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直以复古、保守著称,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儒学最善变,是诸子百家中最能紧跟时代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调整、扩充儒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是他们嘴上不肯承认罢了。

    汉末是经学衰落的时代,原本就有变更的内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东,不管经济还是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以帝王师自居的儒门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先做出了反应,最积极的就是江东人,尤其是吴郡人。

    作为吴郡郡学堂祭酒,陆康当仁不让。面对孙策的垂询,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新的义利学说。

    义(義)者宜也,从我从羊。

    羊者,祥也,引申为善、美,与利有重合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反对不义之利,到了孟子时代,矫枉过正,义与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才显得儒家迂阔,不近人情,进而发展为虚伪。可是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儒学不会也不可能无视利的价值。小到家族,大到国家,要想正常动转,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过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不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强调公利、大利,忽视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稳定有功,发展则无能为力,自身也逐渐被皇权驯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

    好在汉代经学衰落还只是第一个周期,虽然遇到了麻烦,精气神还在,还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气。

    陆康的观点很复杂,引经据典,说得孙策有点晕,但概括起来其实也简单:要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调整义的概念和标准,强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图。比如说,工匠、商人都变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视他们为贱役,就应该以士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尊重他们。

    他们要想获得尊重,首先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罢,都是有限制条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会造成混乱,公利、私利皆无法得到保证,自然也就谈不上长治久安。

    陆康最后总结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庶民,皆当有所敬,有所畏,否则就和浮屠道一样,万物皆空,无君无父,家既不家,国亦不国。新网首发

    孙策不完全赞同陆康的建议——根本原因是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对调整原则表示认可。这正是他期望的变化,儒生不仅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面,引领时代。只有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他的终极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听完了陆康的建议,孙策也向陆康敞开了心扉,解释了为什么不禁止浮屠道。

    他对作为宗教的佛教无感,但是对作为哲学的佛学还是有一定兴趣的。佛学重思辨,非常强调逻辑,对中原文化来说,这一点难能可贵。儒生和道士之所以辩不过和尚,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道学在逻辑上不如佛学严谨,常常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最后只能强辞夺理。

    “学问不能求全责备,希望某个圣贤创立一套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后人只要依从即可,那是弱者、愚者的思维。学问就像孩子,总要不断的成长才能成为有用之才。指望他生下来就全知全能,未免苛责古人。”

    陆康含笑不语。他虽然赞同孙策的观点,但他毕竟是儒生,不能当着孙策的面否定圣贤,事实归事实,情感上无法接受。当然,看到孙策推崇浮屠道的逻辑,他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被严浮调虐了那么久,他现在听到浮屠道三个字就习惯性的炸毛。

    “大王所说的逻辑,和西域人用于算学、形学上的推理、证明是一回事吗?”

    孙策笑着点点头。“祭酒也研究这些学问?”

    “原本看过一些,理解不深。上次陆逊返乡省亲,提及浚仪和定陶两战中的数理运用,老臣有些触动。如今百业俱兴,一日千里,离不开数理的帮助。身为郡学祭酒,总不能一窍不通。说到这件事,正好有件事,还要大王出面协调。”

    “陆公不妨直言。”

    “老臣想在郡学开设与算学相关的课程,教授九章以外的算学知识,也不用太深奥,让学生有些了解便好,将来遇到问题也能事先有所估算,不至于尽说些不切实际的书生话,惹人笑话。”

    “这是好事啊。”

    “好事是好事,只是算学教师不易得。老臣向赵婴发出邀请,却被他拒绝了。他说要研究的题目太多,忙不过来。”

    孙策笑了笑。“陆公是没给钱吧?”

    “给了,不过郡学的开支也大,老臣只能开出三百石的报酬。本来以为不少,又不是正常任教,五天才上一次课,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些算学高手现在很吃香,随便去参加一个聚会,讲一堂课,就是上万钱,根本看不起这三百石的报酬。”陆康无奈的摊摊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今做学问的都成了逐利之徒,实在令人担心。”

    孙策也很吃惊。赵婴讲一堂课能得万钱?“都是什么人请他讲课,出手这么阔绰?”

    “以商人为多,还有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不仅是赵婴,有名的学者都在他们邀请之列。自己听不懂没关系,能请到著名的学者开讲也是争名的好办法。严浮调能聚敛到那么多钱财,大多就是这么来的。我听说他最忙的时候一天能讲三场,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

    孙策听出了陆康话气中的酸味。为了见严浮调,他了解了一些关于严浮调和浮屠道的传闻。严浮调这么受欢迎,固然和浮屠道是新鲜事物有关,也和踩着儒门出头有关。浮屠道能有今天的气势,一半是和其他学术辩论辩出来的。一个人讲没什么意思,两个人唇枪舌剑的辩论更吸引人。浮屠道如此,儒门也是如此,奈何总被人虐,自然没兴趣了。

    “我来找徐公河谈谈。不瞒陆公说,我本来也有这样的计划,不管将来是从文还是从武,从工还是从商,了解一些算学知识总是好的,没想到陆公先行一步。论风气之先,还是我吴郡第一,即使是陆公这样的宿儒也敢于求新求变。”

    陆康谦虚了几句,心里灌了蜜似的甜。有孙策这句话,吴郡这与众不同的地位就稳了。如果能主持完成新义利学说,为吴国的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思想纲领,那就更好了。

    趁热打铁,陆康邀请孙策与郡学的师生座谈。

    孙策欣然答应。他今天到郡学来就是给陆康和吴郡郡学堂面子。不管怎么说,吴郡是他的本郡,也是江东的都会,是他的根基所在,理当有所照顾。

    得到孙策的同意,陆康立刻请孙策下楼,登上讲堂。得知孙策要来的那一刻,他就有此想法,召集了所有的师生听讲。当初孙策在南阳讲武堂开讲,讨论士的三重境界,并由蔡琰主笔,留下《士论》一篇鸿文,至今传为佳话。现在孙策到了吴郡,自然也要做一篇大文章,才能彰显孙吴凤鸣之地的风采。新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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