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大殿里的每一个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事万万不可！”大学士倭仁的声音高高的响起，“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为蛮夷之邦酋首道贺的道理？”
看到倭仁迈步出班，恭亲王心下冷笑，象是知道他会第一个跳出来，但并没有说话。
“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庚申之变，创深痛巨，此仇何能一日忘记？”倭仁大声道，“而今竟要遣使通好，此事传出，必为天下所笑，人心由此丧尽，还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倭大人所言，甚是可怪。”文祥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和夷人通好，难道还要和夷人开仗不成？”
文祥的一句话便将倭仁噎在了那里。
“真要开仗，是不是倭大人还要学胜保冲锋陷阵，替皇太后皇上断后，然后再来一次焚园之祸？”文祥厉声道，“倭大人，夷人求通好，你却在这里煽风点火，欲起衅端，你是何居心？”
“你！……”倭仁一时为之气结，他没想到文祥会在这里挑他的毛病，一时偏偏又说不出反驳之词，只是一个劲儿的在那里气得发抖。
“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坏了朝廷的仪制。”大学士宋晋出班道。
听到宋晋一句话避重就轻的给倭仁解了围，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转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礼制问题上来，恭亲王的心里暗生警惕。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咸丰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忻。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1861年1月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咸丰皇帝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顽固观念，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当然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在上次派专使递交国书的时候，为了不给林义哲惹更多的麻烦，而特别指示使使不必登陆，在海上和中国皇帝的钦差完成递交仪式即可。
而这一次拿破仑三世的禅位大典，他想当然的认为，发函邀请中国派个使臣前来参加，总是可以的。没想到又一次在中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年大行皇帝直至龙驭上宾，也不见不跪之臣，文大人难道忘了吗？”宋晋道，“朝廷礼制，属邦新君即位，方可派使前往册封，法兰西国非我大清属邦，派使前往，无论为何，皆不合朝规。”
听到宋晋抬出了先帝，众臣一时皆钳口不言，大殿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宋晋说着，跪伏于地：“恳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老臣恳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倭仁见机不可失，立刻也跟着跪伏于地，大声的说道。
“若是法兰西国因怒兴兵，犯我海疆，宋大人以为，当如何应对？”文祥怒道。
“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法主既求于我国交好，何致兴兵？”精明的宋晋显然知道厉害，又一次避重就轻的说道，“朝廷只需婉言谢绝即可，法主想不至轻言决裂。”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宋大人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的好。”文祥冷笑着说道，“彼国新君即位，诚邀我国前往参加典礼，我国若拒之，彼则以我国有意藐视，彼新胜普鲁士国，如今为欧陆霸主，且水师精利，若是兴兵来犯，我只问宋大人倭大人可有退敌之策？”
宋晋正在措词间，倭仁却忍不住怒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不外如此！”
“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从其所请，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安知不另有诡谋？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
听到倭仁又开始啰啰嗦嗦地讲起他那一套来，恭亲王再也忍受不住，指着倭仁斥道：“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可抵洋人之坚船利炮吗？再有兵临京畿之事，汝可能执忠信礼义，临敌却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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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万万不可！”大学士倭仁的声音高高的响起，“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为蛮夷之邦酋首道贺的道理？”
看到倭仁迈步出班，恭亲王心下冷笑，象是知道他会第一个跳出来，但并没有说话。
“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庚申之变，创深痛巨，此仇何能一日忘记？”倭仁大声道，“而今竟要遣使通好，此事传出，必为天下所笑，人心由此丧尽，还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倭大人所言，甚是可怪。”文祥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和夷人通好，难道还要和夷人开仗不成？”
文祥的一句话便将倭仁噎在了那里。
“真要开仗，是不是倭大人还要学胜保冲锋陷阵，替皇太后皇上断后，然后再来一次焚园之祸？”文祥厉声道，“倭大人，夷人求通好，你却在这里煽风点火，欲起衅端，你是何居心？”
“你！……”倭仁一时为之气结，他没想到文祥会在这里挑他的毛病，一时偏偏又说不出反驳之词，只是一个劲儿的在那里气得发抖。
“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坏了朝廷的仪制。”大学士宋晋出班道。
听到宋晋一句话避重就轻的给倭仁解了围，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转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礼制问题上来，恭亲王的心里暗生警惕。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咸丰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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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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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1861年1月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咸丰皇帝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顽固观念，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当然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在上次派专使递交国书的时候，为了不给林义哲惹更多的麻烦，而特别指示使使不必登陆，在海上和中国皇帝的钦差完成递交仪式即可。
而这一次拿破仑三世的禅位大典，他想当然的认为，发函邀请中国派个使臣前来参加，总是可以的。没想到又一次在中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年大行皇帝直至龙驭上宾，也不见不跪之臣，文大人难道忘了吗？”宋晋道，“朝廷礼制，属邦新君即位，方可派使前往册封，法兰西国非我大清属邦，派使前往，无论为何，皆不合朝规。”
听到宋晋抬出了先帝，众臣一时皆钳口不言，大殿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宋晋说着，跪伏于地：“恳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老臣恳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倭仁见机不可失，立刻也跟着跪伏于地，大声的说道。
“若是法兰西国因怒兴兵，犯我海疆，宋大人以为，当如何应对？”文祥怒道。
“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法主既求于我国交好，何致兴兵？”精明的宋晋显然知道厉害，又一次避重就轻的说道，“朝廷只需婉言谢绝即可，法主想不至轻言决裂。”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宋大人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的好。”文祥冷笑着说道，“彼国新君即位，诚邀我国前往参加典礼，我国若拒之，彼则以我国有意藐视，彼新胜普鲁士国，如今为欧陆霸主，且水师精利，若是兴兵来犯，我只问宋大人倭大人可有退敌之策？”
宋晋正在措词间，倭仁却忍不住怒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不外如此！”
“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从其所请，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安知不另有诡谋？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
听到倭仁又开始啰啰嗦嗦地讲起他那一套来，恭亲王再也忍受不住，指着倭仁斥道：“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可抵洋人之坚船利炮吗？再有兵临京畿之事，汝可能执忠信礼义，临敌却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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