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章子俊躲在船舱中,正在用火枪瞄准在码头上坐着黄马的那个县官,等待时机一枪打你个狗啃屎,也不想打死他,让他受伤就行,只要自己能不卷进去,赶路要紧。

    为了保险起见,章子俊把另外二支燧发枪也装填好火药尼米弹,放在身边,万一不中,马上就能再开一枪补救。

    放枪最好的时机就是那艘披麻戴孝的船上放炮竹,用爆竹声来掩盖枪声,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把那个县官打伤后,趁乱开船就走是最可行的脱身办法。

    可是送葬船的放爆竹是有许多规矩的,还有时间限定,比如路过桥时,放一爆竹,意思是跟死人说,要过桥了,还有就是每隔一个时辰放一爆竹,意思是报时,距落葬的吉时还剩多少等等讲究。

    可是现在明显是等不及了,趁着目前乱哄哄,哭声叫骂声,只听叭咕一声脆响后,距离码头一百米处的那个县官,在一声马的嘶鸣声后,连人带马一头栽倒在地,突如其然的一枪,着实让码头上的所有人给惊呆了,也不知是从哪里放的枪,是谁放的,剩下的只听到那个县官嘶喊裂肺地惨叫,这一枪打在大腿上,尼米子弹直接穿过大腿又打进了马的腹部中,马立即倒毙不起。马血混合着人血,这些差役哪里看过这样的场景,早就四散而逃,有些呆若木鸡状,更多的在四处张望着。

    那些正在商船上驱赶船上人员的差役们,也不驱赶了,在城门口旁,众人七手八脚地抬来了一块门板,正在把县官老爷弄上门板,赶紧送医找郎中。领头的走了,底下的差役们也就一哄而散了,趁着目前官府还没反应过来,章子俊让船老大赶紧开船,远离此地,这个地方已经被地方官府弄的乌烟瘴气,到处是斗凶逞狠,自己为了能脱身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

    在码头上有许多的商船,有装杂货的,有装水缸陶罐的,还有许多贩米粮的,看到有船离开码头,才拍着脑门反应过来,纷纷解缆四散,逃离此地要紧。连那艘送葬船也在一声爆竹声响后开溜了,不一时码头边跑的一只船也没有了,连码头上的一些搬运、小吃摊、小商贩全跑了。

    这一路上注定不太平,运河上开船还好说,可是进入永定河后的幽州地界,沿河两边全是大山深处就不那么美好了,到处有水贼活动,不日船行至瓦窑堡村的意个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就遇到了一伙水贼,后面跟着一只小舟,当时船老大凭着多年的经验说道:“后面的船只怕是水贼。”引起了章子俊的警觉,船上女眷躲藏船舱内不要出来,章子俊跟公上缨全副武装起来,怎么看,公上缨喜滋滋地兴奋起来,卧槽,这小妞最喜欢打打杀杀,这些年来还没改掉以前那种江湖快意恩仇,不一会前面三只小叶舟迎面而来,船老大慌了,大喊大叫着有贼啊有贼。

    章子俊吩咐船老大道:“遇贼不要慌,只管往前,不管发生什么事,船帆不能下来,把船舵掌好,一旦船走偏或是慢下来,就逃不掉了。”让船老大的儿子守护着船帆,而自己带着二个后生去了船头上,三支燧发枪全部装好弹药,二个后生一人一枝抱着,等章子俊打一枪后,就能快速地换枪,二个后生小子就快速装填弹药。

    因为船老大的船大,不怕相撞,能撞翻最好,三艘小船就是当地渔民的捕鱼船,每船上五六人,很明显这些人来者不善,因为手中握着刀,有些人拿着竹杆子,这些竹杆子可不是普通撑船用的,在竹杆子一头是有铁钩的。

    章子俊知道喊话没什么用,所以就在船头上架起了燧发枪,只等行到有效距离就开枪,盗贼,即小偷和强盗的统称。特别是明清时期,盗贼活跃,绿林大盗、响马渠魁、江洋大盗等形形色色的盗贼在各地出没无常。

    盗贼大致可分为陆地盗贼和水域盗贼两类。也有陆地和水贼相勾结的盗贼,在运河中的盗贼一般不会抢劫过往客船,主要抢劫粮船,明代粮船主要是漕船和白粮船,运军驾驶漕船运送漕粮,民户驾驶白粮船运送白粮。此外,天津至通州水浅时,漕运粮食需换体型较小的拨船(亦称驳船)转运,故拨船也属于粮船的一种。

    历年来修浚运河主要就是为了运粮进京,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粮船从京鲁运河经过,成为盗贼偷抢的主要对象之一。就说前几年景泰六年,进京运河沿线有盗贼出没,劫粮船、杀运军,“沿漕河,盗贼横甚,漕军为有杀掠者”。后有盗贼李自名等在济宁等地,“剽卤漕粮船只,杀伤运军”。随后有盗贼在石佛闸劫掠粮船,“戊戍,至石佛,盗劫运舟,杀一人,伤一人”。

    除了抢粮船外,还有一块肥肉就是官船,官船,是指文武官员乘坐的船只。大运河是明朝时期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很多官员外出(包括公干、返乡、采办等)都选择走运河水路,因此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官船从京鲁运河通过,成为盗贼觊觎和偷抢的另一重要目标。

    就说  永乐十九年,嘉兴通判陈原佑、黔阳县丞翁良兴以及阁臣文敏亲属文义、文让一同乘船进京,在东昌府境内被盗贼抢劫。随后七月,有盗贼在通州与香河之间抢劫南京进贡内臣船只,抢去行李等物巨多,因为这些太监的油水实在是多。

    来年的四五月间,国子监祭酒陆深从京城坐船南下,从桑园至七级闸,一路有盗贼骚扰。因为陆深实在拿不出什么值钱货,还好没有伤及人员。东平安山至济宁长沟之间有成群盗贼在运河沿线抢劫官民船只,“闻安山、长沟上下盗贼百数为群,白日行劫官商船,经过如履虎尾”。

    运河大盗陶文、赵三等在七级闸抢劫千户安国官船,抢去官银一千九百余两。更有盗匪在漷县盗劫刑部官员熊履初船只并杀伤家属。

    看看,在古代行路也是一种风险,弄不好家破人亡,这些只是牛毛,还有许多小贼小盗更难对付,专门偷抢民船,就是不定地骚扰你,让你每时每刻在不安定中,直到能满足这些盗贼的需求为止,接着下一站接着有盗贼接力上。

    京鲁运河上民船往来频繁,也是盗贼作案的重要对象。早在洪武年间,即有苏州卫卒扮作盗贼,趁夜在河西务抢劫客船。“苏州卫卒十余人驾舟运饷,泊河西务,夜劫客舟”。永乐初,有名为泰邦的商人乘船进京贸易,在张家湾被盗贼王甲、王乙抢劫杀害。到了目前成化年间,商人眭敖、眭祥父子从北方运货南下,至临清时,有盗贼扮成佣工,受雇上船,准备在途中杀人越货,结果被二者发现并解雇。

    江苏泰兴人张某病逝于京,其子扶柩回籍,船至济宁时遭遇盗贼。还有天津运河有船户借贩盐为名趁机抢劫,“天津沿运河皆屯所,曩无司庾之人,时有奸人驾舟假名贩盐,乘闲攘劫”。

    这些盗贼的身份复杂,来源广泛,包括漕运军丁、粮船水手、粮船短纤乃至寻常百姓都有沦落为盗贼,偷抢运河船只的现象。而不同群体的处境不一,导致他们作案的直接原因也有所不同。

    漕运军丁差役繁重、入不敷出,甚至破产,负担过大。这是导致部分军丁在运粮途中偷窃、抢劫的直接原因。同漕运军丁一样,粮船水手出运过程中也面临各种困难,劳动艰苦,而其收入比军丁更低。水手往返运输一次仅仅得银三两,如以最低6个月时间计算,每天最多得钱六十文左右,不足以糊口。因此常有在船偷窃的行为,“今所号为水手者,皆沿途顾募无籍贫民耳。往回与值三两,得钱之后,往往逃去,及其在船之时,复多方凌辱旗甲,鼠窃狗偷,甚受其累”。

    还有运弁克扣粮船水手工钱的现象,导致其收入减少,引发报复性的偷抢。例如,应天卫指挥耿秉孝船只在河西务丁家庄遭劫,后来查明,抢劫者正是受雇的漕粮水手,因工钱遭到耿秉孝的克扣而抢劫,“揆其劫杀根因,咸称本官克减所致。今武清县见获强贼陈二、传二供称应天卫水手姚益、王二与杭州卫帮内水手刘三等十五人,俱系各卫水手”。可见,粮船水手收入较低,是导致其沦为盗贼的直接原因。

    就在去年常州帮王益周粮船遭到抢劫,作案者是短纤段老四等人,因为贫苦而萌生抢劫念头。刘权之眷船在静海县曹家堤被抢劫,作案者也是短纤,因无人雇佣拉纤兼之中途所带银钱用尽,故合伙起意抢劫。奇丰额眷船在台庄丁庙被抢,也是因为短纤“缺少盘费”。可见,粮船短纤为盗主要是被生计所迫。

    而这一次章子俊碰到的盗贼在大山中的永定河上,这种盗贼是山贼演变而来,太不地道,也会伤人性命,什么都抢,连女人也不放过,要说以上的盗贼只是生活所迫,而永定河上的盗贼是毁人性命,所以章子俊也没好说的,发现情况就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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