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经过了四年的卫国战争之后,联盟内部的军人利益集团的确是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以总参谋部为首的军人集团,确实是为红军系统争取到了不少的利益,当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很多问题上,即便是斯大林同志也不得不对军队做出让步。

    比如说在战役的决策问题上,莫斯科战役之前,斯大林同志在这方面是占据着绝对发言权的,部队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是如何进攻,什么时候进攻,是否撤退,向哪里撤退,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需要由斯大林同志做决策,总参谋部在更多的时候,只是向他提出建议,却没有做决定的权力。

    而在莫斯科战役之后,斯大林同志基本就退出了战役决策圈子,他很少再在那些有关战役决策的问题上发表个人意见,至少,他不会强行要求军队接受他的指令了,更多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还是在总参谋部的建议下,做出一个形式上的最终决策,说白了,就是总参谋部提出计划,他个人表示赞同,他也不是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不过,最终的决策,始终还是以总参谋部的意见为主的。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说斯大林同志受到了总参谋部的威胁,而是因为他自己认识到了自身的缺陷,指挥作战并不是他的长项,所以,更能接受职业军人们提出的建议了。

    事实是,斯大林同志的这一点转变,对于联盟扭转战场局面,最终反败为胜,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一规则到任何时候都是准确的。

    不过,与此同时,历经几年的战争,总参谋部在联盟军中的影响力,自然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显性,当某个人或是某个部门,能够长时间决定某项利益分配的时候,那么就会有无数人逐渐靠拢过来,最终以这个人或是这个部门为核心,形成一个牢固的利益集团——在几年的战争之后,总参谋部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存在。

    因为这个部门能够决定战役如何进行,也能够决定谁负责指挥哪个地段的战斗,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系列的军队将领向这个部门靠拢,最终组构成一个虽然松散,但却具备足够影响力的军人利益集团。

    在战争后期,斯大林同志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限制总参谋部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少的动作,而对朱可夫的打击,其实也是这些动作中的组成部分。

    后世的舆论将斯大林同志对朱可夫同志的打压,定性为嫉贤妒能,定性为他对朱可夫同志个人声望的嫉妒,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因为斯大林同志对朱可夫的打击,才令总参谋部这个逐渐成型的利益集团,不得不在更多问题上保持谨慎,不敢踩过界。

    不过,在维克托看来,斯大林同志对军方利益集团的打击,显然并不十分彻底,首先一点,在整个军方利益集团中,真正受到打击的,其实就只有一个朱可夫,尽管朱可夫是军方利益集团的首要代表,但对他的打击,还不足以将这个集团的发展势头按下去。其次,即便是对朱可夫的打击,斯大林同志做的也不够彻底,对于朱可夫这样的人来说,职务的升降其实对其影响并不是很大,尽管他现在被发配到了敖德萨,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敖德萨军区司令员,可一旦斯大林同志不在了,他很快就能重新爬起来。

    说白了,就是只要这个军方利益集团依旧存在,其影响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削弱,类似朱可夫这样的人,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军方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勘察加半岛问题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当然,在维克托的认知中,军方利益集团目前插手的问题可不仅仅是一个勘察加半岛,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包括在黑海沿岸地区,包括在苏中边境等一系列问题上,军方利益集团都有把控话语权的欲望,只是因为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权威在联盟内无人可以挑战,所以,他们的表现才没有过于的鲜明。

    但是,维克托的心里却是有所预感,一旦在将来的某一天里,斯大林同志过世了,而接替他的人没有掌握足够的权威,那么军方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干预,或许将无可避免。

    听着前方斯大林同志与莫洛托夫同志之间的交谈,维克托的心思却已经跑的很远了,他总结了一下,就卫国战争后的这一两年来说,联盟内部所蕴藏的危机就已经有很多了:

    首先,战后重建问题中,因路线、偏重所引发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在维克托看来是非常关键的。尽管日丹诺夫同志在联盟中央所拥有的影响力很大,尽管国家计委始终处在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绝对操控之下,但对于战后经济发展领域的侧重点问题,日丹诺夫与沃兹涅先斯基等同志的观点,依旧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受美苏矛盾以及联盟复杂外部环境的影响,联盟在四五计划制订过程中,依旧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放在了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对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轻工业,重视度不够。在维克托看来,这对联盟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其次,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在民族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这在维克托看来,是一个很致命的疏漏。联盟很重视对各类民族主义的打击,但却忽视了民族主义情绪在党内干部中的滋生蔓延。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克的,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懂,但关键一点是,人们总是分不清谁是潜入组织内部的“第五纵队”,而在维克托看来,干部民族化这个毒素,就是潜藏在联盟党内的“第五纵队”,如果不能将其从党内彻底清除出去,因民族问题引发的危机,将随时可能威胁到联盟的生存。

    再有,联盟党内各类利益集团的兴起问题,这一现象,是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而出现的,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随着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组建而出现的。在几年的战争中,联盟为了实现对整个国力的充分动员,将国家的一切权力收归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部,这种政权组构模式,固然是增强了整个国家的效率,但与此同时,也强化了集权的组织结构。且不说战争中出现的军方利益集团,就单说军工利益集团,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全联盟各类型的军工企业被统合起来,它们在相互配合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尽管它们抱团的迹象还不是很明显,但这种趋势却已经显现了出来。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联盟所面临的危机还有很多,比如说外部环境的压力,再比如说粮食供给不足、劳动力严重匮乏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联盟的局势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般的平稳,那看似波澜不惊的水面下,隐藏的是一个个不断扩大中的漩涡。

    不过,维克托认为,这些问题本身还不是联盟所面临的最大危机,联盟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的确,以斯大林同志在联盟的无上权威,只要他还掌握着联盟中央的领导权,这些问题就都显现不出来。但关键的一点在于,以斯大林同志的健康状况,他还能领导联盟多少年?

    绕着花园转了一圈,三个人重新回到军械库广场前的甬路上,听到前面的斯大林同志与莫洛托夫同志转移了话题,开始谈论有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问题,维克托才收回了复杂的思绪。

    就目前来说,维克托所能观察到的联盟内部潜在的问题,都不是他所能够改变的,所以说,他要想改变现状,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解决联盟所面临的危机,就必须继续往上爬,不求取代斯大林同志所处的位置,至少也要拥有在政治局中发言的权力,若是连一个政治局中的席位都拿不到,他就根本没有资格对联盟做出任何改变。

    斯大林同志对保加利亚的局势非常关注,主要是他对季米特洛夫与铁托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感觉非常的不满,另外,铁托的大南斯拉夫构想,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有市场,包括特拉伊乔·科斯托夫·久内夫在内的一系列保共中央领导人,都逐渐站到了季米特洛夫那一方,这对莫斯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相对于斯大林同志来说,维克托对保加利亚的局势却是兴趣不多的,事实很清楚,在索菲亚,固然有很多人支持季米特洛夫与铁托之间的联合,但反对他的人同样也有不少,总体来说,莫斯科还是能够控制索菲亚局势的,关键点在于,莫斯科准备在什么时候对季米特洛夫那些人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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