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重重曲折，廖文昌拒执案的庭审终于结束了法庭调查，来到法庭辩论环节。
林刚是渤海市十佳公诉人之一，法庭辩论向来是他的强项。按照公诉人之间的分工，法庭调查阶段以霍秉心为主，法庭辩论则以林刚为主。
法庭辩论围绕两个焦点进行：一是被告人廖文昌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二是如果构成此罪，应该如何量刑。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公诉人的意见很明确，廖文昌的行为完全符合拒不执行判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按照拒不执行判决罪处以刑罚。
轮到廖文昌发表辩论意见时，他什么都没说，而是向罗小川的方向看了一眼。本来，他还指望罗小川能给他点暗示，但罗小川也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便把目光移开了。
见廖文昌不说话，秦怀远大声问他：“被告人廖文昌，请你明确地回答，对于公诉人控制你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这一点你有没有异议，或者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罗小川没给他任何暗示，廖文昌决定按照原先商定的方案来自我辩护。他仍旧低着头，说：“我有异议。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是不履行法院的判决，而是还有其他债务没还完。所以，我不认为我的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
“被告人廖文昌！”林刚敲了敲桌子，大声说：“我提醒你，你在法庭上不仅负有如实陈述的责任，也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无论你是作虚假陈述，还是提供虚假证据，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在，请你如实陈述，你所说的其他债务是指什么债务，有没有证据证明？”
廖文昌还是嘴硬，他瞄了林刚一眼，说：“你们不是检察官么，案子不是你们调查的么，有本事别问我呀，你们自己去调查好了。”
“被告人，请你端正态度……”林刚刚想教育一下廖文昌，罗小川便插话进来，请求先让他跟廖文昌说几句话。
林刚想，众目睽睽之下，量罗小川也耍不了什么花招，便答应了。
只听罗小川对廖文昌说：“被告人，作为你的辩护人，我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你没有证据，那就是空口无凭，法庭是很难相信你的，如果你再提供假合同、假借条之类的虚假证据，那样只会加重自己的刑罚，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所以，你最好还是想清楚后果再回答。”
罗小川这话不仅让林刚吃了一惊，也让陈默雷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罗小川怎么帮起公诉人来了？难道他真的是良心发现了？
再看廖文昌，又一次低头不语了。
罗小川叹了一声，语气变得惆怅起来：“每个律师都希望自己代理的官司能够胜诉，尤其在某一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如果胜诉了，那就相当于一块金子招牌，能够为自己招来更多的名气、案源和收入。
我虽然年纪不大，但这种事我也经历过。说实话，我真的很希望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如果你被判无罪，那你的案子对我来说，就是一块新的金子招牌，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的。
可现在看来，我恐怕没这个机会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代表我就不会尽心尽力地为你辩护了。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证据，你就是请一个再高明再有能力的律师，也改变不了法庭对你定罪的结果。
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你是否认罪以及当庭认罪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到对你的量刑。
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想清楚了再发表意见。
这不是我对你的警告，而是对你的忠告。我说这些话的目的，也不是要你非认罪不可，而是要帮你争取好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帮你减轻刑罚。
我想，这恐怕也是我能为你争取的最后的利益了。既然你当初聘请了我做你的辩护人，既然你现在还愿意继续让我做你的辩护人，那就请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被告人，现在我希望你能看清形势、清醒过来。在是否构成拒执罪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后面的量刑才是最关键的。请你相信我，我会尽我所能地帮你。”
罗小川最后这句话听起来没有问题，但陈默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但又想不出哪里不对劲儿。
“被告人廖文昌，我提醒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等罗小川说完，林刚接着说：“1000万元的借款，这么大一笔数额，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肯定是要有借条的，而且一般是不见借条不放款。
如果你真的在2015年4月向谷少康借款1000万元的话，按道理说，应该是向谷少康出具借条，并且当场交给谷少康。
可是在证人谷少康提供的视频中，你的辩护人却是在今年8月份，也就是借款发生之后2年多，并且超出借期4个月的时候，才帮你把借条交给谷少康。
如此既不合逻辑又不合常理的事，你怎么解释？难道说，你没有打借条就从谷少康那里借了1000万元，或者是你在借款之时就已经向谷少康打了借条，而你的辩护律师误以为你在撒谎，为了帮你摆脱罪名，便自作主张帮你伪造了一张借条？”
廖文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认罪了，他低着头说：“我认罪，我对不起9家债权公司，我不奢求他们的原谅，但我保证，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还清他们的债务。”
即便廖文昌认罪了，林刚依然紧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确回答他是否还有其他债务。廖文昌说，那都是些万八千的小债而已，不值一提。
听到这话，陈默雷心里不禁暗自感叹：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万八千的债务对廖文昌来说居然只是小债，在我这儿，千八百就已经算是大额债务了。
当然，廖文昌这话是真是假还值得商榷，但陈默雷更倾向于认为是假的，因为东州法院至今也没有收到起诉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接下来，法庭辩论进入了重头戏，诉辩双方围绕廖文昌的量刑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是公诉人林刚发表意见，他说：“合议庭，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隐匿个人资产达1000万元，并且在执行干警对其进行强制执行时，采用暴力威胁手段阻止执行干警进入执行现场，其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抗拒执行的情节特别恶劣。
同时，鉴于被告人到案以后，认罪态度较差，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有悔罪的态度，我们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而且不予考虑从轻或减轻刑罚。”
接着是廖文昌发表意见，他稍微抬了抬头，说：“我想继续让我的辩护人替我发表意见。”
秦怀远把目光转向罗小川：“辩护人，你有什么辩护意见吗？”
罗小川认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师的身份做最后的告别：“尊敬的合议庭，受当事人的委托，我结合本案案情，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数额不应当被认定为1000万元，而应当是310万元。
司法审判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
我方不否认，我的当事人廖文昌触犯了刑法，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但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合议庭和公诉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廖文昌的确伪造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以及是否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1000万元，都只是谷少康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属于事实不清，不能作为量刑的基础犯罪事实。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只能认定廖文昌隐匿了310万元，也就是转手那套复式房所得的钱款，而不是公诉人所指控的1000万元。
当然，我方不否认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作的推断是合情合理。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谢谢。”
秦怀远问公诉人：“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
林刚停下手里的笔，说：“有。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
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
“不，他这么做是合理的。”罗小川解释说：“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310万元，都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
所以，他也只能选择破财免灾，用金钱换自由。毕竟，他还有他的生意要做，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狱，那他就失去了自由，也就不能继续他的生意了。
这么算起来，破财免灾的做法对他来说其实是最划算的，而且，谷少康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综合以上所述，他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等于廖文昌事实上只帮助谷少康隐匿了310万元，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也只能得出这样的事实结论。”
林刚轻笑一声，针锋相对地说：“按照辩护人的说法，案情应该是这样。
被告人以310万元的价格转手了齐江市的那套复式房，所得房款被隐藏在了谷少康的银行账户里，而被告人从谷少康那里取走房款时，取走了300万元，这么算下来，谷少康只是从中赚取了10万元。
试问这点好处费，对于谷少康来说，是不是太少了点？
既然辩护人对谷少康这么了解，想必应该也知道，10万元对于谷少康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他怎么会为了这区区的10万元，甘冒这么大的法律风险？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辩护人的解释太过牵强，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看似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并不牵强。”罗小川解释说：“不可否认，谷少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替被告人隐匿财产，他自然是要从中收取一定好处的。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10万元好处费对他来说是不是值得。
表面上看，这10万元对谷少康来说的确微不足道，但这不代表他就要放弃这10万元。
我们都知道，谷少康长期从事民间放贷，这种行业收益很高，但风险也很高，放出去的钱是有可能收不回来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他只能选择在具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身上寻找平衡，也就是在主张利息的时候，能不让步就不让步的。
对于这一点，我在开庭前曾做过调查。在东州法院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我查阅了涉及谷少康的10份判决书和3份调解书，在这些文书当中，谷少康在主张利息的问题上没有作出一点让步，哪怕是几百几千的利息。
试想一下，连这点蝇头小利谷少康都看在眼里，更何况是这10万元的好处费呢？如果可以的话，他当然是能赚就赚。”
他稍稍顿了一下，继续说：“刚才公诉人提到了法律风险，那我再说说其中的法律风险问题。
不可否认，帮助他人隐匿财产的确是存在法律风险的，但风险也有大小之分。
谷少康在答应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之前，自然也会评估其中的风险，而他之所以敢于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就是因为其中的法律风险很小。
首先，隐匿财产的行为必然是具有隐蔽性的，一般来说，查清这种事的难度都相当大。
其次，谷少康有他自己的便利条件。作为东州最大的放贷户，他必然有很多的资金流动需要通过银行交易的方式来完成，执行干警就是怀疑到谷少康身上，谷少康也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谷少康在法庭调查阶段也承认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想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是很难的，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是三大诉讼中最高的，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是不能对任何人定罪判刑的。
公诉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少康不承认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也没有提供录像，仅凭原有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标准？
我想，应该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吧。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谷少康即使帮助廖文昌隐匿了财产，也很难被查出来，更别提追究法律责任了。
在法律风险这么小又可以净赚10万元的诱惑下，谷少康完全有可能答应被告人的请求、帮他隐匿财产。
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能解释得通吧。”
听完罗小川的分析，林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低声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见后，也同意暂时认定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为310万元，并且参照生效的司法案例，将量刑建议改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来要辩论的是，廖文昌在齐江市的店铺内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一事该如何定性。
在这个问题上，诉辩双方产生了很大争议。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暴力抗拒执行，而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而已。
林刚对罗小川的说法颇有微词，他说：“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当日在店铺内，被告人不仅对执行干警恶语相向，还挥动菜刀，这绝不是吓唬，这是赤裸裸地暴力抗拒执行！”
“不，我这不是牵强附会，我这么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罗小川平心静气地说：“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暴力威胁，自然是有道理的。
不错，从被告人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的行为来推断，他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像是暴力威胁。
公诉人得出这种推断，采用的是以行为解释目的的思路。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目的去解释行为，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说完，他把目光转向廖文昌：“被告人，请问当时你从谷少康那里提取的300万元现金放在哪里？”
“放在雪佛兰轿车的后备箱里。”廖文昌回答说：“我从谷少康那里取到现金后，就去了齐江市的店铺。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把钱转到其他地方，执行局的人就找上门了。”
“那你动用菜刀的时候，想过要砍死或砍伤那些找上门的执行干警吗？”罗小川继续问。
廖文昌摇了摇头，说：“没有。我当时就是想把他们赶走，不让他们发现那300万元现金。”
罗小川满意地点了点头：“好，下面继续我的分析。
被告人返回齐江市的店铺时，300万元的现金还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没来得及转移，这个时候，执行干警赶到了。
毫无疑问，被告人当时想的，一定是如何保住那300万元的现金，而要保住那笔现金，他首先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把执行干警赶走。
当然，被告人不会傻到上来就驱赶执行干警的地步，因为这样做反而会适得其反，加重执行干警对被告人的怀疑，更何况执行干警还是一路跟踪被告人到的齐江，如果怀疑的话，自然也不会放过他当时驾驶的那辆雪佛兰轿车。
所以，被告人要赶走执行干警，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而这个时机就是执行干警要扣押店内防盗门的时候。
我刚刚提到过，被告人赶走执行干警的目的，是想保住后备箱里的那300万元现金。我们从这个目的出发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被告人当时动用菜刀的行为其实只是在想吓走执行干警。
另外，从法庭调查阶段播放的执法录像也可以看出，被告人当时只是把执行干警赶出了门店，没有继续追出门去，也没有对执行干警进行伤害。而且，在一名执行干警返回门店取回落下的卷宗时，被告人也没有出来追出来，而是把卷宗还给了执行干警。
从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过程中被告人始终保持着克制，没有也没打算对执行干警进行伤害。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被告人动用菜刀的行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罗小川的这番辩词让陈默雷又是一惊，不过这倒也让他彻底看清了罗小川的战术，那就是有证据就打证据牌，没有有证据，就想法设法把水搅浑，水被搅得越浑，就越是事实不清，对他就越是有利。
罗小川如此不遗余力地为廖文昌辩护，看来，他是把这次诉讼代理当做他最后的绝响了。
平心而论，这是林刚第一次遇到这么能言善辩的辩护人。不过，他“渤海市优秀检察官”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不等罗小川发表完辩护意见，他就已经想到如何应对了。
“辩护人刚才的意见可以称得上一篇长篇大论呀。”林刚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然后问罗小川：“请问辩护人，对于你所说的吓唬这个词，应该怎样理解呢？”
罗小川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解释，便说：“没什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喽。”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又该怎样理解呢？”林刚又问。
罗小川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林刚看了一眼罗小川，继续说：“吓唬这个词并是不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他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可以有多种理解。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吓唬是什么含义呢？
按照字面解释，这个词通常应该理解为一般性的使人害怕或者是虚张声势，而且不会升级到使用武力或者暴力的程度。
如果硬要用法律语言解释的话，只能解释为轻微程度的威胁。而对于什么是轻微程度的威胁，普通人都是有基本的判断的。
执法录像显示，被告人驱赶执行干警时，面露凶相，语言极具威胁性，而他手里的菜刀距离执行干警的距离最短的时候，也只有十厘米左右。
我们都知道，菜刀的刀刃是非常锋利的，而挥舞菜刀的行为本身也有很高的危险性，就算你没有伤人的故意，也难保不会伤到别人。
我想，在当时那种情景下，别说是执行干警，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感到害怕，都会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毫无疑问，这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是有明显区别的。
另外，我们从录像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店铺内有很多物品，有椅子、有水杯、有烟灰缸……可是这些东西被告人都没选择，反而偏偏选择了距离最远而且最具危险性的菜刀，并以此相威胁，相比之下，这能说是普通的吓唬吗？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就是用暴力威胁的方式抗拒执行，而不是辩护人所说的吓唬。
至于被告人为什么没有追出店铺，不是因为他保持着克制，而是他抗拒执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已经没有必要再追出去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还有，辩护人刚才所说的用目的解释行为的方法，我并不认同。
目的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行为才能表达出来。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外在行为来推测一个人的目的。
但如果用目的去解释行为的话，就会任由犯罪嫌疑人自说自话，只要他能找出一个像样的借口，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罚了，这对于打击违法犯罪是非常不利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车主把摩托车放在路边，忘了拔掉钥匙，一个小偷看到了，过去偷摩托车，这个时候刚巧车主来了，小偷完全可以说他是怕摩托车被人偷走，他只是想帮车主临时照看一下。
如果用目的解释行为的话，那这个小偷不仅没有犯罪，反倒成了好人了。我想请问辩护人，对于小偷这种用目的解释行为的说法，你能接受吗？”
罗小川自知理亏，只好说：“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最终的量刑还是要交给合议庭决定。”
林刚本来“回敬”他一句，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想想还是算了。
几经波折之后，庭审终于来到最后环节。
秦怀远对廖文昌说：“被告人廖文昌，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廖文昌低着头不说话，秦怀远又问了一边，他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两个字：“没有。”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两名法警上前押解廖文昌离开法庭。
在走出被告人席的那一刻，廖文昌下意识地朝旁听席看了一眼，这一眼正好看到了陈默雷，而陈默雷也正在看着他。
四目相对，各种滋味如同百感交集，一时无法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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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刚是渤海市十佳公诉人之一，法庭辩论向来是他的强项。按照公诉人之间的分工，法庭调查阶段以霍秉心为主，法庭辩论则以林刚为主。
法庭辩论围绕两个焦点进行：一是被告人廖文昌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二是如果构成此罪，应该如何量刑。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公诉人的意见很明确，廖文昌的行为完全符合拒不执行判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按照拒不执行判决罪处以刑罚。
轮到廖文昌发表辩论意见时，他什么都没说，而是向罗小川的方向看了一眼。本来，他还指望罗小川能给他点暗示，但罗小川也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便把目光移开了。
见廖文昌不说话，秦怀远大声问他：“被告人廖文昌，请你明确地回答，对于公诉人控制你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这一点你有没有异议，或者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罗小川没给他任何暗示，廖文昌决定按照原先商定的方案来自我辩护。他仍旧低着头，说：“我有异议。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是不履行法院的判决，而是还有其他债务没还完。所以，我不认为我的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
“被告人廖文昌！”林刚敲了敲桌子，大声说：“我提醒你，你在法庭上不仅负有如实陈述的责任，也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无论你是作虚假陈述，还是提供虚假证据，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在，请你如实陈述，你所说的其他债务是指什么债务，有没有证据证明？”
廖文昌还是嘴硬，他瞄了林刚一眼，说：“你们不是检察官么，案子不是你们调查的么，有本事别问我呀，你们自己去调查好了。”
“被告人，请你端正态度……”林刚刚想教育一下廖文昌，罗小川便插话进来，请求先让他跟廖文昌说几句话。
林刚想，众目睽睽之下，量罗小川也耍不了什么花招，便答应了。
只听罗小川对廖文昌说：“被告人，作为你的辩护人，我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你没有证据，那就是空口无凭，法庭是很难相信你的，如果你再提供假合同、假借条之类的虚假证据，那样只会加重自己的刑罚，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所以，你最好还是想清楚后果再回答。”
罗小川这话不仅让林刚吃了一惊，也让陈默雷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罗小川怎么帮起公诉人来了？难道他真的是良心发现了？
再看廖文昌，又一次低头不语了。
罗小川叹了一声，语气变得惆怅起来：“每个律师都希望自己代理的官司能够胜诉，尤其在某一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如果胜诉了，那就相当于一块金子招牌，能够为自己招来更多的名气、案源和收入。
我虽然年纪不大，但这种事我也经历过。说实话，我真的很希望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如果你被判无罪，那你的案子对我来说，就是一块新的金子招牌，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的。
可现在看来，我恐怕没这个机会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代表我就不会尽心尽力地为你辩护了。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证据，你就是请一个再高明再有能力的律师，也改变不了法庭对你定罪的结果。
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你是否认罪以及当庭认罪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到对你的量刑。
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想清楚了再发表意见。
这不是我对你的警告，而是对你的忠告。我说这些话的目的，也不是要你非认罪不可，而是要帮你争取好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帮你减轻刑罚。
我想，这恐怕也是我能为你争取的最后的利益了。既然你当初聘请了我做你的辩护人，既然你现在还愿意继续让我做你的辩护人，那就请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被告人，现在我希望你能看清形势、清醒过来。在是否构成拒执罪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后面的量刑才是最关键的。请你相信我，我会尽我所能地帮你。”
罗小川最后这句话听起来没有问题，但陈默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但又想不出哪里不对劲儿。
“被告人廖文昌，我提醒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等罗小川说完，林刚接着说：“1000万元的借款，这么大一笔数额，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肯定是要有借条的，而且一般是不见借条不放款。
如果你真的在2015年4月向谷少康借款1000万元的话，按道理说，应该是向谷少康出具借条，并且当场交给谷少康。
可是在证人谷少康提供的视频中，你的辩护人却是在今年8月份，也就是借款发生之后2年多，并且超出借期4个月的时候，才帮你把借条交给谷少康。
如此既不合逻辑又不合常理的事，你怎么解释？难道说，你没有打借条就从谷少康那里借了1000万元，或者是你在借款之时就已经向谷少康打了借条，而你的辩护律师误以为你在撒谎，为了帮你摆脱罪名，便自作主张帮你伪造了一张借条？”
廖文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认罪了，他低着头说：“我认罪，我对不起9家债权公司，我不奢求他们的原谅，但我保证，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还清他们的债务。”
即便廖文昌认罪了，林刚依然紧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确回答他是否还有其他债务。廖文昌说，那都是些万八千的小债而已，不值一提。
听到这话，陈默雷心里不禁暗自感叹：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万八千的债务对廖文昌来说居然只是小债，在我这儿，千八百就已经算是大额债务了。
当然，廖文昌这话是真是假还值得商榷，但陈默雷更倾向于认为是假的，因为东州法院至今也没有收到起诉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接下来，法庭辩论进入了重头戏，诉辩双方围绕廖文昌的量刑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是公诉人林刚发表意见，他说：“合议庭，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隐匿个人资产达1000万元，并且在执行干警对其进行强制执行时，采用暴力威胁手段阻止执行干警进入执行现场，其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抗拒执行的情节特别恶劣。
同时，鉴于被告人到案以后，认罪态度较差，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有悔罪的态度，我们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而且不予考虑从轻或减轻刑罚。”
接着是廖文昌发表意见，他稍微抬了抬头，说：“我想继续让我的辩护人替我发表意见。”
秦怀远把目光转向罗小川：“辩护人，你有什么辩护意见吗？”
罗小川认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师的身份做最后的告别：“尊敬的合议庭，受当事人的委托，我结合本案案情，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数额不应当被认定为1000万元，而应当是310万元。
司法审判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
我方不否认，我的当事人廖文昌触犯了刑法，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但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合议庭和公诉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廖文昌的确伪造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以及是否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1000万元，都只是谷少康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属于事实不清，不能作为量刑的基础犯罪事实。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只能认定廖文昌隐匿了310万元，也就是转手那套复式房所得的钱款，而不是公诉人所指控的1000万元。
当然，我方不否认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作的推断是合情合理。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谢谢。”
秦怀远问公诉人：“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
林刚停下手里的笔，说：“有。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
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
“不，他这么做是合理的。”罗小川解释说：“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310万元，都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
所以，他也只能选择破财免灾，用金钱换自由。毕竟，他还有他的生意要做，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狱，那他就失去了自由，也就不能继续他的生意了。
这么算起来，破财免灾的做法对他来说其实是最划算的，而且，谷少康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综合以上所述，他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等于廖文昌事实上只帮助谷少康隐匿了310万元，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也只能得出这样的事实结论。”
林刚轻笑一声，针锋相对地说：“按照辩护人的说法，案情应该是这样。
被告人以310万元的价格转手了齐江市的那套复式房，所得房款被隐藏在了谷少康的银行账户里，而被告人从谷少康那里取走房款时，取走了300万元，这么算下来，谷少康只是从中赚取了10万元。
试问这点好处费，对于谷少康来说，是不是太少了点？
既然辩护人对谷少康这么了解，想必应该也知道，10万元对于谷少康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他怎么会为了这区区的10万元，甘冒这么大的法律风险？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辩护人的解释太过牵强，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看似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并不牵强。”罗小川解释说：“不可否认，谷少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替被告人隐匿财产，他自然是要从中收取一定好处的。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10万元好处费对他来说是不是值得。
表面上看，这10万元对谷少康来说的确微不足道，但这不代表他就要放弃这10万元。
我们都知道，谷少康长期从事民间放贷，这种行业收益很高，但风险也很高，放出去的钱是有可能收不回来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他只能选择在具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身上寻找平衡，也就是在主张利息的时候，能不让步就不让步的。
对于这一点，我在开庭前曾做过调查。在东州法院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我查阅了涉及谷少康的10份判决书和3份调解书，在这些文书当中，谷少康在主张利息的问题上没有作出一点让步，哪怕是几百几千的利息。
试想一下，连这点蝇头小利谷少康都看在眼里，更何况是这10万元的好处费呢？如果可以的话，他当然是能赚就赚。”
他稍稍顿了一下，继续说：“刚才公诉人提到了法律风险，那我再说说其中的法律风险问题。
不可否认，帮助他人隐匿财产的确是存在法律风险的，但风险也有大小之分。
谷少康在答应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之前，自然也会评估其中的风险，而他之所以敢于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就是因为其中的法律风险很小。
首先，隐匿财产的行为必然是具有隐蔽性的，一般来说，查清这种事的难度都相当大。
其次，谷少康有他自己的便利条件。作为东州最大的放贷户，他必然有很多的资金流动需要通过银行交易的方式来完成，执行干警就是怀疑到谷少康身上，谷少康也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谷少康在法庭调查阶段也承认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想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是很难的，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是三大诉讼中最高的，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是不能对任何人定罪判刑的。
公诉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少康不承认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也没有提供录像，仅凭原有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标准？
我想，应该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吧。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谷少康即使帮助廖文昌隐匿了财产，也很难被查出来，更别提追究法律责任了。
在法律风险这么小又可以净赚10万元的诱惑下，谷少康完全有可能答应被告人的请求、帮他隐匿财产。
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能解释得通吧。”
听完罗小川的分析，林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低声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见后，也同意暂时认定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为310万元，并且参照生效的司法案例，将量刑建议改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来要辩论的是，廖文昌在齐江市的店铺内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一事该如何定性。
在这个问题上，诉辩双方产生了很大争议。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暴力抗拒执行，而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而已。
林刚对罗小川的说法颇有微词，他说：“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当日在店铺内，被告人不仅对执行干警恶语相向，还挥动菜刀，这绝不是吓唬，这是赤裸裸地暴力抗拒执行！”
“不，我这不是牵强附会，我这么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罗小川平心静气地说：“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暴力威胁，自然是有道理的。
不错，从被告人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的行为来推断，他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像是暴力威胁。
公诉人得出这种推断，采用的是以行为解释目的的思路。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目的去解释行为，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说完，他把目光转向廖文昌：“被告人，请问当时你从谷少康那里提取的300万元现金放在哪里？”
“放在雪佛兰轿车的后备箱里。”廖文昌回答说：“我从谷少康那里取到现金后，就去了齐江市的店铺。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把钱转到其他地方，执行局的人就找上门了。”
“那你动用菜刀的时候，想过要砍死或砍伤那些找上门的执行干警吗？”罗小川继续问。
廖文昌摇了摇头，说：“没有。我当时就是想把他们赶走，不让他们发现那300万元现金。”
罗小川满意地点了点头：“好，下面继续我的分析。
被告人返回齐江市的店铺时，300万元的现金还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没来得及转移，这个时候，执行干警赶到了。
毫无疑问，被告人当时想的，一定是如何保住那300万元的现金，而要保住那笔现金，他首先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把执行干警赶走。
当然，被告人不会傻到上来就驱赶执行干警的地步，因为这样做反而会适得其反，加重执行干警对被告人的怀疑，更何况执行干警还是一路跟踪被告人到的齐江，如果怀疑的话，自然也不会放过他当时驾驶的那辆雪佛兰轿车。
所以，被告人要赶走执行干警，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而这个时机就是执行干警要扣押店内防盗门的时候。
我刚刚提到过，被告人赶走执行干警的目的，是想保住后备箱里的那300万元现金。我们从这个目的出发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被告人当时动用菜刀的行为其实只是在想吓走执行干警。
另外，从法庭调查阶段播放的执法录像也可以看出，被告人当时只是把执行干警赶出了门店，没有继续追出门去，也没有对执行干警进行伤害。而且，在一名执行干警返回门店取回落下的卷宗时，被告人也没有出来追出来，而是把卷宗还给了执行干警。
从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过程中被告人始终保持着克制，没有也没打算对执行干警进行伤害。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被告人动用菜刀的行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罗小川的这番辩词让陈默雷又是一惊，不过这倒也让他彻底看清了罗小川的战术，那就是有证据就打证据牌，没有有证据，就想法设法把水搅浑，水被搅得越浑，就越是事实不清，对他就越是有利。
罗小川如此不遗余力地为廖文昌辩护，看来，他是把这次诉讼代理当做他最后的绝响了。
平心而论，这是林刚第一次遇到这么能言善辩的辩护人。不过，他“渤海市优秀检察官”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不等罗小川发表完辩护意见，他就已经想到如何应对了。
“辩护人刚才的意见可以称得上一篇长篇大论呀。”林刚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然后问罗小川：“请问辩护人，对于你所说的吓唬这个词，应该怎样理解呢？”
罗小川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解释，便说：“没什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喽。”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又该怎样理解呢？”林刚又问。
罗小川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林刚看了一眼罗小川，继续说：“吓唬这个词并是不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他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可以有多种理解。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吓唬是什么含义呢？
按照字面解释，这个词通常应该理解为一般性的使人害怕或者是虚张声势，而且不会升级到使用武力或者暴力的程度。
如果硬要用法律语言解释的话，只能解释为轻微程度的威胁。而对于什么是轻微程度的威胁，普通人都是有基本的判断的。
执法录像显示，被告人驱赶执行干警时，面露凶相，语言极具威胁性，而他手里的菜刀距离执行干警的距离最短的时候，也只有十厘米左右。
我们都知道，菜刀的刀刃是非常锋利的，而挥舞菜刀的行为本身也有很高的危险性，就算你没有伤人的故意，也难保不会伤到别人。
我想，在当时那种情景下，别说是执行干警，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感到害怕，都会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毫无疑问，这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是有明显区别的。
另外，我们从录像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店铺内有很多物品，有椅子、有水杯、有烟灰缸……可是这些东西被告人都没选择，反而偏偏选择了距离最远而且最具危险性的菜刀，并以此相威胁，相比之下，这能说是普通的吓唬吗？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就是用暴力威胁的方式抗拒执行，而不是辩护人所说的吓唬。
至于被告人为什么没有追出店铺，不是因为他保持着克制，而是他抗拒执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已经没有必要再追出去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还有，辩护人刚才所说的用目的解释行为的方法，我并不认同。
目的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行为才能表达出来。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外在行为来推测一个人的目的。
但如果用目的去解释行为的话，就会任由犯罪嫌疑人自说自话，只要他能找出一个像样的借口，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罚了，这对于打击违法犯罪是非常不利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车主把摩托车放在路边，忘了拔掉钥匙，一个小偷看到了，过去偷摩托车，这个时候刚巧车主来了，小偷完全可以说他是怕摩托车被人偷走，他只是想帮车主临时照看一下。
如果用目的解释行为的话，那这个小偷不仅没有犯罪，反倒成了好人了。我想请问辩护人，对于小偷这种用目的解释行为的说法，你能接受吗？”
罗小川自知理亏，只好说：“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最终的量刑还是要交给合议庭决定。”
林刚本来“回敬”他一句，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想想还是算了。
几经波折之后，庭审终于来到最后环节。
秦怀远对廖文昌说：“被告人廖文昌，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廖文昌低着头不说话，秦怀远又问了一边，他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两个字：“没有。”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两名法警上前押解廖文昌离开法庭。
在走出被告人席的那一刻，廖文昌下意识地朝旁听席看了一眼，这一眼正好看到了陈默雷，而陈默雷也正在看着他。
四目相对，各种滋味如同百感交集，一时无法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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