，一来二去，就此认识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听老头说，在县城里收破烂能挣不少钱呢。于是，她思摸了一些日子，就到县城里收破烂来了。
按说，三花上中学时，大国已经参加工作了。这时候，大国有了工资，完全可以顾一顾家了。可他却是一毛不拔。大国不但不给家里拿一分钱，而且，连个面都不见。大国师范毕业后，原是想报名支边，去乌鲁木齐的。他是想走得远远的……可他没有去成。他先是分配在外乡的一个学校里当教师。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工资低，顾不上家也就算了。可他后来调到县城里来了，却仍然不回去。就此，他断绝了与乡村的一切联系。
据说，大国能调到县城是沾了他老丈人的光。跟大国结婚的是他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大国因此调到了县教育局一个教研室工作，成了国家干部了。大国不但不回村，就连结婚也没让家人知道……大国先是住在城东的老丈人家里，后来自己也分了房子，单住。
那些年，虫嫂一直在县城里收破烂。突然有一天，她在大街上吆喝着收破烂时，碰上了她大儿子……
听村里人说，那一天，虫嫂推着一辆收破烂的三轮车在街边上一边走一边吆喝：收破烂了！收破烂了！收旧纸箱、旧报纸……可是，突然之间，她看见他的大儿子穿着一身西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东边走过来……虫嫂捂着嘴，怔怔地望着他的儿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国从她面前骑过去了。
可大国没骑多远。他大约是走神儿了，跟人撞了车，把自行车给撞坏了。大国把自行车推到一个附近的修车铺去修。大国没有看见她（或是装着没看见），她也没敢上前叫他，就一直在路边上站着，可她记住了那个修车铺。第二天，虫嫂用自己收破烂挣的钱，给大国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一直在修车铺门前等着。她终于见到她的大儿子了。
多年不见，儿子看上去已是个有身份的人了，穿得很体面。看到儿子后，她怯怯地叫道：国。大国一回头，看见是她，竟有些惶然。他四下瞅瞅，说：你，你……怎么来了？虫嫂说：我在这儿收破烂，都好些年了。大国怔怔地看着她，先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尔后他把手伸进兜里，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尔后，他迟疑着……又掏了一张，一共二十块钱放在一起，又四下看看，这才把钱递给了虫嫂，说：给，拿着。走吧，赶紧走。虫嫂说：大国，钱你自己花吧。我不要你的钱。我，我给你买了辆自行车。你是国家的人了……虫嫂说着，赶忙把那辆新自行车推到大国面前。大国望着那辆新自行车，闷了一会儿，说：真是你……买的？虫嫂赶忙把发票递上去，说：有发票。你看……大国接过发票看了，这才问：二国，还好吧？虫嫂说：好。快毕业了。大国说：高三了？虫嫂说：高三了。大国说：三花呢？虫嫂说：都好。都好。大国怔怔地望着她，又看了看她身后的那辆新崭崭的自行车……好久说不出话来。终于，大国说：我，那啥，过几天要出差。去，去那个……乌鲁木齐。得一段时间才回来呢。虫嫂说：放心吧，我不去家找你，我不给你丢人。这时候，大国突然眼眶湿了，他喏喏地说：我真的要去乌鲁木齐……出差。等我回来吧。你让二国找我，我给他出出主意。
就这样，大国推着那辆新自行车走了。临走，他吩咐说：那辆车，还能骑，给二国吧。记住，让二国去找我。他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小声说：县城里有浴池，去洗个澡吧。
虫嫂嚅嚅地说：我，在家天天洗。
那时候，虫嫂在县城收破烂已有些年份了。她在城郊租了一个小趴趴房，先是每日里沿街收，收了之后还要分拣，把各样的废品、垃圾分类……那地方还有个臭水沟。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整日嗡嗡的，是繁殖细菌的世界。可以说，她每天都生活在细菌之中。一个长年生活在细菌中的人，反倒是最不怕细菌的。虫嫂长年与苍蝇蚊子做伴，与细菌为伍，她已成了一个“细菌人”。细菌人身上早已有了抗体了，反而很少生病，一般的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可细菌多了，汗多了，身上没有别的，有味。所以，她终年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扇那些不好闻的味。
那一日，经大国提醒后，虫嫂开始注意穿着，也知道讲究些了。
她狠狠心，第二天傍晚就去了县城的一家浴池。她怯生生地走进去，随着人家排队买票，她问人家洗一次多少钱，卖票的说：五块。她说：这么贵？卖票的翻眼看看她，她赶忙说：买。我买。卖票的又说：要膏么？她说：啥高？洗个澡，还量尺寸？卖票的说：洗头膏，你要不要？她说：不要。我有肥皂……那也是她此生第一次花钱洗浴。五块钱洗一澡，挺贵的。她有些肉疼。后来，她对三花说，那池子里的水真热呀！真舒服呀！我差一点泡晕过去了。真好，真是好……后来，再去洗的时候，在浴池里，有好心的女人告诉她，别在那池子里泡，不卫生。可她就喜欢在池子里泡。她说：烫烫的，多解痒啊！她先是嫌贵，半年洗一次，后来仨月洗一次，一直到一月洗一次……每天收工回来她都要烧上一锅热水，浑身上下擦洗一遍。见了三花，她第一句话就问：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见了二国，她也问：我身上还有味么？尔后就说澡堂子里的事，说忒贵。再上街的时候，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她也说：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人家说：啥？她说：味。有邪味么？
再后来，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常走那条街……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
其实，不光是老大，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二国在县中上学时，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二国性格绵软些，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可他更爱面子。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但心思缜密。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虫嫂就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那些年，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让大国代“家长”签字。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只是不让虫嫂知道。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国仅是代“家长”签字，别的不管。钱粮仍由虫嫂负责，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二国有一点好，见了娘，他不多说话，也不厉害人，还知道问一声冷暖。就这一点，虫嫂就很满意。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
三花最小，心善，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惟一喊妈的。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不到学校里去，不给孩子添堵。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是她主动要求的，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偶尔，放假的时候，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怕万一让人看见，丢了孩子的脸。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在那些年份里，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这女人有个特点，无论冬夏，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一路上拍拍打打的。忙的时候，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成了黑的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全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
据村里人说，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她一去，邮电所的人就说：来了。她说：来了。办完了事，她人一走，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你别不信。就她，就这小个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快乐。在县城的那些年，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一段时间，她的三轮车把上，除了那把扇子，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匣子用胶布粘着，摇一摇还响，她还听戏呢。常香玉、申凤梅、七品芝麻官之类，她都喜欢听。还听人说，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能干，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夜里，也敲过她几回门，有点“那个”她的意思……被她拒绝了。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村的。
据说，虫嫂是打了一辆“面的”回村的，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显得很阔绰。只是手黑。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谁都知道，她的三个孩子，全考上了大学，都成了国家的人了。在平原的乡村，母以子贵啊！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见人就打招呼。人们说：呀，这不是拐嫂么？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人们说，可有些日子了？她说：是呀，是呀。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她逢人就说：大国很好。二国很好。三花也中了。都是国家的人……分开这么多年，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都说：仨大学生，你该跟着享福了。她还谦虚了一下，说：腿疼，指头疼，也享不了几天福了。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人人都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这就像是一个奇怪的梦。夜里，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有人私下议论：啥理呀？没理。你说，她一个偷儿，她教育谁呢？她怎么教育的？可她的三个孩子，怎么就一个比一个出息呢？有人叹道：这世道真是变了呀。
在村街里，人们互相见了，指着虫嫂家的房子，一个个感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真是命好啊！
不料，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这年的麦罢，三花回村看了她……尔后，她逢人就说：家里蚊子忒多，咬得慌。仨孩子非让去，都争着养活。我说了，也不在一家住。就三家轮着住吧，一家一月。
村人摇着头说：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又过了一年，虫嫂去世了。
虫嫂是那一年的年关，让人拉她回村的。回来时，她已下不了车了，是让一个拉三轮的背进屋去的。村里人都跑去看她，一个个说：拐嫂，你也不言一声，大过年的，咋这时候回来了？她见人就说：孩子们都很好。都孝顺。可她享不了这福。她又说，城里啥都好，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说，这人一闲，病就出来了，腰也疼，腿也疼，浑身哪儿哪儿都疼。也说不出啥病，是闲的了。她还说，她不想连累孩子，就偷着回来了……村里人都说：这人，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们能不着急么？她说：说了。走后才让人捎信儿的。怕他们不让。人们听了，觉得她话里有话，也不便多问。
她是三天后咽气的。临死前，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她说：扇子，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她身上没有力气了，够了几次，没够着。临咽气时，她伸手指了指，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破扇子。
后来又有传闻，说虫嫂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大月和小月的缘故……
据说，把虫嫂接到城里，本是三花的主意。按三花的话说，她一是心疼娘，二是想让虫嫂帮她带一带孩子。于是就出面跟两个哥哥商量，要把虫嫂接到城里来，由三家轮流供养。大国开始不愿。可他是老大，不便拒绝。再说了，在家里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不当家。后来大国只答应出钱，坚决不让去家住。于是就由二国和三花轮流养活，一轮一个月。开初还好，虫嫂帮他们看个孩子，做做饭，一天到晚也不闲着……只是时常会遭受媳妇和女婿的白眼。她都忍了。小心翼翼的，免生气。
虫嫂就这么在两家住着，一轮一个月。可轮着轮着，就出了嫌隙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八天。二国、三花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好……到了这一年年关的时候，这个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就在二十九号晚上，三花出差在外，她女婿按一月一轮的规定，把生了病的虫嫂送到了二哥家门前。可这天二国也不在家，二嫂不愿接，问大月小月怎么算？二嫂这人大学本科毕业，理性，有洁癖，为人偏执，非要争个道理。她很认真地对虫嫂说：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九天，这不是钱的问题，谁也不缺这俩钱，是时间的问题……可这边，三花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年关这一段生意好，他急着去办年货呢，不想跟老二家啰嗦，说：自己老人，差这一半天哩？二嫂说：你别走。话不能这样说。谁也没说不养老人……三花女婿不吃她这一套，急着要走，两人吵了几句，把虫嫂放下就走了。
于是，就把虫嫂晾在门外了。天寒地冻的，虫嫂在二国门前坐了很久……那会儿，虫嫂一定很伤心。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让女婿和媳妇晾在门外。
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
安葬虫嫂时，村人还以为她很有钱。她收了十二年破烂，都说她发了。可是，搜遍了整个家，却没找到一分钱，只找到了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那一张张汇单上写着吴大国、吴二国、吴国花的名字……还有那把破扇子。
全村人商量说，要把大国、二国、三花揪回来，好好羞辱他们一番！不然，就去县上告他们！还有的说，把那些邮局的汇单贴出来，举着拿到县上去，看他们脸往哪儿搁？！
一村人正闹嚷嚷地商量着如何惩罚这些不肖之子！大伙又一次兴奋起来，想了很多办法……可就在这时，突然有心细的女人拿起了那把破扇子，说：怪了，这虫嫂为啥老提扇子呢？有人说，是啊，她咽气时，指了又指，一再说：扇子。她还有把破扇子。这啥意思……于是，女人们拿着那把破扇子，你看我看，众人传来传去，终于发现，那缠着布条的扇子把儿上果然有蹊跷。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那布黑污污的，一层一层的……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存折上有三万块钱！
人们惊叹一声，说：这个女人哪！
一听说扇子把儿上缠有存折，大国回来了，二国回来了，三花也回来了，都说是要争着行孝的……可村人们把着村口不让他们进村。大国本来嚷嚷说要跟村里本家人打官司，可问了律师后，就再也不吭了。
有了这三万块钱，在老姑父的带领下，经村委会出证明取出来后，给虫嫂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于是，村街里搭了灵棚，置了桐木棺材，请来了四班响器，还租来了三个哭丧的“孝子”，一人给一百块钱。租来的“孝子”很卖力，又哭又唱的，声震屋瓦，一街两行围了很多人看。丧宴也办得很体面，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上的是全鱼全鸡，很隆重的丧宴……那些曾经打过她、骂过她的女人，一个个哭着，把虫嫂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进老坟里去了。
虫嫂与老拐合葬后，还用剩下的钱立了一通碑。
据说，后来，大国、二国、三花也翻脸了。
三家就“大月与小月”大吵一架……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往了。
每到清明节，三花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可她回来并不到村里去，只去坟地，烧一烧纸钱，哭了就走，不见村里任何人。
大国二国再没回来过，人们说，他们是没脸回来了。
又过了一些年，大国提拔了，当上了县教育局分管招生工作的副局长。
无梁村人听说后，又开始主动找上门去。去的时候，带些土特产：小磨香油、柿饼、花生什么的。还怕人家不让进门，心里打鼓，怯怯地、很孙子地叫一声：吴局长，吴局长在家么……吴局长倒也大度，客客气气的，不与村人计较……凡能办的事，也办。就这样，大国又与村人来往了。这时候，人们又说：其实，大国人不赖，虽说当了官，挺仁义。当然，为的是孩子……
虫嫂的事，没人再提了，一句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地里的草，该长还长。谁都知道，有一种草，那叫“小虫窝蛋”。
我告诉你：至今我手里仍放着老姑父为虫嫂写的五张“白条”。一张是二国考大学的时候写的，另一张是为三花找工作时写的……还有三张是虫嫂收破烂时，她的三轮车数次被工商局没收的事……老姑父的“白条”，首句仍是：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