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最近在德国北方可谓是风头无两，自从艾伯特总统遇刺，社民党收缩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柏林拱手让出后，国社党就迅速占领了他们留下的地盘。
虽然在历史上的1925年，国社党过的没有那么舒服。因为在英美的干涉下，协约国为了恢复德国经济以便于支付战争赔款，在1924年前就对德国实行了道威斯计划。
该计划使得德国在1925年的经济是呈现恢复趋势的，这样一来社会矛盾没有那么尖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势力都得到了遏制，反而是温和的中间党派上台组阁。
在这个世界线，1925年初，魏玛共和国的经济的确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艾伯特总统的遇刺打断了这一进程，国会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变得混乱，导致道威斯计划没有继续按计划实行。
德国到了1925年末，经济恢复工作还是停滞不前，所以斯特拉瑟的国社党才能借着这一段窗口期迅速发展。
当然，国社党能够吸引如此多的人参加并非完全是填补空白的原因，他们宣传的理念也深得柏林人的认可，在整个德国北方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1919到1923年，德国的经济下行让无数小资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储蓄，沦为了无产阶级，他们在挣扎无果后将自己人生失败的责任推给了社会。
此时这一批人急需要一个能够为自己生活失意开脱的出气口，此时国社党横空出世。
斯特拉瑟领导下的国社党支持左翼的经济政策，对于占有大量财富和土地的容克资产阶级大肆抨击，这使得他们赢得了左翼人士的好感；
同时，国社党对于在协约国枪口下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号召德国要扩军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新统一德国，这使得他们赢得了右翼人士的好感。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斯特拉瑟的纲领和口号下或多或少都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们纷纷汇集到斯特拉瑟的名下，这也是国社党能发展的比共产党更快的原因。
但是发展过快也有其缺点，当斯特拉瑟在北方除了柏林之外的城市发展党员时，随着队伍的扩大，原来绝对忠诚于斯特拉瑟的国社党内增加了许多新面孔。
这固然加强了斯特拉瑟的力量，但是分歧也开始出现。
斯特拉瑟提出的纲领吸收了左派和右派的优点，让他发展的更快，但是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左派和右派的缺点。
斯特拉瑟认为，当今德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即国内的阶级矛盾跟国外的民族矛盾，德国应该对内解决阶级矛盾，对外解决民族矛盾。
然而，现在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即斯特拉瑟在柏林的支持者完全拥护斯特拉瑟的路线。
国社党内的左派认为，德国可以联合英法两国的工人共同推翻《凡尔赛和约》，而党内的右派则是认为只要解决了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压迫问题，从中获取的利益足够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
这两派的各自都有不少的支持者，经常在党代会上争吵，最激烈的时候甚至要大打出手，全靠着斯特拉瑟个人的威望才勉强压制住了双方的争斗。
斯特拉瑟曾经向德哲勋爵请教过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令他举棋不定。
斯特拉瑟非常清楚的记着那时的场景，德哲勋爵坐在沙发上，语重心长地对斯特拉瑟说道，
“格雷戈尔，党内有思想路线上的矛盾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政党就像一辆车，不可能永远直行。
当前方是左转弯时我们就向左转，当前方是右转弯时我们就向右转。
至于这个度，你必须学会自己掌握，因为你是司机。
你不仅要小心翼翼，还要抓稳方向盘，因为你要对车上所有的人负责。”
斯特拉瑟明白，自己必须用绝对的个人意识来主导国社党党的路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自己不能让一些短视的家伙干涉党的路线。
和平时期可以允许这些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因为有试错的成本，但是在内外交困的德国容不得犯错。
从那一刻起，斯特拉瑟就知道，自己必须要走上集权的道路，不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恋，而是德国需要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船长，一个元首。
“我一定要让德国不再重蹈历史上的覆辙！我一定要击败希特勒！击败德国人民所有的敌人！”斯特拉瑟下定了决心。
正当斯特拉瑟做好了思想准备，打算开始自己的工作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进来。”
进入房间的是一高一矮两个身影，正是科伊和戈培尔。
“我的元首。”两人纷纷行礼。
“元首，我从巴伐利亚那边把戈培尔博士带回来了。”科伊报告。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斯特拉瑟挥手示意。
科伊再次行礼后转身离去，在经过戈培尔旁边时用警告的眼神瞪了戈培尔一眼，方才出门离去。
戈培尔苦笑了一声，
“元首···”他刚想辩解，斯特拉瑟立刻严肃地打断了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约瑟夫，我还知道你上衣的口袋里藏着一把手枪。”
“我的元首。”戈培尔诚惶诚恐。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约瑟夫，”斯特拉瑟的语气此刻反而温和了下来，
“对你来说，是德国人民幸福的人生更重要，还是个人的权势地位更重要？
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是前者，我今天就当无事发生，你还是国社党的副主席；如果是后者，看在你为了柏林做出这么大贡献的情况下，我会放你离开的，只不过，下次见面可能就是敌人了。”
斯特拉瑟此时也不确定戈培尔的选择，只不过他面对此类事情的处理方式和希特勒完全相反。
希特勒只有事情发生到必须解决的地步才会悍然出手，而斯特拉瑟喜欢一开始就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摆到台面上，然后掐死在摇篮里。
“对我来说，到底是哪个更重要？”
戈培尔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他的脑海中各式各样的画面一闪而过，就像走马灯一样，有自己年轻时的郁郁不得志；有在鲁尔区演讲时受到的追捧；还有和斯特拉瑟在咖啡店关于理想的谈话；也有对希特勒指点江山的得意。
这些记忆，似乎对自己都很重要，但是又不是最重要的。戈培尔努力地比较它们的分量，很难抉择。
突然，戈培尔灵光一现，他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闭上眼睛，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将这些记忆从自己的大脑中移出，当他再次睁开眼时，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东西震撼了戈培尔。
那是戈培尔1924年写在日记本上的一段话：
“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我们思维要简单一点，爱情要高尚一点，信念要炽热一点，说话要谦虚一点。
如何让德国人在苦难中变得优雅而高贵，一个懦夫是做不到的，必须要有一个领头人，一个英雄，一个上帝。
我们必须寻找上帝！我们正是为此而活在世界上！”
戈培尔如遭雷击，浑身不断地颤抖着，他双手捂着自己的脸，不至于露出自己失态的表情。
“你没事吧？戈培尔，”斯特拉瑟有些担心，
“如果你现在无法做出选择，我可以给你放假三天好好地回去思考一下。”
“不，元首。”
戈培尔抬起头，此时他放下了手，露出布满血丝的眼睛，兴奋地说道，
“我知道我一生追寻的是什么了，德国人民必须寻找他们的上帝，让那个上帝带领他们击败一切敌人。”
“那么你觉得那个上帝是谁呢？”
虽然戈培尔的答案有些出乎斯特拉瑟的预料，不过斯特拉瑟更想知道戈培尔的选择是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上帝，但是我知道上帝一定很强。”戈培尔用着诡异的表情盯着斯特拉瑟，这是他从未流露出的表情。
“我跟随强者，所以在你被希特勒击败之前，我会永远忠诚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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