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上海，应该是厦门！”
等克宁瀚离开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之后，莱朴生爵士和李法勒男爵在听到康斯丁的汇报之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1
和日本人的谈判非常顺利，币原喜重郎也好，已经登上相宝座的加藤友三郎都是在日本内阁之中的亲派系。不仅如此，加藤友三郎还是代表日本海军利益的海军元帅，他倒向英国的立场本来就很容易解释。
在日本海军之中，亲英美派几乎占据很大的一部分比重。
因为，大部分的海军高层几乎都在英国海军学院留学的经历，甚至在英国舰队服役过，对英国的强大是一种认识，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政府的态度，在二二六兵变之前对日本内阁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原因了。当然，在日本6军为的集团当权之后，这种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
莱朴生爵士作为英国外交部中掌管远东事务的高官，自然知道民国有两个公共租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就在上海，另外一个在厦门。上海的公共租界因为一个多月前的骚乱，加上王学谦的强硬干预，已经名存实亡了。
骚乱中损失最大的美国资产，因为无法获得租界当局的补偿条款，美国总领事馆已经书面递交了和英国人要分道扬镳的申明。从名义上来说，上海的公共租界名存实亡，原本的公共租界已经变成了美租界和英租界，只不过美国人还没有建立一套租界的城市管理体系，仍旧沿用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和其他部门。
要是克宁瀚总领事针对的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就没有必要郑重其事的告诉康斯丁爵士，公共租界要拆分。
而厦门公共租界的话，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厦门的英租界区域很小，而公共租界的区域很大，而且公共租界已经成为了列强共用的区域，美国人已经彻底失去了租界的管理权。实际上，公共租界中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其他享有同等权利的都是英国的小弟，这么一说，就简单了。美国人已经忍无可忍的要和英国人划清界限，而公共租界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而导致美国人怒火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英国人护犊子，铁了心的给日本做挡箭牌的原因。在公共租界的享有权利的列强之中，可不单单是英国人和日本人，还有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
这些列强在欧洲，基本上都是对英国政府言听计从，尤其是在远东问题上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要是英国人为了日本人的利益，放弃这些小弟，可想而知，英国不要再去想什么远东战略了，他们在欧洲就已经被孤立出去了。
如果厦门的公共租界拆分，好家伙，一群小弟都要被赶出去了这下子，连李法勒男爵都坐不住了，气急败坏道：“民国人到底给美国人什么好处，这么替他们说话？”
“确切的说是王学谦给了美国人什么好处，让美国人这么帮他。当然，美国人看好他也不是什么秘密。”康斯丁爵士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急于让大人物看一看，他在上海也不是瞎混的。
李法勒男爵挑眉问：“你知道？”
“这个美国人在远东出台了一份教育复兴计划，目的就是为了用美国的教育，影响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
不管是之前的赴美学童，还是庚子留美学生，都是这个计划的而一部分。这些对于李法勒男爵来说有所耳闻，可是他绝对不会认为这很重要。于是，康斯丁爵士的高谈阔论再一次被忽视的打断：“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美国人并没有付诸行动。”
康斯丁爵士忍着心头的怒火，低声反驳道：“但是阁下，您不可否认的是，王学谦。也就是现在民国东南地区最大的政治势力的脑，他也是这份计划中成功的一员。他的成就，自然会被美国政坛放大之后，认可。并获得最大的政治上的支持。”
李法勒说的付诸行动，是指美国人并没有在民国扶持过有美国教育背景的政客。
可是整个问题，康斯丁爵士是非常清楚的，不是美国人不想，或者不去做，而是根本就没有合适的人。留美归国的民国学者，在政治上的幼稚，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崇尚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怎么可能在民国这片官僚思想浸透的土地中生根芽？
导致很多留美归国的民国学者，大部分从事的工作是教书，在大学当教授。
很少一部分会选择在官场做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僚，不会太小，没有实权的处长刚刚好。这个现状也是当年茅以升、郑华和罗英等人经历过的过程，三人都是康奈尔大学桥梁铁路工程学毕业的专家，其中郑华混的最好，也不过是一个闲散衙门的处长。
像是卫挺生哈佛毕业之后，曾经在教育部混吃等死的也有。
总的来说，在职场，留美毕业的民国学子能够甩留日学子八条街，薪水至少是三倍的差距。可是在官场，留美学生很憋屈的现，他们的上司，上司的上司都是留日学子，而且不少都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官僚。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大学教学生如何做官，而且日本的官场和民国没有什么两样，上下级的官僚体系非常严密。可是在美国大学教的是自由的学术思想，说白了，就是让学生如何不服管束，成为刺头。结果可想而知，敢于给上司揭短的留美学子，能力杠杠的，情商太让人着急，在官场处处碰壁，撞的鼻青脸肿。
而王学谦绝对是留美学生之中的一个例外。他的成长根本就脱离了民国的官僚体系，几乎游离在官场之外，却成就了官场的最高境界，总督一方。美国人要是看不到王学谦在民国的地位，那么真的是眼瞎了
李法勒男爵和莱朴生爵士常年在伦敦的上流圈子里，根本就没有多少关注远东事务。
相比之下，莱朴生爵士还是比较好的，他至少有一条情报网络是可以参考。可就算是这样，英国人也很难记起来美国人异想天开的想要用教育来改变华夏的念头，因为这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周期也是最漫长的一种方式。
二十年，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希望。
五十年，或许能够有所改变。
这就是精英教育带来的弊端，也是以前英国人嘲笑美国人脑洞打开的依据。当然，庚子赔款返还部分军费这种事，英国人是很抵制的，就算是用在人才教育上，也是如此。当初美国人这么做了，法国人不得已开始了中法学生交流的浪潮，中法大学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而生的，只有英国人捏着装傻。获得赔款比美国都要多一半的英国，想要赖掉这笔钱
反正英国人不说，也不做。而且非常反感的是从美国留学来的民国学者们，一直在舆论上要求英国人返还赔款中多计算的军费，用于民国选拔优秀学生的留学费用。
这才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十五年左右的光景。加上留学的时间，也就七八年，就冒出了一个王学谦。
不管王学谦的出现是美国的教育的功劳，还是神的旨意，反正美国人觉得他们距离成功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只要王学谦在上一步，他所主导的民国政府将会和美国站在同一阵营，从而改变美国在远东被英国和日本联手压制的局面。
康斯丁爵士这么一解释，李法勒男爵和莱朴生爵士不由的面面相觑，难不成教育的力量真的如此强大？
这种鬼话，李法勒男爵是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可现实是残酷的，出现了王学谦这个异类，而且更加让他头痛的是王学谦这个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对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持有敌意。不过天生优越感十足的贵族是不会想着拉下面子，低声下去的和王学谦寻求和解的机会的，这群高高在上家伙一定会想，既然王学谦可以，那么一定还有李学谦，朱学谦
找一个和大英帝国亲近的人，作为在民国政坛的代言人，用来取代王学谦的地位。
李法勒男爵相信，拥有两个强大帝国，尤其是在远东拥有强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帝国的联合压力之下，完全有能力将王学谦的政治体系摧毁在萌芽之中：“难道除了王学谦之外，没有一个留美，或者旅欧的民国学子国之后拥有不弱于他的影响力吗？”
“这个”康斯丁爵士很想说：没有。可又觉得这样做似乎像是在敷衍李法勒男爵，要知道贵族的神经是非常脆弱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人琢磨不透地乱脾气。
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个王学谦的同学：“除了他之外，或许只有一个人在民国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是学者。”
李法勒男爵理所当然道：“学者就不能成为政客了？”
他是根本就不清楚民国的政坛，或者社会名流。连莱朴生爵士都是两眼一抹黑，他们哪里会去刻意的打听民国的二流，甚至三流的政客？最多也就是几个顶点的政客，派系领袖能够入眼之外，眼里面就没有人了。
像李法勒男爵这样的，长期在内阁，或者贵族院厮混的家伙，估计顶多也就知道民国总统是谁，仅此而已。
因为在大英帝国的眼中，民国不是敌人，而是征服的对象。面对弱者，强者是不需要去刻意地记住对方仇恨的眼神，因为这样根本就没有必要。
康斯丁爵士属于糊口乱说的节奏了：“有两个人或许有这方面的成就，第一个就是顾维钧。”
欧洲的外交家，尤其是英法等国对于顾维钧这个民国人还是非常熟悉的，民国的外交家，现任民国外交总长。但是想要以外交家的身份担任政治派系的脑，是非常困难的。再说，顾维钧的气度和声望都不错，可是对英国好吧，作为英国人的一份子，李法勒男爵也不清楚到底哪里伤了顾维钧的心，这位对英国人的态度也不太友好。李法勒男爵立刻否决道：“顾不行。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卓越的外交家，但是属于特殊的政客，完全没有统筹的能力和实力，你说的另外一个人是谁？”
“胡适！”
“胡适，干什么的？好像名字挺熟悉的。”莱朴生就是还真的有点印象，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了。
康斯丁爵士：“庚子留美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王学谦的同学。”
“嗯，这很好！”李法勒男爵觉得有点意思。
康斯丁爵士心说，有意思的是胡适根本就不是从政的料。在民国从政，不是说进入政坛担任高官就可以了，还需要军队的支持，甚至先是控制军队的军阀。这一点和西方的政治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康斯丁爵士也懒得去和李法勒男爵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开始介绍起胡适：“从美国求学归来之后，他进入好了大学担任教授，并开始在文化界呼吁改变传统，是西方文化在民国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在民国，他被赋予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当‘领袖’这个词语出现的那一刻，在场的英国人眼睛都亮了起来。
可当康斯丁爵士解释过后，才现，胡适的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毛用都没有。
李法勒男爵听了半天才明白，感情说的这么热闹，原来是一个文化钉子户，让当局膈应，当主流社会难受，让政坛漠视的存在啊！
觉得被康斯丁戏耍了一番的李法勒男爵脸色不善的问：“难道都是这样的货色？”
“所以说王学谦的出现对于美国来说是如何的珍贵了。不仅如此，浙江每年进口的贸易都已经向着美国倾斜了，这更加让王学谦在美国人眼中变得重要起来。”康斯丁一口气说完，也不管他的上司们脸色如何，他可是受够了。
在远东，按照英国国内的那套外交体系工作，能够做成他这样已经算是不错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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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克宁瀚离开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之后，莱朴生爵士和李法勒男爵在听到康斯丁的汇报之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1
和日本人的谈判非常顺利，币原喜重郎也好，已经登上相宝座的加藤友三郎都是在日本内阁之中的亲派系。不仅如此，加藤友三郎还是代表日本海军利益的海军元帅，他倒向英国的立场本来就很容易解释。
在日本海军之中，亲英美派几乎占据很大的一部分比重。
因为，大部分的海军高层几乎都在英国海军学院留学的经历，甚至在英国舰队服役过，对英国的强大是一种认识，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政府的态度，在二二六兵变之前对日本内阁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原因了。当然，在日本6军为的集团当权之后，这种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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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列强在欧洲，基本上都是对英国政府言听计从，尤其是在远东问题上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要是英国人为了日本人的利益，放弃这些小弟，可想而知，英国不要再去想什么远东战略了，他们在欧洲就已经被孤立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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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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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丁爵士：“庚子留美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王学谦的同学。”
“嗯，这很好！”李法勒男爵觉得有点意思。
康斯丁爵士心说，有意思的是胡适根本就不是从政的料。在民国从政，不是说进入政坛担任高官就可以了，还需要军队的支持，甚至先是控制军队的军阀。这一点和西方的政治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康斯丁爵士也懒得去和李法勒男爵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开始介绍起胡适：“从美国求学归来之后，他进入好了大学担任教授，并开始在文化界呼吁改变传统，是西方文化在民国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在民国，他被赋予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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