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之争是个有趣的事情，围绕着今古文之争，天下儒生也大体上分作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彼此争斗不休。
对刘备来说，今古文之争争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争”。
有竞争者，就有让利，今古文之争给一潭死水的东汉学术环境注入了莫名的生机，还因此给一些社会地位不高但又试图向上爬的人提供了一线生机。
打从跟着卢植开始学习的时候，刘备就把目光放在了今古文之争上，试图好好的了解一下这贯穿两汉的学术斗争的本质。
简单来说，今古文之争的源头还要追述到秦始皇。
嬴政大兄弟奋六世之余烈，靠着法家变法废了六国统一全国，是当时的天下第一硬核狠人，绝世猛男，非常刚烈，所以对絮絮叨叨的儒学非常不感冒。
且当时的时代处在郡县制初立而分封制余威尚在的时期，对于一统天下之后秦国究竟是分封还是郡县，天下人都有不少看法。
当时的一批儒生反对郡县制，崇尚分封制，一力追求孔老夫子的理想，要求复古，为嬴政大兄弟和丞相李斯所不容，于是引发了焚书事件。
本质上，这次焚书和汉武帝罢黜百家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统一思想，至于后来的“坑儒”和焚书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大兄弟挖了一个坑，点了一把火，烧了一批竹简，把儒学传承给打乱了。
断是不可能断的，儒家学派门生众多，竹简没了，一些老儒生就拼了老命把圣人文章背诵下来，硬生生扛着，等着嬴政完蛋。
等嬴政翘了辫子，汉王朝建立，儒家思想言论禁区松动，于是一批活下来的老儒支棱起来了。
他们靠着记忆口述文章给自己的弟子们，弟子们再记录在竹简上，恢复了儒学的物理传承，重新回到历史舞台。
这就是今文经和今文学派的来历。
古文学派的来历就比较有意思了。
据他们自己说，古文经起源是刘邦的儿子鲁王在修缮自己的宫殿的时候，于曲阜孔氏老宅墙壁中发现的。
据说鲁王试图扒掉孔子老宅的时候，还莫名听到了一阵悦耳动听的音律，顿时不敢再侵犯孔家老宅，转而对孔家老宅十分恭敬。
古文经典从墙壁中被发现之后一直藏在汉宫内库之中，从汉初到汉末，一点风声都没有，直到被负责校订书籍的皇族人士刘歆发现。
因为书写经书的文字是战国时期的文字，所以据刘歆推断，这些经书是秦火之际，一群勇气与智慧并存的儒生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
这不比那些老儒生口述的经书来得更加经典更加真实？
我刘歆有理由怀疑你们这帮家伙传习的都是二手假冒伪劣产品！
谁是正统？
这才是正统！
汉哀帝登基之后，刘歆上书汉哀帝，要求给古文经增设学官，并且进一步谋求对今文经的取代。
当然，他没有成功。
自汉武帝以来，今文经学从来都是官方正统学术，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一堆莫名其妙来历不明的书籍，就敢自称是圣人文章？
你也不问问依靠今文经典上位和传承的我们失去了正统学术地位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你们失去的只是古文经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失去的可是实打实的利益啊！
在学术和政治上取得成就的既得利益者们当然竭力反对古文经登上大雅之堂。
而在今文学派主导的体制下不能获得更高利益的非既得利益者们，自然别有用心的围绕在了古文经典身边，把古文经典当作他们的救命稻草，试图实现弯道超车。
双方的斗争由此开始。
尽管双方都宣称自己所学的经文才是真正的圣人文章，但是究其根本，今文学派是官方正统学派。
甚至于从刘邦建立汉朝开始，朝廷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以今文经的内容作为理论指导的。
现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在那个时代都是未知数，这主要是因为从战国结束到秦国结束的那段历史过于短暂，以至于秦朝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或者压根儿就没做。
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也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他们没做到的事情更多，他们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丢给最后的胜利者刘邦，让刘邦无比烦恼。
举个例子，因为嬴政大兄弟没有皇后，以至于刘邦立吕雉为皇后之后，大家都不知道皇后的职责和权限在什么地方，再加上吕氏家族的超越地位，所以当时吕雉作为皇后的权力大的没边。
她大可以说一句——我作为皇后的权力是无限的。
因为没有开创者，没人知道结果如何，所以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趟过河，走一步，算一步，好的留下，不好的想办法剔除。
一些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都是无法纠正的，因为再聪明的人也没有未来视。
汉朝的建立者大多出身低微，没有礼数，对做了皇帝之后的刘邦也是不怎么尊敬，还以为刘邦和当年一样是个吃狗肉的混子。
刘邦很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最早的掌握者们嗅到了机遇。
一个叫叔孙通的儒生凑到了刘邦身边，告诉刘邦说儒生这票人虽然不能帮你打天下，但能帮你搞管理，是管理型人才。
刘邦就让叔孙通试了试。
叔孙通搞了一套礼仪方案，饭怎么吃，酒怎么喝，路怎么走，皇帝怎么拜见，群臣不遵守的，就要用法律办他。
于是群臣不敢再对刘邦无礼，刘邦高兴地说【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是那么爽的事情啊】。
当时叔孙通的这套办法只是涉及到刘邦个人的烦恼，但是放大到整个汉帝国就能发现，汉帝国在当时急需一套能够治理国家的成熟理论指导。
刘邦之前，治理国家的都是累世贵族，大家都有自己的家传法门能治理国家，而刘邦和他的战友们哪里有这种底蕴？
而今文学派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顺应了汉帝国的需求，提供给汉帝国一套理论。
虽然当时他们没有立刻被全面采纳，但也就此在汉朝站稳了脚跟。
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正式成为西汉帝国的国家层面上的官方发展指导理论。
自此以后，甭管那些朝廷决策多么匪夷所思，多么千奇百怪，比如西汉末年的传国易姓思潮，究其根本，那都是有今文经经义背书的，是由死了好几百年的孔老夫子背书的。
孔老夫子也是惨。
照理来说西汉帝国有了一套成熟的国家治理理论指导以后，应该没什么波折了才对，但问题在于，今文经学还就真的没有完全遵照帝国统治者的需求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今文经学的理论学家们始终没有为汉帝国完成设计一套类似于周礼一样的“汉礼”。
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国家和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礼》和《春秋》这两部经典，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汉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一套统御四极的“天子礼”，而今文经学理论中的“礼”实际上是士人的礼，他们按照这套理论所能做到的，是【推士礼而至于天子】。
这也就意味着，在今文经学的礼学理论中，天子和士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享用的，士也能享用，双方的区别在于数量多少，而不在于有没有，能不能。
更别说在武帝时期一度兴盛的公羊春秋学派，这个学派更加直接，说什么【天子僭天，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一切问题的缘由都是天子做的不对才导致下面人做的不对，所以天子必须要以身作则。
核心思想就是天子如果犯了错，那么就没有资格责怪下面人对他犯错。
这套思想要是稍微延伸一下，那可就是天囚理论了……嘶，不敢想不敢想。
这能满足汉帝国统治者们的需求吗？
秦已经变天子为皇帝，皇帝在地位上已经和周天子全然不同了。
大人，时代变了。
统治者对今文经学和今文学派的不满源于此。
而古文经学和古文学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了。
比起今文学派和今文经，古文学派和古文经更倾向于配合统治者，主动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理论。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指导方法，以《周官礼》对抗今文学派的《仪礼》，宣称《周官礼》是周公所作。
在实践方面，他们使用《左氏春秋》来对抗今文学派推崇的《公羊春秋》，并且也宣称《左传》当中所记载凡例的也都是周公所作。
反正就是抬出周公的尊号压制孔子，试图以此获得今古文之争的胜利。
当然，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今文经学发展更早，底蕴更加深厚，纯粹的是硬实力拼不过。
硬实力拼不过，古文学派又试图另辟蹊径，顺应西汉末年今文学派自己搞出来的传国易姓思潮，扶持王莽搞复古，一度使得古文学派大为兴盛。
结果王莽玩复古玩脱了。
古文学派也因此失败。
所以在政治上，今文学派始终占据优势，朝廷所立的学官——博士也始终都被今文学派的儒生们垄断，被官方承认的五经十四家法也全部都是今文经。
东汉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需求，他把被认为是古文经的《左氏春秋》立为官学，设立了博士，古文学派似乎看到了曙光。
结果在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之后，为了统一学术认知，统一思想，《左氏春秋》官学地位被罢黜，古文学派受到严重打击，刚刚开始的半官方化进程也被打断。
自那之后，古文学派便只能继续在民间发展了。
但是所谓祸福相倚，古文学派被迫成为在野学派，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传承不再是问题了。
为了冲击今文学派貌似牢不可破的堡垒，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今文学派彻底碾死，他们选择走学术下移之路。
从东汉前期开始，古文学派逐渐面向社会中层开放部分学术知识，广泛吸纳社会中坚阶层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怀着蚁多咬死象的憧憬。
制霸大汉学术圈的今文学派的学术传承只面向自己内部，以血脉、姻亲为主要联络方式，甚少对外开放，肥水不流外人田，越来越保守。
虽然他们保住了官学地位，却日渐僵化、繁琐，失去了创新能力，还与谶纬学说结合起来，变得神神叨叨，神鬼莫测。
以至于部分比较开明的今文学派士人甚至都觉得今文经不如古文经，反而开始主动接触学习古文经，促成了东汉时代一定程度上的今古文融合。
随着东汉中央政治稳定性的被破坏，以及官方太学的日渐式微，东汉学术圈子也开始发生变化。
东汉自汉和帝之后，皇帝普遍年幼，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政治，皇帝成年之后又会想方设法夺回权力，于是东汉中央的政治稳定性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伴随着政治稳定性的不复存在，与政治稳定高度绑定的学术稳定也受到挑战，并且被破坏。
太学日渐荒废，博士不再讲学，天下学子也渐渐不再以太学作为学术权威，东汉的学术开始从统一走向分裂，从以雒阳太学为核心传播学术转变为以家族为核心传播学术。
失去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再叠加上自身越发封闭、保守，今文学派的衰落俨然不可避免，五经十四家法的家族传承更像是政治传承，而不是学术传承。
与之相对的，古文学派为了生存和超越，则选择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传授古文经典，团结广大地主豪强阶层。
一票古文学派的大佬面向社会开班招生，收徒门槛不说很低，至少是看得到的，也没有血脉、姻亲关系等隐性条件。
所以求学者络绎不绝，古文学派在社会上的基础远远比今文学派更加广泛，学派内的人才们也是层出不穷，不断的推陈出新，日渐繁盛。
好巧不巧，闻名天下的大儒卢植便是研究古文经出身的。
再好巧不巧，他也是涿郡涿县人，刘备是他的小老乡，在这个以郡为国的年代里，两人之间的联系天然的带有一层优势。
就这一点上来说，刘备不可谓不幸运。
对刘备来说，今古文之争争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争”。
有竞争者，就有让利，今古文之争给一潭死水的东汉学术环境注入了莫名的生机，还因此给一些社会地位不高但又试图向上爬的人提供了一线生机。
打从跟着卢植开始学习的时候，刘备就把目光放在了今古文之争上，试图好好的了解一下这贯穿两汉的学术斗争的本质。
简单来说，今古文之争的源头还要追述到秦始皇。
嬴政大兄弟奋六世之余烈，靠着法家变法废了六国统一全国，是当时的天下第一硬核狠人，绝世猛男，非常刚烈，所以对絮絮叨叨的儒学非常不感冒。
且当时的时代处在郡县制初立而分封制余威尚在的时期，对于一统天下之后秦国究竟是分封还是郡县，天下人都有不少看法。
当时的一批儒生反对郡县制，崇尚分封制，一力追求孔老夫子的理想，要求复古，为嬴政大兄弟和丞相李斯所不容，于是引发了焚书事件。
本质上，这次焚书和汉武帝罢黜百家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统一思想，至于后来的“坑儒”和焚书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大兄弟挖了一个坑，点了一把火，烧了一批竹简，把儒学传承给打乱了。
断是不可能断的，儒家学派门生众多，竹简没了，一些老儒生就拼了老命把圣人文章背诵下来，硬生生扛着，等着嬴政完蛋。
等嬴政翘了辫子，汉王朝建立，儒家思想言论禁区松动，于是一批活下来的老儒支棱起来了。
他们靠着记忆口述文章给自己的弟子们，弟子们再记录在竹简上，恢复了儒学的物理传承，重新回到历史舞台。
这就是今文经和今文学派的来历。
古文学派的来历就比较有意思了。
据他们自己说，古文经起源是刘邦的儿子鲁王在修缮自己的宫殿的时候，于曲阜孔氏老宅墙壁中发现的。
据说鲁王试图扒掉孔子老宅的时候，还莫名听到了一阵悦耳动听的音律，顿时不敢再侵犯孔家老宅，转而对孔家老宅十分恭敬。
古文经典从墙壁中被发现之后一直藏在汉宫内库之中，从汉初到汉末，一点风声都没有，直到被负责校订书籍的皇族人士刘歆发现。
因为书写经书的文字是战国时期的文字，所以据刘歆推断，这些经书是秦火之际，一群勇气与智慧并存的儒生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
这不比那些老儒生口述的经书来得更加经典更加真实？
我刘歆有理由怀疑你们这帮家伙传习的都是二手假冒伪劣产品！
谁是正统？
这才是正统！
汉哀帝登基之后，刘歆上书汉哀帝，要求给古文经增设学官，并且进一步谋求对今文经的取代。
当然，他没有成功。
自汉武帝以来，今文经学从来都是官方正统学术，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一堆莫名其妙来历不明的书籍，就敢自称是圣人文章？
你也不问问依靠今文经典上位和传承的我们失去了正统学术地位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你们失去的只是古文经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失去的可是实打实的利益啊！
在学术和政治上取得成就的既得利益者们当然竭力反对古文经登上大雅之堂。
而在今文学派主导的体制下不能获得更高利益的非既得利益者们，自然别有用心的围绕在了古文经典身边，把古文经典当作他们的救命稻草，试图实现弯道超车。
双方的斗争由此开始。
尽管双方都宣称自己所学的经文才是真正的圣人文章，但是究其根本，今文学派是官方正统学派。
甚至于从刘邦建立汉朝开始，朝廷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以今文经的内容作为理论指导的。
现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在那个时代都是未知数，这主要是因为从战国结束到秦国结束的那段历史过于短暂，以至于秦朝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或者压根儿就没做。
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也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他们没做到的事情更多，他们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丢给最后的胜利者刘邦，让刘邦无比烦恼。
举个例子，因为嬴政大兄弟没有皇后，以至于刘邦立吕雉为皇后之后，大家都不知道皇后的职责和权限在什么地方，再加上吕氏家族的超越地位，所以当时吕雉作为皇后的权力大的没边。
她大可以说一句——我作为皇后的权力是无限的。
因为没有开创者，没人知道结果如何，所以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趟过河，走一步，算一步，好的留下，不好的想办法剔除。
一些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都是无法纠正的，因为再聪明的人也没有未来视。
汉朝的建立者大多出身低微，没有礼数，对做了皇帝之后的刘邦也是不怎么尊敬，还以为刘邦和当年一样是个吃狗肉的混子。
刘邦很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最早的掌握者们嗅到了机遇。
一个叫叔孙通的儒生凑到了刘邦身边，告诉刘邦说儒生这票人虽然不能帮你打天下，但能帮你搞管理，是管理型人才。
刘邦就让叔孙通试了试。
叔孙通搞了一套礼仪方案，饭怎么吃，酒怎么喝，路怎么走，皇帝怎么拜见，群臣不遵守的，就要用法律办他。
于是群臣不敢再对刘邦无礼，刘邦高兴地说【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是那么爽的事情啊】。
当时叔孙通的这套办法只是涉及到刘邦个人的烦恼，但是放大到整个汉帝国就能发现，汉帝国在当时急需一套能够治理国家的成熟理论指导。
刘邦之前，治理国家的都是累世贵族，大家都有自己的家传法门能治理国家，而刘邦和他的战友们哪里有这种底蕴？
而今文学派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顺应了汉帝国的需求，提供给汉帝国一套理论。
虽然当时他们没有立刻被全面采纳，但也就此在汉朝站稳了脚跟。
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正式成为西汉帝国的国家层面上的官方发展指导理论。
自此以后，甭管那些朝廷决策多么匪夷所思，多么千奇百怪，比如西汉末年的传国易姓思潮，究其根本，那都是有今文经经义背书的，是由死了好几百年的孔老夫子背书的。
孔老夫子也是惨。
照理来说西汉帝国有了一套成熟的国家治理理论指导以后，应该没什么波折了才对，但问题在于，今文经学还就真的没有完全遵照帝国统治者的需求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今文经学的理论学家们始终没有为汉帝国完成设计一套类似于周礼一样的“汉礼”。
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国家和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礼》和《春秋》这两部经典，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汉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一套统御四极的“天子礼”，而今文经学理论中的“礼”实际上是士人的礼，他们按照这套理论所能做到的，是【推士礼而至于天子】。
这也就意味着，在今文经学的礼学理论中，天子和士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享用的，士也能享用，双方的区别在于数量多少，而不在于有没有，能不能。
更别说在武帝时期一度兴盛的公羊春秋学派，这个学派更加直接，说什么【天子僭天，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一切问题的缘由都是天子做的不对才导致下面人做的不对，所以天子必须要以身作则。
核心思想就是天子如果犯了错，那么就没有资格责怪下面人对他犯错。
这套思想要是稍微延伸一下，那可就是天囚理论了……嘶，不敢想不敢想。
这能满足汉帝国统治者们的需求吗？
秦已经变天子为皇帝，皇帝在地位上已经和周天子全然不同了。
大人，时代变了。
统治者对今文经学和今文学派的不满源于此。
而古文经学和古文学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了。
比起今文学派和今文经，古文学派和古文经更倾向于配合统治者，主动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理论。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指导方法，以《周官礼》对抗今文学派的《仪礼》，宣称《周官礼》是周公所作。
在实践方面，他们使用《左氏春秋》来对抗今文学派推崇的《公羊春秋》，并且也宣称《左传》当中所记载凡例的也都是周公所作。
反正就是抬出周公的尊号压制孔子，试图以此获得今古文之争的胜利。
当然，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今文经学发展更早，底蕴更加深厚，纯粹的是硬实力拼不过。
硬实力拼不过，古文学派又试图另辟蹊径，顺应西汉末年今文学派自己搞出来的传国易姓思潮，扶持王莽搞复古，一度使得古文学派大为兴盛。
结果王莽玩复古玩脱了。
古文学派也因此失败。
所以在政治上，今文学派始终占据优势，朝廷所立的学官——博士也始终都被今文学派的儒生们垄断，被官方承认的五经十四家法也全部都是今文经。
东汉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需求，他把被认为是古文经的《左氏春秋》立为官学，设立了博士，古文学派似乎看到了曙光。
结果在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之后，为了统一学术认知，统一思想，《左氏春秋》官学地位被罢黜，古文学派受到严重打击，刚刚开始的半官方化进程也被打断。
自那之后，古文学派便只能继续在民间发展了。
但是所谓祸福相倚，古文学派被迫成为在野学派，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传承不再是问题了。
为了冲击今文学派貌似牢不可破的堡垒，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今文学派彻底碾死，他们选择走学术下移之路。
从东汉前期开始，古文学派逐渐面向社会中层开放部分学术知识，广泛吸纳社会中坚阶层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怀着蚁多咬死象的憧憬。
制霸大汉学术圈的今文学派的学术传承只面向自己内部，以血脉、姻亲为主要联络方式，甚少对外开放，肥水不流外人田，越来越保守。
虽然他们保住了官学地位，却日渐僵化、繁琐，失去了创新能力，还与谶纬学说结合起来，变得神神叨叨，神鬼莫测。
以至于部分比较开明的今文学派士人甚至都觉得今文经不如古文经，反而开始主动接触学习古文经，促成了东汉时代一定程度上的今古文融合。
随着东汉中央政治稳定性的被破坏，以及官方太学的日渐式微，东汉学术圈子也开始发生变化。
东汉自汉和帝之后，皇帝普遍年幼，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政治，皇帝成年之后又会想方设法夺回权力，于是东汉中央的政治稳定性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伴随着政治稳定性的不复存在，与政治稳定高度绑定的学术稳定也受到挑战，并且被破坏。
太学日渐荒废，博士不再讲学，天下学子也渐渐不再以太学作为学术权威，东汉的学术开始从统一走向分裂，从以雒阳太学为核心传播学术转变为以家族为核心传播学术。
失去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再叠加上自身越发封闭、保守，今文学派的衰落俨然不可避免，五经十四家法的家族传承更像是政治传承，而不是学术传承。
与之相对的，古文学派为了生存和超越，则选择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传授古文经典，团结广大地主豪强阶层。
一票古文学派的大佬面向社会开班招生，收徒门槛不说很低，至少是看得到的，也没有血脉、姻亲关系等隐性条件。
所以求学者络绎不绝，古文学派在社会上的基础远远比今文学派更加广泛，学派内的人才们也是层出不穷，不断的推陈出新，日渐繁盛。
好巧不巧，闻名天下的大儒卢植便是研究古文经出身的。
再好巧不巧，他也是涿郡涿县人，刘备是他的小老乡，在这个以郡为国的年代里，两人之间的联系天然的带有一层优势。
就这一点上来说，刘备不可谓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