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忽然想到近日的一则传言。

    国务会议召开以来,唐绍仪一直以调和同盟会与北洋系之间冲突为己任。在推行袁世凯制定的政策时,他会首先考虑同盟会对此的看法。如果同盟会解决反对,他就会去大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出更改要求。袁世凯是丘八出身,一贯独断专行,而且唐绍仪又是他一手提拔而身居高位的,按照道理,唐绍仪应该感恩戴德俯首听命才是,结果现在处处与他为难,心中难免大为恼火。

    前几日,唐绍仪又因为某事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袁世凯开始怀疑唐绍仪是不是要挟同盟会以自重,甚至准备和同盟会穿一条裤子,便试探着以党潮日盛为由,劝唐绍仪退出同盟会。不知是在气头上,还是直抒胸臆,唐绍仪断然拒绝道:“宁可辞职,断不可牺牲党籍!”

    虽然这是传言,却足以看出唐绍仪的政治倾向。

    孙元起问道:“少川总理,你觉得谁会反对六国银行团借款条件,北洋军?还是南方革命军?”

    唐绍仪迟疑道:“应该都反对吧?”

    孙元起道:“谁更反对?”

    唐绍仪一愣,半天才说道:“应该是南方革命军吧?”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下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匆匆结束,留下许多亏空亟待填补,所以同盟会想趁此次裁军遣散,挪用部分经费填补财政缺口;另一方面,面对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同盟会在担心之余,也想少裁撤些军队,顺便购置部分武器。以图保持势力均衡。所以同盟会才会强烈反对六国银行团监督用款和遣散军队情况,对不对?

    “如果孙某没猜错的话,明天或者后天,同盟会就会以出卖中国主权为借口,在报纸上大肆口诛笔伐,坚决反对六国银行团的善后借款吧?其实,他们不是反对借款。只是反对六国银行团对他们用款和遣散军队情况的监督。对不对?”

    唐绍仪默然以对。

    孙元起继续说道:“中央政府北迁之前,同盟会曾仓促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期望通过严格的程序正义来限定大总统、参议院、国务员的权力。以期维护革命成果。不料眼下大总统尚在严格恪守《临时约法》,同盟会却为了蝇头小利而忽略了程序正义,肆意践踏法律。假如他日大总统随意修改《临时约法》,同盟会上下有何面目出言指责?

    “现在北洋系强而同盟会弱。同情弱者本是人之常情。也是善之一端。但同情不等于偏袒,最好的同情是保持严格的客观公正。一时的偏袒或许会让同盟会从中受益,但持续的偏袒只会惹怒北洋系,引来疯狂的报复,最终还是害了同盟会。现在国务院成立未久,更应该为后世立下典范,而不是成为将来的反面教材,所以我们必须持之以正!”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直以善良著称。素来不缺乏同情心,有时候甚至是同情心泛滥。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从而导致同情没有完全转变为善良,有时候反而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比如国家的民族政策。

    本来按照《宪法》规定,应该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某些人同情心泛滥,觉得少数民族人少,是弱者;在历史上受到汉族的欺凌和歧视,需要补偿。于是制定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计划生育从宽、司法上“两少一宽”等一系列特殊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偏袒下,处于主体的汉族反而处于弱势地位。正是这种同情导致的偏袒,成为日益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仇恨的主要诱因。

    再比如给老年人让座的问题,本来年轻人只是出于同情帮助弱者,结果在某些地方便变成了偏袒的规定,不少老年人也把这种同情导致的偏袒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对不让座者恶言相向、拳打脚踢。在像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公交车里,不少刚上车的老年人完全无视车上人群,恬淡地说道:“我去后面找个座儿!”最终结果呢?不仅没培养出青年人尊老的传统,反而造成了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愤恨。

    唐绍仪半天才说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唐某今天登门拜访,就是想请贤弟帮忙,向华熙银行借款350万元作为裁军遣散费用!”

    说实话,自从孙元起知道同盟会拒绝六国银行团借款的原因之后,打心里厌恶同盟会,就算现在手头有350万闲钱,都不稀得借给他们!

    见孙元起沉吟不语,唐绍仪又补充道:“此次借款,我们按规定给予五厘的年息外,将以京张铁路收入及财产作为担保,保证不会让华熙银行承担任何风险。”

    京张铁路全长约200千米,由北京丰台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于1905年9月开工修建,至1909年建成。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修筑,投入营运的铁路,经世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生在其中居功甚伟。

    正因为这条铁路是由中国人自行修筑,所以路权还在中国政府手里,也是当前国务院少有几项拿得出手的担保。但这条铁路在北洋系的势力范围内,袁世凯随时可以收回,所以对孙元起来说,根本就是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

    见孙元起依然没有答应,唐绍仪只好咬咬牙说道:“只要答应借款,国务院允诺给予华熙银行在中国全境的货币发行权!”

    清朝后期,由于不懂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采取放任政策,听凭中外商人自由发行,造成清季钞票混乱,金融市场也是一塌糊涂。辛亥革命之后,金融财政更是乱成一团烂麻,各种货币层出不穷,仅当时流通的银元就有十多种,除了华熙银行的孙大头外,还有外国银行的本洋(即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头像银元)、站人(英国不列颠女神站像银元)、鹰洋(墨西哥雄鹰抓蛇国徽银元)等,本国的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各种龙洋以及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

    正是因为这种混乱,导致孙元起对于所谓的货币发行权认识不清。其实,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一般由国家授予专门机构行使,然后专门机构发行的货币才可以在本国内依法流通。若要真正追究起来,华熙银行发行的孙大头如同没有准生证的小朋友,是黑户,甚至算非法货币,根本不能在国内流通。

    孙元起逡巡片刻问道:“少川总理,我们先不说是否向华熙银行借款的事,但问你拒绝六国银行团的事情,袁大总统知道么?据熊秉三总长所言,六国银行团与袁大总统签署协议,享有优先借款权。别到时候六国银行团向袁大总统提出严厉抗议,指责民国政府违反协定!”

    唐绍仪不以为意道:“借款应急以缓财政拮据,原本属于内阁权限范围之事,而且之前袁大总统已经把借款事宜全权托付给我,唐某自然有借款选择权,何必事事知会袁大总统?裁军遣散事关重大,借款也需尽快办理,百熙总长不妨等会儿就和华熙银行电报联系,将唐某的条件如实相告。如果华熙银行有意,可在两天之内给我答复,否则唐某只好另觅下家了!”

    说完,唐绍仪起身告辞。

    送走唐绍仪后,孙元起找来陈训恩商议良久。可惜两人都不懂金融学,对于货币发行权知之甚少,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最后孙元起还是依照唐绍仪所言,给在上海的莉莉丝发电报,详细说明了借款情况。很快莉莉丝便回电:“兹事体大,我将尽快抵京。”

    孙元起有些疑惑:唐绍仪只给两天时间,现在京沪之间可没有飞机,更没有高铁,如何赶得过来?坐轮船的话,至少要一天两夜才能到天津,而且轮船就那么几个航次,不是想坐随时就有的;坐火车的话,光沪宁铁路三百多公里就要十个小时,等沿着津浦线北上京城,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赶紧又拍了一封电报过去询问,莉莉丝回电只有两个字:飞机。

    原来在一个多月前,经过孙元起的大力鼓动,莉莉丝最终决定成立中华航空公司,并积极在上海、南京、济南等城郊购置土地铺设机场。经过几十天的紧张筹备,从上海到北京的沿线机场全部建设完毕,飞机从北京的经世大学顺利抵达上海。正好此时唐绍仪来找孙元起,准备向华熙银行借款。莉莉丝当即拍板:自己这个经理将作为第一位乘客,完成中华航空公司的第一次商业飞行,以此证明航空业具有的强大优势及光辉发展前景。

    要说孙元起不担心,那是假话。

    世界上第一家航空公司成立于1909年11月16日,名叫德国飞艇股份公司。从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飞艇具有推进和控制装置的大气球,而不是飞机。要说以飞机为交通工具的航空公司,估计中华航空公司是第一家。既然是第一家,难免就有很多风险。即便后来飞机技术日渐成熟,还不是隔三差五地发生空难么?

    难道对莉莉丝说航空技术还不成熟?客运服务还不成熟?

    思忖再三,孙元起对自己说道:要相信科学技术!要相信经世大学师生的发明!

    ps:这算是第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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