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二、绿旗别队自将军
从搜集的这些教材里，可以大致窥探出西安各校的教学水平。比如陕西中学堂、陕西第一师范学堂、陕西农业学堂的物理教材，与经世大学附属初等中学所用的一样；陕西高等学堂好点，用的是经世大学附属高等中学的教材，而教材最后的电子学、原子物理学知识，无论对于教习还是对于学生，都恍若天书，无人能懂，也就无从学起。其他的自然科学课程都多多少少存在这种问题：与世界最新的科学发展严重脱节。
无奈之下，孙元起把几个学校的自然科学教习，以及愿意听讲的学生聚在一块儿，把这部分内容跟他们讲授了一回，至于能否听懂，那就看个人的修为造化了。
又和几所学校协商会谈，介绍经世大学的基本情况，允许西部各种学堂学生报考经世大学及附属学校，并提供一定的推免名额。这算是对落后的西部教育一种变相支持吧。
过了五六天，出去考察的学生都已经回来，稍事休整，继续向西行去。经过兰州，又歇了三四日。
在兰州，只有一所高等学堂，那便是甘肃文高等学堂，前身为1903年陕甘总督崧蕃、兰州知府杨增新创办的甘肃大学堂。
据学堂总教习刘光蕡介绍：该学堂有学生一百馀人，多为秀才出身。课程设有经学、史学、地理、外文、理化、博物、教育心理、数学、体操、法制、兵学、图画、万国公法、修身等科。聘日籍教员梅村次修、高桥吉造、岗岛诱等分别教授博物、理化、教育心理。学堂另设有师范馆和预科。师范馆学员数十人，均为举人和贡生。
尽管学生不是秀才，便是举人、贡士，可教学水平比陕西高等学堂还差些。事实上，该学堂的后身就是现在的兰州中学，其余可想而知。
就在所有官员都以为钦差大人应该折返回京的时候，孙元起一行再次起身，一路向西。
因为同治年间的回乱，整个陇西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路边时时能见累累白骨，据说都是当年白彦虎屠杀汉人所留下的尸骸。抚摸着合围粗的左公柳，师生们对抬棺西行的左文襄公更加崇敬，不由念起一首诗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安西州。此行最终目的地敦煌，便是该州下面的一个县。
根据记载，乾隆二十四年置安西府；三十九年，降安西府为直隶州。这一个“降”字，体现了清代的官场学问。按照惯例，知府是从四品，当然有时也高配到正四品的。据说在光绪年间还有知府是正三品的，那就比较罕见了。而直隶州知州是正五品。表明上看，从四品和正五品相差就一级，可这一级就是天与地。因为那是道很多人迈不过去的坎儿，正好比现在正科与副处、副部与正部。
陪同孙元起一行到达安西的，是甘肃提督学政叶昌炽。
学政，听着好像方面大员，其实并没有一定的品秩。按照规定，每省学政以侍郎、京堂、翰、詹、科、道、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各带原衔品级。叶昌炽是1903年6月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当上甘肃学政的。翰林院编修不过是正七品，比起孙元起这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中间还隔着侍读、侍讲、修撰三个级别呢，所以叶昌炽对于孙元起是热情备至。
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初稿，一到兰州，便开始上下访求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此次陪同孙元起前来，也是想顺便查访陇西一带的碑铭拓片。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这倒和孙元起一行目的不谋而合。
孙元起对于金石学一窍不通，不过没关系，随行的历史系师生正好向叶昌炽请益。“好为人师”是每个人难免都有的嗜好，突然间有这么多学子问学，被挠到痒处的叶昌炽大为高兴，也不藏着掖着。很快师生便打成一片。
到了安西，知州、同知等官员自然热情招待。听闻此来是为收罗图书方志、金石碑铭，这些人非常上道，早已奉上各种资料。在这堆资料中，就翻检出十来卷敦煌文书。孙元起心中一惊：难道这敦煌文献已经散佚开了么？
不过却不好直接问这些官员，生怕一问，官员们知道是好东西，经手时难免揩油。而且身边的叶昌炽更是专家，要让他看出端倪，麻烦更多。当下不说，只派出几个心腹随从，以收购图书为名，去安西集市上打探消息。传回来的消息倒不坏。原来这王道士有些小聪明，知道这敦煌文书颇为珍贵，也知道“盐多不咸，糖多不甜”的道理，虽说总数达数万卷，对外却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已经瓜分完毕。这些流出的经卷，大多是王道士送给甘肃地方官绅的。
孙元起正踌躇满志准备前往敦煌收罗遗书的时候，才发现事情有些棘手。撇开陪同的叶昌炽不说，单单知州、同知每日跟着，你就别想有什么小动作。即便是学生来回出入，周边都有好几个兵丁跟着，生怕自己探知地方上的什么阴私，上达天听，摘了他们的乌纱帽。
学生们出去考察，忙得不亦乐乎。孙元起每日不是陪着官绅喝酒吃饭，就是闲谈聊天，一时半刻脱不得身。眼看在安西驻了四五日，再呆着不走，只怕别人就要生疑了。
这一日上午，孙元起正权衡是不是要径直奔赴敦煌莫高窟的时候，突然闻听有人问道：“先生，您有什么烦心事儿么？”
仔细看时，却是随着自己前来甘肃的随从程子寅，见自己一直在来回踱步，才上前问话。这次跟来的随从，都是当年那批义和团的孑遗，他们如今都在经世大学附近安家落户，堪称是自己的铁杆家丁，绝对是指哪儿打哪儿。想当年，从安阳挖甲骨的时候，就是这批人前去下的手……
想到这里，心中一动：“子寅，有件事想托你们去做，只是不知道你们行不行。”
二十三四岁的小年青，经不起激将，拍着胸脯：“先生，您这话说得！俺们的性命都是您救的，俺们全家现在吃饱穿暖，也赖先生的大恩大德。现在说什么行不行？别说做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俺们都不带皱眉头的！”
豪夺不行，那就强取！孙元起一咬牙，让他从同行的随从中找十多二十个信得过、口风紧的壮汉，带到厢房里，把大致情况跟他们说了：在敦煌莫高窟，有个王道士，守着座寺庙，偶然间他在某个洞穴中发现了上万卷的经书。这些经书，就好比之前甲骨，在普通人看来不值钱，可是在读书人眼里，就是不得了的宝贝。你们此去，就是要将那些经卷弄回来。
那些人多数都是去河南安阳买过甲骨的，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孙元起又叮嘱道：“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走漏风声，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是咱们买的。你们可以先在安西买好百十个空箱子和马车。等经卷到手之后，迅速装箱，绕路回北京。不要怕花钱，哪怕多雇了车马镖师，也要保证安全。”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总之，无论你们用什么法子、花多少钱，都要把经卷给完整的弄回来。”
说完，给他们递过一沓银票，足足有两万两。
孙元起与那群官员继续周旋不提，且说那十五六个年青小伙子躲在屋里商量半晌。等下半天，三三两两装作采办土特产的样子，走出大院，在安西集市闲逛。趁机买好马车和大箱子，乘着黄昏，分做几对出了安西城，沿着大路，直奔敦煌。
敦煌在安西州西南二百七十里。这群小伙子都是农村长大，经得起折腾，不过两天就望见敦煌县城。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少、车多，直接进城，扮作采购土特产的客商，在城里安歇；另一部分人多、车少，带足箱子，绕过县城，改向东南，奔莫高窟而去。
莫高窟在敦煌县城东南四五十里的鸣沙山下，加把力，半天就可以赶到。当抵达莫高窟的时候，连没有什么文学细胞的程子寅，都不得不感喟“太美了”！那是沙漠里难得的一片绿洲，因为有泉水的滋润，杨柳、古槐青翠欲滴，与周围的黄沙形成显明对比，好比是沙砾堆中的一块绝品翡翠。只是绿洲太小，不过一二十亩地，故而没有几户人家，来往的人也很少在此停留。
这一行人赶着马车逶迤走进绿洲。现在是刚步入盛夏，路上没有什么商旅。客店老板看见，早早迎了上来：“客官，要住店么？”
沿着马路还有一两家旅馆，倒不着急。队伍中，有人用天津口音答道：“我们再看看。”
安顿下来。第二天早上，***十来个小伙子围着饭桌，一边就着茶水吃干馍，一面低声商讨着什么。突然，其中一人用天津腔问道：“小二，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么？”
小二一甩毛巾，快步跑过来：“客官问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啊，咱这附近可没啥，就有一个道观，里面的王道长有些神通。这附近还有个千佛洞，里面各种菩萨都有，客官不妨去看看。”
赏了小二几个大钱。这些人几口吃完手中的馍馍，出门拜佛去了。说是拜佛，其实是“见”王道长。这王道长倒不难找，见到莫高窟，也就算是见到王道长了。
话说这王道长，名叫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为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至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以后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却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这一行人找到王道长的时候，这位年近六十的老道士正在清扫洞窟中的淤沙。自有一个小伙子装作凶神恶煞的模样，恶狠狠地问道：“王道士，你把经卷放哪儿啦！”
看到这十来个小伙子站在自己面前，老头眯缝了一下眼睛，问道：“你们是钦差大人派来的吧？”
这一问话，把这群小伙子吓了一大跳：店小二说着道士有些神通，看来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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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搜集的这些教材里，可以大致窥探出西安各校的教学水平。比如陕西中学堂、陕西第一师范学堂、陕西农业学堂的物理教材，与经世大学附属初等中学所用的一样；陕西高等学堂好点，用的是经世大学附属高等中学的教材，而教材最后的电子学、原子物理学知识，无论对于教习还是对于学生，都恍若天书，无人能懂，也就无从学起。其他的自然科学课程都多多少少存在这种问题：与世界最新的科学发展严重脱节。
无奈之下，孙元起把几个学校的自然科学教习，以及愿意听讲的学生聚在一块儿，把这部分内容跟他们讲授了一回，至于能否听懂，那就看个人的修为造化了。
又和几所学校协商会谈，介绍经世大学的基本情况，允许西部各种学堂学生报考经世大学及附属学校，并提供一定的推免名额。这算是对落后的西部教育一种变相支持吧。
过了五六天，出去考察的学生都已经回来，稍事休整，继续向西行去。经过兰州，又歇了三四日。
在兰州，只有一所高等学堂，那便是甘肃文高等学堂，前身为1903年陕甘总督崧蕃、兰州知府杨增新创办的甘肃大学堂。
据学堂总教习刘光蕡介绍：该学堂有学生一百馀人，多为秀才出身。课程设有经学、史学、地理、外文、理化、博物、教育心理、数学、体操、法制、兵学、图画、万国公法、修身等科。聘日籍教员梅村次修、高桥吉造、岗岛诱等分别教授博物、理化、教育心理。学堂另设有师范馆和预科。师范馆学员数十人，均为举人和贡生。
尽管学生不是秀才，便是举人、贡士，可教学水平比陕西高等学堂还差些。事实上，该学堂的后身就是现在的兰州中学，其余可想而知。
就在所有官员都以为钦差大人应该折返回京的时候，孙元起一行再次起身，一路向西。
因为同治年间的回乱，整个陇西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路边时时能见累累白骨，据说都是当年白彦虎屠杀汉人所留下的尸骸。抚摸着合围粗的左公柳，师生们对抬棺西行的左文襄公更加崇敬，不由念起一首诗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安西州。此行最终目的地敦煌，便是该州下面的一个县。
根据记载，乾隆二十四年置安西府；三十九年，降安西府为直隶州。这一个“降”字，体现了清代的官场学问。按照惯例，知府是从四品，当然有时也高配到正四品的。据说在光绪年间还有知府是正三品的，那就比较罕见了。而直隶州知州是正五品。表明上看，从四品和正五品相差就一级，可这一级就是天与地。因为那是道很多人迈不过去的坎儿，正好比现在正科与副处、副部与正部。
陪同孙元起一行到达安西的，是甘肃提督学政叶昌炽。
学政，听着好像方面大员，其实并没有一定的品秩。按照规定，每省学政以侍郎、京堂、翰、詹、科、道、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各带原衔品级。叶昌炽是1903年6月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当上甘肃学政的。翰林院编修不过是正七品，比起孙元起这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中间还隔着侍读、侍讲、修撰三个级别呢，所以叶昌炽对于孙元起是热情备至。
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初稿，一到兰州，便开始上下访求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此次陪同孙元起前来，也是想顺便查访陇西一带的碑铭拓片。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这倒和孙元起一行目的不谋而合。
孙元起对于金石学一窍不通，不过没关系，随行的历史系师生正好向叶昌炽请益。“好为人师”是每个人难免都有的嗜好，突然间有这么多学子问学，被挠到痒处的叶昌炽大为高兴，也不藏着掖着。很快师生便打成一片。
到了安西，知州、同知等官员自然热情招待。听闻此来是为收罗图书方志、金石碑铭，这些人非常上道，早已奉上各种资料。在这堆资料中，就翻检出十来卷敦煌文书。孙元起心中一惊：难道这敦煌文献已经散佚开了么？
不过却不好直接问这些官员，生怕一问，官员们知道是好东西，经手时难免揩油。而且身边的叶昌炽更是专家，要让他看出端倪，麻烦更多。当下不说，只派出几个心腹随从，以收购图书为名，去安西集市上打探消息。传回来的消息倒不坏。原来这王道士有些小聪明，知道这敦煌文书颇为珍贵，也知道“盐多不咸，糖多不甜”的道理，虽说总数达数万卷，对外却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已经瓜分完毕。这些流出的经卷，大多是王道士送给甘肃地方官绅的。
孙元起正踌躇满志准备前往敦煌收罗遗书的时候，才发现事情有些棘手。撇开陪同的叶昌炽不说，单单知州、同知每日跟着，你就别想有什么小动作。即便是学生来回出入，周边都有好几个兵丁跟着，生怕自己探知地方上的什么阴私，上达天听，摘了他们的乌纱帽。
学生们出去考察，忙得不亦乐乎。孙元起每日不是陪着官绅喝酒吃饭，就是闲谈聊天，一时半刻脱不得身。眼看在安西驻了四五日，再呆着不走，只怕别人就要生疑了。
这一日上午，孙元起正权衡是不是要径直奔赴敦煌莫高窟的时候，突然闻听有人问道：“先生，您有什么烦心事儿么？”
仔细看时，却是随着自己前来甘肃的随从程子寅，见自己一直在来回踱步，才上前问话。这次跟来的随从，都是当年那批义和团的孑遗，他们如今都在经世大学附近安家落户，堪称是自己的铁杆家丁，绝对是指哪儿打哪儿。想当年，从安阳挖甲骨的时候，就是这批人前去下的手……
想到这里，心中一动：“子寅，有件事想托你们去做，只是不知道你们行不行。”
二十三四岁的小年青，经不起激将，拍着胸脯：“先生，您这话说得！俺们的性命都是您救的，俺们全家现在吃饱穿暖，也赖先生的大恩大德。现在说什么行不行？别说做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俺们都不带皱眉头的！”
豪夺不行，那就强取！孙元起一咬牙，让他从同行的随从中找十多二十个信得过、口风紧的壮汉，带到厢房里，把大致情况跟他们说了：在敦煌莫高窟，有个王道士，守着座寺庙，偶然间他在某个洞穴中发现了上万卷的经书。这些经书，就好比之前甲骨，在普通人看来不值钱，可是在读书人眼里，就是不得了的宝贝。你们此去，就是要将那些经卷弄回来。
那些人多数都是去河南安阳买过甲骨的，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孙元起又叮嘱道：“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走漏风声，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是咱们买的。你们可以先在安西买好百十个空箱子和马车。等经卷到手之后，迅速装箱，绕路回北京。不要怕花钱，哪怕多雇了车马镖师，也要保证安全。”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总之，无论你们用什么法子、花多少钱，都要把经卷给完整的弄回来。”
说完，给他们递过一沓银票，足足有两万两。
孙元起与那群官员继续周旋不提，且说那十五六个年青小伙子躲在屋里商量半晌。等下半天，三三两两装作采办土特产的样子，走出大院，在安西集市闲逛。趁机买好马车和大箱子，乘着黄昏，分做几对出了安西城，沿着大路，直奔敦煌。
敦煌在安西州西南二百七十里。这群小伙子都是农村长大，经得起折腾，不过两天就望见敦煌县城。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少、车多，直接进城，扮作采购土特产的客商，在城里安歇；另一部分人多、车少，带足箱子，绕过县城，改向东南，奔莫高窟而去。
莫高窟在敦煌县城东南四五十里的鸣沙山下，加把力，半天就可以赶到。当抵达莫高窟的时候，连没有什么文学细胞的程子寅，都不得不感喟“太美了”！那是沙漠里难得的一片绿洲，因为有泉水的滋润，杨柳、古槐青翠欲滴，与周围的黄沙形成显明对比，好比是沙砾堆中的一块绝品翡翠。只是绿洲太小，不过一二十亩地，故而没有几户人家，来往的人也很少在此停留。
这一行人赶着马车逶迤走进绿洲。现在是刚步入盛夏，路上没有什么商旅。客店老板看见，早早迎了上来：“客官，要住店么？”
沿着马路还有一两家旅馆，倒不着急。队伍中，有人用天津口音答道：“我们再看看。”
安顿下来。第二天早上，***十来个小伙子围着饭桌，一边就着茶水吃干馍，一面低声商讨着什么。突然，其中一人用天津腔问道：“小二，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么？”
小二一甩毛巾，快步跑过来：“客官问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啊，咱这附近可没啥，就有一个道观，里面的王道长有些神通。这附近还有个千佛洞，里面各种菩萨都有，客官不妨去看看。”
赏了小二几个大钱。这些人几口吃完手中的馍馍，出门拜佛去了。说是拜佛，其实是“见”王道长。这王道长倒不难找，见到莫高窟，也就算是见到王道长了。
话说这王道长，名叫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为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至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以后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却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这一行人找到王道长的时候，这位年近六十的老道士正在清扫洞窟中的淤沙。自有一个小伙子装作凶神恶煞的模样，恶狠狠地问道：“王道士，你把经卷放哪儿啦！”
看到这十来个小伙子站在自己面前，老头眯缝了一下眼睛，问道：“你们是钦差大人派来的吧？”
这一问话，把这群小伙子吓了一大跳：店小二说着道士有些神通，看来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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