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利用“寄魂分身”治理朝政,并借助太祖“洪武皇帝”之威,参考了“永乐盛世”整合资源。

    说起那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被后世颇多指责,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和大肆屠杀“建文帝”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之外,历史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

    明朝“永乐年间”的整个国家财政年收入平均起来约为3000万两白银!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大搞“外贸垄断”,狂赚西洋人的钱,也不过才将财政年收入提高到3700万两银子而已,因为“靖难”之后,中原已糜烂。

    但是,在朱棣登基后,参照“南京”城防来营建北京城,并先后五次北征蒙古,四次南征交趾,征服辽东,稳定西南,疏通并新开运河,派遣郑和下西洋,修建“武当山”的“道教祖庭”,同时还要修“永乐大典”。

    上面说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但却少有人敢称永乐朝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因这其中不得比提一个人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

    其实,以上种种原因都可归根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能使磨推鬼”。在这个集列朝所有“宏图伟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钱”字,更何况明朝商品经济发达。

    夏元吉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于永乐元年(西元1403年)四月,收到了他任上后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的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也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乃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原因。

    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使国家赋税大损。因此,朱棣很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之初,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

    可是,这两位跟从朱棣而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受命此行,让朱棣甚为重视,以至于行前,明成祖朱棣还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治水之用。

    两个月后,朱棣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任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保证“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而夏元吉则以身作则,经常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

    旁人劝“夏大人”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于是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把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

    从此以后,“苏淞农田大利”,真正做到了“苏湖熟,天下足”。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还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启动了。这说明,东方古国的水利工程技术远超同期西方!

    对于夏元吉的江南治水功绩,就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妖僧”兼“国师”姚广孝也为此大为称赞,并认为夏元吉乃“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明成祖朱棣的荣宠,并且在荣归南京后也愈加器重他了。

    不久后,夏元吉被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起了大明朝廷的“大账房”。于是,夏元吉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写文章”而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这其实在劝诫朱棣要避免“文字狱”。

    经过一番开导后,朱棣终于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使得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学子和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等,从此得以重见天日。这使得明朝文化空前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和“永乐时代”的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比如造宝船下西洋;修建武当山“道教祖庭”;征服东北与西南;编修《永乐大典》;4次南征安南(越南)且每次动兵30万;5次发兵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没有雄厚的财力,根本就玩不转!

    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全武功”的朝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足以招致国库空虚和苛捐杂税丛生,使得百姓负担激增,以至于变乱四起,天下动荡了。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逐一完成。

    再算上修建北方“边墙”即“万里长城”,则更是一笔巨大开销,个中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居然将明朝“大账房”夏元吉与西汉“大司农”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其实,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在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因为这是“涸泽而渔”。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日常花费等问题。但夏元吉知难而上,于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诸多皇子、藩王的赏赐,也经其谏劝,从而每年俭省了近三分之一。

    朝廷禁军经其核算后,淘汰了大量老弱残兵,却建成了兵少而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一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夏元吉贿赂以图“方便”,但他将众人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诽谤夏元吉狐假虎威,沽名钓誉,误国误民等等。好在明成祖朱棣对夏元吉信任有加,并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  这才使诬陷风伯逐渐平息。

    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比如,“平赋役”即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同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其实就是动用行政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泯灭仇富心理。同时,夏元吉还允许乡民在不得已时,也可出钱代劳役。

    “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和废弃的官营手工作坊,严查贪污腐败,每遇贪墨要案时,他便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后移交“三法司”,按照《大明律》法办,该抄家的抄家,该发配的发配,甚至砍头!

    “广屯种”即招募内地无地“流氓”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来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愣是让“九边重镇”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大大有利于“明长城”一线的国防安全建设,给朝廷减轻压力。而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

    其中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和“钱钞之禁”。所谓“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以盐、茶为中介,召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方法。

    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到了“永乐时期”,情形大变。

    自永乐八年(西元1410年)起,明成祖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各部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使财用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夏元吉开启“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的商人向“九边重镇”输粮食、军械、马匹以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军械、马匹来换“盐引”罢了。

    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内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蒙古草原之战。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夏元吉故伎重演,顿时解决了大明王朝迁都的经济难题。

    虽说这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实际问题。其实,“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

    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纸币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于曾一度出现“纸不如铜”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元朝统治者滥发纸币造成信用危机!

    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纸币面额所代表的“价格”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稳定,不会轻易贬值,类似后世的“石油美元”。

    这种“穿越时空”的“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的物价也渐趋稳定,使得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而身为“大账房”的夏元吉,又面临着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性格特点来。

    每年岁末朝会,夏元吉都会“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连“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边墙”,乃至练兵设防等样样用款,但凡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他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

    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就是“小气鬼”的意思。这次,“刺头”夏元吉也终于刺得明成祖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西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蒙古草原,并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所部。

    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却看不下去并竭力阻止,于是触怒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终于使夏元吉被解除职务,并由厂卫特务机关送到“内宫监”长期关押。

    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其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蒙古人望风而逃,明军无功而返。

    然而,明成祖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而国家财税也捉襟见肘,使得国库空虚。当然了,明朝骑兵远没有汉唐骑兵多,全是靠大规模发动步兵与“神机营”去草原上示威,结果不然而喻。

    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西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飙升到了1石50贯宝钞!也就是说,明朝国内通货膨胀了至少50倍!

    朱棣病逝后,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并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

    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并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尽管皇室成员和各地藩王对此腹诽不已,但明仁宗始终相信夏元吉的忠心体国。

    因此,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又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力争“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让后来的明英宗有了豪横底气。

    宣德五年(西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话又说回来,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

    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相反,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也仅赠米两石而已。不过,对于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们,却能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完成十年寒窗。

    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如果用在了老百姓身上,也就是用在了“刀刃”上。当然了,夏元吉却不知自己的“生平事迹”,被后来的崇祯皇帝拿来当作衡量明朝官吏的“参照物”,让不少心存浑水摸鱼者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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