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是检察系统亦或是法院系统,乃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监察委员会,都是联盟的内部机构,从某种意义说,这些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保证联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联盟社会秩序的。

    联盟的部门与部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的,充其量是职权上的制约关系,而不可能出现你来我往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敌对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专属于人的,一个部门则没有情绪可言。

    在正常的机构体系内,这些部门都应该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就像萨福诺夫他们所提出的“法制”理论,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罢,都没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他们的调查权、逮捕权,都应该受到约束,而给与他们约束的部门,就是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

    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掌握着司法权,他们有权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给其什么样的判罚,但是却没有权力去执行调查和逮捕等行为。

    因此,从程序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分权,是一种制约的机制,它能保证司法不受,至少是少受认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联盟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只有这种司法体系建立健全了,人们才能有安全感,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不出现某种基于人为而造成的政治性灾难,就像战争那几年所出现的混乱一样。

    从根本上说,尽管内战在二十年代初就结束了,但联盟在对德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十几年时间里,其实一直都没有稳定过,尤其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下,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惨烈政治斗争的出现。

    按照维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说法,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了铲除异己、肃清反对派而搞出来的政治迫害运动,曾几何时,维克托也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重生之后,尤其是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掌控者之后,他能接触到联盟几乎所有的封存档案,因此,也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联盟现在的档案材料看,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从列宁时期便已经存在了。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就险些分崩离析,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同志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对,最终的票选情况,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按照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列宁同志的报告只能算是勉强获得通过。

    随后的几次代表大会,这种与反对派的斗争也从没停止过,包括与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争,包括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列宁同志在世时期发生的。

    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联共(布)召开十五大之前,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举行了个全党公投,在斯大林同志确定的纲领与托洛茨基制订的纲领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全联盟范围内的支持斯大林同志,并参与投票的党员有七十二万五千余票,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则只有六千余票。

    所以,联共第十五大,其实就是斯大林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树立起个人权威的时候,因为正是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等人在内的九十八人,几乎囊括了从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直到当时的所有反对派,统统被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

    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部分在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的人,在后续的几年中,不仅仍旧身居高位,而且还陆续被重新接受入党,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试想,如果斯大林同志真的是单纯为了排除异己,清除掉反对派,当时为什么还要给这些人一个重新回来的机会?

    欲擒故纵吗?

    请相信一个现实,在政治斗争中,没有谁会用欲擒故纵这一手计谋的,因为这是个只讲究夜长梦多的地方。

    在后世,朝斯大林同志身上泼脏水的人很多,而在这其中表现最抢眼的,显然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了,可即便是这位脾气暴躁的“斯黑”,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这个人在暴怒的时候可能造成很大伤害,但当你证明自己确实正确,又向他提供了合理的事实时,他会明白,这个人是在坚持有益的事业,并予以支持……是的,当你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如果他又相信你是正确的,他就会放弃原先的观点,接受对方的观点。”

    世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在任何政治变革发生的时候,都会存在反对的力量,这与变革的内容或是发动变革的人是谁无关,只与变革是否要坚决推行有关。

    美国人的身上就干净吗?看看林肯,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人死的人少吗?

    所以,要想正确看到大清洗的问题,不需要考虑死了多少人,也不需要考虑当时管理着联盟的人是斯大林同志亦或是别的什么人,人们真正需要去看的,是在当时的联盟内部,是否存在一个根深蒂固,且已经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巨大威胁。

    按照维克托从原本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的资料中看到的信息,这个威胁显然是存在的,它包括了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始终都未被彻底清除的资产阶级势力;列宁同志执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顽固富农;三十年代初,因西方经济危机而大量涌入苏联的西方公民,以及随同他们一起进入苏联的间谍、破坏分子。

    当然,最为严重的一个,还是在联盟成立不到二十年间,便从联盟大地上迅速滋生出来的大量官僚主义分子。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联盟利益的危害,是随时可能倾覆整个国家的毒瘤,但十五大上所组建的,由195名中央委员所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由9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检察委员会,都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相反,在这些中央委员中,也有很多人被侵蚀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于是到了十七大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年初,中央委员会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检察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新成立了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监察委员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改组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这一切都向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说明了一点,即:单纯依靠党内斗争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消除危机了。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作用便一下提升了起来。

    其实,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去考虑,也能想明白一个事实,倘若大清洗真的只是斯大林同志用来铲除异己、根除反对派的运动,那么他既然能够在全联盟范围内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杀掉这么多人,却还能安安稳稳的在他的位子上坐个二十多年,那他在联盟的权威得有多高啊?既然原本就有了这么高的权威,为什么还要搞这一套,给自己弄个遗臭万年的后果呢?

    话题在这里兜回来,且不管当年的大清洗运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说其真实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至少有一点是没错的,那就是由维辛斯基同志所搞出来的,基于纯暴力的联盟法系,是存在着很严重问题的,他过分抬高了执法部门的地位,却贬低了司法部门的地位。

    执法部门属于暴力机构,片面抬高他们的地位,而不给他们的权力加一个辔头,其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

    另外,不要以为司法体系内就没有政治斗争,毕竟斗争无处不在,维辛斯基在联盟的社会主义司法体系内,占据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有人将他说的话奉为圭臬,自然也有人对他的话不屑一顾,当然,更有一部分人满心打算着取而代之。

    像萨福诺夫、戈里亚科夫他们这些人究竟做的什么打算,维克托不是很清楚,但却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是在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同时,也是在挑战维辛斯基在司法界的权威。

    既然他们高举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大旗,那么在费比舍恩科的问题上,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立场,自然也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什么叫做法制?费比舍恩科既然犯了罪,就应该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若是因为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功勋,就忽视了他在战争爆发前犯下的罪行,那可不是法制的表现,而是彻头彻尾的人治。

    所以,要想维克托明确立场,萨福诺夫他们也得明确立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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