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发网站“你不要到冠县去了，就在莘县做党的工作。”又指了指身旁的吕世隆说：“莘县党的工作由我们三人负责。”
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了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共产党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
1938年春节，鞭炮声不时地划过节日的空中，许多农民正忙着走亲串友，庆贺这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在城里政训处驻地，却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集安、冯子华等，他们表情严肃，等待着一个重大的宣布。
张炳元站起来，向大家严肃地宣告：“我正式宣布，莘县中共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大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
张炳元又宣布：“书记张炳元、委员吕世隆、李集安。组织部长白雪亮、宣传部长冯子华，群工部长王惠卿。”
大家集体鼓掌通过，表示热烈支持。
会上，大家就当前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1、大批培养干部。根据两个月的工作，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靠聊城要干部已经不现实，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会上决定了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方法。2、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要求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尽快建立各区区委。3、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莘县支队及区基干自卫队、村不脱产自卫队。决定了莘县支队的领导人选。4、迅速建立工、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
会后，各同志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署，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首先是建立抗日武装，吕世隆把莘县民团和原县警察局人员及枪支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支队。吕世隆兼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5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人到5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先后举办了两期农会干部短训班。每期十多天，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等授课，讲解抗日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怎样组织农会，农会干部的工作方法等。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及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受训。
县政府又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1938年4月，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委会，吕世隆兼任主任。农训班的学员结业回村后，随即发动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日救国运动。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各区农会长在县城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莘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王惠卿为会长，白雪亮为副会长。
农会会员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操练，枪支被自卫队占用了，农会会员就用红缨枪、大刀、棍棒及常用的农具铁锨、锄头进行训练。1938年秋后的一天，艳阳高照，莘县万余农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齐集于城内东北角的广场。在简陋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布红纸写的横幅“莘县农民阅兵大会”。台下万头攒动，红缨枪的枪尖闪闪发亮，红缨子和各类纸旗迎风摆动，口号声此起彼伏。
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群至夜方散。这次检阅和游行，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为进一步全面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基础。
莘县政府推行战时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吕世隆在推行县政过程中，根据莘县地广民穷的情况，把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也就是财富越多，税率越高，减轻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负担。减轻其它捐税，严禁高利贷，强制地主富户纳粮，救济贫苦农民，号召恢复家庭手工业，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严惩不法商人等措施，使濒临绝境的莘县经济出现了生机。
为了支持抗战，莘县一次向第六专署解款4万元，为其它各县所不及。
县政府还实行抗日的文化教育，在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恢复教育，在全县新增高级小学2处，初级小学80余所，小学教师增加了一百多人。吕世隆还命令教育科长苏群把原有学田收归教育科，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在文化工作方面，县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到乡下街头演出，刷写抗日标语，组织各校学生演唱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歌曲和节目，激发了许多农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在全县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范筑先高度评价了莘县的抗日救亡工作，称赞吕世隆是抗日模范县长，号召其他各县向莘县学习。
然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朝城县，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朝城，地处中国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鲁西平原上，地势平坦，气候宜人，直到1956年才被撤销，现在划为山东省的莘县。
范筑先原来任命的县长是张守忠，此人是国民学顽固分子，属于参谋长王金祥的人。张守忠对抗日并不积极，但在整个第六区积极抗日的大趋势下，也不得不作出抗日的高姿态。他组建了动委会，通过考试选拔了一些青年进入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建立了县大队和区队。但在张守忠的抵制下，聊城政训处向朝城县派不进政训工作人员，直到1938年7月，才勉强接受黑伯理为政训处干事。
张守忠对政训处工作不支持，对黑伯理千方百计地排挤，只给他安排了个动委会宣传组长的职务，动委会主任由张守忠自己兼任。
黑伯理在朝城城里无法开展工作，不得已，只得深入到鲁西北最大的回民聚集地张鲁集，组织回民抗日运动。由于黑伯理也是回民，又有文化，很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迅速组织起了抗日救国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张鲁支部，杨见远为支部书记。在黑伯理、杨见远的领导下，张鲁集的抗日救国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然而，张守忠却诬陷黑伯理组织回救会是“企图颠覆政府”，要范筑先查办。这时，恰巧中共鲁西北特委另有任务，借此机会将黑伯理撤出朝城完事。
在观城县的情况更为复杂，观城县1956年划归范县为观城区，1964年划归莘县仍为观城区。
范筑先先是派了一个叫王广增的人来当县长，由于当地群众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王广增到王家庙讲话时，一不随当地老百姓的意，老百姓的组织红枪会群起而攻之，王广增被扎成了重伤，带的两个警卫员也被扎死。
其后，范筑先又派了姜鸿元来当县长。这个姜鸿元是王庆祥的嫡系，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此人又性情暴戾，处事野蛮，别看对抗日救亡运动不热心，对搜刮民财却很内行，人送外号“姜二虎”。
有一次，十王庙村由于未及时上交所要的钱粮，姜鸿元把里长李舟前一枪打死，并把头割下来，悬头于城内三天，以警示那些不交钱粮的人。此事闹得观城县民众怨气沸腾，群情激奋。
当姜鸿元再次向十王庙征粮时，十王庙附近的民众联合起来，以将军寨为首的红枪会员将其团团包围，吓得姜鸿元大喊：“乡亲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这是执行公务。谁要是妨碍执行公务，李舟前就是下场。”
姜鸿元不喊不要紧，这一喊，更是火上浇油。民众中不知谁大喊一声：“杀呀，杀死这些当官的。”有的人就附和着喊：“官逼民反，反正是没有活路了，杀呀——”一时红枪会蜂拥而至，见到了官兵只是乱捅乱戳，后面的推前面，前面的往前冲，一浪高过一浪。
姜鸿元本来还要喊：“开枪，立刻开枪。”可是，他的喊声早就被红枪会们淹没了，哪里还有人听得见。官兵们被挤在中间，高举着枪，连拉枪栓的空间也没有，哪里还能推膛、上弹，一下子就被愤怒已极的红枪会杀死了二十多人。
姜鸿元被贴身的护卫保护着总算没有被扎死，此时早就没了咒念，只得脚底下抹油——赶紧逃命。后面的红枪会紧紧追赶，一边追赶着一边还大声地吼叫，那声音真如山呼海啸一般。
姜鸿元是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没命地逃回了县城，红枪会也追到了县城，把县城团团地包围起来。吓得姜鸿元是四门紧闭，派上所有的重兵把守城门，然后赶紧向范专员求救。红枪会把县城包围了三天，这三天姜鸿元真是眼睛也熬红了，饭也吃不下，人是整整瘦了一圈，总会是体会到了欺压民众的严重后果。
三天后，范筑先带兵来才解了围，把姜鸿元大骂了一顿，本来想撤职查办，但是王金祥一个劲地说情。范筑先看到王金祥的面子，勉强同意把秉鸿元调到濮县当县长，观县城呢，再派张舒礼来当县长。
张舒礼是著名共产党员张郁光的弟弟，他来到了观城县后，立刻把莘县吕世隆的那一些办法搬了过来，使观城县的抗日工作蓬勃地开展了起来。聊城政训处又在观城设了办事处，有二十多位从聊城军事教育团、政治干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到达观城工作，给予了观城县很大的支持。观城县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的人数成倍增长，有些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惊呼：“如今的观城，简直成了共产党的地盘。”
1938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第六专区在范筑先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第六专区从南到北，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氛围。但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背后，却隐藏着种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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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了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共产党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
1938年春节，鞭炮声不时地划过节日的空中，许多农民正忙着走亲串友，庆贺这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在城里政训处驻地，却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集安、冯子华等，他们表情严肃，等待着一个重大的宣布。
张炳元站起来，向大家严肃地宣告：“我正式宣布，莘县中共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大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
张炳元又宣布：“书记张炳元、委员吕世隆、李集安。组织部长白雪亮、宣传部长冯子华，群工部长王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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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大家就当前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1、大批培养干部。根据两个月的工作，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靠聊城要干部已经不现实，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会上决定了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方法。2、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要求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尽快建立各区区委。3、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莘县支队及区基干自卫队、村不脱产自卫队。决定了莘县支队的领导人选。4、迅速建立工、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
会后，各同志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署，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首先是建立抗日武装，吕世隆把莘县民团和原县警察局人员及枪支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支队。吕世隆兼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5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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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人到5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先后举办了两期农会干部短训班。每期十多天，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等授课，讲解抗日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怎样组织农会，农会干部的工作方法等。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及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受训。
县政府又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1938年4月，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委会，吕世隆兼任主任。农训班的学员结业回村后，随即发动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日救国运动。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各区农会长在县城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莘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王惠卿为会长，白雪亮为副会长。
农会会员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操练，枪支被自卫队占用了，农会会员就用红缨枪、大刀、棍棒及常用的农具铁锨、锄头进行训练。1938年秋后的一天，艳阳高照，莘县万余农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齐集于城内东北角的广场。在简陋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布红纸写的横幅“莘县农民阅兵大会”。台下万头攒动，红缨枪的枪尖闪闪发亮，红缨子和各类纸旗迎风摆动，口号声此起彼伏。
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群至夜方散。这次检阅和游行，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为进一步全面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基础。
莘县政府推行战时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吕世隆在推行县政过程中，根据莘县地广民穷的情况，把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也就是财富越多，税率越高，减轻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负担。减轻其它捐税，严禁高利贷，强制地主富户纳粮，救济贫苦农民，号召恢复家庭手工业，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严惩不法商人等措施，使濒临绝境的莘县经济出现了生机。
为了支持抗战，莘县一次向第六专署解款4万元，为其它各县所不及。
县政府还实行抗日的文化教育，在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恢复教育，在全县新增高级小学2处，初级小学80余所，小学教师增加了一百多人。吕世隆还命令教育科长苏群把原有学田收归教育科，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在文化工作方面，县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到乡下街头演出，刷写抗日标语，组织各校学生演唱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歌曲和节目，激发了许多农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在全县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范筑先高度评价了莘县的抗日救亡工作，称赞吕世隆是抗日模范县长，号召其他各县向莘县学习。
然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朝城县，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朝城，地处中国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鲁西平原上，地势平坦，气候宜人，直到1956年才被撤销，现在划为山东省的莘县。
范筑先原来任命的县长是张守忠，此人是国民学顽固分子，属于参谋长王金祥的人。张守忠对抗日并不积极，但在整个第六区积极抗日的大趋势下，也不得不作出抗日的高姿态。他组建了动委会，通过考试选拔了一些青年进入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建立了县大队和区队。但在张守忠的抵制下，聊城政训处向朝城县派不进政训工作人员，直到1938年7月，才勉强接受黑伯理为政训处干事。
张守忠对政训处工作不支持，对黑伯理千方百计地排挤，只给他安排了个动委会宣传组长的职务，动委会主任由张守忠自己兼任。
黑伯理在朝城城里无法开展工作，不得已，只得深入到鲁西北最大的回民聚集地张鲁集，组织回民抗日运动。由于黑伯理也是回民，又有文化，很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迅速组织起了抗日救国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张鲁支部，杨见远为支部书记。在黑伯理、杨见远的领导下，张鲁集的抗日救国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然而，张守忠却诬陷黑伯理组织回救会是“企图颠覆政府”，要范筑先查办。这时，恰巧中共鲁西北特委另有任务，借此机会将黑伯理撤出朝城完事。
在观城县的情况更为复杂，观城县1956年划归范县为观城区，1964年划归莘县仍为观城区。
范筑先先是派了一个叫王广增的人来当县长，由于当地群众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王广增到王家庙讲话时，一不随当地老百姓的意，老百姓的组织红枪会群起而攻之，王广增被扎成了重伤，带的两个警卫员也被扎死。
其后，范筑先又派了姜鸿元来当县长。这个姜鸿元是王庆祥的嫡系，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此人又性情暴戾，处事野蛮，别看对抗日救亡运动不热心，对搜刮民财却很内行，人送外号“姜二虎”。
有一次，十王庙村由于未及时上交所要的钱粮，姜鸿元把里长李舟前一枪打死，并把头割下来，悬头于城内三天，以警示那些不交钱粮的人。此事闹得观城县民众怨气沸腾，群情激奋。
当姜鸿元再次向十王庙征粮时，十王庙附近的民众联合起来，以将军寨为首的红枪会员将其团团包围，吓得姜鸿元大喊：“乡亲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这是执行公务。谁要是妨碍执行公务，李舟前就是下场。”
姜鸿元不喊不要紧，这一喊，更是火上浇油。民众中不知谁大喊一声：“杀呀，杀死这些当官的。”有的人就附和着喊：“官逼民反，反正是没有活路了，杀呀——”一时红枪会蜂拥而至，见到了官兵只是乱捅乱戳，后面的推前面，前面的往前冲，一浪高过一浪。
姜鸿元本来还要喊：“开枪，立刻开枪。”可是，他的喊声早就被红枪会们淹没了，哪里还有人听得见。官兵们被挤在中间，高举着枪，连拉枪栓的空间也没有，哪里还能推膛、上弹，一下子就被愤怒已极的红枪会杀死了二十多人。
姜鸿元被贴身的护卫保护着总算没有被扎死，此时早就没了咒念，只得脚底下抹油——赶紧逃命。后面的红枪会紧紧追赶，一边追赶着一边还大声地吼叫，那声音真如山呼海啸一般。
姜鸿元是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没命地逃回了县城，红枪会也追到了县城，把县城团团地包围起来。吓得姜鸿元是四门紧闭，派上所有的重兵把守城门，然后赶紧向范专员求救。红枪会把县城包围了三天，这三天姜鸿元真是眼睛也熬红了，饭也吃不下，人是整整瘦了一圈，总会是体会到了欺压民众的严重后果。
三天后，范筑先带兵来才解了围，把姜鸿元大骂了一顿，本来想撤职查办，但是王金祥一个劲地说情。范筑先看到王金祥的面子，勉强同意把秉鸿元调到濮县当县长，观县城呢，再派张舒礼来当县长。
张舒礼是著名共产党员张郁光的弟弟，他来到了观城县后，立刻把莘县吕世隆的那一些办法搬了过来，使观城县的抗日工作蓬勃地开展了起来。聊城政训处又在观城设了办事处，有二十多位从聊城军事教育团、政治干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到达观城工作，给予了观城县很大的支持。观城县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的人数成倍增长，有些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惊呼：“如今的观城，简直成了共产党的地盘。”
1938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第六专区在范筑先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第六专区从南到北，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氛围。但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背后，却隐藏着种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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