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当然知道恩师说的是哪一件事,不由得叹息起来。

    自咸丰七年之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咸丰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临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曾国藩的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还说:“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引经据典,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是什么心情。

    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此时正值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左宗棠的诋毁,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

    “恩师可曾想过,左氏何以如此?”李鸿章道。

    “你且说来。”曾国藩笑了笑。

    “既生瑜,何生亮?”李鸿章道,“既生左,何生曾?”

    李鸿章一语点明,左宗棠之所以如此,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因而他对提携自己的曾国藩,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左宗棠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就是画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句话可以说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

    想当初,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左宗棠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建设湘军,带兵打仗,他左宗棠贡献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左宗棠比曾国藩更高明?

    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追今抚昔,一切还都是出在“科名”二字上(左宗棠之所以在得知林义哲被赐进士出身后恼怒万分,亦是为此)。曾国藩虽然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他左宗棠早早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虽然最终被皇帝起用,无如“出身太迟”,起身太晚,追赶曾国藩已经来不及。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左宗棠此生无望成为天下第一。

    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才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

    “是啊!闻其曾对郭筠仙言:阁下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曾国藩叹道,“这才是他的心里话。”

    “不说左季高了。”李鸿章及时的岔开了话题,“恩师看郭筠仙如何?”

    “郭筠仙识见过人,文章绝世,有经世之才,但书生习气过重。前几年在粤与寄云闹得不可开交,衡情衡理,自是筠仙不对。早年在都中,寄云见筠仙之文采,便极欲纳交,央我从中绍介。后任湘抚,又屡思延之入幕。比任粤督,廷寄问黄辛农能否胜粤抚之任,寄云即疏劾黄及藩司文格,而保郭堪任粤抚,令兄堪任藩司。寄云才具固然不如筠仙,但毕竟有德于筠仙,而筠仙与寄云争权,弄得督抚不和。筠仙自己亦不检点。先是弃钱氏夫人,后迎钱氏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住房,夫人居下首,妾居上首,进抚署则与夫人、如夫人三乘绿呢大轿一齐抬入大门。你叫舆论怎不鼎沸?而筠仙竟悍然不顾。”

    “怪不得粤抚做不下去了。”听到这些趣闻,李鸿章笑了起来。

    “不过话要说回来,筠仙之才,海内罕有其匹,然其才不在封疆重寄上。他才子气重,不堪繁剧。他只能出主意,献计谋,运筹于帷幕之中。他对洋务极有见解,今年我即欲拟保荐他出洋考查一次,他的所见必定会比志刚、斌椿要深刻得多。我观他的气色,决不是老于长沙城南书院的样子,说不定晚年还有一番惊人之举。”曾国藩又道。

    “津案发生之时,举国汹汹,反对柔让,筠仙力排众议,痛斥清议误国,真正难能可贵。”李鸿章道。

    “是,他在这方面的见识远胜流俗。”曾国藩道,“此外,你要留心林鲲宇。”

    “林鲲宇年纪虽轻,然淳厚谦下,性能下人,精明能干,不但办洋务是一把好手,且敢于任事,只是……”曾国藩说着,又长叹了一声,“此子之心计,未免太深!”

    “恩师何出此言?”李鸿章奇道。

    “我原本以为此子不过是学识渊博,又在见识明白外还多了一个胆……谁想到,他竟是个德、能、权、谋俱全的角色……”曾国藩看着李鸿章,悠悠地道,“少荃真的以为,他此次出使法兰西国,是专门为皇太后索还国宝的么?”

    “难道……”

    “结西国以为外援,才是他想要做的!”曾国藩道,“而索宝讨好两宫,所为者,只怕也不仅仅是为了一身之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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