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7月1日，一个在孙元起看来比较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小说阅读文学网)
就在这一天，孙元起趁着暴风雨到来前的短暂平静，宣誓就任民国政府国务院总理。当然，这个平静只是相对而言。就在孙总理和孙氏内阁新鲜出炉的前一日，发生了两件看上去是孤立的，其实却是左右呼应、相辅相成的。
第一件事是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四督的通电正式做出回复。在文章中，先是对四督通电中指斥的罪行逐条予以批驳，而后指出国家自鼎革以来费用浩繁，地方却截留税款，中央再三催解还是应者寥寥，导致当前积欠赔款、外债达到一千二百万英镑，不得不进行善后借款以维持国家运转，并非用以购买枪械准备内战。如果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省能够自告奋勇，主动承担此笔债务，分期予以偿还，中央自当中止借款！
随即文章话锋一转，痛斥四督事前不愿解缴税款，缓解国家之困；事中不敢挺身而出，承担国家债务；事后又不能同心同德，体恤中央的良苦用心，反而故意妖言惑众、捏词耸听，攻讦污蔑中央政府，好像是唯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此举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烈士、起义的军人和全国的民众？如果国家因为借款中止而破产，只怕四位都督难辞其咎。
再者，各省都督为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上级的义务；各省民政长为行政长官，也有服从中央命令的义务。现在四位都督兼民政长无视中央指令。信口雌黄，唆使同僚对抗中央，陷国家于危险之中。有何面目身处军界、政界之中？
湘督谭祖安（谭延闿）素来深明大义，此次恐怕是被小人所迫，并非自己本心；粤督胡展堂（胡汉民）僻处海疆，消息不通，或许是有所误会；至于皖督柏烈武（柏文蔚）、赣督李协和（李烈钧），两人身在近省，电文倏忽可至。对于借款始末应该了如指掌，不知为何要发此谬论？如果是应知而不知，则不可居此高位。以免贻误国事；如果是知而佯作不知，则不知腹中是何等肺腑！
——显然袁世凯是打定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主意，对于鞭长莫及的广东、湖南又打又拉，对于刀俎上的安徽、江西两省则撕破脸皮。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至于第二件事。则显得有些蹊跷。
事情起因是一个名叫周予儆的天津女学生突然跑到京畿军政执法处宪兵队自首，声称自己之前受人蒙蔽，加入了黄兴组织的暗杀团体“血光团”，近来受黄兴指使潜伏进京，打算施放炸弹炸死政府要人，以期达到颠覆政府、引起暴动的目的。但她后来转念一想，觉得同胞之间相互残杀过于残忍，所以特地前来自首赎罪。同时。她还报告了炸弹的藏匿地点。宪兵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军警前去搜查。果然搜出军火若干，并抓获乱党数名。
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顿时人人自危，连远在甘肃的程子寅都特地发来电报，要求孙元起加强警卫，以免为血光团所暗算。
据这位“女子暗杀团团长”供述，血光团的团长是革命伟人黄兴，而财政长则为参议员谢特。京畿军政执法处据此供述，很快逮捕了谢特。北京地方检察厅也很快向上海方面发送文书，传黄兴到京中对质，命令非常严厉，竟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答案很显然，当此危急之时，黄兴毫无疑问不肯北上冒险。
事情蹊跷就蹊跷在周予儆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此前负责审理宋教仁遇刺案的上海特别法院，一直以文书形式催促前总理赵秉钧南下受审；正在风口浪尖上，北京方面整出了这么一件奇事，目标直指黄兴，偏偏两者手段大同小异，简直是若合符契。由不得别人不浮想联翩！
据孙元起自己的情报来看，国民党方面确实曾派人北上刺杀，目标也确实定位为政府要人，被捕的国民党参议员谢特也与暗杀团有密切关联。但要说这位女学生是女子暗杀团的团长、自首是因为良心发现、血光团团长是黄兴，孙元起是决计不相信的。
很显然，袁世凯也知道上述的这些情报才构思出这幕好戏，作为女主角的周予儆很有可能就是个托儿，目的就在于引出幕后的黄兴！
孙元起最初有些大惑不解：要知道自宋教仁遇刺以来，黄克强一直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算得上是半个亲袁派。按照道理袁世凯应该把幕后凶手定为居正、戴季陶等主张武力对抗的激进派才是，为什么会把目标对准黄兴呢？
不过转念一想也就明白了：袁世凯这是要让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无路可走，逼迫他们和激进派一起走上武装对抗的道路，从而名正言顺地挥兵南伐！
————
整个七月，南北双方都处于躁动之中。而且随着天气渐渐炎热，政客们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说话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南北之间的争端也随之升温。
孙中山在沪上各处演讲就不止一次说过：“如今是共和时代，人人有维护共和的责任。如果有人立心不轨、破坏共和，全国民众当团结一心除此民贼，断不宜姑息养奸自贻伊戚！”
袁世凯也不甘示弱，在半公开场合说道：“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共事数年，老夫现在总算看透孙、黄二人除捣乱外再无其他本领。袁某受四万万国民托付之重，决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老夫虽然昏聩无能，但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若敢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以全国民众寄望之重、北洋精锐之威。乱党虽然此时跳梁张狂，老夫未尝不能以力殄除！”
国内外的观察家此刻都明白，中国南北之间已经不是打不打仗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打仗、仗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孙元起一方面竭尽所能拖延开战时间，一方面也在积极调整军事部署，应付开战后可能出现的局面。除了刘明昭的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移驻湖北宜昌府与湖南交界的长乐、鹤峰，尹昌衡的湖北陆军第二师第四旅移驻湖北施恩府与湖南交界的来凤、宣恩外，四川也以两个旅的兵力移防酉阳州，兵锋直指贵州、湖南。
为了确保万一，孙元起还派人在宜昌、施南、酉阳三地紧急构建数处临时机场。命陕西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四川的西南空军第二大队转场至此，对当面的湖南、贵州一带展开前期侦查。自从飞机光临常德、长沙之后，整个湖南都为之震动。湘督谭延闿更是一日三惊。
等进入八月，南北局势反而有些缓和的迹象，原因是在革命党的帮助和孙元起的纵容下，河南的白狼匪军居然打起“扶汉讨袁军”的旗号。先后数次切断卢汉线。彻底阻拦了袁世凯南下的脚步。作为近邻，孙元起曾“好意”提议让豫西周边的晋、陕、鄂各部军队进入河南帮助围剿，不过却被袁世凯婉言谢绝了。——这年头，最信不过的就是这种近邻。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白狼匪军的搅局不仅使得河南地方糜烂，国会议员威胁对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投反对票，而且使得北洋军原先拟定的计划全部被打乱。袁世凯恼怒之下，不得不临时调整部署，命令原先作为攻皖主力的倪嗣冲所部、毅军赵倜部、北洋第二师与原先作为攻赣预备队的河南第一师、河南混成旅对白狼进行大规模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
尽管白狼匪军在得到孙元起半卖半送的数千支旧枪后实力大增，但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劲旅面前根本不够看。只能勉强仗着骡马的速度优势四下逃命。此时在白狼军中的革命党人建议道：“大帅，眼下河南官军众多，敌强我弱，我们难以在此立足。为今之计，唯有避走他方保存实力，以后再相机杀回来！”
“咱被袁鼋蛋追得腿都跑细了，也没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如今还能去哪儿？”白朗狠狠吐出一块鸡骨头后瓮声说道。
“大帅您看，咱们往北是山西，但必须渡过黄河，袁世凯早已在那里严防死守，去那里是条死路。往西是陕西，潼关易守难攻，加上孙元起在那里重兵驻守，咱们一时半会儿也走不通。往南是湖北，到处不是孙元起的兵，就是袁世凯的兵，加上后面有尾巴，一旦被拦住就是死路一条。现在看来，只有往东才有活路！”那人显然是学过军事，对地形颇为了解。
听说有活路，白朗直接把手中烧鸡甩在一旁，急切地问道：“往东？往东去哪里？”
“咱们去安徽！安徽都督柏烈武是咱们革命党人，所谓‘天下革命是一家’，只要到了安徽，咱们就等于到家了，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到时候部队一改编，大帅说不定真要穿上军服当将军呢！”
“改编？咱可不当宋江！”白朗冷哼一声。
那人急忙赔笑道：“那到时候就请柏都督在皖北给大帅划块地，任凭大帅往来！”
“哼！如果那个什么都督不识相，那白某就自己动手去取！”
议定之后，白狼匪军迅速弃去辎重，以风一般的速度直向安徽刮去。袁世凯本来见白狼军逃出围剿圈正要大发雷霆，后来见他们的目标是安徽，不禁大喜过望，命令围剿的各支军队以剿匪为名，一路缀在白狼军后面直接杀入了安徽境内。
二次革命便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揭开了序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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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天，孙元起趁着暴风雨到来前的短暂平静，宣誓就任民国政府国务院总理。当然，这个平静只是相对而言。就在孙总理和孙氏内阁新鲜出炉的前一日，发生了两件看上去是孤立的，其实却是左右呼应、相辅相成的。
第一件事是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四督的通电正式做出回复。在文章中，先是对四督通电中指斥的罪行逐条予以批驳，而后指出国家自鼎革以来费用浩繁，地方却截留税款，中央再三催解还是应者寥寥，导致当前积欠赔款、外债达到一千二百万英镑，不得不进行善后借款以维持国家运转，并非用以购买枪械准备内战。如果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省能够自告奋勇，主动承担此笔债务，分期予以偿还，中央自当中止借款！
随即文章话锋一转，痛斥四督事前不愿解缴税款，缓解国家之困；事中不敢挺身而出，承担国家债务；事后又不能同心同德，体恤中央的良苦用心，反而故意妖言惑众、捏词耸听，攻讦污蔑中央政府，好像是唯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此举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烈士、起义的军人和全国的民众？如果国家因为借款中止而破产，只怕四位都督难辞其咎。
再者，各省都督为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上级的义务；各省民政长为行政长官，也有服从中央命令的义务。现在四位都督兼民政长无视中央指令。信口雌黄，唆使同僚对抗中央，陷国家于危险之中。有何面目身处军界、政界之中？
湘督谭祖安（谭延闿）素来深明大义，此次恐怕是被小人所迫，并非自己本心；粤督胡展堂（胡汉民）僻处海疆，消息不通，或许是有所误会；至于皖督柏烈武（柏文蔚）、赣督李协和（李烈钧），两人身在近省，电文倏忽可至。对于借款始末应该了如指掌，不知为何要发此谬论？如果是应知而不知，则不可居此高位。以免贻误国事；如果是知而佯作不知，则不知腹中是何等肺腑！
——显然袁世凯是打定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主意，对于鞭长莫及的广东、湖南又打又拉，对于刀俎上的安徽、江西两省则撕破脸皮。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至于第二件事。则显得有些蹊跷。
事情起因是一个名叫周予儆的天津女学生突然跑到京畿军政执法处宪兵队自首，声称自己之前受人蒙蔽，加入了黄兴组织的暗杀团体“血光团”，近来受黄兴指使潜伏进京，打算施放炸弹炸死政府要人，以期达到颠覆政府、引起暴动的目的。但她后来转念一想，觉得同胞之间相互残杀过于残忍，所以特地前来自首赎罪。同时。她还报告了炸弹的藏匿地点。宪兵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军警前去搜查。果然搜出军火若干，并抓获乱党数名。
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顿时人人自危，连远在甘肃的程子寅都特地发来电报，要求孙元起加强警卫，以免为血光团所暗算。
据这位“女子暗杀团团长”供述，血光团的团长是革命伟人黄兴，而财政长则为参议员谢特。京畿军政执法处据此供述，很快逮捕了谢特。北京地方检察厅也很快向上海方面发送文书，传黄兴到京中对质，命令非常严厉，竟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答案很显然，当此危急之时，黄兴毫无疑问不肯北上冒险。
事情蹊跷就蹊跷在周予儆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此前负责审理宋教仁遇刺案的上海特别法院，一直以文书形式催促前总理赵秉钧南下受审；正在风口浪尖上，北京方面整出了这么一件奇事，目标直指黄兴，偏偏两者手段大同小异，简直是若合符契。由不得别人不浮想联翩！
据孙元起自己的情报来看，国民党方面确实曾派人北上刺杀，目标也确实定位为政府要人，被捕的国民党参议员谢特也与暗杀团有密切关联。但要说这位女学生是女子暗杀团的团长、自首是因为良心发现、血光团团长是黄兴，孙元起是决计不相信的。
很显然，袁世凯也知道上述的这些情报才构思出这幕好戏，作为女主角的周予儆很有可能就是个托儿，目的就在于引出幕后的黄兴！
孙元起最初有些大惑不解：要知道自宋教仁遇刺以来，黄克强一直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算得上是半个亲袁派。按照道理袁世凯应该把幕后凶手定为居正、戴季陶等主张武力对抗的激进派才是，为什么会把目标对准黄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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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沪上各处演讲就不止一次说过：“如今是共和时代，人人有维护共和的责任。如果有人立心不轨、破坏共和，全国民众当团结一心除此民贼，断不宜姑息养奸自贻伊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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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观察家此刻都明白，中国南北之间已经不是打不打仗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打仗、仗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孙元起一方面竭尽所能拖延开战时间，一方面也在积极调整军事部署，应付开战后可能出现的局面。除了刘明昭的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移驻湖北宜昌府与湖南交界的长乐、鹤峰，尹昌衡的湖北陆军第二师第四旅移驻湖北施恩府与湖南交界的来凤、宣恩外，四川也以两个旅的兵力移防酉阳州，兵锋直指贵州、湖南。
为了确保万一，孙元起还派人在宜昌、施南、酉阳三地紧急构建数处临时机场。命陕西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四川的西南空军第二大队转场至此，对当面的湖南、贵州一带展开前期侦查。自从飞机光临常德、长沙之后，整个湖南都为之震动。湘督谭延闿更是一日三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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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您看，咱们往北是山西，但必须渡过黄河，袁世凯早已在那里严防死守，去那里是条死路。往西是陕西，潼关易守难攻，加上孙元起在那里重兵驻守，咱们一时半会儿也走不通。往南是湖北，到处不是孙元起的兵，就是袁世凯的兵，加上后面有尾巴，一旦被拦住就是死路一条。现在看来，只有往东才有活路！”那人显然是学过军事，对地形颇为了解。
听说有活路，白朗直接把手中烧鸡甩在一旁，急切地问道：“往东？往东去哪里？”
“咱们去安徽！安徽都督柏烈武是咱们革命党人，所谓‘天下革命是一家’，只要到了安徽，咱们就等于到家了，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到时候部队一改编，大帅说不定真要穿上军服当将军呢！”
“改编？咱可不当宋江！”白朗冷哼一声。
那人急忙赔笑道：“那到时候就请柏都督在皖北给大帅划块地，任凭大帅往来！”
“哼！如果那个什么都督不识相，那白某就自己动手去取！”
议定之后，白狼匪军迅速弃去辎重，以风一般的速度直向安徽刮去。袁世凯本来见白狼军逃出围剿圈正要大发雷霆，后来见他们的目标是安徽，不禁大喜过望，命令围剿的各支军队以剿匪为名，一路缀在白狼军后面直接杀入了安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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