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闽浙总督的奏折?难道这封奏折还能有假吗?

    4月初,黑旗军发动东征。自此之后,来自两广、附近的奏折便如雪片般飞向京师。

    岭南离北京有四千多里路,以满清最快的“八百里加急”,至少需要五天方能收到两广的奏折。

    而杨烜发动的东征,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作战节奏极快。第一天,便突破清军在西江上设置的铁索,全歼清军水师主力。第五天,已经彻底包围清军。

    所以,当清廷收到奏折时,根本来不及应对,前线局势已经大变。

    那几天,军情变幻莫测,比当年太平军夺取金陵还要“刺激”。各地的奏折真假难辨,彼此矛盾。前线清军大将讳败为胜,后来干脆没了消息。

    现在,局势已经明朗,各种事件都已得到明证:穆特恩战死,黑旗军攻占广州,陶煜投降,柏贵投降,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咸丰问军机大臣怎么看这封奏折,自然不是询问内容的真假,而是想问大臣们有什么对策。他自知清军难敌黑旗军,心里没有底气,故问了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如何对付黑旗军,这确实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一方面,黑旗军军威甚壮,据说已经大量装备洋枪洋炮,非清军所能敌。

    另一方面,岭南僻居南国,易守难攻。历来北方进攻岭南,一般走两条路,一则从北面越过五岭,二则从海上直击广州。

    清军没有水师,陆军主力在京畿、江南,分不出多余的兵马进攻岭南。就算清军有富余的兵马,要越过五岭进攻岭南,粮饷供给始终是个无解的难题。

    太平军虽然凶悍,总归是“可御之敌”。太平军北渡黄河,大臣们也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但如何对付黑旗军?军机大臣们一点头绪都没有。这种情形,就与道光年间英国远征华夏一样,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

    领班军机大臣祁寯藻才思有限,不能立即回答。咸丰见众人不语,脸上已经露出不悦。

    军机大臣规矩,回答皇上询问时,通常由领班率先作答,定准基调。等领班应答后,其他人方能作答。

    彭蕴章见祁寯藻反应不敏,已惹咸丰不悦,便当即立断,越班上奏:

    “回皇上,闽浙总督的奏折可与江西巡抚、湖南巡抚的奏折相互印证,基本属实。臣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应对黑旗军的良策。”

    彭蕴章是江苏长洲人(今属苏州),彭家是长洲大族。彭蕴章的曾祖是雍正五年的状元,仕至兵部尚书。

    彭蕴章少年得志,由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道光十五年,他又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仍然留值军机处。

    军机章京又称“小军机”,与军机大臣一样都是兼差,负责撰拟谕旨,处理文书,记注档册。

    军机章京混得好,被称为“红章京”,皇上的谕旨多经其手,内阁、督抚的奏折也会由其呈览。所以,军机章京虽然品级不高,地位同样显赫,不失为一条做官的捷径。

    彭蕴章学识高,有大才,以举人担任军机章京,中进士后又留值军机,一直都在中枢任职,颇引人瞩目。

    而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是有名的“响榜”。这一榜的主考官是大权臣穆彰阿,对门生极为照顾。即便是官场愣头青曾国藩,亦投靠过穆彰阿,向穆彰阿执以师礼。

    在穆彰阿的照顾下,道光十五年这一榜进士中,出了许多响当当的大人物:

    军机大臣彭蕴章、江苏巡抚何桂清、浙江巡抚黄宗汉、江西巡抚张芾、两广总督叶名琛、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甲三、工部侍郎吕贤基、江南帮办军务许乃钊……

    其中地位最显赫者,非彭蕴章莫属。彭大军机内执中枢,外倚同年重臣,精明强干,权势已经隐隐盖过祁寯藻。

    眼见彭蕴章似有主意,咸丰心喜,问道:“彭蕴章,你有什么主张,尽管说出来。”

    彭蕴章思考已久,说道:“回皇上,臣以为,黑旗贼以均田免赋为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再平分给贫民,故得到愚民的支持。我们要平定黑旗贼,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争取地主的支持。

    “华夏历来都是农业社会,皇权总领于上,地主士绅自治于下。皇权与绅权,一向休戚相关,相依并存。绅权历经千年,地主的势力亦盘根错节,是皇权强有力的支持者。

    “长毛贼虽然叫嚣‘有田同耕’,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平分地主的土地。黑旗贼叫嚣‘均田免赋’,学得是明末闯贼的口号。闯贼凭此口号得到农民支持,却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闯贼本人,也死于一个小地主之手。

    “眼下黑旗贼势力虽炽,却是烈火烹油,势难长久。关键是,要防止地主阶层与黑旗贼走到一起。我们应当多措并举,提升地主阶层的地位,特别要注重提升地主团练的权限。”

    彭蕴章说了很多,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提高地主团练的权限。

    团练,又称乡勇,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地方民兵组织,在华夏历史悠久,自唐宋时便已常见。

    满清乃异族统治中原,对兵权防范较严。清初时,朝廷便有诏旨,严禁地方办理团练,防止汉人借此掌握兵权、威胁满清政权。

    嘉庆时,川楚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八旗绿营不能阻挡。无奈之下,嘉庆帝只得允许川楚地区民间办理团练,执行坚壁清野政策。

    当时,团练配合八旗、绿营作战,实行坚壁清野。白莲教沦为流寇,无法建立根据地,亦无法获得稳定的后勤供给,最终败灭。

    此例一开,清廷逐渐放开了对团练的限制。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1848年广州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中,地主团练都曾大显身手。

    但此时的地主团练,只是民间自卫武装,军费自筹,不在正规军编制内,作战范围原则上局限在本乡本土,跟后世的民兵相似。

    通常情况下,一地若要办团练,通常由当地的知府、知县出面,请当地有名望的乡绅组织团练。乡绅制定团练章程和互保之法,通常在户籍保甲制基础上进行组建,即10户为牌,10牌为甲,10甲为保,保有保正,甲有甲长,牌有牌长。

    每二或三保,可组成为一团,是为团练。团练置团总一人,团副数人,负责本团防御和各团之间的联络。

    不难想象,能当上团总的,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广西西林县土司后裔岑毓英。团总手下有兵后,又会反过来提升团总的地位,对官府构成一定的影响力。

    团练组建后,需定期集中训练,每月数次集训。若有农民起义军来到本乡,团练成员迅速集合,在团总指挥下统一行动,抵抗起义军。

    通俗地讲,没事时,大家拿起锄头种地;有事时,拿起刀枪“防贼”。

    不难看出来,团练的组织度、专业度都很欠缺,又没有正经的经费来源,团总又是没有官职的地方乡绅。这就决定了,地主团练难成正果,难有大的作为。

    彭蕴章非常清楚,清军自1644年入关,至今已经两百多年,早已腐化得丧失了战斗力。要对付黑旗军、太平军这样的悍匪,八旗、绿营已经无能为力,必须死马当活马医,把希望寄托在团练身上,进一步扩大团练的规模、权限。

    然而,此举极具争议。扩大团练,固然有助于应对黑旗军、太平军,却也会削弱清廷权威,不利于中央集权。

    清朝又与前朝不同,满族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却要统治四万万汉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一共二十四旗,兵马仅二十余万人。

    如果放开团练,汉人则能掌握数百万团练。日后,若他们有了异心,岂不轻而易举地推翻满清?

    这是上层满人普遍担忧的。这个问题,只能私下议论,上不了台面,更不能在军机大臣中间讨论。

    彭蕴章还没展开来讲,祁寯藻就坐不住了,抗声说道:

    “团练之事,虽然已有先例,但都未成气候,只是作为八旗、绿营的补充,配合八旗、绿营作战。一旦扩大团练,极易尾大不掉,损及皇上威权。

    “去年底,徽州籍的御史王茂荫上了一道名叫《筹备安徽防剿事宜》的折子,建议恢复团练。臣当时就反对,但安徽的团练终究办了下来。

    “才半年功夫,皖北形势已经大变。皖北士绅办理团练,固然阻遏了长毛贼。但皖北的团练与捻子相结合,亦匪亦民,抗粮杀差,不奉官府号令。

    “此前车之鉴,不可不察矣。臣以为,扩大团练无异于饮鸩止渴,务必要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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