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古时代，世人所知甚少原因在于史书记录流传内容并非面对庶民，甚至中等士人都不能接触到国政具体内容，所谓参政不仅要有嫡系的血缘、亲戚关系存在，而且是以自身实力及社会地位为依托作前提。在那讲求‘身份’的千年岁月中，这种看上去有些固执的规则在后人看来势必过于保守，但确实文明发展不若后日先进的时代所必须采取的举措：在没有这种无比稳固的社会身份固化差异存在下，受到外界短暂潮流影响而覆亡于外人之手的部落不计其数。
古老制度的变更当然会不断进行，而到夏朝末年时，汤带领子姓诸氏族崛起建立商朝，针对大地上林立的部族与益加繁盛的商品贸易往来，汤果断选择放弃夏针对不同地域势力采取锚定过于具体的贡物、达成限制其实力增长的做法，转向更加抽象的针对某支势力以整体盘剥，进而保证新王朝稳定。而此法的极致便是向敌对种族采取间歇性长期战争的霸道做法依托武力霸道地削减其人口，并将大批俘虏以祭祀的名义血祭先祖，形成制度化的‘国家正义’人牲需求，进而依靠外战与平叛的名义，裹挟内部各子氏族向大商朝廷、都城输送各类资源，将所有‘亲人’绑定于商王族的霸权扩张之路上。
这种做法显而易见地会滋生出庞大的祭祀体系与宗教力量为商王行为正名，进而从玄化的思想精神方面控制商子民；于外朝则会导致商都城中服务于世俗官僚体系的力量持续膨胀以管控内部力量、维护商中央的权威。两股力量相争不断，倒霉的不仅是依托官僚体系、对抗勾结诸王子与子姓诸侯的祭司们失败的部分商王，利益一贯受损的当然是商普通子民，他们过着艰难维生的日子，却仍不免成为内政激烈的牺牲品；相比于并不会连累家人出征，死在异国他乡未必不是种好的选择，活下来立功的话，起码能暂时稳定住自己小家庭的社会地位。
而对商王而言，唯一能解决自己继承来的庞大军国一体主义痼疾、削弱诸侯力量的办法，唯有不断开疆扩土，拓展疆域分封给宗室子弟，以自身军功威望震慑内外势力。所以夏商有别，夏后（夏代统治者称谓为：后）能用几百里的直辖领地，距离王都远不超千里范围的同宗诸侯力量统治天下——当然再远也不过要求外族承认夏的天下霸主权威，而商朝却建立起过小两千里范围内、主要屹立于华北大平原地区的广阔同宗子弟统治地带。武力扩张，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终究不能彻底解决商王朝的体制病，所以纣王与父亲会坚定信念称帝，唯将天命系王身，彻底踢翻祭司阶层的影响力，才能把祭司驯化为官僚一般服从命令的体系力量，杜绝对方勾结本姓诸侯限制商中央集权的阴谋得逞。
这套办法虽然相对成功，使两位商晚期的人间帝尊得以大力清除内外反集权势力，将财政税收、外交贡赋、经济商贸、军事武装、各处人事任免等权力紧紧握在手中，但也将腐败制度化嵌入商中央下辖的所有体制中，挑起在商都缺乏合作者的外地同宗诸侯们同气连枝的反意，长期坐视王军征讨外敌不利时的巨大损失，最终与周武王这样高仿力量暗通款曲，进入殷商别都朝歌狠狠教训帝纣。当然，不成想周国坐大，永远成为延续数世纪的新霸权王朝，都是后话。
这里插入此篇，主要为说明周初从武王发到周公旦两兄弟布下的何等棋局稳固周朝统治的，便于书迷理解这套办法松动后的东周春秋战国所谓的‘百家齐放’思想由来。
在周初高层看来，祭司阶层必然是邪恶的，胆敢屡次冒犯王本人，损害最高统治者权威巩固自身体系‘合法’利益，便是最大的‘僭越’违法！于西戎起家的新兴周族看来，这点绝不可被接受，必须继承并发扬削祭司的帝乙帝纣两代‘英明举措’。所以在周代，祭祀活动虽然依旧很重要但比起商代还是差些劲，内容也被更换为天帝等玄学神明之外的祖先血缘崇拜，至于祭司人等，则大幅度降低格调，成为排名在行政官僚之后的普通小官，地位仅仅在庄重不可缺员的程度，并不能直接影响国政。涉及君主人选更换上，则由居住在都城中的主要卿士交换意见决定。
那么看上去坚决执行商帝命令的庞大官僚体系呢？自然是大大地要得，不过针对其无情无性、唯知利上级的属性，先是注重其内部分工、彼此平行相抗的体制特性限制其作为整体对外权力膨胀；其次通过选拔制度将用人牢牢限制于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能的低等士一级贵族中，能力大小与自上而下的血缘亲疏共同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迟滞个人发展速度，并将士人的命运与荣誉感绑定于一邦一国运数之中，强化体系而非个人的力量对时代变迁的影响。所以自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兴衰消亡与名人高士显耀跌落的两重速度才会越来越快，奥秘全在其中。
面对限制内外诸侯实力过度膨胀这一永恒的霸权失落遂至亡国难题，则在‘撒豆成兵’的核心思想指导下，留足关西峡谷盆地作为王畿；划黄河-崤山以东，全数作为待封领地留给功臣及历代周王子弟，并在诸侯国等级、面积上作出严格限定，一片片小小的诸侯国单个决然无法与大大的王畿能掌控的领地相提并论，这样在抵御蛮夷外辱一事上诸侯们首先要有意识随时呼叫周王与邻国支援，其次要依赖长期建设坚固的都城防御拖延到王军到来。这样子，诸侯的所有灾难，不再是王廷的负累，而成为新王朝大君主要挟和有效管制地方的重要砝码。游走在各个诸侯国居间谋利，成为西周一代安定三个世纪的法宝。当然，这种做法也是西周疆域始终变化不大的原因——倘若不是在关西开疆扩土充实王畿，对千里之外粮草需要在诸侯国中间接筹措的费时费力又费心军事行动，成果也不过徒增新的诸侯国，反倒头疼得很，毕竟主动找蛮夷打攻防战，对方处于主场优势时并不好惹。
基于以上做法，周系诸侯们生活百事多向内求索，搭配整套合理合法的声色享受制度，人文主义自然会生发。数个世纪积累下来，世俗人治彻底代替祭司阶层借神传意的‘玄幻版人治’，原本在商代决然不会提及的国事争议，自然会出现在周朝。而且这种争议会因为事务复杂、地域开阔、财富更容易积聚、商贸往来无比繁荣的关东地区华北大平原的存在而一发不可收拾。争议不仅出于原先宗人富集密居的丰镐两京附近一孔，而且广泛存在于关东遵循周礼的众多邦之国中。因携复制周室的强大基因，其中大国自然有从本地域霸权搞起的自强理念，这样对某些富国-强兵思想的实践流派自然兴起：
其中兵家自有蕴于乡党中的民间征召力量兴盛根基；法家则先出于郑、晋之流内斗强大，大贵族之间难为共和局面的弱君国家；儒家自鲁国这样依托周王室才能分享霸权红利的关东老牌诸侯国兴起，当然在意维续旧制度、秉承传承文明礼仪自居，实则立意还是落在强化官僚体制本身、摆脱鲁三桓的大贵族过度干政侵犯君权的古早思路上——在合理声色享受蔓延下层民众时，涉及淫逸的诸多可能保之护伞，便会成为官僚体系自清自洁的重要攻击方向，以至于行政官僚最后会发展成凌驾于其它官职之上的存在，而那过度瘦削、大力剔除周公等先贤强塞进官僚体系而和谐国家内部生态环境的诸多职位存在，便是法家代替儒家于泾渭流域的西周故地做到的了，所谓汉代会实行‘儒皮法骨’的治政策略，根本不需要奇怪；再说到老聃这类思想上更接近商周交际时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没落贵族，自‘自行选择仿周仪制’而飞速野蛮发展的半蛮夷楚国去往周王室寻找机会，最终不甚得志地从事了一辈子守藏吏之职，意外与周公等先贤从精神上共鸣，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楚地古道思想遗流，结合周王室书库，再度思定周礼制定背后的先哲辈高明布局，究极黄帝时代治理天下的更古之道，从泛道概念中，二度绽放作道家黄老流派，实属闲云野鹤的不甘之为。
百家出乎道，即是如此，根源上要归因于天下治理这件大事的时代理解不同上，周初先贤制礼所相对形成的‘超稳定’模式，当然会成为对照研究新治理形式的必需品。也就是说，抛开周礼及其深远影响地谈百家，根本就是在耍流氓。正如现代社会动辄以百家对应西方某些理论成果，且不说后者超越一两千年的时代优势，衍生后者的思想母体：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便相当不同于东亚实情，和谈平行借鉴？不过是商业文明雇募学者进行的欲盖弥彰式洗脑罢了。
倒是墨家那套兼爱非攻的‘普世价值观’，搭配自成一体的墨钜权力体系，俨然一幅独立于君主集权的民间力量存在，这种名义上抵制通过血缘传承财富、权力、地位的模式，实际上资助者多离不开隐于史书的民间豪富阶层，除了按照血缘传承的各国国内政治地位没法被获得、不能避免受历次政务运动波及而有效巩固权势，他们游走在各国万域之间获得商贸差额的巨大利益，眼界广阔，勾连势力盘根错节，有足够能力蓄养私人武装，支持郁郁不得志的士人贵族，同行彼此间相互合作形成遍布天下的贸易网络控制利差，当然不喜欢蜷居在一国统治之内，更不会太过尊重法令的限制，在意一邦一国的兴衰。所谓墨家能代表的人背后，绝非俯首工作于‘变相的田地间’的手工业者利益，而是拥有手工业产业的古代企业主利益，他们形同在势的主政贵族，只是不得不间接依附后者的门庭获得庶民和士人承认其存在罢了。墨家并不憎恶王权，只是代表所处乱世中背后的支持力量，有意地去抑制包括王权在内的所有专行制的、自成一体而形成理论闭环的、霸占商贸利益大头的势力。倘若享有此种利益大头的正是民间大企业主，拉拢有名望的人、塑造周边良好的舆论环境，适度尊重缺乏明确产业所有权但拥有技术的手工业普通从业者，才是这些墨家金主的常规手段。
对比锚定君王公卿等巨大利益纽结者游说的阴阳家和纵横家门生们，墨家人的行动动力反而是万世不竭的，阴阳与纵横两门人，反而不过为时代留给后世的遗珠，仅仅是表面上会显得弥足珍贵，实际施行中，纷乱的环境往往会阻止其痴迷者最终实现梦想，还不如投身兵家效忠某国的成效来得快捷。
而记录和评议时代万象的权力，自官僚体系成制度性壮大后，当然存于各国史官手中，尤其腹黑的鲁国史官会倨傲认为公旦伯禽之后，有足够资格别于古朴刻板的周室记录新题材的褒贬说辞，算得上有渊源和特定权力继承资质的，《春秋》也由此出，至于为其作注讲解的《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部衍生文，则纯属站在巨人肩膀上自称‘公旦周礼’一派的遗志继承者，有儒家在形成后出面相辅相成互吹抬高身份，抢占史官工作内容、将本当思想保持客观中立的古史官吏遗风彻底颠覆，纯属官僚集团的内部倾轧行为：即在缺乏主政参政话语权时，想方设法地通过占据日益喧嚣的民间杂议盘口，依托自身抢占的民间话语权与少许公权力，最大化勾兑出士人阶层对国政的影响力。此计之毒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使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们，不自觉生出司马迁公也是儒家或儒家同路人潜意识的。
事实上呢？作为汉朝建立半个世纪后，在汉廷与地方诸侯王修书之间，能广泛收集民间资料，汇编为一书的治史兴趣偏好人士，司马迁绝非会选择站队某家思想的非中立人员。尤其在遭受宫腐刑法后，其思想中对民间百姓和非传统力量的关注与同情，绝然不同于以充任官僚为大任、基本以忠君为首义的西汉儒家门徒那般立场偏向分明。史、儒本分两家，只是后者刻意利用官僚内部争斗优势侵蚀前者的生存空间而已。
总而言之，儒法皆为大一统理论而生，前者更能综合地适应新时代，其主张作为周礼体制的得意门生，当然是合适的；至于后者那套明显属于‘吃饱了侧重分配问题’而生出的学说，本该惠及全体贵族共同统治国家，方便弱君、虚君甚至类似古希腊-古罗马前期那样相当多数无君主专行制时间存在的贵族共和体制建立，最终却只能变成利君王、卑贵族、制权臣、一思想的专行制统治利器，就连大家韩非子也是通过强君间接强国思路的忠实走狗。实在些说，也太侮辱出具刑书刑鼎的子产与范宣子先贤了——后辈更低微的出身，导致其思想与身为大贵族视政的前辈显得迥异得多，若是质疑吴起、卫鞅与韩非之流的法家子弟资格，又不那么合适……
那么法家不能适应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主张，最终惠及了哪些人呢？起码在宗室与世卿没能大得势的秦王国、秦朝来说，那些迥异于华北大平原、泾渭平原、汾水流域平原的非农耕地区，边地与山区地带特色经济地带利益，主要流入官僚集团手中，成为其弄权、晋升、逢迎君主心意的活力源泉，更不用提农耕区商贸往来限流的利益存在了——直接被收入国家财政体系甚至王室内府私库中供应王族奢靡的生活挥霍。所以专行制思想绝对不能成为中大型国家的选择。
关于‘小大之辩’的层面，问题其实更明显，要跨越过于漫长的地理单位促进不同经济形式互惠互利，无论何种形式的策略施加，小的国家行使其策略的弊端必然小于大的国家，这种差异绝非与国家面积成倍增加那么简单，恶政往往随地理范围扩大，更偏向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在秦二世时代，本该被民众理解的戍边行为，经过法家思想武装下的官僚体系一通恶性操作后，连往行都已变成极大恐慌，造成亡国的陈胜吴广大起义，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所谓对农民首义的历史地位肯定，是为了反对极端化的法家思想；而暴露陈胜与一干要臣行为的丑态和其它行为缺憾，则是儒家赤裸裸地在夸张缺乏自身存在情况下民间‘必然’会出现的混乱；须知，覆亡秦朝的项氏家族和最终安定天下汉高祖刘邦，其思想对因于出生楚地的原因，对道家的态度才更重一时。没有道家思想加成下的汉初修养生息，儒家那套嵌入官僚体系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机会推行的。
而汉武帝时代捧起儒家，实际因为其能将先商祭司阶层与官僚集体融于一身、合教化-管理在乎一体的能力，而这项能力自然离不得争夺民间舆论的学说特长，加上长期刻意地褒贬各类社会人物给予持续定性，贴上脸谱化的标签，绝大多数民众都会被蒙蔽倒地，长醉不醒，却又以为自己还活在具备公旦遗风的美好社会环境下，实际性地迷茫着：一旦官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民众立马会在各种宣传造势中陷入不知所措的可怜境地。
周礼究竟该被如何继承，依旧是说不清的事，而‘不服周’的自行仿用周礼、猥琐发育的大国楚，其分庭抗礼下长期衍生的各类思想，更像是如今民间百姓所亲好实践的生活做法。
古老制度的变更当然会不断进行，而到夏朝末年时，汤带领子姓诸氏族崛起建立商朝，针对大地上林立的部族与益加繁盛的商品贸易往来，汤果断选择放弃夏针对不同地域势力采取锚定过于具体的贡物、达成限制其实力增长的做法，转向更加抽象的针对某支势力以整体盘剥，进而保证新王朝稳定。而此法的极致便是向敌对种族采取间歇性长期战争的霸道做法依托武力霸道地削减其人口，并将大批俘虏以祭祀的名义血祭先祖，形成制度化的‘国家正义’人牲需求，进而依靠外战与平叛的名义，裹挟内部各子氏族向大商朝廷、都城输送各类资源，将所有‘亲人’绑定于商王族的霸权扩张之路上。
这种做法显而易见地会滋生出庞大的祭祀体系与宗教力量为商王行为正名，进而从玄化的思想精神方面控制商子民；于外朝则会导致商都城中服务于世俗官僚体系的力量持续膨胀以管控内部力量、维护商中央的权威。两股力量相争不断，倒霉的不仅是依托官僚体系、对抗勾结诸王子与子姓诸侯的祭司们失败的部分商王，利益一贯受损的当然是商普通子民，他们过着艰难维生的日子，却仍不免成为内政激烈的牺牲品；相比于并不会连累家人出征，死在异国他乡未必不是种好的选择，活下来立功的话，起码能暂时稳定住自己小家庭的社会地位。
而对商王而言，唯一能解决自己继承来的庞大军国一体主义痼疾、削弱诸侯力量的办法，唯有不断开疆扩土，拓展疆域分封给宗室子弟，以自身军功威望震慑内外势力。所以夏商有别，夏后（夏代统治者称谓为：后）能用几百里的直辖领地，距离王都远不超千里范围的同宗诸侯力量统治天下——当然再远也不过要求外族承认夏的天下霸主权威，而商朝却建立起过小两千里范围内、主要屹立于华北大平原地区的广阔同宗子弟统治地带。武力扩张，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终究不能彻底解决商王朝的体制病，所以纣王与父亲会坚定信念称帝，唯将天命系王身，彻底踢翻祭司阶层的影响力，才能把祭司驯化为官僚一般服从命令的体系力量，杜绝对方勾结本姓诸侯限制商中央集权的阴谋得逞。
这套办法虽然相对成功，使两位商晚期的人间帝尊得以大力清除内外反集权势力，将财政税收、外交贡赋、经济商贸、军事武装、各处人事任免等权力紧紧握在手中，但也将腐败制度化嵌入商中央下辖的所有体制中，挑起在商都缺乏合作者的外地同宗诸侯们同气连枝的反意，长期坐视王军征讨外敌不利时的巨大损失，最终与周武王这样高仿力量暗通款曲，进入殷商别都朝歌狠狠教训帝纣。当然，不成想周国坐大，永远成为延续数世纪的新霸权王朝，都是后话。
这里插入此篇，主要为说明周初从武王发到周公旦两兄弟布下的何等棋局稳固周朝统治的，便于书迷理解这套办法松动后的东周春秋战国所谓的‘百家齐放’思想由来。
在周初高层看来，祭司阶层必然是邪恶的，胆敢屡次冒犯王本人，损害最高统治者权威巩固自身体系‘合法’利益，便是最大的‘僭越’违法！于西戎起家的新兴周族看来，这点绝不可被接受，必须继承并发扬削祭司的帝乙帝纣两代‘英明举措’。所以在周代，祭祀活动虽然依旧很重要但比起商代还是差些劲，内容也被更换为天帝等玄学神明之外的祖先血缘崇拜，至于祭司人等，则大幅度降低格调，成为排名在行政官僚之后的普通小官，地位仅仅在庄重不可缺员的程度，并不能直接影响国政。涉及君主人选更换上，则由居住在都城中的主要卿士交换意见决定。
那么看上去坚决执行商帝命令的庞大官僚体系呢？自然是大大地要得，不过针对其无情无性、唯知利上级的属性，先是注重其内部分工、彼此平行相抗的体制特性限制其作为整体对外权力膨胀；其次通过选拔制度将用人牢牢限制于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能的低等士一级贵族中，能力大小与自上而下的血缘亲疏共同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迟滞个人发展速度，并将士人的命运与荣誉感绑定于一邦一国运数之中，强化体系而非个人的力量对时代变迁的影响。所以自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兴衰消亡与名人高士显耀跌落的两重速度才会越来越快，奥秘全在其中。
面对限制内外诸侯实力过度膨胀这一永恒的霸权失落遂至亡国难题，则在‘撒豆成兵’的核心思想指导下，留足关西峡谷盆地作为王畿；划黄河-崤山以东，全数作为待封领地留给功臣及历代周王子弟，并在诸侯国等级、面积上作出严格限定，一片片小小的诸侯国单个决然无法与大大的王畿能掌控的领地相提并论，这样在抵御蛮夷外辱一事上诸侯们首先要有意识随时呼叫周王与邻国支援，其次要依赖长期建设坚固的都城防御拖延到王军到来。这样子，诸侯的所有灾难，不再是王廷的负累，而成为新王朝大君主要挟和有效管制地方的重要砝码。游走在各个诸侯国居间谋利，成为西周一代安定三个世纪的法宝。当然，这种做法也是西周疆域始终变化不大的原因——倘若不是在关西开疆扩土充实王畿，对千里之外粮草需要在诸侯国中间接筹措的费时费力又费心军事行动，成果也不过徒增新的诸侯国，反倒头疼得很，毕竟主动找蛮夷打攻防战，对方处于主场优势时并不好惹。
基于以上做法，周系诸侯们生活百事多向内求索，搭配整套合理合法的声色享受制度，人文主义自然会生发。数个世纪积累下来，世俗人治彻底代替祭司阶层借神传意的‘玄幻版人治’，原本在商代决然不会提及的国事争议，自然会出现在周朝。而且这种争议会因为事务复杂、地域开阔、财富更容易积聚、商贸往来无比繁荣的关东地区华北大平原的存在而一发不可收拾。争议不仅出于原先宗人富集密居的丰镐两京附近一孔，而且广泛存在于关东遵循周礼的众多邦之国中。因携复制周室的强大基因，其中大国自然有从本地域霸权搞起的自强理念，这样对某些富国-强兵思想的实践流派自然兴起：
其中兵家自有蕴于乡党中的民间征召力量兴盛根基；法家则先出于郑、晋之流内斗强大，大贵族之间难为共和局面的弱君国家；儒家自鲁国这样依托周王室才能分享霸权红利的关东老牌诸侯国兴起，当然在意维续旧制度、秉承传承文明礼仪自居，实则立意还是落在强化官僚体制本身、摆脱鲁三桓的大贵族过度干政侵犯君权的古早思路上——在合理声色享受蔓延下层民众时，涉及淫逸的诸多可能保之护伞，便会成为官僚体系自清自洁的重要攻击方向，以至于行政官僚最后会发展成凌驾于其它官职之上的存在，而那过度瘦削、大力剔除周公等先贤强塞进官僚体系而和谐国家内部生态环境的诸多职位存在，便是法家代替儒家于泾渭流域的西周故地做到的了，所谓汉代会实行‘儒皮法骨’的治政策略，根本不需要奇怪；再说到老聃这类思想上更接近商周交际时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没落贵族，自‘自行选择仿周仪制’而飞速野蛮发展的半蛮夷楚国去往周王室寻找机会，最终不甚得志地从事了一辈子守藏吏之职，意外与周公等先贤从精神上共鸣，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楚地古道思想遗流，结合周王室书库，再度思定周礼制定背后的先哲辈高明布局，究极黄帝时代治理天下的更古之道，从泛道概念中，二度绽放作道家黄老流派，实属闲云野鹤的不甘之为。
百家出乎道，即是如此，根源上要归因于天下治理这件大事的时代理解不同上，周初先贤制礼所相对形成的‘超稳定’模式，当然会成为对照研究新治理形式的必需品。也就是说，抛开周礼及其深远影响地谈百家，根本就是在耍流氓。正如现代社会动辄以百家对应西方某些理论成果，且不说后者超越一两千年的时代优势，衍生后者的思想母体：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便相当不同于东亚实情，和谈平行借鉴？不过是商业文明雇募学者进行的欲盖弥彰式洗脑罢了。
倒是墨家那套兼爱非攻的‘普世价值观’，搭配自成一体的墨钜权力体系，俨然一幅独立于君主集权的民间力量存在，这种名义上抵制通过血缘传承财富、权力、地位的模式，实际上资助者多离不开隐于史书的民间豪富阶层，除了按照血缘传承的各国国内政治地位没法被获得、不能避免受历次政务运动波及而有效巩固权势，他们游走在各国万域之间获得商贸差额的巨大利益，眼界广阔，勾连势力盘根错节，有足够能力蓄养私人武装，支持郁郁不得志的士人贵族，同行彼此间相互合作形成遍布天下的贸易网络控制利差，当然不喜欢蜷居在一国统治之内，更不会太过尊重法令的限制，在意一邦一国的兴衰。所谓墨家能代表的人背后，绝非俯首工作于‘变相的田地间’的手工业者利益，而是拥有手工业产业的古代企业主利益，他们形同在势的主政贵族，只是不得不间接依附后者的门庭获得庶民和士人承认其存在罢了。墨家并不憎恶王权，只是代表所处乱世中背后的支持力量，有意地去抑制包括王权在内的所有专行制的、自成一体而形成理论闭环的、霸占商贸利益大头的势力。倘若享有此种利益大头的正是民间大企业主，拉拢有名望的人、塑造周边良好的舆论环境，适度尊重缺乏明确产业所有权但拥有技术的手工业普通从业者，才是这些墨家金主的常规手段。
对比锚定君王公卿等巨大利益纽结者游说的阴阳家和纵横家门生们，墨家人的行动动力反而是万世不竭的，阴阳与纵横两门人，反而不过为时代留给后世的遗珠，仅仅是表面上会显得弥足珍贵，实际施行中，纷乱的环境往往会阻止其痴迷者最终实现梦想，还不如投身兵家效忠某国的成效来得快捷。
而记录和评议时代万象的权力，自官僚体系成制度性壮大后，当然存于各国史官手中，尤其腹黑的鲁国史官会倨傲认为公旦伯禽之后，有足够资格别于古朴刻板的周室记录新题材的褒贬说辞，算得上有渊源和特定权力继承资质的，《春秋》也由此出，至于为其作注讲解的《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部衍生文，则纯属站在巨人肩膀上自称‘公旦周礼’一派的遗志继承者，有儒家在形成后出面相辅相成互吹抬高身份，抢占史官工作内容、将本当思想保持客观中立的古史官吏遗风彻底颠覆，纯属官僚集团的内部倾轧行为：即在缺乏主政参政话语权时，想方设法地通过占据日益喧嚣的民间杂议盘口，依托自身抢占的民间话语权与少许公权力，最大化勾兑出士人阶层对国政的影响力。此计之毒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使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们，不自觉生出司马迁公也是儒家或儒家同路人潜意识的。
事实上呢？作为汉朝建立半个世纪后，在汉廷与地方诸侯王修书之间，能广泛收集民间资料，汇编为一书的治史兴趣偏好人士，司马迁绝非会选择站队某家思想的非中立人员。尤其在遭受宫腐刑法后，其思想中对民间百姓和非传统力量的关注与同情，绝然不同于以充任官僚为大任、基本以忠君为首义的西汉儒家门徒那般立场偏向分明。史、儒本分两家，只是后者刻意利用官僚内部争斗优势侵蚀前者的生存空间而已。
总而言之，儒法皆为大一统理论而生，前者更能综合地适应新时代，其主张作为周礼体制的得意门生，当然是合适的；至于后者那套明显属于‘吃饱了侧重分配问题’而生出的学说，本该惠及全体贵族共同统治国家，方便弱君、虚君甚至类似古希腊-古罗马前期那样相当多数无君主专行制时间存在的贵族共和体制建立，最终却只能变成利君王、卑贵族、制权臣、一思想的专行制统治利器，就连大家韩非子也是通过强君间接强国思路的忠实走狗。实在些说，也太侮辱出具刑书刑鼎的子产与范宣子先贤了——后辈更低微的出身，导致其思想与身为大贵族视政的前辈显得迥异得多，若是质疑吴起、卫鞅与韩非之流的法家子弟资格，又不那么合适……
那么法家不能适应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主张，最终惠及了哪些人呢？起码在宗室与世卿没能大得势的秦王国、秦朝来说，那些迥异于华北大平原、泾渭平原、汾水流域平原的非农耕地区，边地与山区地带特色经济地带利益，主要流入官僚集团手中，成为其弄权、晋升、逢迎君主心意的活力源泉，更不用提农耕区商贸往来限流的利益存在了——直接被收入国家财政体系甚至王室内府私库中供应王族奢靡的生活挥霍。所以专行制思想绝对不能成为中大型国家的选择。
关于‘小大之辩’的层面，问题其实更明显，要跨越过于漫长的地理单位促进不同经济形式互惠互利，无论何种形式的策略施加，小的国家行使其策略的弊端必然小于大的国家，这种差异绝非与国家面积成倍增加那么简单，恶政往往随地理范围扩大，更偏向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在秦二世时代，本该被民众理解的戍边行为，经过法家思想武装下的官僚体系一通恶性操作后，连往行都已变成极大恐慌，造成亡国的陈胜吴广大起义，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所谓对农民首义的历史地位肯定，是为了反对极端化的法家思想；而暴露陈胜与一干要臣行为的丑态和其它行为缺憾，则是儒家赤裸裸地在夸张缺乏自身存在情况下民间‘必然’会出现的混乱；须知，覆亡秦朝的项氏家族和最终安定天下汉高祖刘邦，其思想对因于出生楚地的原因，对道家的态度才更重一时。没有道家思想加成下的汉初修养生息，儒家那套嵌入官僚体系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机会推行的。
而汉武帝时代捧起儒家，实际因为其能将先商祭司阶层与官僚集体融于一身、合教化-管理在乎一体的能力，而这项能力自然离不得争夺民间舆论的学说特长，加上长期刻意地褒贬各类社会人物给予持续定性，贴上脸谱化的标签，绝大多数民众都会被蒙蔽倒地，长醉不醒，却又以为自己还活在具备公旦遗风的美好社会环境下，实际性地迷茫着：一旦官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民众立马会在各种宣传造势中陷入不知所措的可怜境地。
周礼究竟该被如何继承，依旧是说不清的事，而‘不服周’的自行仿用周礼、猥琐发育的大国楚，其分庭抗礼下长期衍生的各类思想，更像是如今民间百姓所亲好实践的生活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