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名振、郑成功拉回来的那些河北边军和关宁军的安置,绝对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考虑到南京还有正儿八经的新六部内阁,大明朝廷的律法、制度还在,朱树人当然不能公然显露出当军阀的野心、随便把河北边军收为己有,那样太违背大义名分了。

    他现在毕竟还只是大明的封疆大吏,而非中枢重臣。但凡露出点非常野心,哪怕此前的忠诚姿态做得再好,也都会前功尽弃,反而惹来不必要的围攻。

    反贼有反贼的套路,窃国有窃国的套路,脑子里这根筋是时时刻刻松懈不得的。

    正牌兵部尚书、大概率会成为新内阁首辅的史可法,也不可能容忍朱树人随便拉拢原本属于朝廷的武装。

    史可法是有骨气的忠臣,算是东林当中比较有节操的存在了,朱树人也不可能跟史可法闹别扭。

    所以,朱树人有两个选择,可以安置这些人马:

    首先第一个理由,便是这些部队,是通过海道总兵张名振的护航、由户部的海路漕粮船队接应回去的。可以暂时编入户部的护漕部队,驻扎在舟山群岛(张名振此前的海道总兵驻地也在舟山群岛)

    对外么,就可以说这些部队的后续整编、归属可以由兵部另行调拨,由护漕和海道管,只是一个临时行为。

    至于这个临时要临多久,就不好说了,完全可以看户部尚书沉廷扬的心情。

    第二个借口么,便是等这些部队抵达舟山后,如果时间久了,被人说闲话,或者需要调防使用,那就可以去浙江巡抚张国维,和浙江总兵蒋若来那儿借壳一点编制。

    反正大明护漕海军的驻地就在宁波和舟山,地理上算是浙江巡抚的地盘。

    而张国维跟沉廷扬朱树人也是老交情了。他跟沉廷扬的交情从朱树人穿越前、吴中治水时就结下了,跟朱树人则是在厘金变法上多有配合,后来还有多次互相帮衬利益输送的交情。

    加上张国维还是崇祯朝倒数第二任兵部尚书、战事不利被贬来当浙江巡抚的,他这个老资格往那一放,史可法也不会说什么。

    所以让张国维当这个“临时代持河北三边官军股权”的白手套,简直再合适不过。

    ……

    朱树人就趁着二月上旬这段时间,抓紧把他跟张国维之间的最新结盟拉拢事宜处置了,

    还从海道总兵张名振麾下,拨了几个水师将领,比如沉家家丁出身的参将沉练等人,名义上暂时划归张国维麾下的浙江总兵蒋若来管理,由他们直接指挥协调从北方撤回来的三万河北边军和关宁军。

    张国维和蒋若来也心知肚明,不会乱伸手干涉这些部队的具体指挥。对他而言,值此乱世,作为新到任根基不稳的浙江巡抚,一上来就有三万友军帮他撑门面镇场子,他也是乐见其成的。

    这些事情,前后也不过十天之内,就料理妥当。如此一来,在南方朝廷讨论拥立新君问题之前,朱树人其实已经在多个省拥有了强力的支持。

    湖广全省,那不用说,那是朱树人本人出镇了三四年之久的核心地盘,还都被他反复犁地一般诛除异己、打击豪强劣绅,种田经营得铁桶相似。

    四川那边,有他的世叔盟友方孔炤当总督,朱树人还跟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有同年之谊,方以智还跟着他鞍前马后配合了多年,一起升官上进。

    四川的将领们,也都被朱树人诛杀张献忠、平定流贼的功劳和能力所折服。不服朱树人的顽固势力,也都此前借着张献忠的手杀得差不多了。

    南直隶这边,朱树人倒是不怎么插得上手,这里也算是东林和其他守旧势力最顽强的地区,主要是南直隶的江南部分至今没有遭遇战乱,也就没有洗牌。

    但他父亲沉廷扬已经是正牌户部尚书,也算内阁重臣,能在南京说上点话。

    福建那边,朱树人从来没有发展过势力,也太遥远,不过福建本来就是“兵家不争之地”,凭朱树人跟郑成功这份近乎结拜的交情,也已经够用了。

    自古福建地区只要在南方朝廷立国本的时候不插手,不捣乱,就足够了。也不指望当地势力能帮上什么忙。

    如今,又加上一个老盟友张国维,被恩威并施结为外援,控制浙江。浙江虽然地域狭小,但毕竟跟南京近在肘腋,对于南京朝廷的平稳过渡,也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南方七省,只剩下两广和江西、云贵,朱树人算是没怎么控制。

    江西只有一个九江府是被朱树人整顿渗透过的,郑成功也在那儿当过一阵子九江知府,其余所有府都不听朱树人的。两广则是完全一点交情都没有。

    至于云贵,此前明朝对其通知也已经近乎名存实亡,所以暂时不用考虑,那都是未来需要改土归流的地方。

    倒是朱树人迫降孙可望之前,孙可望帮着干脏活,在贵州杀了一些不服王化的土司部落,后来投降朱树人,也就减轻了一些贵州的反抗力量。

    如今执掌江西的,还是跟朱树人原本有过小摩擦的袁继咸。不过袁继咸这人还有点公心,也算大明忠臣,分得清是非轻重。

    而两广那边,也没怎么受到蝴蝶效应的影响,依然是历史上在北方抗击流贼数次失败、但却得以免罪、刚刚被调去当两广总督的丁魁楚统治。

    这个丁魁楚原本历史上也没什么建树,在两广混日子混了数年,最后清军打过来就直接投了。

    另外,在南直隶内部,凤阳总督马士英,乃至他的至交好友阮大铖,那是一直跟朱树人有仇的,阮大铖的仇尤其深,马士英倒还只是跟朱树人有点挡路争官的小矛盾而已。

    江北两淮的明军将领中,跟马士英过从甚密的刘良左,跟朱树人也有点小过节。加上他们之前已经被福王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前笼络过了。

    山东淮北的刘泽清,则是因为此前朱树人救驾不及背负上了一个“纵贼过境”、外加“筹备渡船不及时,导致朱树人没能及时北渡黄河故道、救下先帝”。

    这也是一桩了不得的大罪,刘泽清出于对被清算的恐惧,也自然而然选择了向马士英靠拢。

    但朱树人也没办法,他救驾不及的事儿,肯定要找个甩锅的,他也不可能拉拢到所有人。

    刘泽清历史上就是个保存实力一心割据的左右逢源软骨头,朱树人既然知道历史,非得找个背锅的,当然优先甩给刘泽清了,否则还甩给那些忠义之士不成?

    便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南方朝廷终于迎来了大是大非的抉择。

    ……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四,崇祯驾崩后大约四十天,也是李自成兵败回北京登基并逃跑后的第五天。

    北方的最新变故军情,终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南京,也在此前一天先送到了中都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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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到了这一刻,南京和凤阳的大明文武们,才板上钉钉确认了先帝三子几乎都不可能逃出来了——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之前,绝望中挥起屠刀,滥杀先帝子嗣的行径,在北京城里有不少人都听闻了,并且向外传播,自然也会被南方朝廷派去打探军情的有关人员搜集到,并且以最高优先级回报。

    在得到这条消息之前,南京六部构成的新内阁,其实也已经私下里偷偷讨论立新君的问题,讨论了七八天了,只是没敢过明路,也没敢让任何外镇地方督抚知道。

    到了这一刻,一切终于可以摊到台面上来说了。

    这天一早,南京紫禁城文华殿内,兵部尚书史可法,终于借着内阁当值的机会,默契地召见了其他五位尚书,一起讨论大事。

    在大明一朝,南京也是一直有皇宫或者说紫禁城存在的,便是后世的“南京故宫”,只不过到崇祯末时,大多数殿宇因为年久失修,都已倾毁,

    仅存文华殿、武英殿、奉先殿、慈禧殿等少数几座主要殿宇还维持着。另外作为门面的奉天门、东华门、西华门都也还算完好。

    但是这几座殿宇,也都是办公和举行典礼、祭祀的地方,才有人保持修缮,用来居住的内宫基本没剩什么。

    所以历史上朱由崧即位为弘光帝后,长期也是居住在“南京内守备府”,以此作为临时行在,只有办公和举办朝会、典礼才入宫。朱由崧也拨出钱款重修居住性的内宫,但因为他总共也才当了八个月皇帝,就被多铎干掉了,直到南京沦陷,故宫内宫也没修好。

    如今,史可法等人,也就仅仅依靠南京紫禁城有限的几座宫殿,撑起内阁办公的架子,让朝廷威仪看起来勉强跟北京一样体面。

    “诸位,如今听说太子与诸王都极有可能已遭不幸,这国本大事,可再也容不得迁延了。距陛下大行的噩耗传来,已经整整一月。再虚悬下去,怕是各省也难以跟南京内阁步调一致。诸位有何看法,且畅所欲言。”

    史可法率先起了个头,一边说也一边把南京兵部今天刚收到的“听说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杀害了二王”的小道消息抄本,递给其他诸尚书看。

    与会的还有吏部尚书王铎、户部尚书沉廷扬、拟任刑部尚书的徐石麒、礼部尚书姜日广、工部尚书高弘图。这些人里,凡是居于要害部门的,未来基本上也都能列入东阁大学士。

    这些人里,其中高弘图在崇祯死时,刚好遇上南京工部尚书出缺,而高弘图原为南京兵部侍郎,如今因为蝴蝶效应,史可法需要提前凑齐六部组阁,前几天刚跟同僚们集议,让高弘图改任了工部尚书——高弘图前些年在北京时,就当过工部侍郎,业务也算熟悉。

    而徐石麒也算是老熟人了,他几个月前还在北京当刑部尚书呢,陈新甲被议罪处死时,就是徐石麒办的桉。后来的内阁首辅周延儒被崇祯问罪处死,徐石麒在办这一系列的桉子中,不太合崇祯的意,就把他贬职闲住。

    徐石麒的籍贯是浙江嘉兴人,被崇祯罢免后就南下回老家了,也就比张国维早了一点点闪人。刚到嘉兴老家就传来皇帝死讯了,而南京刑部也缺口比较大,史可法就把徐石麒拉来。但他还没有得到正式任命,只能先挂副职,等将来有了皇帝或者监国,才能正式走完任命流程。

    此时此刻,史可法说完后,徐石麒和高弘图根基都不深,名不正言不顺,也就不太愿意就实质性问题开口,核心议题也就是剩下四个人讨论为主。

    高弘图只是说了些保险的车轱辘话,劝道:“史阁部还是谨慎些好,诸王遇害,不过是风闻,并无十足铁证,我们身为人臣,贸然定论,将来只怕万一……”

    高弘图这话四平八稳,在场其他五大尚书都是名教中人,最讲究“必也正名乎”,当然不会在这上面反驳。

    唯有户部尚书沉廷扬,文化水平最低,理论上其文化水平也最不配进内阁,他对名分大义也就没那么敏感,比较实用主义。(大学士毕竟是有学术地位的,所以原本一定要科举出身。花钱捐官出身的人,可以做到户部尚书已经是特事特办了,要做大学士阻力实在太大)

    沉廷扬便有些焦急地说:“国本大事如何等得许久?就算消息不确凿,也只能先听史阁部的,议个章程备着!”

    高弘图微微白了他一眼,也不反驳,心说你丫的跟潞王是儿女亲家,你沉廷扬的态度能骗得了鬼!

    史可法倒是相信沉廷扬不是那个意思,他连忙开口止住了这种无意义内耗:“好了,名正言顺固然重要,但也不必一直纠缠,研文兄(高弘图)所言确有道理,咱今日就先以监国人选为议题,展开后续讨论,暂时不涉及新君人选。”

    皇帝位置虚悬时,先立一个宗室为监国,也是有先例的。

    当初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于谦等人一开始也是先立其弟为监国,后来英宗一直没回来,还被也先拿来要挟叫门,于谦等人才把监国正位为君。

    如今先立个监国过渡一段时间,等等崇祯的儿子们万一能逃出来,也算有个缓冲,也等于是“公示期”。

    要是监国都公示了几个月了,崇祯的儿子也不出现,那就等于“注销之前已经登报请债权人确权了,是债权人自己不来的,等同放弃债权”。

    这话很公允,自然没人质疑,六部尚书全部答应,史可法也算先推进了一个小目标,把信心建立起来了。

    很快,史可法就把问题推进到了戏肉上:“那诸位以为,如今何人适合监国?”

    史可法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看向礼部尚书姜日广。姜日广也知道,礼部管伦常,所以基本讨论范围必须由他来给定。

    姜日广便当仁不让地说:“依照伦常礼法,自然是福王殿下与大行皇帝血缘最近。

    另有惠王,亲疏远近一般,只是长了辈分。且惠王殿下公然礼佛多年,遣散妃嫔,恐无心于此国难之秋监国。

    最后,潞藩较福、惠二藩稍远一辈,但去年陛下曾命其代天祀祖,似有以其执掌宗室诸务之心,只是此后未有明诏。且素闻潞藩有贤名,故而大行皇帝才会在告慰凤阳祖陵祖庙时舍近而求远。也不妨将其列入讨论,以告慰大行皇帝。”

    姜日广这番话,也不完全代表他本人的意思,其实背后自然有东林档和一众南京主流文官的压力——

    历史上,东林文官也害怕福王为了当年老福王的事情清算他们,重新重用阉档来反攻倒算,所以找各种借口扯福王后腿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很多理由实在不像话,最后也没有得逞。

    谁让史可法这人还是比较正直,讲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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