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胤植就是上任衍圣公，也是现任衍圣公孔兴燮的父亲，伪顺治三年的时候死在了北京的衍圣公府。孔兴燮继任衍圣公后，并没有呆在北京，而是回到了曲阜的孔府，原因在于他父亲降清时天下大势还不明郎，清廷是否能彻底击败明朝还是个未知数。而孔兴燮接任衍圣公后，明朝虽然新立永历，但江南江北主要省份几乎都已沦陷，清廷坐稳江山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他才立即从北京赶回曲阜。毕竟，相对于北京的衍圣公府而言，曲阜孔府才是孔家真正的势力及影响所在。
孔兴燮也真是得了其父孔胤植的“真传”，也得了孔府千年立世不倒的“真经”，在满清尚拥有北方数省的情况下就巴巴派弟弟孔元贞前来镇江，这行径和孔胤植当年早早就出朱示，供奉大顺永昌皇帝龙位如出一撤。
不过相较父亲孔胤植，孔兴燮还是保守了些，没敢在孔府门口设香案，直接宣布归明，而是秘密遣使，毕竟太平军离曲阜最近的兵马都在几百里外。
孔兴燮的心思自然瞒不过周士相，这人现在就是两头下注，明朝赢了，他早早就派弟弟来表达归顺之意，新朝这边肯定会善待他孔兴燮。要是清朝没输，他依旧是大清的衍圣公，就算清廷知道他和南边联络过，也不会要他性命，反而会安抚于他。毕竟曲阜孔家可不单单是衍圣公，更是大成先师的继承者，也是天下士绅的表率。动了他孔兴燮，就是和天下儒生做对，清廷再愚蠢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只可惜，孔兴燮遇到的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的一张热脸贴到了周士相的冷屁股上。周士相根本不重视，也根本不会再承认曲阜孔府以及这个所谓的衍圣公。在他的计划中，曲阜孔府将会被连根拔起，从此世上再无衍圣公。
徐应元虽说这几年已经被周士相的种种“奇论”给洗了脑，但事关孔圣后人，事关曲阜孔府，他难得清醒苦谏周士相，认为绝不能废儒，更不能不承认衍圣公。不然的话，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天下间所有的读书人都将不会支持大明，甚至于皇帝及朝堂上所有的文官也不会支持周士相。
强烈反对的同时，徐应元倒是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来北伐成功后，可以将衢州南孔重新迁回曲阜，以南宗代替北宗这个软骨头。
所谓的南宗，指的是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的孔端友在金军占领中原后，亲率族人随高宗南下，赐家于衢。宋亡后，伪元忽必烈让孔氏后裔由衢州迁回山东，衢州孔洙以其先人在衢为由不去山东，并且愿意让爵给山东孔氏（北宗），从此南宗彻底定居衢州。明灭蒙元后，南宗这一支世袭五经博士。
徐应元这个方案看起来十分的稳妥，并且更易得人心，因为孔氏南宗相比北宗几无污点，让他们代替北宗，无疑能够树立曲阜孔府的正气和气节。这个方案的背后，则是徐应元所坚持的不可废儒。
周士相听了有些心动，这个时代毕竟不是他的前世，儒家思想对于人心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不管是朝堂还是乡野，孔圣这两个字有着远超过皇帝的威望。更重要的是，所有读书人，或者说每一个识字的人，理论上都是孔圣门人，是儒家弟子。因此他想彻底废儒，革新政治，建立新学，等同与天下读书人做对。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人敢做这件事。唯一做的那位，身死之后立即被反攻倒处，以至污名数十年。
对于儒家思想，周士相虽是秀才，可实际也是半吊子，理解得并不深。可他很清楚，现在这个时代的弊端百分百都是由儒家思想延伸而来，诸如民间的宗族、朝廷举士的科举，治国理念等。
儒家就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两千年来，这个筐里装的不再是孔子原先的思想，而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理念。
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损害百姓利益，儒家需要统治者支持，必然就要为统治者服务。由此，这门学说已经扼杀了汉族的创造性和开拓性。至少，在眼下，已经彻底成了束缚明朝向前发展的枷索。
周士相要改革科举，要立新学，要以新学取士，更要培养新的军功阶层，将汉族被打断的脊梁重新接起来，使之能够重新傲立东方，并且在这个大航海已经到来的时代和西方人争夺，那么就必须废儒。因为儒家已经和这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将其彻底废除，那么周士相做的种种措施，都不过是在腐烂的地基上砌墙补洞，哪怕勉强建立起一座大楼，未来，总还是要塌的。
这个世上，有背叛阶级的个人，却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已经取得统治权的儒家中，可以出现几个“离经叛道”的，但却不可能所有人都背弃带给他们地位和利益的儒家。
顾炎武这个大儒，便是“离经叛道”的一员，他的学说，其实跟儒家的传统思想完全不同。儒家提倡忠君，顾炎武在南都却公然提出虚君，甚至在大讨论时，认为天下事完全可以由有本事的人处置，皇帝大可以不要。
这，在周士相听来，肯定是深为赞同的。可在别的儒家弟子听来，那就不亚于是杀他父母般了。
黄宗羲等人为什么会在南都得到那么多官绅的支持，可以说整个南都城中，包括首辅郭之奇在内的八成官员，都是强烈反对顾炎武的虚君一说的。其本质就是顾炎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儒学已无用，但他却在儒学身上挖了个洞，这个洞要是不补上，那么儒学的统治地位肯定会受到重创。
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拜了一辈子的孔庙，突然有一天，这圣贤书成了废物，这孔庙成了万人唾骂，人人厌恶的所在，叫这些人如何想，如何看？
顾炎武的失败在意料之中，他的对手是所有读书人，是大明朝所有的官员和士绅。自古一个新思想诞生，必然会遭到旧学说的猛烈反击打压。这和思想本身是否正确无关，完全是利益在作祟。
顾炎武的失败让周士相也彻底放下了对读书人的幻想，他以为顾炎武就算不能在南都立足脚根，也能吸引相当一批士绅来投，从而能够聚拢出一支符合他齐王殿下理念的新官僚集团，如此，他便能有一支可以帮助自己落实政策的官僚队伍。哪怕将来真的有一天，他想取明自代，也有一帮人给自己摇旗呐喊。
现实，却再一次无情的打击了周士相。哪怕江南清欠和三大案严重削弱了江南的士绅集团，哪怕现在镇反运动杀的人头滚滚，可这些读书人们还是不肯低头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所学的无用，承认国家有今天，完全是他们的责任。
从前，组建“统一战线”以团结反清力量，一直是周士相最重视的事情。
这个“统一战线”有军队，有官员，有士绅，也有读书人，甚至也有商人。只要他们愿意和自己一起反清，哪怕不是战斗在第一线，只要不拖自己后腿，周士相都承认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地盘、钱粮、官帽，能给的他都给。可现在，这个“统一战线”却成了鸡胁，真正的食之无味了。
忠贞营和一大帮土寇继续着从前的流贼行径，起到的破坏力不弱清军。金厦方面要不是父子内讧，让周士相有机可趁，现在，只怕又是一家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军阀集团。朝堂的衙门都组建了起来，进来的却都是帮不肯真心实意帮自己的官员。齐王府的招贤令发出去那么久，来投的士子却寥寥可数。士绅们不肯纳粮，硬是逼得周士相动了刀子。读书人们不弃文从戎，学那班定远，反而为了地主士绅和自己的利益大闹，还编排无数话本小说，将太平军污蔑成流寇。甚至，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特权不被剥夺，为了保住自己在宗族的影响地位，和满清再次勾结
桩桩事实告诉周士相，想要改革，除了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其他人都不可信。
经过一夜的思考后，周士相没有采纳徐应元的谏言，他召来了军情司大使张安，将一张纸条递给了他。
上面，是冰冷的几个大字——“顺我者倡，逆我者亡”。
于其将精力放在妥协，不如大刀阔斧。
周士相要将镇反扩大化，从通虏的士绅扩大到所有不肯与自己合作的读书人，不论是官还是绅，还是国子监的学生。
推翻旧有的阶级，才能缔造新的阶级。
诚然，读书人是很多，可是百姓更多。相对于庞大的百姓基数，保守的读书人终归只是一小部分。
只要自己的基本盘忠诚于自己，只要自己还能调动得了南征北战的二十万太平军将士，只要自己能够让百姓温饱无忧，周士相觉得根本不必在乎那些所谓的读书人，所谓的儒生，所谓的大儒，乃至所谓的孔圣后裔。
镇江的八个字，很快就传到了南都，传到了周党手中，传到了驻军、亲军。
张安亲自带人赶到了南都，从亲军指挥周保国手中接管了南镇。周士相没有给他太多时间，张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一个月内，南都的朝堂没有被从上至下清洗过，他就是失职的。
周士相传话给袁廓宇和丁之相，告诉他们，自己会在五月底进京，届时，将会进行朝政改革。
孔兴贞除了带来了哥哥孔兴燮的亲笔“投诚”信外，也巴巴的告诉了周士相一个好消息，是有关徐州驻防八旗动向的。
据孔兴贞说，山东的登莱爆发了反清起义，为首的是一个叫于七的大豪。
于七这个人，周士相不陌生，因为军情司派驻在山东的军情人员有详细上报过此人的情报。
在周士相看来，于七这人就是个江湖大佬外加绿林大盗。军情司的情报显示，于七曾经上过几年学，14岁拜师习武。崇祯二年考取了武秀才，次年又中武举。其为人豪迈正义，时常为乡亲排解纠纷，因而他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得到百姓的爱戴。
顺治五年的时候，于七发动数百淘金工，联合胶东各地农民发起抗清起义，他率领千人进攻宁海州，将知州刘文琪枭首示众。满清政府因为主力都在对付大西军，无暇顾及山东，便让登州知府张尚贤出面，采取怀柔政策，招抚于七为栖霞把总。于七降清后，借着把总身份，一直暗中秘密再次反清。
原时空中，于七起义的诱因是郑军入长江，现在，却完全是因为周士相的缘故。
听说广东一个秀才起兵，竟然接连打死满清的几个亲王，并且恢复了南都后，于七倍受鼓舞，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起兵响应。因为苦于满清苛政，于七起义后，登莱二府人民纷起响应，反清烈火已经烧遍胶东。孔元贞来镇江时，清廷的辅政大臣索尼已经秘令驻防徐州的贝勒屯泰抽调为数不多的八旗兵联同山东绿营进剿于七。
索尼给屯泰下了严令，务必以最快的速度镇压于七起义，然后马上回师徐州，绝不能让当面的太平军察觉出徐州空虚。
不得不说，屯泰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好，派在徐州的太平军军情人员竟然没有发现城中的驻防八旗已经悄悄的开到了山东去。山东方面的军情司人员虽然知道了登莱爆发的于七起义，并且派人和于七接触，但也不知道徐州方面的八旗兵已经悄悄的开到了山东。
孔兴燮能够知道屯泰带八旗去山东，完全是因为他衍圣公的身份。这个衍圣公在周士相眼里狗屁不如，不过在清廷眼中却还是值钱的。所以山东爆发反清起义后，清廷害怕起义军会威胁曲阜孔府，所以索尼让山东方面派了一支绿营到曲阜，以防孔府有失。屯泰那边在进入山东后，也特意调了一支不到三十人的满州八旗兵到孔府担任护卫。由此，孔兴燮方得知徐州的驻防八旗进了山东，他让弟弟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周士相，完全是示好和请功的意思。
孔兴燮也真是得了其父孔胤植的“真传”，也得了孔府千年立世不倒的“真经”，在满清尚拥有北方数省的情况下就巴巴派弟弟孔元贞前来镇江，这行径和孔胤植当年早早就出朱示，供奉大顺永昌皇帝龙位如出一撤。
不过相较父亲孔胤植，孔兴燮还是保守了些，没敢在孔府门口设香案，直接宣布归明，而是秘密遣使，毕竟太平军离曲阜最近的兵马都在几百里外。
孔兴燮的心思自然瞒不过周士相，这人现在就是两头下注，明朝赢了，他早早就派弟弟来表达归顺之意，新朝这边肯定会善待他孔兴燮。要是清朝没输，他依旧是大清的衍圣公，就算清廷知道他和南边联络过，也不会要他性命，反而会安抚于他。毕竟曲阜孔家可不单单是衍圣公，更是大成先师的继承者，也是天下士绅的表率。动了他孔兴燮，就是和天下儒生做对，清廷再愚蠢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只可惜，孔兴燮遇到的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的一张热脸贴到了周士相的冷屁股上。周士相根本不重视，也根本不会再承认曲阜孔府以及这个所谓的衍圣公。在他的计划中，曲阜孔府将会被连根拔起，从此世上再无衍圣公。
徐应元虽说这几年已经被周士相的种种“奇论”给洗了脑，但事关孔圣后人，事关曲阜孔府，他难得清醒苦谏周士相，认为绝不能废儒，更不能不承认衍圣公。不然的话，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天下间所有的读书人都将不会支持大明，甚至于皇帝及朝堂上所有的文官也不会支持周士相。
强烈反对的同时，徐应元倒是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来北伐成功后，可以将衢州南孔重新迁回曲阜，以南宗代替北宗这个软骨头。
所谓的南宗，指的是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的孔端友在金军占领中原后，亲率族人随高宗南下，赐家于衢。宋亡后，伪元忽必烈让孔氏后裔由衢州迁回山东，衢州孔洙以其先人在衢为由不去山东，并且愿意让爵给山东孔氏（北宗），从此南宗彻底定居衢州。明灭蒙元后，南宗这一支世袭五经博士。
徐应元这个方案看起来十分的稳妥，并且更易得人心，因为孔氏南宗相比北宗几无污点，让他们代替北宗，无疑能够树立曲阜孔府的正气和气节。这个方案的背后，则是徐应元所坚持的不可废儒。
周士相听了有些心动，这个时代毕竟不是他的前世，儒家思想对于人心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不管是朝堂还是乡野，孔圣这两个字有着远超过皇帝的威望。更重要的是，所有读书人，或者说每一个识字的人，理论上都是孔圣门人，是儒家弟子。因此他想彻底废儒，革新政治，建立新学，等同与天下读书人做对。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人敢做这件事。唯一做的那位，身死之后立即被反攻倒处，以至污名数十年。
对于儒家思想，周士相虽是秀才，可实际也是半吊子，理解得并不深。可他很清楚，现在这个时代的弊端百分百都是由儒家思想延伸而来，诸如民间的宗族、朝廷举士的科举，治国理念等。
儒家就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两千年来，这个筐里装的不再是孔子原先的思想，而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理念。
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损害百姓利益，儒家需要统治者支持，必然就要为统治者服务。由此，这门学说已经扼杀了汉族的创造性和开拓性。至少，在眼下，已经彻底成了束缚明朝向前发展的枷索。
周士相要改革科举，要立新学，要以新学取士，更要培养新的军功阶层，将汉族被打断的脊梁重新接起来，使之能够重新傲立东方，并且在这个大航海已经到来的时代和西方人争夺，那么就必须废儒。因为儒家已经和这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将其彻底废除，那么周士相做的种种措施，都不过是在腐烂的地基上砌墙补洞，哪怕勉强建立起一座大楼，未来，总还是要塌的。
这个世上，有背叛阶级的个人，却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已经取得统治权的儒家中，可以出现几个“离经叛道”的，但却不可能所有人都背弃带给他们地位和利益的儒家。
顾炎武这个大儒，便是“离经叛道”的一员，他的学说，其实跟儒家的传统思想完全不同。儒家提倡忠君，顾炎武在南都却公然提出虚君，甚至在大讨论时，认为天下事完全可以由有本事的人处置，皇帝大可以不要。
这，在周士相听来，肯定是深为赞同的。可在别的儒家弟子听来，那就不亚于是杀他父母般了。
黄宗羲等人为什么会在南都得到那么多官绅的支持，可以说整个南都城中，包括首辅郭之奇在内的八成官员，都是强烈反对顾炎武的虚君一说的。其本质就是顾炎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儒学已无用，但他却在儒学身上挖了个洞，这个洞要是不补上，那么儒学的统治地位肯定会受到重创。
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拜了一辈子的孔庙，突然有一天，这圣贤书成了废物，这孔庙成了万人唾骂，人人厌恶的所在，叫这些人如何想，如何看？
顾炎武的失败在意料之中，他的对手是所有读书人，是大明朝所有的官员和士绅。自古一个新思想诞生，必然会遭到旧学说的猛烈反击打压。这和思想本身是否正确无关，完全是利益在作祟。
顾炎武的失败让周士相也彻底放下了对读书人的幻想，他以为顾炎武就算不能在南都立足脚根，也能吸引相当一批士绅来投，从而能够聚拢出一支符合他齐王殿下理念的新官僚集团，如此，他便能有一支可以帮助自己落实政策的官僚队伍。哪怕将来真的有一天，他想取明自代，也有一帮人给自己摇旗呐喊。
现实，却再一次无情的打击了周士相。哪怕江南清欠和三大案严重削弱了江南的士绅集团，哪怕现在镇反运动杀的人头滚滚，可这些读书人们还是不肯低头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所学的无用，承认国家有今天，完全是他们的责任。
从前，组建“统一战线”以团结反清力量，一直是周士相最重视的事情。
这个“统一战线”有军队，有官员，有士绅，也有读书人，甚至也有商人。只要他们愿意和自己一起反清，哪怕不是战斗在第一线，只要不拖自己后腿，周士相都承认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地盘、钱粮、官帽，能给的他都给。可现在，这个“统一战线”却成了鸡胁，真正的食之无味了。
忠贞营和一大帮土寇继续着从前的流贼行径，起到的破坏力不弱清军。金厦方面要不是父子内讧，让周士相有机可趁，现在，只怕又是一家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军阀集团。朝堂的衙门都组建了起来，进来的却都是帮不肯真心实意帮自己的官员。齐王府的招贤令发出去那么久，来投的士子却寥寥可数。士绅们不肯纳粮，硬是逼得周士相动了刀子。读书人们不弃文从戎，学那班定远，反而为了地主士绅和自己的利益大闹，还编排无数话本小说，将太平军污蔑成流寇。甚至，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特权不被剥夺，为了保住自己在宗族的影响地位，和满清再次勾结
桩桩事实告诉周士相，想要改革，除了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其他人都不可信。
经过一夜的思考后，周士相没有采纳徐应元的谏言，他召来了军情司大使张安，将一张纸条递给了他。
上面，是冰冷的几个大字——“顺我者倡，逆我者亡”。
于其将精力放在妥协，不如大刀阔斧。
周士相要将镇反扩大化，从通虏的士绅扩大到所有不肯与自己合作的读书人，不论是官还是绅，还是国子监的学生。
推翻旧有的阶级，才能缔造新的阶级。
诚然，读书人是很多，可是百姓更多。相对于庞大的百姓基数，保守的读书人终归只是一小部分。
只要自己的基本盘忠诚于自己，只要自己还能调动得了南征北战的二十万太平军将士，只要自己能够让百姓温饱无忧，周士相觉得根本不必在乎那些所谓的读书人，所谓的儒生，所谓的大儒，乃至所谓的孔圣后裔。
镇江的八个字，很快就传到了南都，传到了周党手中，传到了驻军、亲军。
张安亲自带人赶到了南都，从亲军指挥周保国手中接管了南镇。周士相没有给他太多时间，张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一个月内，南都的朝堂没有被从上至下清洗过，他就是失职的。
周士相传话给袁廓宇和丁之相，告诉他们，自己会在五月底进京，届时，将会进行朝政改革。
孔兴贞除了带来了哥哥孔兴燮的亲笔“投诚”信外，也巴巴的告诉了周士相一个好消息，是有关徐州驻防八旗动向的。
据孔兴贞说，山东的登莱爆发了反清起义，为首的是一个叫于七的大豪。
于七这个人，周士相不陌生，因为军情司派驻在山东的军情人员有详细上报过此人的情报。
在周士相看来，于七这人就是个江湖大佬外加绿林大盗。军情司的情报显示，于七曾经上过几年学，14岁拜师习武。崇祯二年考取了武秀才，次年又中武举。其为人豪迈正义，时常为乡亲排解纠纷，因而他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得到百姓的爱戴。
顺治五年的时候，于七发动数百淘金工，联合胶东各地农民发起抗清起义，他率领千人进攻宁海州，将知州刘文琪枭首示众。满清政府因为主力都在对付大西军，无暇顾及山东，便让登州知府张尚贤出面，采取怀柔政策，招抚于七为栖霞把总。于七降清后，借着把总身份，一直暗中秘密再次反清。
原时空中，于七起义的诱因是郑军入长江，现在，却完全是因为周士相的缘故。
听说广东一个秀才起兵，竟然接连打死满清的几个亲王，并且恢复了南都后，于七倍受鼓舞，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起兵响应。因为苦于满清苛政，于七起义后，登莱二府人民纷起响应，反清烈火已经烧遍胶东。孔元贞来镇江时，清廷的辅政大臣索尼已经秘令驻防徐州的贝勒屯泰抽调为数不多的八旗兵联同山东绿营进剿于七。
索尼给屯泰下了严令，务必以最快的速度镇压于七起义，然后马上回师徐州，绝不能让当面的太平军察觉出徐州空虚。
不得不说，屯泰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好，派在徐州的太平军军情人员竟然没有发现城中的驻防八旗已经悄悄的开到了山东去。山东方面的军情司人员虽然知道了登莱爆发的于七起义，并且派人和于七接触，但也不知道徐州方面的八旗兵已经悄悄的开到了山东。
孔兴燮能够知道屯泰带八旗去山东，完全是因为他衍圣公的身份。这个衍圣公在周士相眼里狗屁不如，不过在清廷眼中却还是值钱的。所以山东爆发反清起义后，清廷害怕起义军会威胁曲阜孔府，所以索尼让山东方面派了一支绿营到曲阜，以防孔府有失。屯泰那边在进入山东后，也特意调了一支不到三十人的满州八旗兵到孔府担任护卫。由此，孔兴燮方得知徐州的驻防八旗进了山东，他让弟弟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周士相，完全是示好和请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